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与FDI互动机制及路径分析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初步框架
摘要：在宏观上制度环境既可以降低跨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也可以增加这种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关键取决于该地区制度环境的有效性。制度环境的有效性取决于正规规则、非正规规则、政治市场的效率和经济市场的结构与效率等四个方面。FDI与制度和制度环境之间不是单向作用，而是相互推动、相互影响的。中西部地区唯有进行制度创新，在制度环境的某些方面寻找突破点，打破被锁定的路径，吸引FDI，然后以FDI带动制度变迁，进而提升制度环境整体水平，这样才能实现我国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关键词：制度、制度环境、外国直接投资
一、制度、制度环境与FDI的作用机制
在一个信息完全的社会里是不需要制度的。然而在信息不完全时，合作方案将会失败，除非创造出一种制度为人们监察背离行为提供充分信息。一种制度要保证合作须有两部分：第一、形成一种必要的交流机制形式，以提供知道什么时候进行惩罚的必要信息；第二、由于惩罚常常是一种公共物品，在此共同成员能获取利益而成本却由少数人承担，因此制度必须要提供一种激励，使这些人在这样做时，进行惩罚[1]。应该强调的是，这样就必须要创造一种制度环境，以诱致可信的承诺，将能确保一个复杂的制度框架，在此正规规则、非正规规则以及实施一起使低成本的交易成为可能。
企业的存在是为了捕捉有利可图的机会，它将由现有约束的集合来确定。科斯认为任何企业在市场机制下活动，会发生交易成本、合同和合作成本，而企业的内部组织则是一种低成本的有效的生产联系方式。FDI的产生机理正在于此。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企业保持对专有知识资产的控制，据此形成对外直接投资是由知识产品的市场机制失效所造成的。跨国企业为了更好的利用知识产权知识，并保持其特有知识的优势，就必须利用市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内市场容量一定的情况下，厂商在国内扩X的边际收益下降，与竞争者的摩擦加剧，交易成本增加，于是便产生了向外市场扩X的趋向。内部化交易方式可以使国际经营的交易成本降低，这诱使具有某种特有优势的厂商或者说是潜在的跨国企业作出对外投资的决策，形成跨国企业。
制度所提供的交换结构，加上所用技术决定了交易费用与转化费用。制度怎样解决合作与生产的问题，是由行动者的动机（效用函数）、环境的复杂性及行动者辨识和制度环境来决定的。制度，既有有效的也有无效的。有一些制度提高了交易成本——如限制进入的规则、进行无用的检查或使产权更不稳定。由于市场是不完全的，各地的制度是由一个降低成本的部分与提高成本的两方面组成的混合物。因此，在宏观上制度环境既可以降低跨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也可以增加这种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关键取决于该地区制度环境的有效性。制度环境对FDI的作用是通过下列四个方面来实施的，制度环境的有效性也取决于这四个方面。
第一是正规规则方面。在市场经济国家，制度环境是通过一系列法律和公民意识所规X 的。法律上的某些变化将会影响制度环境，使得某些集团实现一种再分配或趁机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成为可能。正规规则包括政治（及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合约。这些规则可以作如下排序：从宪法到成文法与普通法、再到明确的细则，最终到确定制约的单个合约；
从一般规则到特定的说明书。在决策各方的初始谈判力量给定的条件下，规则的功能在于促进政治的和经济的交换，现存的权利结构（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确定了游戏者现存的财富的最大化机会、它们可通过形成经济或政治的交换来实现。在发达国家正是有效的法律体系影响私人报酬的结构，法律体系包括非常明确的法律团体以及代理人，如律师、仲裁者、调停人。人们相信，影响一个案件结果的是法律上的依据，而不是个人的因素。相比之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法律实施是不确定的，私人报酬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成本。因为在有关将来的不确定性或由于代理而使合约很难实施的条件下，由合约双方建立的合约的成本将增加，产生不必要的租耗。为了使政治市场接近于适合有效市场交换的零交易费用模型，所制定的法律应该使总收入增加，以及受益者应以一个十分低的交易费用向受损者提供补偿以使双方认为联合是值得的。在具体操作上，正规规则可以用信用与法律体系的绩效来衡量。
第二是非正规规则方面。非正规规则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在社会生活中，正式规则只占整个约束很少的一部分，人们生活的大部分空间是非受正式规则约束的。非正式规则主要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X、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以及居民文化素质等等。在非正式约束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新制度经济学家具体的分析了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非正规规则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补偿、修正或延拓正规规则。因此，非正规规则或它们的实施的变迁会导致一种非均衡状态。因为构成一个稳定选择理论逻辑的是正规规则与非正规制约及实施方面的总和。不过，一种制度制约的变迁会改变交易成本，并引发演化新的习俗和准则以有效的解决将要出现的新问题的努力。一种新的非正规均衡将在正规规则变迁后逐渐演化。非正规规则对FDI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它对制度结构的影响产生的。有些有效的传统（如勤劳、诚实、正直）能降低交易成本，而且能为复杂的生产交换提供可能。而这些传统往往又为支撑这些态度的意识形态所进一步巩固下来。行动者的主观观念不仅仅是由文化派生的，而且经受了实践的不断修正，而实践又是由现存的（由文化决定的）精神构想过滤出来的。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与它的习惯和价值观一样，都属于非正式规则。一种努力工作并渴望创新的工作态度、价值观以及其他这种非正式规则将使进行外国直接投资的跨国企业或个人从中得到好处。制度矩阵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相互依赖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它们总起来对FDI在投资国的收益产生作用。在此，我们以地方文化及居民行为特点来衡量非正规规则方面。
第三是政治市场的效率。政治市场无可争议的与经济绩效有着内在联系。政治团体不仅通过界定和实施产权决定了一个经济的基本激励结构，而且在现代世界中，政府在国民总产值中的份额，以及由它实施的各种无所不在的管制，也是影响FDI收益和成本的关键问题。政治市场的效率也是影响FDI收益的重要因素。如果政治交易费用较低，且政治行为者有准确的模型来指导他们，其结果就是有效的产权，将会降低政治市场高昂的交易费用及行为者的主观偏好，就能激励FDI在投资国的产生更有效率的增长。在我国当前的环境下，我们以政府职能转变这一指标来衡量政治市场的效率。
第四是当前经济市场的结构与效率。地区市场的开放程度和市场化水平对外国直接投资有着重要的影响。市场规模的变化能够改变特定的制度安排的利益和费用：搜集信息或排除非参与者的成本并不随交易的量而同比例增长[2]。因此，对于一个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而言，FDI进入的交易成本也较低，并且能产生较大的外部效应。不完全的市场将导致高昂的交易费用，对外国直接投资产生巨大的排异作用。当前经济市场结构与制度结构之间究竟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制肘——即是否存在适应性效率，这对交易费用有直接的决定作用。制度结构在社会与经济将促进探索、实验与创新的程度上将起到关键的作用，这些就是适应性效率。在不同制度结构影响下的不同经济结构将对外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产生不同的激励。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