最新整理从鸠摩罗什和玄奘的佛经翻译来看佛经翻译与佛教中国化之间的关系.docx

论佛教中国化文/杨爽佛教中国化历程漫长，对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佛教的某些话语解为汉地人士所掌握并大众化。

佛教的思维模式及取向也深深内化为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文化心理倾向。

佛教中国化的最终实现，充满了对儒家魔法信仰的怀疑与消解，对盲目信仰的批判。

对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的理性化以及性格塑造有积极意义。

同时，佛教在其中国化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儒道文化的影响。

佛教讲究“业报”，“业”，一般而言，分为身、口、意三业。

我们可以发现，“业”在大乘有宗看来主要是在思的作用下产生的，并由此而赋予“业”以形而上学的色彩，来解释宇宙、人生中的因果缘起。

早期传入中国的佛教以业感缘起作为其理论基础，业及缘起学说内化为普通信众的心理倾向。

业感论的生命整体理解模式仍旧与气论的神秘色彩共存于当今人们的思维与信念世界中。

“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宇宙秩序是要以‘道’的概念加以阐发的，这种概念在儒家以及大多数其他学派中都是共同的，要么是儒生那样以世俗的方式‘适应’社会领域里的世界秩序，要么就是道教徒那样的玄妙深思的离尘脱俗的态度。

这说明在中国人的思想里同样有一个形而上学的基础，是大有助于解释中国为什么能够接受佛教的佛学中国化的代表是禅宗。

这最能突出中国化佛学的思维批判之特色。

在中国传统思维中 ,诸如体、用、能、所、天、人、阴、阳等等一些术语的对立组合模式已渗入到民族心理的积淀中去，形神论争不过是在佛学与传统文化的碰撞时所激起的思维上的一朵浪花而已。

佛教精神的反本质主义，是对反对自我、事物乃至对世界的本质探求。

如果有人认为有本质的存在，便会陷入两种困境中去，一是进入神秘主义，另一个就是可能对社会共同体生活中的责任与义务的放弃，导致伦理的虚无化。

因为佛教文化自身也有问题，有学者指出“对宇宙人生之苦的感受与说教，一方面确实曲折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则仍然重复着佛教的基本教义。

基于人生之苦的解脱论引导禅僧追求虚幻的精神自由，造成心理上的自我安慰。

玄奘与鸠摩罗什两位传世佛教大师佛教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传世大师，其中玄奘和鸠摩罗什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他们的一生都致力于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发扬，对佛教的发展与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文将从他们的生平、学识造诣以及影响等方面来探讨玄奘和鸠摩罗什两位佛教大师。

一、玄奘的生平与贡献玄奘（602年-664年）是唐代著名的佛教大师，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和壮丽的事迹。

玄奘出生于陕西长安，早年出家修行，并对印度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为了深入学习佛教经典，玄奘不顾艰险，于629年开始踏上了西行取经的旅程。

他历经艰险，历时17年，穿越沙漠、山川，终于抵达印度的寺庙，学习了大量经典。

玄奘的贡献不仅仅是将大量的佛教经典带回了中国，更重要的是，他将多种梵文佛经翻译成中文，为后世的研究和传播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他以身作则，高度重视佛教的文化交流，曾多次前往宫廷陈述佛教思想，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外，他还亲自创建了一系列寺庙和文化机构，为佛教的传播和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二、鸠摩罗什的生平与贡献鸠摩罗什（344年-413年）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著名的佛教传教士。

他生性聪明才智过人，16岁便舍家出家，并深入研究佛法。

鸠摩罗什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翻译能力而闻名于世。

鸠摩罗什的一生几乎都在佛教翻译工作上度过，他所翻译的经典数量庞大，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他还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佛教教义体系，对后来的佛教界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两位大师的学识造诣玄奘和鸠摩罗什都是佛教领域的杰出人物，他们对佛教的研究和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玄奘的学识极其广博，他不仅熟悉佛教经典，还对历史、文学、天文等各个领域有着深入的研究。

他在印度期间，深入学习了多种语言、文化，为佛教的翻译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鸠摩罗什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精通多个语言，擅长翻译印度佛经。

他的翻译成果以准确、通顺、易于理解著称，对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浅谈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作者：杨玲来源：《新西部下半月》2013年第07期【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佛经翻译与文化交流发展关系，探讨佛经翻译对汉语言、汉文学和中国哲学方面的影响。

认为佛经的圆融精神促使了传统的儒家和合精神的发展，也丰富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同时，对中国文化的语言、文学发生了很大影响。

【关键词】佛经翻译；中国文化；汉语言；汉文学；中国哲学一、引言佛经的汉译使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大放异彩，随之带来了佛学的研究风潮，不仅开创了中国宗派蓬勃发展的新面貌，而且丰富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内涵，成为了中国文化遗产非常珍贵的一部分。

正是由于佛教翻译如此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在翻译理论中学习和了解它尤为重要。

翻译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转换符号的过程，更是一种承载语码的文化信息用另一种语码转换而来，进而推动不同文化间的传播，交流和融合。

对于佛经的翻译亦是如此，回顾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由佛经翻译表现出来的“圆融”特征和中国传统文化更包容性的特点。

二、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1、从佛经翻译看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回顾中国的翻译文学，曾经出现过三次大高潮：第一次是在汉唐时期，这一阶段的翻译主要以佛经翻译为主，其代表人物有道安、鸠摩罗什及玄奘等；第二次是在明末清初，主要以翻译各类经书为主，如利玛窦对《圣经》的翻译等；第三次则是在中国近代，此时多种文体的翻译相继出现，翻译的种类也逐渐开始增多。

由此可知，佛经翻译从掀起第一次翻译高潮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延续了上千年，究其原因不仅受到了当时客观历史条件的影响，更是由于佛教“圆通”思想起着关键的作用。

《辞源》中解释“圆融”一词为：“圆融，佛教语。

破除偏执，圆满融通。

这赋予了佛教特有的性质—开放和包容。

因此，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既能保持自己的特性，又能与中国传统的各家学说相互沟通和交流，例如，用顺应融会的态度对待儒道学说，并效仿其譬如淑世化民的正面的社会作用。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形成和发展了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中国传统文化，其形式多样并不断发展变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但其不变的“和”的精神内核却在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中受到了一致的推崇，并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扬。

鲁迅对翻译标准的主要观点是：“凡是 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 易解，一则保持着原文的风资。”他提 出“宁信而不顺”。
主张直译，是为了照顾输入新表现法和 保持原作的风貌，对待翻译工作的态度 十分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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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互生
朱自清，原名自华，字佩弦， 号秋实，生于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九( 1898
科技翻译的代表人物
明代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 的《几何原理》等书。虚心吸取别国的长处，为我所 用，以超越前人。徐光启是最早将翻译的范围从宗教 以及文学扩大到自然科学的翻译家。
清代的林纾（琴南）以口述笔记的方式翻译了184种西 方文学作品，达一千万字以上。最著名的有《巴黎茶 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呼天 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 （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 等。因不懂外文，译作删减、遗漏、随意添加甚多。 但是林纾的翻译让中国读者了解西方文学作品,郭沫若、 鲁迅等都受到林译小说的影响。
清朝的林纾(字琴南)第一个把西方的文学作 品介绍给中国读者，被称为文学翻译的始祖。 文学译品甚多，字数达1200万，有《巴黎茶 花 女 遗 事 》 《 块 肉 余 生 述 》(David Copperfield), 王 子 复 仇 记 》(Hamlet), 《 撒 克 逊 劫 后 英 雄 略 》(Ivanho) 、 《 黑 奴 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等。
年11月22日)，逝于1948年8月12日， 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战士。 原籍浙江绍兴 因三代人定居扬州，自己又毕业于当时设
在扬州的江苏第八中学高中， 且在扬州做过教师，故自称 “扬州人”。 他是现代著名的作家和学者。

东晋到隋（发展时期）的佛经翻译
❖ 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 备五也。 （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
❖ 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其 备六也。 （深爱道术，淡于名利，不想出风头）”。
❖ 译德、译才，德才兼备，方为合格的译者。 也就是说 既包含人格修养，又包含学识修养 八备把译经活动同译者主体的道德风尚、学 识修养和语言能力结合起来。有学者认为， 八备开创了主体性（subjectivity)研究的先河。
我们综合学者的见解，根据历史上出现的翻译高潮和 翻译的不同内容，将中国翻译史分为：东汉到宋的佛 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 五四以后的文学与社会科学翻译；建国以后的翻译五 个时期。
从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
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安世高译经开 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发展,到唐代 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代以后则是 尾声了(马祖毅，2004：19)。
东汉至西晋（草创时期）的佛教翻译：
❖ 支谦 三国时佛经翻译家。东汉末年，避乱入吴，博览群 书，通晓六国语言，才学深澈，内外通备，得到孙 权赏识。
❖ 有意识地变通原文，删减原本中繁复的表达，减少 胡音在译本中的比重，改‘胡音’为汉意，减少胡 语即音译在译本中的比重，也就是用意译取代音译。
❖ 其译文：文质调和。
东晋到隋（发展时期）的佛经翻译
❖ 从东晋到隋朝，是佛经翻译的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翻译家有：（释）道安、鸠 摩罗什、真谛、彦琮。
❖ 道安
东晋僧人。形貌奇丑，博闻强记。东晋时被
前秦王符坚（所以又称符秦时代）带到长安， 因主张僧侣以释为姓，又称释道安。 ❖ 道安是中国翻译史上总结翻译经验的第一人。 到了东晋时期，佛经得到统治者的扶持，官办 译场开始出现，佛经译本日多，但译者水平参 差不齐，到处可见刻板死译、增删无度的现象。 针对此道安提出著名的是“五失本，三不易” 之说。 ❖ 五失本(five devi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指 佛经从梵文译成汉语时，在五种情况下允许译 文与原文不一致： ❖ “梵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 ❖ 梵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

二、罗什开设译场 1）背景 罗什入华时，正是佛教在南北中国大面积推广之时，随着 佛教信徒的增加，规范佛经翻译已经成了社会的一种必需。 罗什是我国最早开设译场的译家，他在长安逍遥园与长安 大寺设立译场，率弟子八千余人，大规模地翻译佛经。开 创了中国集体翻译佛经的先河，从而为以后译场制度的形 成奠定了基础。 2）罗什所做出的贡献 培养翻译人才：罗什不但翻译，而且讲授，使翻译与讲习 培养翻译人才：罗什不但翻译，而且讲授，使翻译与讲习 相结合。培养了许多造诣很深、名冠华夏的僧人，其中著 名的有僧睿、僧肇、慧观、道融、昙影等。 他使得佛经翻译由个人行为或少数人行为变成一种近乎大 众的行为,开创了中国集体翻译佛经的先河。这不仅避免 众的行为,开创了中国集体翻译佛经的先河。这不仅避免 了少数人翻译在技术上存在的不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提 高了所译佛经的信誉度，使伪经市场大大缩水。 他坚持以梵文本佛经为翻译原本。这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 “重译”带来的衍误，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佛经翻译的标准 重译”带来的衍误，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佛经翻译的标准 本或者说是范本。 或者说是范本。 他利用国家政权的介入，确立佛经译本的权威性。后秦皇 他利用国家政权的介入，确立佛经译本的权威性。后秦皇 帝姚兴不仅对罗什优宠有加，而且还乐此不疲地参与到罗 什的译经事业中来。从鸠摩罗什译场的成立开始，中国佛 经翻译的性质上升为国家的文化事业，进入了“官译” 经翻译的性质上升为国家的文化事业，进入了“官译”的 历史阶段。这种翻译力量与机制的重新整合取得了前所未
开设译场(1) 开设译场(1)
一、美国翻译培训派（The 一、美国翻译培训派（The American Translation Workshop） Workshop） 1）翻译培训派创立翻译培训班的前提：归根到底，就是能否 进行文学翻译教学的问题。 耶鲁大学的策德内斯（Jonans Zdanys）在《 耶鲁大学的策德内斯（Jonans Zdanys）在《翻译教学： 翻译教材结构的几点说明》 1987）一书对此做了论述。 翻译教材结构的几点说明》（1987）一书对此做了论述。 最初他对文学翻译教学也持怀疑态度，通过实践，策德 内斯打消了疑虑，认为翻译确实可以进行教学，并希望 能吸引有志于文学的青年一起“ 能吸引有志于文学的青年一起“探讨诗歌翻译的理论与 实践” Zdanys，1987：10）。他说： 实践”（Zdanys，1987：10）。他说： 虽然我仍坚持创作不宜教学的观点，但我确实认为认真 讨论不同理论的文章，仔细研读原诗，对翻译的反复推 敲以及对翻译各方面的探索会使每一个参加培训班的人 更深刻地了解翻译的动态过程…..对文学的复杂性肯定 更深刻地了解翻译的动态过程…..对文学的复杂性肯定 会有更深的理解。（Zdanys，1987：11） 会有更深的理解。（Zdanys，1987：11） 2）翻译培训派理论和实践的代表人物应首推哈佛大学的里查 兹（I. 兹（I. A. Richards）。 Richards）。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里查兹在哈佛大学创办了阅读培训 班。这实际上是以后创办创作培训班及翻译培训班的前 奏。里查兹的真正目的是要创建一种全新的教育方法， 用来“充分地理解” 用来“充分地理解”文本，以求得正确而统一的反应。 在里查兹所办的培训班里，里查兹企图就交流问题 （communication）寻求某种统一的答案。为此他制定 communication）寻求某种统一的答案。为此他制定 了一些规定和条款，他说：

浅析玄奘的翻译观及其佛经翻译作者：包布赫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17年第12期1.玄奘的翻译观玄奘主张应该注意原文风格，认为原文如果简单平实，译文就不应该做文字修饰。

他提出的“五不翻”原则是对佛经中一些内容音译制定的规则，这表明玄奘不完全同意意译。

所以他属于“厥中”派，对于直译和意译是根据文本内容和风格而寻求方法，其方法则不拘泥于直译和意译。

“五不翻”音译原则分别是：第一个是“为秘密故”，原文中一些词语，如果难揣测出其义，则不能意译;第二个是“含多义故”，原文中有些词汇意思多，不能选择其中哪个具体的意义来翻译;第三个是“此无故”，原文词语中土没有;第四个是“顺古故”，有些专有名词前代翻译已经为大家广泛使用，只需沿用无需另译;第五个是“生善故”，原文有些词汇能够唤起人的尊重之心，而一旦翻译过来反而会使人轻贱它们。

2.从翻译因素论角度分析玄奘的佛经翻译许钧在《翻译论》（2014）一书中提出翻译因素论，他提出影响译者“译什么”和“怎么译”的因素可能有以下几点：文化语境和社会因素、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翻译动机与翻译观念、语言关系与翻译能力。

社会因素对翻译的选择、翻译的接受和传播起着直接的影响作用。

在唐朝时期，唐朝帝王认为自己是道教创始人老子的后代，所以在唐朝道教除武后时期，大部分都是在佛教之上的。

社会对佛教的需求，迫使帝王重新重视佛教的地位。

也正因为社会对佛教的需求，也促使佛经翻译的兴盛和发展。

“就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而言，翻译界真正对此问题予以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

”（许钧，2014：150）在玄奘的佛经翻译中，确实受到了当权者意识形态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玄奘在佛经翻译的十一个译场司职中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职位，那就是监护大使。

之所以会有帝王派官员参与译场翻译，正是因为帝王需要对佛经整个翻译流程及翻译内容进行监督和审查，以免不利于朝廷的内容流传到民众中。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具有很强的目的性，这里必然涉及“为什么翻译”的根本问题。

论玄奘的佛经翻译原则作者：马逸超来源：《魅力中国》2018年第15期摘要：翻译作为一门学问，讲究技巧和方法。

玄奘在进行佛经翻译工作和翻译研究时，提出了“五不翻”原则。

“五不翻”原则作为一种翻译方法，在对佛经的翻译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也在后世的其他翻译中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

关键词：“五不翻”；原则；音译引言：中国的翻译历史悠久，然而提出明确的翻译原则，形成翻译理论的人在古代并不多。

玄奘在进行佛经翻译时，明确提出“五不翻”原则。

而如今，随着世界各地文化的不断发展，文化交流的需要也越来越强，翻译的作用也越来越凸显。

于现世翻译而言，玄奘的翻译原则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一、“五不翻”提出背景我国翻译的真正发展起源于佛经的翻译。

佛经自印度传入中国后，我国的翻译活动开始兴起，翻译的规模不断扩大。

因而，翻译方法和翻译原则也在逐渐形成。

支谶、支亮、支谦是最早将大乘佛教传入中国的西域高僧，其中支谦作为“文质之争”文派的代表人物，强调佛经翻译应注重文采修饰，易于读者理解。

随后，文派和质派各有发展，文派的鸠摩罗什开意译之风，而质派的释道安则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文质之争”进一步延续。

玄奘在结合前人的翻译方法和翻译原则后，提出了“五不翻”原则，即“秘密故”“含多义故”“此无故”“顺古故”“生善故”均不做意译，而采用音譯。

玄奘对“文”和“质”进行了融合，使得翻译效果更佳。

诚如如梁启超所言：“若玄奘者，则直译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

”二、“五不翻”具体内容一，“秘密故”不翻是指有秘密含义的采用音译，如咒语“陀罗尼”，如果采用意译就会失去其特殊意义；二，“含多义故”不翻，有多种含义的专业术语不意译，如梵语“薄伽梵”一词具有6种意义：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因而这个词在汉语中没有等义词，故采用音译；三，“此无故”不翻，在中国找不到对应物的不意译，比如“阎浮树”只产于印度，中国无此树，所以采用音译；四，“顺古故”不翻，约定俗称的事物便采用一直沿用的翻译，不作新译，例如“阿耨菩提”虽可再译，但易造成混乱，因此最好照用古人的翻译；五，“生善故”不翻，即减轻愿意分量的不可采用意译，例如“般若”并不直接翻译为“智慧”，因为“般若”意义高于“智慧”，更能使人心生敬意，若将“般若”译作“智慧”，略显轻浅。

解释： 玄奘所谓的不翻，就是用音译。音译即 不翻之翻。他具体提出了五种情况不翻，即神 秘语，多义词，中国没有的物名，久已通行的 音译，以及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例如，“般 若”一词显得庄重，意译为“智慧”就显得轻 浅了；“释迦牟尼”如意译为“能仁”，则其 地位便似乎不及中国的周公与孔子了；“阿耨 (nou\) 菩提” 如译为“偏正知”，则难以与中 国道教所言相区别；“菩提萨 ”，如译为“大 道心众生”，也显得低劣。凡是遇到此类名词， 皆宜不翻。
第五讲 玄奘与“五不翻”
我国佛教翻译史上最著名的四大翻译家：鸠摩罗什、真谛、玄奘、 不空（一说为义净），最著名的是鸠摩罗什和玄奘，尤其玄奘最 为突出。佛教史学家把罗什以前的译经叫作“古译”，把罗什以 后的译经叫作“旧译”，而把玄奘的翻译称为“新译”。可以说， 玄奘开创了中国译经史的新风格、新局面。 玄奘其人：玄奘（600-664），唐代名僧，通称为“三藏法师”。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从长安出发，西出墩煌，四年后展转 到达印度，至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往返十七年，行程 五万里。回国后潜心译经，先后主持译出经论七十五部，一三三 五卷，比其他三位佛经翻译大师的总和还多六百余卷，占唐代翻 译佛经的一半以上。被印度学者柏乐天称为“有史以来翻译家中 的第一人，他的业绩将永远被全世界的人们记忆着。” 玄奘译经的质量，也达到了自有后按照汉语语法改写，最 后由笔人润饰，或增或减，多失原意。而玄奘精通两中语言，又 深通佛理，译经时出口成章。梁启超评价他的翻译说：“若玄奘 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 玄奘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 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翻译技巧。
“五不翻”： 在《大唐西域记》的序文中，玄奘论述了五种不 翻译的情况： 一、秘密故，如“陀罗尼”（直言，咒语）。 二、含义多故，如“薄伽(jia)”，梵具六义（自在，

字逐句信笔直译之译法，以求最大限度地将佛经准 确地传译给中国读者。 2.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标准及“五不翻” 原则。 2.1 “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标准 所谓“求真”就是指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内容并保 持原文风貌；所谓“须喻俗”，就是指译文语言必 须通顺易懂并符合其语言规范。
五不翻”原则
(二)态度严谨，着笔审慎，译前广罗名本，校
勘异同，择善而从。 因为传本的不同，有的字句之间相差很远， 校勘各本异同，有所根据，作出判断，订正 舛文。 (三)语言精确，确台原籍，直译意译，不拘 一例。 (四)重译经论，参考旧译，订正前失，使之益 臻完善。
四、玄奘的翻译贡献
1.佛经“新译”的创世人 玄奘开创了“新译”的里程碑，提倡忠于原本，逐
唐代高僧。洛州缑氏县（河南偃师）人，
俗姓陈，名袆，乳名江流，法名 玄奘，唐朝
第一高僧。世称唐三藏，意谓其精于经、律、 论三藏，熟知所有佛教圣典。
二、玄奘的翻译作品
玄奘先后在弘福寺、慈恩寺、西明寺、玉华寺 等地译经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超过了与他 并称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四大家的鸠摩罗什、真谛和 不空三家翻译数量的总和。 1.《大唐西域记》 由玄奘口述，弟子窥基笔录，将十七年艰难求法行 程中经历的一百一十个国家和传闻得知的二十八个 以上的都城、地区、国家的各种情况，整理成《大 唐西域记》十二卷，成为研究古代中亚、南亚各国 （如阿富汗、巴基斯、《成惟识论》
所翻译的经论以法相惟识学为中心，译出瑜
。
伽行派一本十支各论 3、译出小乘有部的《俱舍》、 《婆沙》等 阿毗达磨（论书），还在玉华寺译出《大般 若经》
三、玄奘的翻译理论
(一)集体翻译，分工负责，有计划地进行。玄

依实 出华 一、如何看待鸠摩罗什的‚增删‛问题？
两个问题

二、鸠摩罗什的译文是否‚华美‛？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 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 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 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 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 畅叙幽情。（王羲之《兰亭集序》） 其人近出,未久之间, 于后宅舍,忽然火起, 四面一时,其焰俱炽。 栋梁椽柱,爆声震烈, 摧折堕落,墙壁崩倒, 诸鬼神等,扬声大叫。
鸠摩罗什翻译思想再探讨
几组概念
译文 异化——归化 神学性——非神学性
鸠摩罗什 VS Benjamin
Benjamin:

Selbstgeltung
自身价值
„Denn kein Gedicht gilt dem Leser, kein Bild dem Beschauer, keine Symphonie der Hörerschaft“

（‚没有一首诗为读者 而作，没有一幅画为参 观者而画，没有一部交 响曲为听众而谱‛）
鸠摩罗什 VS 鲁迅
鲁迅：



——“硬译‛——“按板规逐句,甚 而至于逐字译‛ ——“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 ‘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 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 ——“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 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 法……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 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 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所以 在现在容忍‘多少的不顺’,倒
鸠摩罗什的翻译思想概述（2） ——翻译文体


我国翻译史上有名的译例就是 罗什推敲《正法华经》的译句： 古译原为‚天见人，人见天‛， 罗什译经至此，觉得太过质直， 就与僧睿商量，改译作‚人天 交接，两得相见‛。此译顺应 当时趋向绮丽的文风，讲究译 文的文采。 罗什对译经文体的改革还表现 在他对音译的处理上。僧睿 《大品经序》说到罗什翻译时， ‚……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

玄奘翻译译论的现代化意义和其影响作者：梁岩来源：《新丝路（下旬）》2020年第01期摘要：玄奘毕生奉献于佛经翻译，其译著不管是从数量、质量上都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史上顶峰，译论虽少但精华灼现，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

本文以玄奘的为终点剖析对象来讨论研究探索其现代意义。

关键词：玄奘;佛经翻译;翻译观一、玄奘翻译历史背景及其深渊玄奘（公元600-664年）经过西行17载，回国后潜心研究佛经翻译，总共翻译佛教大小经论75部1335卷，共计1千万多字，玄奘的译著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历史上的高峰，被誉为“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

玄奘开创了中国译经史的新风格和新局面，并为中国古代翻译注入了新鲜血液。

玄奘精通语言又申通佛理，译文似为天成之作，正如梁启超评论：“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参见周敦义《翻译名义集。

序》）从翻译历史上看，玄奘并非实践第一人。

但玄奘在译经繁荣、译家辈出的时代超凡脱俗终生献与佛经事业。

佛经翻译始于汉代，佛经译论开篇当为三国时期支谦《法句经序》，在中国佛经译论诞生初期，就已经有直译、意译之争，支谦在直译洪声中，既有随附也有抵抗，其译文“辞旨文雅，曲得圣义”《高僧传》。

曾经当时也有众多译家引用老子和孔子之言为其直译观辩护，这一现现象明我国现状从一开始便深植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传统文化和翻译理论紧密结合。

“弃文求质” 是中国翻译早起发展历史的必然结果，因为早起的佛经翻译不仅受制于译者的双语水平，还受到了文化的阻隔，再加上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足，经文质朴而旨圣，译经“畏惧失实”应该“得本缘故”（道安语），力求符合原文原意。

由此得出，中国开篇议论孕育在直译占主导风向的土壤中。

随着佛经文化的渐入，异质之言或径入或文本饰，国内的佛经翻译家也注意到佛家经典与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学术思潮的融合进入社会的必要性，译文多为“滞文格文”直译观。

鸠摩罗什（344-413）以意译为代表的“宗匠”其译经质量受到很高的评价，从文本来看趋文饰，注重表现原文的文体和语趣，被享有誉名“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赞宁语参与《宋高僧传》）随着历史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其后的高僧对于“文”、“质”两者之见，多执中用两，中国古典译论已从论述翻译方法扩展到对翻译主体的关注。

佛教语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中历史最悠久的宗教之一。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千余年来一直是中国人民的主要信仰，其间经过历代高僧大德的弘扬提倡，许多帝王卿相、饱学鸿儒也都加入这个行列，终于使佛教深入社会各个阶层。

它的信仰深入民间，‘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

’正是忠实的写照；而佛教的哲理部份则与儒、道等相结合、相融会、相激荡，然后汇入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大海里，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一，为中华文化放射出灿烂辉煌的光芒。

东汉末年，佛教经典随着鸠摩罗什等佛法弘传者传人中国，翻译经典遂成为表达佛法思想的首要工作。

由于中国与印度在文化、风俗等之间的差异性颇大，想要找到适当的对译词实非易事，译经师们本着对佛法义理的掌握及自己在文学上的素养，在字字句句中仔细推敲下，更冀望以最贴切的文字词汇来阐扬佛法真正的意蕴。

因此，在佛典翻译的阶段中，不但使佛教的法身慧命得以绵延，同时也丰富了中国文化的词汇，甚至影响到中国文学、艺术、音乐的创作与发展。

佛教的传入，对汉语词汇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扩大了汉语基本词和根词，影响了汉语的哲学词汇、文学词汇、民俗和日常用语，增加了汉语词汇的表现力和生动性，使汉语更加丰富多彩和富有韵味。

汉魏至隋唐期间，随着佛教文化的广泛渗入，为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数万条词语，在汉语词汇中留下了浓厚的佛教文化气息，使汉语中的成语、词汇更加的丰富、五彩斑斓，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常用词语都有近五百条。

比如：现在、如实、实际、真谛、单位、迷信、无常、净土、慈悲、相对、如是、上乘、有缘、化身、忏悔、生老病死、菩萨心肠、大千世界、不可思议、一丝不挂、芸芸众生、想入非非、盲人摸象、三心二意、在劫难逃、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执迷不悟、恍然大悟、当头棒喝、走火入魔、十八层地狱，十恶不赦，七手八脚，顽石点头，恶口伤人，称心如意，借花献佛，爱河，烦恼，浩劫，流通，家贼难防，野狐禅，羚羊挂角，欲火，宿命，弹指，随缘，森罗万象，雁塔题名，悲观等等。

３．２ 对专有名词的译法。鸠摩罗什在处理专有名词如人名、神名 和一些不可翻译的名词上都有他的独到见解，对于那些难以在汉语 中找到对应的梵文辞汇，他都会坚持音译，而且力求统一译名，避 免一辞多译，使译文更见易读，同时亦不失异国文化色彩，多添了 一份文字的美感。如“菩萨”、“欢喜”、“神通”、“清净”、“极 乐”、“微妙”、“如来”、“慈悲”、“精进”、“智慧”、“因缘”、 “境界”、以及音译词，如“菩提”、“舍利”、“罗刹”、“涅槃”、 “罗汉”、“夜叉”、“伽蓝”、“沙门”、“阿鼻”、“般若”、“比 丘”、“释迦”、“佛陀”“弥勒”。这些用以翻译佛教概念的新名词 以及外来语的音译词自然和新思想、新观念联系在一起，这些词语 流转的过程，不仅丰富和扩展了汉语言，而且拓展了思维的时间和 空间，扩大了人们的想象世界，给人们带来了前世、今世、来世以 及因果、轮回的观念，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 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的果。
４．结语 鸠摩罗什对佛经翻译为中土上自皇帝、下及平民提供了一个语 言的渊薮，使得自士大夫阶层到一般的平民百姓都能了解佛教。自 汉代以来政府诏令中频繁出现的佛教词语说明佛教文化已被当时的 人们普遍接受。而中土人运用儒道语词对佛教进行的解释，则成为 了佛教与儒教的缓冲与桥梁，再加上儒佛道三家思想内在深层的相 通性以及政府对其发展的支持，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夏文化。 综上所述，佛经翻译这桩公案无论在当时还是现代，在中国文化史 上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对于现代文化的交流和中国文化新的生长， 佛经翻译既提供了一个范本和指南，其翻译的产物――佛教语言也 成为了交流互动中衔接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桥梁。它为中国文化 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契机。洪汉鼎认为：佛经的翻译超出了宗教的范 围，具有广阔的社会文化意义。由此可见，无论从宗教抑或文化的 角度来看待鸠摩罗什，他都功不可没。

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看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摘要】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对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思想进行观察和解读。

“质而能雅、依实出华”的佛经翻译思想之所以在中国翻译史上影响深远，正是由于对当时复杂的宗教翻译生态环境多方面、全方位的适应与选择：翻译操作上删繁就简，翻译过程中精益求精，翻译方法的融合创新，翻译形式的有别以往，最终形成经久不衰的优秀译品。

本文拟为宗教典籍的翻译思想研究拓展一个新的视域，为翻译学研究和翻译文学理论研究提供更深广的历史向度。

论文关键词：生态翻译学,鸠摩罗什,佛经翻译翻译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适应、选择、保留、淘汰等现象，生态翻译学以自然生态学的适应选择为理论依据，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作隐喻类比，利用翻译活动与“求存择优”自然法则的关联性和类比性，论证和建构了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

该理论是一种“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翻译观，它将翻译界定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而“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

[1]39-40当代译界学者认为，翻译适应选择论是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运用“适者生存、求存择优”的自然法则，提出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以及美学层面等多维度进行选择和转换的翻译方法，强调并论证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突破了传统“信”、“达”、“雅”的译评标准，从而得出“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2]这个结论。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讨和挖掘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思想及翻译价值，从一个新的角度进一步解读和诠释佛经翻译乃至宗教典籍翻译的复杂性、主观性、互动性和生态性。

1 复杂的翻译生态环境翻译可以说是一种视野的融合，是文本的世界观和译者的世界观的对话和融合。

尤其宗教典籍的翻译过程从来就不是在文化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与异文化的协商、交流、会通、冲撞甚至部分冲突的情况下进行的。

佛经翻译历史及其影响简介佛经翻译历史及其影响简介 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流传到中国以后，在中国得到了极⼤的推⼴，这主要得⼒于佛经翻译。

佛经翻译在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形成了中国最早期的翻译理论。

⼀、佛经翻译历史 根据我国佛经翻译的发展历程，⼀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阶段，从东汉到西晋的佛经翻译萌芽期;第⼆阶段，从东晋到隋的佛经翻译发展期;第三阶段，唐朝时代的佛经翻译成熟期。

中国最早的正式佛经翻译⼤约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明帝睡觉时梦到⾦⼈于是派遣⼤使到天竺寻访佛法，天竺僧⼈迦叶摩腾跟随使前来洛阳，翻译了《四⼗⼆章经》⼀卷。

到了东汉末年时期，⼀些古印度和西域僧⼈来到汉地，以洛阳为中⼼，翻译出⼤量的佛教典籍。

⾃此，中国的佛经翻译⽇渐兴盛，所以翻译学界⼀般把这个时期视为考察起点。

但是这时的佛经翻译⼤多为个⼈⾏为，⽆组织性，因此⽂体杂乱。

这个时期佛经翻译的特⾊，主要有⼤⼩乘两系统：⼀是以安世⾼为代表的⼩乘禅学派;⼀是以⽀娄迦谶为代表的⼤乘般若学。

从东晋开始，佛经翻译逐渐受到国家的重视，因此开始出现⼤规模的翻译组织，佛经翻译开始蓬勃。

这时候翻译佛经的⼈⼤多来⾃印度，他们既通梵⽂，⼜懂汉⽂。

翻译出许多的佛经经典，主要有⼤⼩乘经论、密教经、律典等，涉及印度佛教各个流派。

这个时期佛经翻译的特点是传译较完备，译经师有系统地介绍佛经，确⽴翻译⽂体，翻译作品不求华美，但求切合原意，这是汉译佛经的发展期。

到了唐代，由于统治者⼗分重视佛经翻译活动，因此在⼈⼒财⼒⽅⾯给予了极⼤的⽀持。

特别在唐太宗时期，为⽞奘⼤师开设译经院，译经者达三千⼈之盛，这是中国译经的巅峰期，同时也是佛教的成熟期。

在这个时期译经师则以中国⾼僧主持译事，典型代表是⽞奘、义净，他们不但精通华⽂、梵⽂，佛学造诣更是博⼤精深，且以朝廷⼒量设置组织完备的译场，进⾏⼤规模的译经事业。

⼆、佛经翻译对我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东汉⾄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学史上的第⼀次⾼潮，也是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形成时期。

简述五四运动前中国翻译的发展变化与影响摘要我国的翻译历史悠久，发展长远。

对于我国的翻译历史的探究，有利于更深入的研究翻译事业，从而继承优秀的翻译文化。

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期，也是中国翻译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它加快了中西方文化交流以及中国人民的思想觉醒，为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五四运动前期的翻译著作对中国社会和翻译界的发展具有不可抹灭的积极作用。

本文将从五四运动前期中国翻译不同的背景、特点等方面出发，探讨翻译的发展变化与影响。

关键词：五四运动前；翻译发展；翻译变化与影响关于中国翻译史的历史分期众说纷纭，根据马祖毅在《中国翻译通史》中所提出的中国翻译史上的四大翻译高潮，可将五四运动前的翻译发展分为三大阶段：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两次西学翻译。

若按照陈福康编著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中依据中国历史的分期来划分，即把中国翻译史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个部分，则可将五四运动前的翻译发展分为古代和近代两个部分。

本文我们依据五四运动前的三次翻译高潮来看中国翻译的发展特点与影响。

一、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我国翻译史上有文本的笔译，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印度佛经的翻译。

因此一直到东汉桓帝建和二年，都是我国历史上的口译阶段。

从公元148年至今应是口笔译并行的阶段。

从东汉末至宋代的佛经翻译，将近千年，其时间之长，可以视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大特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翻译活动，也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翻译时期。

马祖毅将这一时期的佛教翻译分为四个阶段：草创时期（后汉桓帝-西晋，即公元148-316）；发展时期（东晋-隋，即公元317-617）；极盛时期（唐-北宋，即公元618-906）；衰微时期（南宋-清，即954--1111）。

后随着佛教的中国化和中国佛教的成熟，以及宋朝统治者对佛教政策的变化，佛经的翻译在我国逐渐走向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