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形象学的东方化问题

“他者”眼光下的自我言说———近年来国内有关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分析杨秀媚(福建莆田学院中文系,福建　莆田　351100) 摘　要: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形象学研究近年来在我国发展迅速并受到广泛重视。

我国学者借鉴西方的形象学理论研究西方文学作品里的“中国形象”,在理论和方法论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研究成果令人关注。

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探寻目前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特色,指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这一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关键词:形象学;中国形象;他者;西方中图分类号:I 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0X (2006)03-0084-04 形象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研究领域,主要研究一国文学中所塑造或描述的“异国形象”。

近年来形象学的发展充分利用多学科交汇的特点,借鉴人文、社会科学中新观点新方法,特别是接受美学、符号学和哲学上的想象理论,研究侧重点和方法不断改革,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

法国学者巴柔在《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中提出当代形象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对他者形象的定义:“在文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一国认识的总和。

”[1]他认为“一切形象都源于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形象既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

”[2]。

当代形象学对创造出形象文化的研究十分重视,研究重点转向想象的创造者。

法国学者保尔・利科将想象理论归纳为“在客体方面,是在场和缺席轴;在主体方面,是迷恋意识和批判意识轴。

”[3]并以此运用于形象学研究。

萨义德《东方主义》开辟了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使不同国家开始关注自身在西方“现代性规划”中被表述的命运,为形象学研究的提升提供了可能。

近年来随着孟华主编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出版及相关论著的翻译介绍,我国比较文学学者们借鉴西方的形象学研究理论,并进一步在理论和方法论上探寻,特别是运用形象学理论研究西方“中国形象”,已经成为我国形象学研究的热点,实际研究成果的数目和深度都引人注目。

东方文化的核心特征及表现形式文化的形式多种多样，每个人的性格秉性、生活习惯、每个地区的建筑风格、风土人情、甚至每个国家的政治策略都和文化有关系。

文化早已深入人心，一言一行都透露着当个地区当个时代的文化的特征。

中国明显的东方的国家，又有着五千多年的文化内涵、底蕴，文化丰富多彩。

就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就可以清晰地体会到其中的精髓。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深广的文化内涵和高度的思想内容的奇书，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思想的最高综合和体现。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在艺术上，它达到了中国小说不可企及的高度，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整本书鲜明的表现着当时的文化的文化特征、及文化的表现形式。

一、艺术结构《红楼梦》是具有高度现实主义的悲剧结构。

全书一百二十回，上半部“备记凤月繁华之盛”，下半部写“树倒猢狲散”的衰败局面，其中第五十四至第五十五回之间是个转折，由喜转悲，由盛转衰，由荣转枯，第五十四回是全书热闹的顶点，第五十五回便开始急转直下。

大体说来，全书按贾府的衰败阶段分为四大段落：第一部分（前５回）：序幕。

对于全书有着纲领性作用。

它对全书的主题、主线、副线以及贾府家事、人丁、四大家庭之间的关系和十几个主要人物性格特点、命运都作过或明或暗的概括。

第二部分（第６－５５回）：是贾府的全盛时期。

第三部分（第６６回－１０４回）：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由盛而衰的时期。

第四部分（第１０５回－１２０回）：是彻底衰落时期。

作为一部博大精深的百万巨著，作者组织了大大小小的故事，描写了无休无止的斗争，在这蔚为大观的历史长廊里，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衰亡过程，宝黛爱情悲剧的发展始末，两者相互穿插交织，是支撑这座艺术大厦的栋梁。

此处每一人物又几乎自成起讫的故事线索，又有如斗拱短柱。

条条线索、错落编织，所以《红楼梦》又有网状形式的艺术结构的美称。

这也是当时文化特征的一种表现形式二、人物形象《红楼梦》之所以成为我国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物描写的成功，因为人物是小说的灵魂。

理论平台INTERNA TIONAL COMMUNICA TIONS理解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汪罗【内容提要】中国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作为一种“文化他者”存在于西方现代性的叙事体系之中。

它将一种基于想象的、似是而非的关系强行地置换为一种话语模态、一种经验常识，继而试图将中国形象本质化，遏制其发展与变革。

为此，亟需在研判“西方之中国”多重诉求的基础上，着力建构和确立“传统中国”“当（现）代中国”与“未来中国”三种形象，使中国形象尽快回归到“看与被看”同构共生的展演程式中来。

【关键词】文化他者　中国形象　现代性叙事全球化的兴起让多元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相遇，为研究者观察、理解人与世界变迁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也让中国形象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议题。

历史地看，中国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作为一种“文化他者”存在于西方现代性的叙事体系之中。

从内涵上来讲，西方现代性叙事“文化他者化”中国形象通常以“文化中国”为基点，将不同时空条件中“文化中国”包含的各类文化要素（如国族精神、历史文化、社会风俗等）进行抽象处理，在“看”、尤其是“被看”的固定程式中进行展演。

在此过程中，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并非只是具象化的、基于事实性要素构筑的“事实性中国”，它同时演变成为一种精神化、象征化及（类）定型化的叙事模态，彰显着叙事主体特定的思维模式、政治偏向与权力结构。

为此，本文将立足于西方现代性叙事“文化他者化”中国形象的历史沿革与内在逻辑，从“形象-文化-历史”与“形象-话语-知识”两个维度去理解“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这一理论命题。

一、西方现代性叙事“文化他者化”中国形象的内在逻辑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始终存在于西方现代性的叙事结构之中，即便是中国处在西方地理疆域之外，且与西方文化边界保持明显区隔的前提下，中国形象也总是体现着强烈的受训之势。

西方现代性叙事中的权力话语对于中国形象的统摄逻辑，要求中国形象要经过一系列叙事实践的改造之后，演变为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机构成，回流并参与到西方文化霸权的建构之中。

跨文化视域下弑父情节的不同诠释在人类文学中，弑父情节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常见的主题。

尽管它在不同文化和文学作品中有着不同的诠释，但它都揭示了人类心灵深处的一种感情冲突和探求自我意识的方式。

跨文化视域下，弑父情节的不同诠释展示了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对该主题的影响。

在西方文化中，弑父情节最早源于古希腊神话。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奥伯伦斯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奥伯伦斯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拉那俄斯，成为了国王。

这个故事反映了古希腊文化中对权力与统治的传承问题的思考，并以此表达了对权力斗争、权力欲望和家族血缘关系的矛盾情感。

这种以弑父行为为核心的情节通常会引发转折和剧情的高潮，同时也反映了年轻一代对父辈的挑战和尊重的价值观。

在东方文化中，特别是中国文化中，弑父情节的诠释则更加复杂和微妙。

中国古代文人常常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对家族、传统和道德规范的思考和批判。

而弑父情节则成为了他们表达这种深层意识的一种手段。

经典文学作品《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在一些关键时刻对他的父亲贾政表示出不满和反叛，最终通过梦境的方式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这种形象化、梦幻的方式不仅展示了贾宝玉个人内心世界的冲突，也暗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德高望重的父亲形象的破灭与批判。

除了希腊和中国，弑父情节在其他文化中也存在着不同的诠释。

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主人公罗摩，虽然没有亲自杀死自己的父亲达仙那王，但在执行他的父王命令的过程中，不得不射杀自己的弟弟。

这种道德和伦理的困境成为了罗摩自我意识的觉醒，也代表了在印度文化中，尊重权威和道德规范的价值观。

在非洲文化中，弑父情节的诠释则更加与神话和宗教信仰有关。

在尼日利亚作家契诃夫所写《阿瑞斯佩兰》中，男主人公阿瑞斯佩兰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而这个父亲是一个象征着腐败和奴役的人物。

这个故事通过弑父情节来探究权威和尊严的问题，并将之与个人自由与进步的追求相对立。

弑父情节的不同诠释不仅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也反映了人类内心深处的心理冲突和自我意识的探索。

40基金课题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19年度山东省“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专项课题“‘智媒体’时代传统文化的传播困境及相应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3他者视角下的花木兰文化异化分析王晨，季丽莉（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院，山东 淄博 255049）摘要：在文化传播中，“他者”的异化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本文以迪士尼电影《花木兰》为例展开分析。

花木兰的异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文化元素异化、人物形象异化和民族个性异化。

异化的内在逻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一是西方内在语境的“他者”表述，二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杂糅。

关键词：花木兰；文化传播；他者；文化异化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2-0040-02作为美国最大的文化生产和输出机构，迪士尼公司致力于从全球文化资源中寻找灵感。

花木兰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而相关的文化产品却相对缺乏，其高知名度和低加工度形成一种反差，这给故事的创造带来了较大的发挥空间。

迪士尼选择这样的题材进行符合自身文化生产逻辑的二次创作，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对于迪士尼来说，花木兰是来自异国文化的“他者”，同时需要在本国文化语境中进行解读，这个解读的过程是对他国文化的想象和重构，难免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异化”。

一、“他者”及异化的含义后殖民主义批评存在许多概念与范畴，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本土”和“他者”这一对范畴［1］。

“本土”的含义蕴含着典型的欧洲文化中心论，西方作为“本土”代表着世界的中心，而一切非西方的文化都被视为“他者”。

作为本土文化主体的西方社会喜欢用新奇的、充满偏见与窥视欲的眼光来看待作为客体的他者，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为最终服务对象，对东方进行一整套全新解构，形成西方世界内部所独有的东方主义论述。

东方主义的背后，代表着文化霸权主义的力量，同时也是跨国资本时代主客体间不对等的隐晦交锋。

由于经济发展状况长期处于先进地位，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始终占据着文化输出主导权，他们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同所谓的“东方主义”一同编码进文化机器，由此一手建构了被异化的“他者”［1］。

形象的物化与态度的流变作者：李慧君来源：《牡丹》2016年第11期《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是英国当代著名汉学家雷蒙·道森的代表作品，该书从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出发，通过选取大量“被注视者”的“文化物象”进行时间轴分析，向读者生动地展示了“注视者”（欧洲）眼中中国形象的流变。

本文着力研究《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的“被注视者”——中国，由于形象本身被“物化”，成为了某个时代的隐喻象征。

与此同时，这个形象又被附着在后殖民主义的西方话语里，呈现出双方漫长岁月的历史变迁。

跨文化自然会产生诸多问题，误读就是其中会出现的现象，英国汉学家雷蒙·道森在《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的前言部分谈到：“1958年，我来到了中国，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我过去读过的许多东西是不准确的。

”为此，他渴望通过自己的表述改变欧洲对中国的错误看法，他在“欧洲”与“西方”之间周旋，在其他领域的知识里徘徊，收集了大量的佐证资料，完成了这本书，尽管从某些角度看并非完全正确，但雷蒙·道森严谨与求真的态度及竭尽所能的努力必须得到充分的肯定。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都是当代比较文学中研究东方主义的优秀范例，在这样的光环下，作者及作品达到了社会公认的地位。

诸多海外汉学家由于观察视角与观察立场的不同，很快便开辟了一条“汉学主义”的研究道路，《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正是“汉学主义”的产物，而赛义德关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最初探讨给“汉学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也正是这种“东方主义”的方法论给海外汉学家带来了很多的启示，以《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为例，书中作为“注视者”与“被注视者”的线索被固定客观地保留，而作为后殖民主义的话语，中国的形象被赋予了一种类似“物化”的形象，如同资本主义的商品一般被有意识地摆弄，只有商品的价值变动才能让欧洲人的态度得以改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根植于西方文明最原始的资本积累欲望之中，并为他们的态度而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