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鸿儒科”与晚年顾炎武

“博学鸿儒科”与晚年顾炎武　

孔定芳　

内容提要　在清初遗民史上，康熙十七年诏举的。博学鸿儒科”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对于顾炎　武而言，这是他晚年所遭遇的一次。政治操守”的严峻考验。尽管他最终守住了作为遗民的。不臣二姓”的道德底　线，但其依凭的精神力量，主要不是历来支撑了遗民们的那些基本动因：本于君臣大义的。忠君”、基于民族大义　的。夷夏大防”、源于怀旧情感的。故国之思”，以及出于人格道义的气节操守，而是对于嗣母王氏的。孝”和对于　。先妣遗命”的庄严秉承。然而，将。不臣二性”的政治操守仅仅系之于。孝”，未免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是故，经　受了。鸿博”的温柔笼络之后，顾炎武在对清王朝态度上明显地表现出松动和软化，这说明遗民现象从来都是特　定时空下的产物。　关键词　博学鸿儒科　清朝　遗民　顾炎武　

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年）清廷诏举“博学鸿儒科”　之际，顾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年）已是６６岁的耋耄老　者。“鸿博”诏举后仅四年，炎武即逝世于山西曲　沃。在顾炎武传奇般的人生旅程中，博学鸿儒科无　疑是发生在其晚年的一个最具震撼性和影响力的　历史事件。这是在遭遇了明清易代的乙酉之际“生　死抉择”后，又一次面临“政治操守”严峻的考验。　就其严重性而言，这一次“出与处”的抉择丝毫不　亚于前一次“生与死”的考量。对于明遗民而言，易　代背景下的生死问题，实非寻常之论生死，而是胶　执着繁复的伦理和政治意味，譬如政治上的“忠　君”、民族大义上的“夷夏之防”，以及道德伦理上　的“名节”与“操守”，所以选择“生”的明遗民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生存焦虑”　①。在此心境下，他们自然选择“处”的遗民姿态，以　不合作甚至敌视去面对新朝。当时清朝统治逐渐　稳定，明遗民的生存焦虑逐渐淡化，然而，一场旨　在笼络明遗民的“鸿博”之征。再一次将遗民们抛　入出与处的艰难抉择之中。面对考验，即使是骨鲠　如顾炎武，也会掀起情绪上的阵阵波澜。　“道德底线”的坚守：不臣二姓　康熙十七年正月，三藩战事正酣，清圣祖突发　谕令，诏举博学鸿儒科，此举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　烈反响，不同的士绅阶层对此表现出迥异的态度。　那些被荐的清朝现任、候选、休革官员，以及获得　进士、举、贡、生员等功名的士绅，大多踊跃应试，　以跻身翰苑为幸，而明遗民的态度则显得相当复　杂。清廷的征召无疑与遗民的“体制外存在”状态　形成尖锐对立，因为应征赴试就意味着认同并入　仕清廷，这就严重冲击了他们“不臣二姓”的道德　底线。在明遗民的道德律中，入仕新朝，在政治道　德上意味着背叛“故国”，在君臣伦理上意味着舍　弃“旧君”，在民族大义上意味着亲附“非我族类”　的“夷狄”满洲，在个人操守上意味着“大节有亏”，　“不齿于人类”。显然，这种道德律的基本底线在于　“不臣二姓”，不仕新朝之遗民与腆颜事清之贰臣　的分水岭，正在于此。所以当此之际，遗民们不得　不慎重掂量，以作出自己的人生抉择。概而言之，　面对鸿博之征，遗民隐逸中明显存在四种态度和　

４９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博学鸿儒科　与晚年顾炎武　抉择的分野。明遗民王弘撰作为被荐的当事人对　此有着细微的观察，曾云：“鸿博”之征，明遗民中　“有自前者，有强之而前者，亦有强之而不前者”回，　其实此三类之外，还有一类情形就是有少数遗民　初而不得已应付，终而归顺清廷，大违初衷，或可　谓之“中途变节者”。以毛奇龄来说，他此前本为一　耿介之遗民，明亡，曾投笔从戎，身与抗清斗争，兵　败走山寺为沙门，作＜续哀江南赋＞、＜白云楼歌＞　等，寄托故国之恩。然当清廷政策调整，诏举“鸿　博”。却受感化而应征，以一等而授翰林院检讨。二　十年（１６８１年）三藩戡定，他写下颂圣之作＜平滇　颂＞献给圣祖。毛奇龄由初期之高尚气节，一变而　为后期之“媚于旃裘”，人格发生巨大裂变，故诸种　＜明遗民录＞皆不以遗民目之。“中途变节者”，以无　锡布衣严绳孙为最典型。严本故明大吏子孙，祖父　曾为明兵部侍郎，父为明时监生。明亡，绝意仕进，　徜徉山水，ｂ居土穴。多次以“不享无妄之福”为　由。拒绝征荐。鸿博被荐，曾致书荐主刑部主事俞　陈琛，云：“今行老矣，无论试而见黜，为不知者所　姗笑；即不尔，去就当何从哉？窃谓尧、舜在上，而　欲全草泽之身，以没余齿，宁有不得？惟卒加保护　为幸！”。④当局敦促就道，称疾不许。至京后，复陈　请于吏部，亦不允。御试时，仅为诗一首，不完卷而　出。但圣祖“素稔君姓字”，以为“史局不可无此　人”，特恩人等，授翰林院检讨。赴任之日，“骑驴人　史局”，④以示不屑，且揭陶潜＜归去来辞＞于壁，⑤以　气节自励。越二年，充日讲起居注官，得以亲近皇　帝。对此殊遇，他“感激自奋，不忍以向之狷介高尚　其怀，负上知遇”，从此“凡职所当尽者，罔不夙夜　兢兢”。④二十三年，乞归获准，竟有“九死从今总负　恩”⑦之叹。显然，严氏前后态度变化之大，先是称　疾拒应，不得已就试却以不盈卷而欲全高节，最终　则感恩知己，判若两人。　然而，毕竟绝大多数遗民对清廷的征召是坚　拒力辞的。即或那些“强之而前者”，他们本拒不应　试，但当局不允，勉强与试后却不接受朝廷授官，　而仍以遗民自居。相较而言，此类遗民之强相不屈　虽不及“强之而不前者”，然其节操之坚贞则与之　在伯仲之间。如关中李因笃，征前以母老病为由，　反复上书求免，均为驳回。试后列名一等，“甫授官　日。旋陈情终养。”④人馆不满二月，即先后３７次上　书求去。通政司不肯收疏。他便于午门外捧疏恳　求，终获准归籍养母，“遂其初志”。此后，杜门不　出。以遗民终老，人称鸿博中最恬淡者。顾炎武属　于那种“强之而不前者”，而且他不像许多拒征的　遗民，凭藉“老病”的借口为自己开脱。炎武则不假　任何理由，断然辞不就，这自然需要不惜一死的决　心。以炎武的智慧，应该清楚，当他决定不接受朝　廷征召时，其所面临处境的严重性。因为新朝招揽　遗民高士为己效力，从来都是该朝合法性得到认　同的重要标尺。何况是作为“异族”入主的清朝，任　何蔑视朝廷的选择和表示，都会轻易地激怒皇帝，　给其家族带来灾难性后果。但是，清廷这种赤裸裸　的征召，与顾炎武的平生志节，又太过直接的抵　触，与其道德底线之间更是异常紧张，所以他是断　然不能接受的。炎武平生以“行己有耻”相标榜，认　为“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人无植节，行若狗　彘”，⑨可谓平生持节甚严。鸿博之征，内外大臣皆　欲以顾炎武名列荐牍，炎武豫令门人在京者，辞　日：“刀绳俱在，无速我死！”“不为介推之逃，则为　屈原之死”。＠次年，大修＜明史＞，诸人又欲特荐之，　炎武贻书同乡学士叶方蔼：“七十老翁何所求？正　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以死自　誓”，以“非死即逃”相胁，＠终得以不入荐牍，也终　得以保全自己的遗民身份。炎武不仅自己辞聘，而　且劝诫甚至反对友人应征赴试。李因笃欲劝李颐　应征。炎武闻听，立即寄书云：一足下身蹑青云，当　为保全故交之计；而必援之使同乎己，非败其晚　节，则必天其天年”，并告诫日：“愿老弟自今以往，　不复挂朽人于笔舌之间”，０以免其在当局前提及　自己。获免征荐之后，炎武立即远走山陕，从此绝　迹不一至京师。年近古稀的顾炎武，老而无子，仅　以养子衍生为伴，其外甥徐乾学、秉义、元文显贵　一时，屡屡迎仰南归终老，皆予回绝。炎武有云；　“某虽学问浅陋，而胸中磊磊，绝无阉然媚世之　习。”＠衡诸炎武生平行实，可谓当之无愧。　如果不是因为“孝”：　。先妣遗命”之成为精神支撑　就明遗民整体而言，“不臣二姓”的道德底线　链接着这样一些普遍性动因：或本于政治上的“忠　君”。或基于文化上的“夷夏大防”，或源于情感上　的“故国之思”，或出于人格上的气节操守。具体到　

顾炎武。“不臣二姓”的精神源泉或更多地来自于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亭汝２００６．３　他对嗣母王氏的孝。　炎武与嗣母王氏有着非同寻常的儿女情长。　炎武生母本为何氏，但却不在生母身边长大，早在　襁褓中炎武就过继给堂叔顾同吉，并由嗣母王氏　抚育，王氏不仅视炎武有如己出，更施之以言传身　教。嗣母逝后，顾炎武在顺治四年所写的＜先妣王　硕人行状＞中曾追忆道：“居别室中，昼则纺绩，夜　观书至二更乃息……尤好观＜史记＞、＜通鉴＞及本　朝政纪诸书，而于刘文成、方忠烈、于忠肃诸人事，　自炎武十数岁时即举以教。”可见，这位嗣母确系　一位非凡的传统女性，不仅知书达理，而且深明国　家民族大义，炎武的凛然志节与孩提时代嗣母的　家教当有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明清易代的血雨　腥风，顾炎武惨遭身家荼毒。他在＜先妣王硕人行　状＞中痛切地陈述：“念二年以来，诸父昆弟之死焉　者。姻戚朋友之死焉者，长于我而死焉者，少于我　而死焉者，不可胜数也。”０此实为纪实性的陈述。　顺治二年，清兵南下，七月陷昆山、常熟，炎武之至　亲两叔子叟、子武死难，生母何氏被斫断右臂，子　叟妻朱氏引刀自刺其喉，僵卧瓦砾间得免，其中尤　以嗣母王氏之死最为悲壮，也最为炎武刻骨铭心　之痛。清兵南下时，炎武嗣母王氏正避居常熟语濂　泾，闻讯城陷，“遂不食，绝粒者十有五日”，饮恨而　终。逝前遗训炎武：“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　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　祖遗训，则吾可以暝于地下矣。”圆嗣母殉国而死。　炎武伤痛莫名，曾作＜表哀诗＞以抒述悲悼之情。且　在该诗题下自注云：“晋孙绰作＜表哀诗＞，其序日：　余以薄祜，夙遭闵凶。天覆既沦，俯凭坤厚。岂悟一　朝，复见孤弃。不胜哀号，作诗一首。敢冒谅暗之　讥，以申罔极之痛。”＠　物质上的养育之恩，精神上的滋养惠泽，使炎　武对嗣母的死不能释怀。这种个人化的家庭际遇，　又与其时“孝”的观念、高度强化的社会风尚推波　助澜，使炎武对于嗣母之孝更形强烈。清初，遗民　士人中“事父至孝”、“事母至孝”者不胜枚举，此在　各种＜明遗民录＞、＜汉学师承记＞、＜明儒学案＞、＜清　儒学案＞、＜碑传集＞和其它人物传状中俯拾即是。　炎武之重孝，有一事足以见之。其密友李因笃曾请　为其母“作祠文”，炎武竟予拒绝，其理由并非全出　于不轻为应酬之文，而是因炎武欲为嗣母“于墓旁　建一小祠，而为不肖子孙百方阻挠”，“尚未得立”　而“日夜痛心”，认为“若使不立母祠，而为足下之　母作祠文，是为不敬其亲而敬他人矣。旧对嗣母之　孝，以及对嗣母之死的痛愤，会很自然地转化为对　嗣母遗命的恪守。康熙十八年，当局荐其修史，炎　武力拒，曾在与陈介眉书札中加以解释：“比因修　史之举，辇下诸公复有欲相荐引者，不知他人可　出，而弟必不可出也。先妣王氏未嫁守节，断指疗　姑，立后训子，及家世名讳并载张元长先生传中　……迄今三十五年，每一念及，不知涕之沾襟也。”　＠言语中充满对嗣母“未嫁守节，断指疗姑，立后训　子”等风节的感念，也透露出自己面对清廷征聘而　“必不可出”的隐衷。耐人寻味的是，炎武曾一再地　如此表白，如在给门生潘耒与友人李因笃书札中　云：一君子之道，或出或处’，鄙人情事与他人不　同。先妣以三吴奇节，蒙恩旌表，一闻国难，不食而　终，临没丁宁，有无仕异朝之训。”０炎武认为自己　不同于他人之“情事”有二：一是嗣母王氏事迹“以　贞孝受旌，其事已表白于三吴”，＠一是嗣母“无仕　异朝”之遗训。这就清晰地表明，炎武的“必不可　出”，乃出于“孝亲”和社会舆论的双重考量。　暮年现象：待清态度的松动与软化　康熙十七年清廷诏举博学鸿儒Ｎ－之际，清朝　定鼎中原已有３０多年。时间之流的淘洗，使易代　记忆渐趋模糊，“故国之思”隐然淡化；南明永历政　权的覆灭，使遗民的“忠君”一下子失去现实的指　靠；清廷统治的逐渐稳定，特别是一系列羁縻笼络　汉族遗民士人政策的实施，也在不经意间使遗民　们固有的“夷夏之防”防线悄然松动。在这种情况　下，当清廷诏举博学鸿儒科之际，面对朝廷如此善　意的表示，明遗民原来那些用以构建“不臣二姓”　道德底线的心理基因，就有可能抵挡不住朝廷征　召的诱惑，如果不是信念特别坚－ｇ，或者像顾炎武　一样有“先妣遗命”的庄严承诺。　诚然，对“鸿博”征聘的坚拒，并不意味着炎武　在思想上就无所波动。事实上，对于出与处或仕与　隐，晚年的顾炎武确然已不似易代之初那样坚执　了。他虽然反对百姓求仕，但认为“士”是可以求仕　的说：“余出游四方，尝……告今之人，谓生子不能　读书，宁为商贾百工技艺食力之流，而不可求仕。　犹之生女不得嫁名门旧族，宁为卖菜佣妇。而不可　为目挑心招，不择老少之伦。”０然对“士”却相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