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陈炯明关系纵横谈_答_广东党史_编者问_曾庆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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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裂】——孙中山与陈炯明陈炯明,生于1878年,广东海丰人。
他参加过科举,中过秀才,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是科举制度走向末路的时候,但也算光耀门楣了。
1912年,陈炯明认识了孙中山,因护法运动而开始合作,又因政见分歧而决裂。
陈炯明主张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建立与欧美民主国家相仿的联邦政制,逐步走向全国和平统一,这个主张,史称“联省自治”;孙中山不同意陈炯明的主张,他主张“中央集权”,要以武力“北伐”来统一中国。
一直到1921年,两人之间有了分歧,为后来的反目为仇埋下了祸端。
1921年4月,两百多名议员在一起召开国会。
在孙中山要求实名制投票的前提下,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在大纲中明确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方式和权限,大总统一人独断一切政务、政务以及内阁任免,却留下了一个漏洞,没有规定总统的任期。
孙中山当即选为大总统。
陈炯明对大会遗留下来的问题非常不赞同,他甚至反对孙中山任职,拒绝参加他的就职典礼。
大概孙中山对陈炯明如此简单粗暴的反对自己,也是记在了心里。
两个人分歧越来越大。
孙中山任总统以后,说服陈炯明加入了国名党。
随后,孙中山把心思放在了北伐上,统一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而陈炯明反对战争,主张保境息民,建立联省自治政府。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主张大相径庭。
1922年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
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然而,陈派及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都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
邓铿之死,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可以说是致命一击。
4月9日,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
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
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
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
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
“广东王”陈炯明,为何要反对北伐,闹得与孙中山势不两立一直以来,对于陈炯明的评价总是存在着两个极端,一种观点是以《陈炯明叛国史》一书为代表的,因为陈炯明反对孙中山,以致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彻头彻尾的坏,而另一种则是以陈定炎、高宗鲁为代表的,他们合著《一宗现代史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一书,把陈炯明推崇为“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似乎都多了一些情感色彩和伦理观念上的干扰,少了一种客观理性的分析和研究。
1925年春,正值东征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之际,孙中山却在北京逝世,陈炯明此时也已兵败逃沪。
曾是同盟挚友尔后又势不两立的一对冤家一时归于沉寂,在这种情况下,陈炯明仍亲拟挽联一幅致孙中山,对联曰:唯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这位前清秀才一点也不糊涂,他自知历史要留给未来考证,故有了一副任由后人评说的坦然架势。
谁都不能否认,陈炯明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也是极有影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我们先看他的显赫履历:前清秀才,清朝省议员,参加同盟会,组织革命暗杀团,策划东江起义和独立,参加讨袁运动,是袁世凯通缉悬赏捉拿的头号人物之一,任过广东省都督和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主政广东期间为广东做了大家公认的十件好事,还一度是孙中山唯一依靠的军事力量,而且为官为政清廉,有“一生不治私产,不贪污,不受贿,不二色”的政声。
那么,陈炯明后来又为什么与孙中山公开决裂并成为势不两立的敌对双方呢?孙中山一生致力建立民主共和统一中国,正因为这个宏大的目标顺应了历史潮流和中国国情,才奠定了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崇高地位。
辛亥革命胜利以后,清王朝虽然被推翻了,但中国的真正统一并没实现,军阀割据,内战纷起。
“五四”运动之后,军、政界以及文化界的很多人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中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
对此提法最为津津乐道者首推陈炯明,他认为应先把广东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
浅谈陈独秀在一次国共合作中的作用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曾经连续担任了5届中共中央总书记。
1921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向中共建议,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来实现国共合作,但最初遭到陈独秀和大多数共产党人的反对。
1922年中共二大后,陈独秀主张设想实行国共两党的“党外联合”的原则,完全符合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及远东劳动人民大会的精神。
1923年6月陈独秀主持召开党的三大,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非常幼稚,党又不能公开,只能做经济斗争,而不能做政治斗争,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
中共三大确立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基本方针。
标签:陈独秀;国共合作;作用一从党的“一大”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对国民党采取了“攻击”、“排斥”的态度。
在党的“一大”决议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各党建立任何联系”,因此对其他各政党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采取“独立的攻击政策”。
党认为当时的南北各派政党,都是争权夺利的,而不是为了真正改造中国的。
甚至把孙中山国民党同当时的北洋军阀视为“一丘之貉”。
在党的“一大”后,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国民党态度的转变,而在推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个人就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他于1921年6月來到中国,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并帮助召开了党的“一大”。
党的“一大”结束后,同年底,他受邀去桂林拜访孙中山,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他同孙中山和国民党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逐渐形成了一种认识,他认为孙中山领导下的南方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和民族革命的基地,因此他进一步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应该合作从而开展国民革命。
1922年4月,当马林从广东回到上海后,他立即将自己的想法分别告诉了上海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因为当时国共两党的总部都在上海)。
经过多次讨论后,国民党同意共产党可以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
但当马林将自己的想法提交给共产党人讨论时,便即刻遭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强烈反对。
陈独秀生平第一篇:陈独秀生平陈独秀生平1897年,1岁。
10月9日,农历八月二十四日,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今属安庆市)广圩陈家破屋。
1985年,6岁。
开始随祖父陈章旭读书。
1896年,17岁。
参加县考,中秀才。
1897年,18岁。
与哥哥陈庆同一起参加江南乡试,落榜,痛恨科举制度的黑暗。
同年,与安徽副将高登科之女高晓岚(小名大众)结婚。
1898年,19岁。
考入今浙江大学前身、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法文和造船学。
长子陈延年出生。
1901年,22岁。
10月,第一次东渡日本,开始一生的政治生涯,参加“励志会”,半年后即回国。
1902年,23岁。
春天,返回安庆,与柏文蔚等人组织“青年励志学社”,创办藏书楼,进行反清活动,遭清政府追捕,被迫再度逃亡日本,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次子陈乔年出生。
1903年,24岁。
参加拒俄义勇队,因与邹容、张继等人一起剪掉学监姚昱辫子,被遣返回国。
5月,从安庆到上海,参与由章士钊等人创办的《国民日日报》编辑部工作。
1904年,25岁。
在芜湖长街汪孟邹开办的科学图书社楼上,创办《安徽俗话报》,任主编。
11月,加入蔡元培等人创立的辛亥革命组织光复会。
1905年,26岁。
在芜湖秘密建立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任会长。
1906年,27岁。
夏,第三次去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入早稻田大学,与章士钊、苏曼殊三人合住一屋,生活非常清苦。
1907年,28岁。
春,参与筹备“亚洲和亲会”。
秋,从日本回国。
岳王会发动反清起义失败后,到杭州陆军小学任教。
1910年,31岁。
与高君曼双双从安庆出走,隐居杭州。
同年,三子陈松年出生。
1912年,33岁。
月,应安徽都督孙毓筠邀请,出任都督府秘书长,重办安徽高等学校。
次女子美(高君曼生)出生。
1913年,34岁。
二月革命爆发后,再次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
失败后,偕高君曼潜往上海,四子陈鹤年(高君曼生)出生。
1914年,35岁。
第四次去日本,协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
1921年三四月间,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广东共产党组织成立,取名“广东共产党”,先由陈独秀任书记,后谭平山继任。
确定以《广东群报》为党的机关报,并着手重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通过青年团作外围组织,吸收了刘尔崧、阮啸仙、杨匏安等人入团、入党。
谭平山是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人物。
北方李大钊,南方(华南)杨匏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作出重大贡献,被称为“北李南杨”。
谭平山: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谭平山10岁开始读私塾,1898年考入明城县东洲书院,在这里受到了严格的教育。
1904年夏天,在东洲书院毕业后,谭平山考入肇庆广肇罗实中学读书。
两年后,做了一辈子裁缝的父亲患了重病。
他在临终前叮嘱长子谭干祥:一定要供平山继续读书,以“守成创业,振发家声”。
这样,谭平山在长兄谭干祥支持下,靠借贷和抵押家产继续求学,并于1908年考入广东高等学府——两广优级师范。
这时,孙中山已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之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广东大加传播,对谭平山产生很大影响,他开始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走出了“守成创业,振发家声”的思想境界,并于1909年加入同盟会,开始进行一系列的秘密反清活动。
1910年,谭平山从两广优级师范毕业后到雷州中学担任数学教员,后任校长。
雷州是粤西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孙中山派其哥哥孙眉秘密潜伏湛江领导革命活动,当时雷州中学毕业的学生不少成了广东南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骨干成员。
1915年年底至1916年春,革命党人领导了广东护国运动,在肇庆建立了两广都督府,与北京政权对峙。
1916年夏秋,北京袁世凯政府和广东龙济光政府先后覆灭,国家开始了黎元洪执政时代。
但国家局势越来越糟糕,派系林立,军阀混战,桂系军阀在广东出卖利权,残暴统治。
三民主义能否救中国,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这是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带着这些问题,1917年谭平山考入北京大学,选择到文科哲学部门学习,正是出于寻找真理的考虑。
陈炯明的理想、情操及其历史鉴戒◎陈友乔陈炯明(1878~1933),字竞存,惠属海丰人,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
他在近代史留下了深重的印痕:无论是在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他都是不可掠过的;而且,他还是中国致公党的创始人。
陈炯明是一个坚执“联省自治”政制的理想主义者,他希望“把广东建设为省自治的模范,起信于他省,最终实现民主联邦制的统一国家。
”[1]尽管他的这一理想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但是,作为先行者,他矢志不渝,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为后来者提供了历史借鉴。
此外,陈炯明还具有颇受赞扬的情操,即深挚的爱国爱乡情怀、坚韧执着的理想主义、鲜明的为政以德思想,这对于当下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加强爱国统一战线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独具特色的民主联邦制理想秉持的民主联邦制(亦即联省自治),是陈炯明理想的中心内容。
陈炯明应对时艰,精心策划,提出了一套相当精细的民主联邦制方案,并努力付诸实施。
虽然他的这一理想遭受到了挫折与失败,但是,他是民主联邦制理想真诚的信仰者,他的民主联邦制理想及其实践,对于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实现国家统一、独立、民主、富强,给后来者以有益的启示。
陈炯明希图建立的民主联邦制,是以欧美联邦政制为型范,熔域治、业治于一炉,建立中国式的乡、区、县、省、国层垒而上的五级政制。
所谓联治民主制,“简言之,即联乡治区,联区治县,联县治省,联省治国是也。
析言之,即全国政治组织,以业治为经,域治为纬,组成五级政制。
自乡治以上,各级构成分子均以区域职业两种团体为基本单位,其顺序则以乡自治为基础。
由此基础,层建而上,则为区、为县、为省、为国是也。
”[2]进而,他提出三建主义,即先建设中国为建亚之台柱,依次建亚洲联邦,使成为建设世界联邦之柱石;再进建世界联邦,然后通过促进建设事业,并协谋国际和平运动以及共建人类共同生活的运动而臻世界于大同。
要实现中国的统一、独立、民主、富强,陈炯明力主和平统一为先着。
作者: 施亚利
作者机构: 华中理工大学研究生部!武汉430074
出版物刊名: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39-41页
主题词: 陈炯明;中国共产党;1919年-1925年;相互关系
摘要: 在中华民国史上 ,陈炯明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 ,并非一开始就是军阀。
国民党因为他炮轰总统府 ,认为他是革命叛徒 ;共产党因为他搞“联省自治”而抨击他。
众多论著都只谈到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关系 ,却不提他与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但实际上 ,在他驻军漳州和主持粤政时期 ,对传播社会主义思潮 ,对革命势力在广东的发展起了促进和推动作用 ,我们应该对他有一个全面的、完整的认识 ,尽可能做到还历史本来面目。
陈独秀托派问题始末“八七会议”后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领导岗位上撤下来的陈独秀,陷于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
他觉得心里有无穷的冤屈和蕴怒,他表现得十分消极。
他坚决不与中共新的临时中央领导班子合作,尤其对中共中央要求他去苏联“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明确表示拒绝。
他对大革命的失败,有切肤之痛,当然也有自己的看法。
他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路线,尤其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方略与手段,不愿意再相信。
对“八七会议”对他的指责,他心中不服,他还坚决拒绝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中央派人屡屡动员劝说,他不为所动。
党内高层已经觉察到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的关系破裂“只是时间问题”。
1929年5月爆发了中苏外交严重冲突的“中东路事件”,两个月后陈独秀就事件的本末、性质与动向以及中央的宣传方针向中央提出了批评性的建议。
以此为契机,或者说为裂口,陈独秀与中共中央的矛盾分歧和对抗公开化、明朗化,日趋激烈,互不相让,最后导致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彻底决裂,并且在彻底决裂之后,一直厮缠在一起,口诛笔伐,斗争不已。
此间托洛茨基的思想纲领正一步步渗透进陈独秀的头脑,并在行动上顽固地、偏执地表现出与中共中央的严重对立。
1929年8月5日就在中东路事件引发的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关于宣传策略的争论中,陈独秀扩大了论题,也扩大了事态。
他向中央写了一封全面涉及“中国革命问题”的15000字的长信,从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当前中央的政策路线、形势的估计与宣传、关于“民主”等12个方面阐述自己对当前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与思路。
1929年8月28日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代表约见陈独秀谈话,批评了他不应该轻率地、随意地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并提醒他:中央的政治路线并没有原则性的错误。
10月5日中共中央通过决议,明确提出“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苏联的托洛茨基问题第一次直接与陈独秀的“反党小组织”活动挂上了钩,并且有了“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主义”的新提法。
两张历史照片的钩沉 作者:沙东迅 来源:《红广角》 2012年第11期
(广东)沙东迅 2011年,《红广角》杂志(第4—8期、第10期共6期)连载了我提供的《九访中共广东党的创建见证人》,当时主编王国梁同志希望我能提供一些有关的历史照片配发,我觉得很好,但由于我年老健忘,根本想不起有人曾送过有关的旧照片给我,我就马上去寻找有关当事人及他们的亲属后人。可是事隔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近30余年,广州市的面貌发生极大的变化,拆的拆,迁的迁,有的一条小巷全部拆掉重建高楼,原有的住户迁走了,找居委会、派出所、公安局都查不到有关当事人的家庭迁到哪里去了,故一张照片也找不到,很是遗憾。
2012年7月上旬,我在清理旧资料时,很意外地找到了1983年由被访人胡根天老先生赠送给我的两张旧照片,真是喜出望外!
胡根天先生,广东省开平县人(1892-1985),当时任广州市政协副主席、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是民盟广州副主委。他早年曾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与广州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并有密切来往。他从日本留学美术后回到广州,仍与这一批无政府主义者来往密切,提供了他所知的情况。他说:
“五四运动后,全国开展新文化运动,此时陈炯明也赶时髦搞新文化运动, 并找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刘石心、黄凌霜、胡笃初、梁一余、梁雨川、陈秋霖等一批人去闽南。我原来在广州读书时就认识刘师复、刘石心、梁冰弦等人。1920年初我刚从日本(留学美术)返回,他们便邀我同去。我们先到厦门,然后到漳州,我们在漳州《闽声》报馆住,这是一座新起的楼房,就在中山公园的东南边,我们曾在报馆门口合影留念。
《闽声报》是由陈炯明办的,派陈秋霖为主编,梁冰弦也参与工作,梁一余作编辑,胡笃初负责营业科,梁雨川负责出版,陈其尤是陈炯明的机要秘书,此人比较进步,由他负责陈炯明与《闽声报》的联系。《闽声报》主要是介绍新文化,反封建,报道陈炯明军队的军事、政治消息。”
二陈交往缘于对社会主义问题的“研讨”
问:陈独秀、陈炯明的交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答:在中国近代史上,二陈都是风云人物。
两人早年的经历有不少相同之处,如受过传统文化影响, 都当过
度,对广东党组织不能不产生影响。
问: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吴廷康(维经斯基)写过一封信,你能为我们作点解读吗?
答:这封信是“六一六兵变”半个月后写的,信中说:“南方孙文与陈炯明分裂,孙恐不能制陈,陈为人言行不能一致,在南方也不能有所建设,他对于社会主义,我确知道他是毫无研究与信仰。
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缘的由来及其演变,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答:陈独秀和陈炯明,均为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
他们曾基于一定的共识走到一起,共同活跃在南方的政治舞台上,并留下了许多有意义的足迹。
后来却因复杂的历史原因而分了手,化友为敌。
此后,在不长的时间之内,他们各以不同的说法,不同的方式,先后被逐出革命历史的舞台,潦倒以终。
历史的逻辑多么令人难以思议!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