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八路军旅长后是国军少将:记民国奇人段海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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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趣事(106-140) 90、魏济民在海军总部与参谋长等高级军官聊天,谈起海军军官资历还是很要紧,必须按部就班,魏35岁升为代将,此话显然是对他来讲,因此魏回了一句话“明孝陵前面的那些石头人,他们的资历可深了”。 魏济民:海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山东历城人。毕业于马尾海军学校航海科、英国皇家海军大学。历任军事委员委员长侍从室参谋、军政部海军处办公室主任、军政部海军处长、上海舰队指挥、海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海军军官学校校长。1960年时任“总统府”参军,还曾任“行政院”顾问兼第二组组长。1962年2月任“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9月任该代表团新闻官。1970年任“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大使。1972年2月调回“外交部”任职。
91、“十二月事变”后,山西新旧军决裂,决死队除了三个团外,其余的部队都跑到八路军那里。在一次内部的高级军事会议上,阎锡山曾痛心疾首地说:“这帮家伙,一下子就拐走我三万人哪!” 92、孙立人和国民党军内的多数将军不同,他是安徽舒城人,先入学清华,后保送赴美,在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获工程学士学位后,又转入弗吉尼亚军校,和乔治.马歇尔将军是校友。国民党中留日派、保定系、黄埔系等派系如林,而在这圈子的国军将领中,孙立人是为数不多的留美派。不过由于是普渡大学的工程学士,弗吉尼亚军校的毕业生,将军兼学者的光环使得孙立人在美英军界颇受欢迎,而这也愈使他在国民党将军中显得鹤立鸡群。 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孙立人在税警总团任团长。1940年,税警团改编为新三十八师,孙立人又被提任师长。翌年,随杜聿明的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仁安羌作战中,英军被围,孙立人即率一团前往救援,经侦察发现日军只有一个步兵连队的兵力,虽然迂回至仁安羌北面,截断了英军的退路,但毕竟英军有7千多人,可偏偏这些英国人就是不敢突围。孙立人当即率团发起猛攻将日军击退,救出了这七千英军,这一壮举给孙立人赢来了“东方隆美尔”的称号和一枚皇家勋章的勋荣。 93、1940年随枣会战,日军村上启作中将所率之第三十九师团向北进攻,到达樊城东北约20公里的梁家嘴附近时,其先头步兵二三三联队奉命在20日夜间率先渡过白河北上。然而当日军侦察渡河点时,三名军官却遭到了中国军队的狙击,侦察过程狼狈不堪,甚至都没有取得像样的侦察效果。当夜,步兵二三三联队开始涉水渡河,但当这股日军登上河中的沙洲的时候,误以为已经到岸了,随即打了一颗信号弹,这样一来,整个河中沙洲上的日军便暴露在对岸中国守军密集的杀伤火力之下,由于河面、沙洲无遮无挡,几乎没有藏身之所,所以包括步兵第二三三联队长神崎哲次郎大佐在内的三百余名日军官兵转眼便是被打死,整个联队伤亡大半,彻底失去了战斗力,而对岸中国守军仅仅只是一支保安团。 94、常德会战,第七十四军五十七师余程万师长在城破之时,久盼援军不至的情况下,致电战区发出悲绝之电:“弹尽,援绝,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官、政治部主任、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七十四军万岁,委员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95、抗战时期,伪蒙军总司令李守信的卫队有几个士兵因为扰民过甚被当地的村民灌醉以后全给丢到冰窟窿里去了。伪蒙军上下大多出身绿林,哪能咽下这口气!事发以后,警卫队长亲自带兵把村庄包围,捉了村长和几个头面人物准备报复。李大当家的闻听此事后不想多生事端,就自掏腰包付了被杀士兵的抚恤费,被抓的几个人都放走了,自以为做了件好事。没想到数年以后,李大当家的侄子当了卫队长,他重提此事,又把村里的人抓起来几个,全村凑钱才赎了回去,光是李小当家的就挣了三根金条。李守信知道此事以后气得大骂:“老子祸害绥远8年,就干了这么一件好事,还被你们给卖了。” 95、有这么一个人物,从20世纪20年代起直到解放后的中国,纵横八面,与当时几乎所有的政治势力都有密切的关系,朋友遍天下。他少时是毛泽东的学生,后来又成了蒋介石的黄埔学生;他是戴笠的铁杆弟兄,却又和陈赓称兄道弟;他身为武汉政府警卫二团团长,汪搞分共他却给秋收起义的部队送武器;出身黄埔却又和汪精卫的亲信们呼朋唤友,参加了汪和桂系的反蒋活动;抗战时他是国军中将警备司令,却严禁手下搞摩擦,亲自护送过周恩来。后来受命去南京,凭借以前的关系打入汪伪政府作了高官,搞策反和情报工作。身份暴露后,日本人并没有捉他,而是利用其关系和重庆联络。抗战后,他被委员长委以虚职。后来他被派往长沙监视陈明仁和程潜,却和他们一起起义了。此人就是唐生明。 唐生明出生于湖南一个大富大贵之家,又是湖南将领唐生智的弟弟,良好的家境养成了他花花公子的作派,他自己也承认贪图享受。这个特点被戴笠充分利用起来,就让他以贪图享受的名义“叛逃”。于是在1939年唐生明从湖南取道香港去了上海,开始了几年的特工生涯。临走时戴笠对他开玩笑说:“你的生活越腐化越好,你的腐化是校长特许的,是奉命腐化。你要让他们觉得你只知道玩,这样就行了。” 96、1941年冬,陈明仁所部在昆明担任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警卫部队。担任警卫的士兵的衣着装备比较好,军容整齐,因此受到蒋宋的赞许。几天后,蒋介石、宋美龄驱车外出路过壁关附近公路时,看到公路上修筑工事的士兵衣着破烂,蒋介石问是谁的部队,答曰陈明仁所部。 97、陈明仁的赌品好,打麻将不论输赢极少说话,高兴时,最多扁嘴微笑,紧张时一声不吭。抗日战争前,在南京陆大13期学习时,为了打麻将,输了很多钱,以至于要卖掉他在鼓楼四条街的房子,后来其妻拿出私蓄借了一笔钱,才还清赌债。 98、1943年,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司令韩德勤被新四军活捉,部队被全歼,是为轰动一时的“山子头”事件。这年3月14日夜,韩德勤率八十九军、新编独立第六旅和保安第七旅转移到泗阳县山子头一带,新四军某部文化教员刘振亚第二天清早还在学校里熟睡,直到被赶来报信的人叫醒。来人姓王,也是教师,保护刘振亚,是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刘振亚一听敌人来了,收拾好文件,就隐蔽到洪泽湖边的一条商船上。 临别相约,不能随便下船,结果才过一天,刘振亚却以船上生活不习惯、要回学校复课为理由,也不怕到处都是“顽军”,径直来找王龙化。要复课,就得通过校长,听说韩德勤住在校长家,两人便决心去会会这位韩主席。 校长家在小李宅,外筑土围子,僻静易守,沿途通过好几道岗哨,到了村口更是戒备森严,直到校长出来打招呼才让进。然后,他们直接去见韩主席,说:“现在停课了,家长有意见,想请示主席,看看能不能让学生来上学?”韩德勤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人家办学校,我们还能破坏吗?复不复由你们。”旁边,有位旅长插嘴:“复什么课啊?兵荒马乱的,等一等再说。”韩德勤没有同意这一合理化建议,继续强调自己的主张:“我们来时就告诉部下,不准住学校,停课不能怪我们,复不复你们自己决定好了!”那旅长不肯罢休,又盯着刘振亚问:“你是一向教书的吗?你是当地人吗?你在部队混过几天吧!”刘振亚生怕说露嘴,只是不停地“嗯嗯”,王老师赶紧打保票,说他的确在本校教书,是从外地迁过来的等。结果,就让他们走了。 他俩走后,那位旅长责问校长:“那姓刘的是探子,穿的是武工队的黑棉袍,再装,还能瞒过我?那姓王的,还有可能是教书的,不是主席在场,我就把他们扣起来。”接着,他又对韩德勤说:“此地不能再住了,已经被新四军知道了,马上就会对我们动手的。”不出几天,山子头战役果然打响,与新四军屡战屡败的韩德勤,虽然换了一处宿营地,还是被活捉,而他那位名叫王光夏的旅长则更可悲,明明看出破绽,还不逮人,结果自己在战斗中被击毙。 99、旧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都是重文轻武,头戴礼帽、身穿长袍的士大夫形象,让不少丘八为之心动,着不了一袭飘逸的长袍,就弄一顶礼帽扣头上。俞济时以前就是这样,穿军装、戴礼帽,不伦不类,十分搞笑。 100、1941年10月1日,郭汝瑰受命前往暂五师接任师长一职时。原师长戴季韬在得任师管区司令一职之后,当即喜出望外,他不仅代表全体官兵向郭汝瑰表示热烈的欢迎,还拖着田参谋长来对郭汝瑰说“请帮忙解决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呢,原来是戴师长吃空缺吃得太狠了,到了交接的时候,“差一点人员、枪支、弹药、被服、装具,交不够数”。 郭汝瑰倒也慷慨,他直接把图章拿出来交给曾经的学生田君健说:“参谋长,你一手成全两家,你既要对得起我,也要对得起他,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报了就算了,我都承认。” 面对老师的慷慨,田学生倒是有良心,他老实交代说:“差得多哟!” 而郭汝瑰对着田学生也很大方,他大手说:“差得再多我也不过问。你去办,在移交册上盖章好了。”老郭大手一挥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戴季韬任师长的时候,暂五师不但人不够、枪不够,甚至连通信器材都不够。全师兵一共三千多人,却上报近七千多人。老戴不仅领饷吃缺,甚至还把多报部分人的军装、衬衣、被盖等全部拿去卖了。吃缺最厉害的还是大米,一个士兵每月配四十几斤米,戴多报四千多人,仅一个月就可多领一万六千多斤,将这些大米卖成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卖得的钱自然没有士兵的分儿,都被戴季韬等人装进了腰包。以后,戴师长仅凭第二十集团军的一个命令,就轻而易举地当上了衡郴师管区司令,也多亏他在部队贪污的这些钱帮忙。 虽然这交接之事田君健做得很漂亮,但戴师长见郭师长如此慷慨大方,倒也很大方,临行时,甚至特对郭汝瑰登门致谢:“承蒙老兄照顾,弟不胜感激。老兄的为人,弟没齿不忘,我即将离开此地,剩下一点米弄不走,就送给你好了,一点小意思,请不要见外。” “一点米”是多少呢?竟有几十万斤,装了好几船,戴季韬弄又弄不走,一时又卖不完。而郭汝瑰可是比老戴会做人多了,他搞了个“军米保管组”,军需处熊处长是组长,团长们一个个都是军米保管组的成员。名为保管组,实为卖米组,他们很快就把几十万斤大米全部卖光了,用赚得的好几万块钱买了五百亩淤沙地,在洞庭湖边,办起了一个守本农场(暂五师的代号叫守本)。凡师里因伤致残的军官,
文本刊记者 王海郝梦龄 抗战殉国首位军长郝梦龄,字锡九,1898年2月18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七日)生于河北省藁城县庄合村。
1937年10月16日,在太原会战中最惨烈的忻口会战中壮烈殉国,时年39岁。
从学徒到将军郝梦龄一家世代务农。
幼时只读过三年私塾,就跟随父亲干农活。
1912年,14岁的郝梦龄被父亲送到正定县一家杂货店当学徒。
后来,他受不了老板虐待,加上生活艰难,他决心投奔东北奉军魏益三部当兵。
魏益三是郝家亲戚,看到郝梦龄勤奋好学,就先后把他送到陆军军官小学和保定军官学校学习。
毕业后,郝梦龄在魏益三部任连长、营长、团长之职。
1926年,郝梦龄跟随魏益三归属冯玉祥的国民军,任第四军第二十六旅旅长。
1927年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
5月1日,冯玉祥于西安就任国民革命联军总司令职,分兵六路进军,协同北伐。
在北伐战争中,郝梦龄被擢升为国民革命联军第四军第二师师长。
6月1日,武汉政府北伐军与冯玉祥国民军会师郑州,部队在郑州改编,郝梦龄任陆军五十四师师长。
1930年中原大战后,郝梦龄兼任郑州警备司令。
后升为第九军副军长、军长等职。
郝梦龄为人正直,处世严谨。
他喜好读书,家中购有大量的古籍珍本,其中有半堵墙高的二十四史,有各种军事兵法,有影印的藏经碑铭,有康熙字典、辞源等工具书籍。
他常以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如岳飞、文天祥等鞭策自己,并教育部下及其子女。
郝梦龄治军严明。
他十分强调军队与民众的关系,对于违纪犯民行为,决不宽纵。
部队在乡间宿营,决不轻易打扰百姓。
即便是借草秸宿营,用后也一定要送还百姓。
他强调:喝了水,还满缸,扫好地,再出门,要以看不出军队宿营的痕迹为标准。
他曾在一治兵语录上摘录军歌一首,印发全军背诵歌唱。
歌词是:“三军个个听仔细,行军需要爱百姓,挑水莫挑有鱼塘,莫向人家打门板……”1930年12月至1934年,蒋介石发动对工农红军的反革命围剿时,郝梦龄曾率部与红军交战,并败于莲塘。
共和国一号烈士段德昌:半生浮沉,一世功名作者:暂无来源:《读报参考》 2014年第33期1933年5月1日,段德昌死于湘鄂西根据地“肃反”,时年29岁。
女儿段传珍对父亲的印象,来源于老家湖南南县德昌公园那尊父亲的铜像,以及存放于陈列馆的共和国第一号烈士证。
黄埔肄业,北伐遇彭德怀1925年9月初,段传珍的父亲段德昌在家乡湖南南县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党组织选派其前往黄埔军校学习。
他和同乡喻文兵两人经过30余天的艰苦行程,到达广州,并考入黄埔军校。
段被编入燕塘入伍生第二团,随后升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第二团学习。
但他并没有在黄埔军校完成学业,而只是肄业。
段德昌的同乡同学洪涛所撰写的《悼念段德昌同志》一文中所述,段1925年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燕塘入伍生团第二团学习,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右派实施“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段德昌毅然离开黄埔,经党组织安排,进中央政治讲习班,直至北伐前毕业。
彼时,军校的左右派斗争已白热化。
作为共产党员的段,加入了“青年军人联合会”,表现激进。
一天傍晚,军校教官周逸群在广东大学演讲后返校,遭到“孙文主义学会”一些人突然袭击。
得知此事后,段德昌和“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会员们走上街头,刷写“严惩打人凶手”的巨幅标语,并参与游行。
《一代名将段德昌》中讲述,“中山舰事件”后,由另一名素有“文胆”之称的同学执笔,段德昌与其共同签名,给蒋介石写公开信,指责蒋介石“脱离了革命,正在一日甚一日地变为军阀……”蒋一怒之下,逮捕了写信同学,并开除了段。
不过,段德昌之孙段劲松则转述了祖母刘淑云的另一说法:一天晚上,国民党左右派发生冲突,段德昌失手杀掉了一名国民党右派,“所以,他在军校是呆不住了”。
在周恩来的介绍下,段德昌来到“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
在《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同学录》第26页,载有段德昌的姓名、年龄、籍贯和照片。
但翻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录,却找不到他的名字。
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于1926年完成10个月课程毕业,而此时的段德昌,已参加北伐。
画家称川岛芳子没死?活到1978年!长春市的职业画家张钰最近放出惊人之言,他声称自己的姥姥就是著名人物满清皇室后裔日本间谍川岛芳子!这是真的吗?川岛芳子难道真在刑场被替身换出,隐居于长春直到1978年才死?惊人言论来自于长春市的职业画家张钰。
研究者何景方介绍,张钰的姥爷段翔(尊重被采访者意愿,此为化名),正是当年把川岛芳子送到长春的3个人之一。
“这些事,都是姥爷临终时告诉我的。
”昨日采访中,张钰确认了上述说法。
■不同观点“诈死说”遭到怀疑连日来,本报关于“川岛芳子诈死隐居长春”的报道引起多方关注。
昨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吉林市民胡先生打来电话称,他曾是一位记者,写过200多篇传奇人物的传记,“1998年,我在廊坊采访过川岛芳子的亲妹妹金墨玉,她亲口证实在刑场被枪决的就是川岛芳子本人。
当时金墨玉和亲人没看到行刑过程,也没有看到川岛芳子的尸体,但他们确信,那不是替身。
”胡先生说,“我认为,现在研究者们的说法是荒谬的。
”对此,何景方等人认为死刑过程虽存疑点,但的确不能证明什么。
他们的论点支撑,在于目前找到的证据。
方姥在1978年去世主攻工笔画的张钰,1967年出生在长春地区。
她的名片上,写着5个社会头衔,包括中国书画研究会会员、长春市政协书画院理事等。
张钰介绍,她的母亲是日本遗孤,1岁时被段翔收养。
段翔住在四平,家有一妻三儿。
在长春新立城附近,段翔还有一位关系很深的女子,此人姓方,张钰称其为“方姥”,当时包括家人在内,都以为方姥是段翔“外面的女人”。
“我母亲5岁到9岁时与方姥经常住在一起,我小时也常去方姥家玩,记得她个子不高不矮,大约在1.60米到1.65米之间,肤色发黄,挺爱化妆的。
”张钰说,“1978年,方姥去世了。
”姥爷的临终遗言曝出“惊天秘密”张钰说,2004年年末的一个晚上,86岁的段翔把她叫到床边,“姥爷让我把灯和电视都关了,打开台灯,他说有话要交代。
”“姥爷指着墙上一幅画,让我拿下来包好,回长春交给我母亲保管,他说这幅画是方姥画给我的,留作纪念。
贾亦斌:蒋经国视为“台柱子”的抗日功臣-学校党建论文贾亦斌:蒋经国视为“台柱子”的抗日功臣文裴高才智勇双全的“怪才”贾亦斌( 1912—2012),原名贾再恒,字思齐。
1930年秋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八师教导队当学兵,次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32年入南京陆军步兵学校学习,毕业后历任少尉排长,中尉连长,上尉教官,少校营长。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随即,中日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百万之众。
面对日军的野蛮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损失惨重。
消息传到湖北,25岁的热血青年贾亦斌强烈请求随国军第四十一师第二四五团从湖北开赴上海前线。
到上海以后,贾亦斌被编入国军精锐第十七军团第一军第一师,就任第一师第二旅第四团第一营营长。
贾亦斌所在部队的任务,是据守上海市郊的杨行和刘行一带。
这里是一片平地,无险可守,只能靠深挖战壕与敌人打阵地战。
可是,上海地下水位高,一挖战壕水就往外冒。
贾亦斌率领官兵们只能陷在满是积水的泥泞中与敌人苦战。
上海的老百姓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纷纷拿来木板与钢板给他们作掩体,全力支持国军抗敌,形成了军民联合抗日的激动人心场面。
为了摸清敌军的布署,贾亦斌带领几名随员,进入一个叫赵家宅的小村庄的一片小竹林里侦察,但很快被敌人发觉了。
霎时,一发迫击炮弹飞过来落在他身后,他的帽子被气浪掀掉,脑袋被弹片炸出了血,一下子就晕倒在阵地上,战友以为他“光荣”了。
贾亦斌醒来后,战友让他下去疗伤,但他坚决地表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身为营长,怎能不去?只要我有一口气,就要坚守阵地,死也要死在战场上!死了也不做亡国奴啊!”在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鼓舞下,贾亦斌率部英勇顽强,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疯狂的进攻,几乎每一寸阵地都经过反复的争夺,甚至肉搏拼刺刀,双方都伤亡惨重。
经过浴血奋战二十多天,贾亦斌率领的第一营400多人只剩下不到100人,而手下的连长三个阵亡、一个受伤:排以下军官几乎伤亡殆尽,但幸存的官兵们爱国杀敌的士气依然高昂。
第七章孙中山政策的重大失误第七章孙中山政策的重大失误(一九二二年)六一六事件发生后,孙中山于八月初旬离开广州赴上海,一九二三年二月中旬藉滇桂军之力回粤重组大元帅府,直到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中旬才再离粤北上。
在其离粤前夕,由广东各界人民策动组织的「各界救粤联合会」在香港发出通电,指控孙中山「祸国祸粤」十一大罪状【1】:(第一)摇动国体:(1)私组政府,妄称元帅;(2)擅改国旗;(3)废国庆日。
(第二)妄行共产:(1)受俄重贿,招纳红党,宣传赤化;(2)招河匪作农团,编流氓为赤卫;(3)挑拨工党,残杀商民;(4)特设军官学校,派俄人训练赤军将校。
(第三)纵兵殃民:(1)拉夫数万,迫充战役;(2)招纳土匪,四出为恶;(3)占驻民房,强奸妇女;(4)白昼杀人,护要勒赎;(5)强买强卖,迫使伪币;(6)干预民讼,藉端素诈;(7)勒收行水,恣意封船,梗塞交通,四乡绝食;(8)争防争饷,时于火拚,祸及人民;(9)两焚肇庆,三焚博罗;(10)以毒炮轰击惠城灭绝。
(第四)摧残民治:(1)解散省县议会;(2)推翻民选县长,鬻卖官缺;(3)枪决记者容百挺,逐路透社访员黄宪昭,收没英文时报,粤商公报,强迫宣传,钳制舆论;(4)逮捕市参钟锡玢,南海县议会议长程学源,勒赎巨款;(5)缉拿国会议员,封其产业,违反议员发言对院外不负责任之原则。
(第五)破坏金融:(1)令私党滥发纸币,使省行停闭,公私损失凡数千万;(2)发行军用手票,中央银行不兑纸币,金库转纳卷,短期借卷等,强迫行使,屡酿命案;(3)鼓铸低色银币,迫换旧币,暗吸民产,助长外币,影响物价,妨碍民生;(4)强没大清中国实业华商储蓄等银行财产,致债权无着,金融拈竭。
(第六)抽剥民产:(1)收没全省寺观庵堂庙宇会馆乡约公所,强行变卖;(2)嗾令党徒诬报人民私产为官产,迫令缴价,违则勒迁拍卖,动辙一案,数千家人民流离失所,苦泣于道;(3)强卖瞽目老人育婴三院,使残废无依,流为饿殍;(4)创设筵席鲜鱼品茗三鸟靴鞋火柴,乃至冥糨棺木横水渡坟墓苦力等苛细杂捐,名目繁多,至为百余种,百行失业,相继罢市;(5)预徵各行厘金至(民国)十九年,地丁钱粮至(民国)十七年,勒派军费已四五次,民不堪命;(6)广州勒收租捐至四五次,各属有至九次者,贫民滞纳,动辙拘捕,有被迫自尽者;(7)变卖坟场,暴露白骨,附郭一隅至数万户。
捍卫民族尊严的爱国军⼈2019-09-091931年发⽣于东北⼤地的“九·⼀⼋”事变,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屈辱的⼀页,永远烙印在亿万中国⼈民的⼼中。
“九·⼀⼋”事变是扩张成性⽇本军国主义者意欲鲸吞我国领⼟的⼀个罪恶步骤。
但是,作为这⼀事件的“前奏”,有⼀个“怒惩仇寇者”,他就是处在风⼝浪尖上的爱国军⼈关⽟衡。
屯垦兴安遇事端关⽟衡本名关瑞玑,“⽟衡”乃其字。
1897年⽣于⿊龙江省宁县城南的满洲正黄旗,满姓“⽠尔佳”(冠汉姓‘关’)。
其⽗亲福绵是当时社会名流,旧社会曾为吉林省议员。
关⽟衡⾃幼在家乡读书,年及17岁时投笔从戎,开始了军旅⽣涯。
1920年,23岁他被选送到东北讲武堂专攻军事,并在此与赫赫有名的少帅张学良结下同窗之谊。
学业期满后,关⽟衡⼀度投奔奉系军阀郭松龄部任营长,两次参加直奉战争。
1925年⾄1927年,关⽟衡先后担任帅府警备处长、⽆帅府驻京军务处长和东北军炮兵参谋处长等职,在军界崭露头⾓。
1929年,东北军长官张学良为了“急谋富国强兵之道”,使军队有⼀个休养⽣息的机会,决定设⽴兴安屯垦区,并为此⽽建⽴了屯垦军。
屯垦区在索伦⼭之阴,北界为索岳尔济⼭之分⽔岭,沿尔河南部⾄⽩城⼦,纵长450⾥。
此处⼀⾝是蒙古王公的风⽔禁地,有⼭⽔之胜和物产之饶。
屯垦军编为三个甲种团。
关⽟衡任兴安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第三团上校团长。
团部设在蒙古王公的余公府。
兴安屯垦区是东北军的禁地。
这⼀带地⼴林密,⼈烟稀少,匪患不绝,屯垦军驻此兼有剿匪的重任。
为此,屯垦区长官邹作华特批准关⽟衡编⼀骑兵连执⾏巡逻任务,⼀旦在区内发现匪特,有先⾏处置之权。
早在屯垦区建⽴之初,东北长官公署即曾向驻沈阳各领事发出照会。
内称“兴安区乃荒僻不⽑之地,⼭深林密,唯恐保护不同,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境,⼀律不发给护照。
”照会发出之后,⽴即得到多数驻沈阳各国领事之认可,唯独⽇本领事默不作声,居⼼叵测。
1931年5⽉24⽇,关⽟衡离开团部前往⽊局⼦骑兵第六连阅兵。
中共特科兴亡史“特科”是个很专业的名词——“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
1927年对共产党来说是血雨腥风的一年。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共中央两次被迫迁移。
第一次是从上海迁往武汉,第二次则是从武汉迁回上海。
两次迁移,都是因为猝不及防地遭到过去的盟友的突然袭击。
这年10月9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秘密举行扩大会议。
主持会议的是年仅二十八岁的瞿秋白,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时实际上是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中国共产党领袖。
周恩来、罗亦农在这次会议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
会后,周恩来受中央的委托,立即着手对中央的政治保卫机构加以整顿,组建一支强有力的政治保卫队伍。
中共武装反蒋后把中央领导机关秘密建立在上海,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中共没有稳定的根据地,只能选择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大上海。
其次是因为上海有租界,租界区华洋杂居、政出多门,各种势力矛盾重重。
租界区不查户口、交通便利。
在租界区,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不能随便执行“公务”,更不能开枪、捕人。
租界巡捕房捉到共产党,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
“国中之国”的这种特性正好可以加以利用,寻找掩护的职业和场所,设立党的机关,进行秘密活动。
大上海滩十里洋场,云谲波诡、暗流涌动。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大历史背景下,如何有效地保卫处于秘密状态下的首脑机关,成为一切工作重中之重。
于是,由周恩来首倡,在原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周恩来年谱》认为,1927年5月,在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倡议及主持下,隶属于中央军事部的以情报和保卫为工作重点的机构——特务工作处在武汉成立,这应该就是中央特科的前身)的基础上,筹建了“中央特科”这个政治保卫机构。
特务工作处:1927年,国共分裂,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
”中共的合法地位一变而为非法,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武汉,出于安全保卫的需要,由周恩来提议,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一个“特务工作处”,书记周恩来,秘书王一飞,参谋长聂荣臻;驻地汉口余积里12号。
民国时期汤玉麟手下的一个骑兵旅长赵国增是怎么抗日的?
上午挖了一个坑,讲汤玉麟有一个骑兵旅长叫赵国增,1933年3月4日汤玉麟退出承德后不久,便被汤的干儿子孙殿英收买倒戈,孙殿英也就与他干爹混战了一段时间。
张作霖
这里讲一下赵国增,这个土匪出身的流寇将领。
赵国增倒戈汤玉麟之前,任热河保安骑兵第一旅旅长,热河人,由土匪投入热河游击马队为官,该部向来都是谁当热河都统,就奉谁为长官,十余年来,数易其主,习以为常。
汤玉麟
等到汤玉麟时,赵国增因为与汤的玩友建平地主宋子衡勾结,得编成旅,宋子衡曾任团长。
赵国增劣性很深,不但贪污荒淫,而且通匪窝匪,纵兵殃民,为滋扰之最甚者。
因为宋子衡时常为之疏通,更多行贿赂,汤玉麟就姑息优容。
在撤退热河、察哈尔边境后,被孙殿英收买倒戈。
1933年2月26日夜,王化一途径榆树林子遇到赵国增,有一段材料,我摘出来给大家看看:
他(赵国增)一个人在一家民宅内的土炕上据枕高坐,两张炕桌并在一起,上边摆满了鸡鱼酒肉,独自大吃大喝,见我们进来,下座相让。
外面人心惶惶,百姓奔逃,十室九空,不知他从哪里弄来这些酒肉,还能有心吃得下去!同他约略谈谈,他说:“我这旅不过三四千人,平时毫无准备,怎能干过日本,看吧!”
一星期后,日寇128名骑兵占领了承德。
这一个小插曲,也可以让我们从侧面了解一下民国的样子,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的民国的样子。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成都台儿庄报捷:川军消灭日寇1.2万余名抗日战争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下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英勇悲壮的民族解放战争。
300万川军出川抗战,64多万人伤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川军同全国同胞一起以血肉之躯筑成一道国防长城!以.为首的.中央曾对川军抗战和牺牲的川军将领曾作过高度评价。
四川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必将成为四川有史以来最光辉灿灿的一段历史……谨以此文纪念“七·七抗战”67周年!惊人数字:300万川军出川抗战“号外!号外!买号外!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借口演习中一军曹失踪,侵入宛平县城,我卢沟桥守军吉星文团当即奋起抗战,抗战爆发了!”1937年7月8日午后,成都大街小巷响起极为罕见的急促吼卖声……原来只在两小时前,成都《新民报》主编李有伦匆匆从省政府跑回春熙路报社,一上阶沿便气喘吁吁叫道:“卢沟桥昨天打燃了,赶快出号外!”李有伦摊开手中的中央通讯社所发电稿,心急火燎地组版、校样、开印……总计不到40分钟,《抗战爆发了》的号外即出来了。
报馆人员全部出动上街叫卖,半小时之后,便撒遍了市区的主要街道。
一批报童还甩开光脚板师跑二十里,把“号外”卖到华阳县、中和场等乡下。
“号外”只比巴掌大一点,但它及时传播了石破天惊的新闻,把成都震动了!一群群的人拿着“号外”奔走相告,群情激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立刻响遍城乡……1935年5月后,蒋介石主力部队进入四川,试图吃掉四川省主席刘湘为首的川军。
看似“面带憨相”的四川省主席刘湘,其实极懂纵横捭阖之术,他想尽办法对抗老蒋,组织武德学友会(励进会)稳固部属,联络各色反蒋势力。
.人郭秉毅、张曙时、田一平、罗世文、李一氓等先后到刘湘部工作,对刘湘产生很大影响。
.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深合刘湘之意。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
戴安澜将军
戴安澜(1904~1942),原名戴炳阳、
字衍功、自号海鸥,汉族,安徽省无为县
仁泉乡(今洪巷乡)练溪社区风和自然村
人。
国军名将,黄埔系骨干之一。
1926年
黄埔军校三期毕业。
戴安澜将军因昆仑关一役获得蒋中正
"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之赞誉。
是二战中第
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
1942年,
率第200师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赴
缅参战。
取得同古会战(歼敌五千余,而
日军兵力4倍于戴部)、收复棠吉等战功。
1942年5月18日在郎科地区指挥突围战斗
中负重伤,26日下午5时40分在缅北茅邦
村殉国。
1939年6月17日,授陆军少将。
1942年10月16日,追赠陆军中将,解放
后追认为革命烈士。
戴安澜将军牺牲后,蒋中正为纪念戴安澜将军赋诗:“虎头食肉负雄姿,看万里长征,与敌周旋欣不忝;马革裹尸酹壮志,惜大勋未集,虚予期望痛何如?”毛泽东为纪念戴安澜将军赋诗《海鸥将军千古》:“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
毛泽东大传(第五卷谁主沉浮)第167-168章第167章“哦,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话说1945年8月28日,重庆的天气特别好,阳光灿烂,晴空朗朗,彩云栉栉,炎阳虽骄,却并不十分肆虐灼人。
这天一大早,中共南方局、中共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的刘少文、王炳南、徐冰、钱之光、张晓梅、龚澎、陈家康、潘梓年、章汉夫、熊瑾玎等几十个人就来到了重庆九龙坡机场,准备迎候毛泽东并做好接待工作。
下午,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和民盟领袖鲜英、黄炎培、冷遹同车来到机场,迎候毛泽东;中共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几位负责人立即上前打招呼,彼此寒暄一番。
隔了一会儿,民盟领袖沈钧儒、章伯钧、左舜生等人先后来到,大家谈笑甚欢。
不多时,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副秘书长雷震、国民党战地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程潜、重庆市市长贺耀祖也到了,刚从苏联访问归来的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也来了。
接着,国民党名人陈铭枢、谭平山也相继驾临。
冯玉祥因事不能到机场,特派夫人李德全代表他到场欢迎毛泽东。
最后赶到机场迎客的是蒋介石的代表、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
除各界领袖人物外,中外记者数十人也前来机场迎候。
下午3时37分,机场北边远处高空中蓦地出现一个闪光的小点,随着引擎声渐响渐近。
3时45分,一架草绿色军用飞机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机舱门慢慢打开了,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第一个出现在舱门口。
只见他身着一套合体的蓝灰色中山装,头戴一顶灰色巴拿马式帽子,脚穿一双黑色布鞋,显得异常的雍容凝重,容光焕发。
他脱下帽子,高举着,轻轻地挥动着,向欢迎人群致意;尔后满面笑容地频频颔首,徐徐走下舷梯。
走在毛泽东身后的是周恩来,后面依次是王若飞、赫尔利、张治中等人。
5人下了飞机,刚刚站定,欢迎者立刻紧步上前。
张治中把蒋介石的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介绍给毛泽东。
一个飞贼引发的“北平大谍案”(上)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一个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四合院,却是70年前的一场惊天大谍案的发生地。
这起被国民党政府称作“北平谍案”的暗战,是中共情报战历史上少有的重大损失。
多年来精心布局的中共北方情报网几乎因此被连根拔起,多名优秀的中共情报人员被捕入狱,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国民党的将校军官,潜伏在胡宗南身边、以熊向晖为首的“龙潭后三杰”也险些暴露,还有一些与中共联系密切的国民党将领也受到牵连。
灾难发生后,虽然周恩来和李克农等人很快控制了局势,但那段时期中共情报战线还是元气大伤。
保密局头子郑介民、毛人凤兴奋地宣称:“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北方情报站示意图(部分)北平谍案过程曲折复杂,并充满了戏剧性。
下面就请跟着我回到七十年前,经历那场隐蔽战线的殊死较量。
1947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在转战陕北,跟胡宗南率领的国军在黄土高原的山沟里“捉迷藏”。
电台几乎成了中共中央与外界的唯一联系渠道,对敌占区的情报需求尤为迫切,要求各地情报小组不仅提供秘密情报,还要提供公开情况,如社会舆论等。
北平作为北方政治经济中心,北平情报小组的任务尤其繁重,电台每天都要发报,有时发报时间甚至长达7个小时,这样电波就很容易被监听到。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这部电台还节外生枝,牵扯进了引起巨大波澜的“孙连仲事件”,成为引发整个谍案的导火索。
孙连仲孙连仲是著名抗日将领,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他因坚守台儿庄而闻名中外。
孙连仲主张抗日是没得说,他的政治立场也一直暧昧不清,这一点倒是跟他的老上级冯玉祥很像。
中原大战之后他带着西北军的部下归顺了蒋介石,改编为地二十六路军,并发出通电,声明今后“拥护中央,和平统一建国,决不参加内战”。
蒋介石认为孙勇于作战,忠于上司,因此采用怀柔手段对他大加笼络,孙连仲渐为感动,遂决意为蒋效力。
1931年,孙连仲率领二十六路军曾参加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进行了一半,“九一八事变”爆发,围剿也暂时偃旗息鼓。
是八路军旅长也是国军少将:记民国奇人段海洲对于一名“党国”军人来说,出身是极为重要的。
比如出身黄埔又毕业于陆大的往往前途无量,如果再加上一个浙江籍贯那就更为发达了。
而对于那些出身杂牌的,比如西北军、晋绥军、东北军,或者那些西南地方军阀的军人来说,仕途就未免那么一帆风顺,这就更别提非军校出身的人了。
然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偏偏就有那么一位非军校出身、依靠六个人起家,并且一度当过八路军旅级干部的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奋斗成为了国民政府正规军的高级将领,最后还以起义将领的身份得以安享天年,实乃奇人也。
他,就是段海洲。
段海洲,1909年出身于河北省安平县的一户地主家庭。
这位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的大少爷在考上了位于北平的民国大学之后,逐渐受到了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于是从子承父业的封建思想一转而成为从军报国的热血青年。
就在他毕业那年,石友三正好在河北邢台创办十三路军干部学校。
也不知道当时段海洲是怎么想的,放着好好的中央军校不考,偏偏选择这个干部学校。
以大学生的身份来说,段海洲受到了校长石友信的青睐和照顾,这也使段对这位校长十分尊重。
多年之后,两人虽曾一度站在敌对的立场上,段海洲对校长也是礼让三分。
段海洲在干部学校学习了还没到一年,就碰上了他的总指挥石友三叛变了。
可悲的是,这次轰轰烈烈的叛变仅仅过了7天便土崩瓦解。
石友三只身下野,他的校长也只能解散学校,追随大哥而去了。
离开了干校的段海洲一时没了去处,他的身份是叛军,再去考中央军校?那就是找死了,无奈间只得返回老家过起了隐居生活。
机会是会来临的,就看你能不能抓住。
这不,随着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段海洲再次有了报国的机会。
他与同乡的5位好友经过商议,决定自行组织义勇军参加抗战。
在这6个人里,段海洲受过一些军官养成教育,有两人当过旧军队的低级军官,这就构成了一个小规模部队的基础。
紧接着,段海洲到处托关系,在弄来了9支步枪后竖起了抗日大旗。
一个星期内,陆续的有30来人前来报名,这其中有学习过功夫的农民,有师范学校的学生。
段海洲便将这些人分编为2个中队,终于将“抗日义勇团”组建起来了。
随后段海洲又在老同学侯如墉的介绍下,与驻石家庄的国府特派员潘佑强取得了联系,并且得到了3支手枪和200元纸币的“军饷补给”。
部队是成立了,但是没有战斗力。
人家正规军在日军面前都是不堪一击,何况这支只有30来人的游杂?于是段海洲一面要中央委派的参谋长帮助训练部队,一面继续招募兵员。
为了能迅速壮大部队,段海洲决定由政治部主任张国法来解决兵源问题。
这位张主任还真不负段团长之望,他带着几名宣传员走县串乡到处游说,开口民族、闭口国家,讲到激动时还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感动的周遍乡邻纷纷响应,还吸引了一支掉队的正规军来参加队伍。
这支正规军有7名士兵,段海洲全部委任为小队长,并让他们协助参谋长训练部队。
逐渐的,段海洲的义勇团由6个人发展到了60余人。
有了一些底气的段海洲决定向当地的乡亲显露一手,他不顾参谋长的反对,首先选择了位于武强县的一个日军中队作为目标。
段海洲认为,当这个中队派遣士兵在沧石公路巡逻时发动突然袭击,一定可以大获全胜,弄不好还能抓到几个日军呢。
抓日军俘虏这是连正规军都做不到的事,如果让他段海洲做到了,那可是大功一件啊。
可结果是日军不知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当他的部队刚进入伏击阵地时就遭到了几卡车日军的进攻。
损兵折将自不用说,段海洲是被打的彻底没有了脾气。
他终于知道日军不是那么好惹的了。
受到打击的段海洲决定不再贸然出击,先把部队训练好再说。
当日军奉命移防后,段海洲带着已经发展到300来人的义勇军一举突入武强县,击溃了当地伪军,还缴获了几门迫击炮和轻机枪。
武强县的光复,使段海洲的名字响遍了冀中,踊跃报名的参军者陡然间增加一倍,其中不乏带枪带马来参加的,甚至连冀县的三百多民团也来参加了义勇军。
段海洲还利用其中一名曾经在兵工厂做技术工作的参军者搞起了兵工厂。
半个月后,这个小规模的兵工厂已经开始制造地雷、迫击炮弹和手榴弹了。
到了1938年初,段海州的部队一跃成为河北地区几支游击部队中实力最大的团体,拥兵3400余人。
这个时候的段海洲,已经不安于武强一县之地。
他以原冀县民团的300余人为基础进入冀县开展游击,另以一部在献县至交河的公路上袭击日军补给车队,使日军驻献县的部队得不到补给,被迫撤军。
献县于是进入了段海洲的势力范围,他的部队也一下子暴增到6000余人。
随着段海洲势力的坐大,逐渐受到了周围游击部队的注意。
先是受中央正式委派的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派人联系收编事宜,被段海洲断然拒绝。
毕竟这支义勇军在官方备案中有还有着别动军第15支队的番号,张荫梧对于段海洲的拒绝还不便动粗。
但是另一支实力雄厚的游击部队就不那么买段海洲的帐了。
这支部队的司令名叫赵云祥,原是29军教导队的副队长。
29军放弃平津后,赵云祥带着教导队的部队官兵在河北拉起的抗日大旗。
由于是正规军发展出来的部队,段海洲的义勇军不管是在战斗力还是在战术上都打不过赵云祥。
而赵云祥在收编段海洲的计划失败后,便对段部发起了进攻,段海洲连战连败,就连刚取得的献县也丢了。
正当段海洲陷入战败的苦恼之际,邻县的南宫开来了一支八路军。
段海洲在北平读书时,就对共产党有着好感。
这个时候又受到了部队中共产党员的劝说,便决定率领所部参加八路军。
这一举动受到了八路军129师副师长徐向前的热烈欢迎。
同年5月,段海洲的“抗日义勇团”在南宫县正式改编为第129师青年抗日游击纵队。
由段海洲当司令员,八路军派遣的李聚奎当政委。
段海洲将部队分编为3个团,另编1个教导大队、1个警卫营和1个迫击炮连。
段海洲由一名地方武装的指挥官一跃成为了八路军的旅级干部后,使赵云祥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赵甚至还派人找段海洲解释“误会”,希望两军今后能友好相处。
毕竟对于赵云祥来说,八路军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赵云祥不惹他了,可段海洲还是“闲”不下来,让他犯愁的事情又来了。
原来他当年的老校长石友信跟着他的哥哥石友三也在河北发展起了自己的武装,并且还获得了军委会颁发的正规军番号。
这石友三起初还能与八路军友好相处,甚至邀请八路军派人到他部队做政治工作,但是渐渐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终于酿成了“摩擦事件”。
既然已经从朋友变为敌人了,那自然不用留下情面了。
于是石友三利用石友信当过段海洲校长的身份,去拉拢已经拥兵1万余人的段海洲“归队”。
这么一来,段海洲为难了。
对于段海洲来说,校长的邀请不能不接受,但自己毕竟是堂堂八路军的旅级干部,就这么走了,实在对不起扶助他的八路军。
此外他参加八路军后129师副师长徐向前等高级将领也十分厚待于他,这就更不好意思脱离八路军了。
权衡再三,段海洲在奉命率部进入豫北后借口眼疾复发,跑到南宫县的129师师部休养去了。
我不带部队总行了吧?段海洲可能把自己想的太简单了。
当他的眼疾痊愈之后,又想起了那支当年由他一手组建起来的部队了。
但是部队在豫北,自己在冀中,两地交通不便,中间又有日伪军隔断,要想返回部队谈何容易。
就这样消磨了一个月,失望之余的段海洲最终决定回家“静养”。
回到家乡后的段海洲并没能得偿所愿。
因为他回家之后,那些当年在义勇军加入八路军持反对态度的“旧部”纷纷找上门来,要求段海洲重竖大旗,再建部队。
这时又碰上段的老同学王文瀚也派人来联系段海洲,说是自己在冀东拉起了一支部队,但能力有限,希望老同学能帮助指挥,自己愿当副手。
这样一来,段海洲的心又活了起来,随后他写了一封“请假信”派人送到129师师部,正式脱离了八路军。
段海洲重新拉起部队的消息传到石友三那里后,石再次派他的弟弟友信以校长的身份拉段入伙。
于是段海洲在老校长的一番言辞恳切的“教诲”之下被改编为第69军教导师第2团,段任团长。
就这样,段海洲从一名八路军的旅级干部变为一名国军正规军的团级干部了。
段海洲在当了国军后的日子并不好过。
身为39集团军总司令的石友三虽然趾高气扬的和八路军翻了脸,可他的部队实在不经打,几番交手,死的死,伤的伤,段的教导第2团也从一开始的1000人被打到500来人。
段海洲很失望,他后悔当初离开八路军的冲动之举,但木已成舟,也只能跟着石校长走一步看一步了。
段海洲消极,可他的总司令石友三还是很积极的,甚至积极到联合日军一起打八路的份上。
结果被部属高树勋逮捕活埋,而段的老校长石友信也因奉兄命与日军联系的罪名被逮捕枪决了。
事情发生后,曾经在干部学校当过石友信副手、现为集团军独立旅旅长的孟昭进首先高喊“为石校长报仇”!口号一出,曾在干校当过学生的干部们纷纷响应,而其中带有一团人马的段海洲自然成了干校学生的“杰出代表”。
就这样,“复仇者”们以孟昭进为主,段海洲为辅,和“凶手高树勋”打了起来。
孟、段联军和高树勋部的混战已经使整个39集团军内部陷入极度混乱,这个时候做为69军继任军长的毕泽宇又插上一脚。
原来这位新上任的军长急于坐大自己的势力,企图以报仇为名,帮孟、段联军将高树勋打跨,乘机收编高部。
可算盘也有打错的时候,181师师长米文和不买他的帐,仗打起来后不出一兵一卒,“复仇部队”最终被高树勋打跨了。
段海洲见无出路,便带着自己这部分人马投靠了孙良诚的部属王清翰,所部被改编为独立第4旅第2团,仍旧官拜团长之职。
段海洲有了去处,其他几位“合伙人”的出路也是各有千秋。
孟昭进的部队在被高树勋打散后只身跑到重庆,被老长官冯玉祥保送陆大,1948年以第2绥靖区独立旅旅长的身份跟着吴化文起义,摇身一变成了人民解放军第35军的副参谋长兼特务团团长。
1985年在邹平病逝;毕泽宇带着教导师残部于1941年被日军包围在甄城,在部属文大可的鼓动下当了汉奸。
抗战胜利后,毕泽宇逃过了审判,还当了一阵子哈尔滨特别市的市长。
1968年在台湾去世。
那个极力想当汉奸的文大可在如愿后残杀抗日军民数千,1950年被朝城县政府镇压。
而那位坐山观虎斗的米文和则在在战后收编了独立旅和教导师的大部分官兵,自己当起了69军军长。
后来在淮海战场被解放军俘虏。
1970年死在了监狱。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段海洲也算是有了一个归宿,可老天似乎总和段海洲过意不去。
段没想到两年之后,他的上级王清翰跟着孙良诚也投靠日本人了。
这要说和八路对干还行,可要让他当民族罪人,这不是开玩笑的。
于是段海洲和第3团团长孙兴斋一合计,决定脱离王清翰,重回国统区。
两人的部队被改编为冀察战区第1游击纵队,由段当司令,孙当副司令,所辖2个团的团长由两人分兼。
又过了1年,段海洲带着部队投靠了泛东挺进军司令王毓文。
这王毓文为汤恩伯的嫡系将领,段海洲这下总算是有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了。
果然不出1年,即1944年2月,段的游击纵队又被改编为第33师,一转眼又成了国民政府的正规军,而且这个师的番号既不是“新编”也不是“暂编”。
也就是说,他的部队非但不用担心被裁,而且能享受正规军的待遇,他自己也名正言顺的当上国军的少将师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