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主体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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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目标,并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
”由此可见,基层治理实现法治化对于推进依法治国战略有着重要作用。
基层,在实际运用中指直接面对人民群众、直接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而没有中间环节的国家、社会管理体系中的最低层次,在城市范畴内则往往指向社区。
社区是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单位,是现代社会基本关系的聚合处。
社区治理的法治化是对居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社区保持和谐稳定的现实要求。
同时,社区治理实现法治化对于国家走向法治,社会走向和谐安定有着基础性的推动作用。
一、社区治理法治化的内涵及特征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是指城市社区内,各利益相关主体依照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共同参与社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使社区建设和发展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
从上述表述出发,可以看出社区治理法治化有如下特征:1.治理性质——自治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委会组织法》规定“, 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这也就确立了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原则。
社区治理的法治化也必须以居民自治为前提及核心,充分保障社区居民的自治权。
2.治理主体——多元性从居民自治原则出发,社区治理的主体,是社区的居民群众,但是在社区的日常管理活动中,居民的参与往往依托于多元化的具体组织。
在实践中,较为典型的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组织有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业主委员会和社区协商议事会等。
此外,物业公司作为社区内常见的市场组织,是社区事务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也是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比较与分析作者:何海兵文章来源:转载点击数:374 更新时间:2007-8-24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通过合作、协商的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弥补国家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不足或失效之处。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单位人”逐渐转变为“社会人”,社会中出现了自由流动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的空间,一批社会中介组织、民间团体应运而生,导致原有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单位体制和街居体制相继失效或失灵。
将治理理论应用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重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探讨了社区治理的概念、内涵和特征,介绍了我国社区建设中出现的三种典型的治理模式,分析了它们的共同特征、各自特色、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提出了我国社区治理的最终方向和阶段性过程目标。
“治理”一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世界政治、经济及社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国家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不足或失效之处。
在最具权威的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或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1]。
与此巧合的是,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启动了社区建设的步伐,主要的背景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再象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全靠行政权力垄断所有的资源,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2],个人从单位体制中解放了出来,而原有的主要管理“社会闲散人员”的街道和居委会体制在新形势、新问题面前出现了很多不适应症状,与此同时,社区中也逐渐产生了一些社会中介组织、民间团体等,居民也越来越重视自己所居住的社区,开始参与一些社区公共事务。
浅谈中国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及前景展望论文摘要在引领中国改革方向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赫然在列,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及经济腾飞意义非凡。
本文从政府治理的现实困境入手,分析政府、市场、社会的盘根错节的关系,为治理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鑒。
论文关键词治理理论治理能力治理体系一、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政府与市场相互博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当市场失灵出现时,需要政府充当消防员的角色,对市场不能起作用的领域进行补位。
但政府干预并不能代替市场,政府也会出现效率低下、决策失误甚至寻租行为。
所以,只有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像齿轮一样紧紧咬合,并相互配合补位,社会的大机器才能正常运转。
而当今中国的实际是,政府职能边界不清,对经济生活干预过多,严重干预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另一个方面,市场机制发育不成熟、不完善,缺少法制的规整。
特别是在地方层面,政府与市场相互博弈,导致在各自领域都有错位、缺位。
社会分化不足,公民社会尚待发育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阶层出现了新鲜的血液,民营企业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开始崛起;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的中产阶级不足,民众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关注尚未觉醒,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社会有待进一步分化。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些年,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迁,民间组织由此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其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功能初步显现。
但这些民间组织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甚至日常经费都是由政府拨付,其部门负责人也是政府任命,发挥作用的空间缺乏独立性。
权威体制与多元治理在当代中国,中央政府通过掌握行政管辖权,特别是人事安排和资源分配的权力,建立起了一套自上而下的权威体制,这种权威体制的运行主要通过科层制和一统的观念来进行维系。
权威体制的治理方式也颇具特点,中央政策的一统性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灵活性相结合,通过政治动员的运动性治理方式,在当今社会某些复杂问题的解决中显示出良好的效果。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新时代,要健全社会治理制度,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现代社会治理组织结构,改善社会治理机制和方式,从而打造现代社会治理格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提出到2035年“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社会建设目标;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将其作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
新时代,要以构建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建设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文明社会为目标,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治理是指统治和管理的方式和过程。
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和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
”西方话语中的治理,强调对传统统治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和超越,主张公共和私人等社会多治理主体对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具有一定的正向意义,但由于其理论的阶级局限性,没有也不可能明确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相反,中国的国家治理,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对国家的治理,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人民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主体作用。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都明确要“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
狭义的社会治理涉及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分框架中后者的自治及其与前两者尤其是政府的关系等问题。
社会治理格局反映了一定治理场域内治理主体间相互位置、权力关系、资源占比与互动方式的集合,其本质是治理主体间结构化的社会关系。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问题和新任务,我们党立足国情,积极构建中国特色治理理论,推进中国治理实践。
在中国,社会治理是指在共产党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社会组织和公民、市场组织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
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对策作者:付诚;王一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201411期摘要: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是近年来国内倡导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形式,但在实践中出现了社区治理主体关系不清晰、社区自组织能力不足、公民精神缺失、居民普遍存在“搭便车”行为等现实障碍,公民参与社区治理面临制度困境、组织困境和文化困境。
现阶段推进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单纯强调社会政策干预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培育社区共同体、重整社区权力体系、提高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组织性、建立协商民主的社区治理机制、构建社区公民精神等,建构一个融社会、经济、政治政策为一体,具有包容性的有利于公民成长的政策体系。
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是近年来国内积极倡导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形式。
但由于参与的规范性、制度性建设不够,现实中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并没有预期的那样乐观,遭遇到了制度困境、组织困境和文化困境。
1.制度困境由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及治理启动较晚,且政策创新具有典型的“拿来主义”特点,导致这些政策与原有社会运行规则和社会发展现实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和冲突。
从总体上看,我国《宪法》、《物权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物业管理条例》等都鼓励和支持公民有序参与社区治理,并为公民制度化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合法渠道,营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氛围。
但这并不意味着实践中公民参与的制度渠道必然畅通,当前公民参与社区治理仍然面临着诸多制度困境。
(1)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定位与实践中的错位现实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居委会与法律规定的社区自治组织的地位不符。
《居委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但近年来,为应对日益增加的基层管理任务,各级政府都在强调管理重心下移。
由于相关配套措施不到位,一些政府部门及其派出机构甚至将监管和服务的责任也下放到街道和社区,居委会承担了大量由上级机关布置或交办的不属于自治组织的行政性及指派性工作。
社会治理与公共安全社会治理是一种通过社会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和协同努力来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的过程。
公共安全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旨在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安全。
本文将从社会治理与公共安全的关系、社会治理在维护公共安全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加强社会治理以提升公共安全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社会治理与公共安全的关系社会治理是维持社会运行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而公共安全是社会治理的核心目标之一。
社会治理与公共安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只有社会治理达到一定水平,公共安全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同时,公共安全的稳定也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治理环境。
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二者共同构建了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
二、社会治理在维护公共安全中的作用1. 加强社会秩序管理社会治理通过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和维护社会秩序,确保公共安全。
通过完善公共服务、加强执法力量,规范社会行为,提升社会文明素质,能有效预防和遏制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安全。
2. 加强社会救助和保障社会治理通过建立社会救助体系,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群,减少社会不公,增加社会稳定。
同时,加强社会救助也有助于预防犯罪的发生,维护公共安全。
3. 开展社会预防和干预社会治理加强社会预防和干预,通过加强社会教育、心理辅导等措施,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和扩大,防止不稳定因素对公共安全的威胁。
通过加大社会预防和干预的力度,能够将潜在的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三、如何加强社会治理以提升公共安全1. 健全社会治理机制加强社会治理的关键是建立健全的机制体系,形成多元化、协同化的治理模式。
政府、社会组织、居民群众等各方应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合力,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提升公共安全。
2. 加强法治建设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保障,也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重要手段。
要加大对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普及,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增强法治观念。
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有效方式有哪些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环节,关系着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群众作为社区的主体,积极参与社区治理不仅能够提升社区的治理效能,还能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那么,群众参与社区治理有哪些有效的方式呢?一、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志愿服务是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常见且重要的方式之一。
社区可以组织各种类型的志愿服务活动,如关爱孤寡老人、帮助残疾人、环保活动、文化宣传等。
群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参与相应的志愿服务项目。
比如,一些有医疗背景的居民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和体检服务;喜欢文艺的居民可以组织文艺表演,丰富社区的文化生活;擅长手工的居民可以教授社区内的孩子制作手工艺品。
通过参与志愿服务,群众不仅能够为社区做出贡献,还能结识更多的邻居,增进邻里之间的感情。
同时,志愿服务也能够培养居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促进社区的文明和谐。
二、参与社区协商议事社区协商议事是群众参与社区决策和管理的重要途径。
社区可以定期组织居民代表大会、业主委员会会议、社区事务听证会等,让群众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共同商讨社区的重大事务。
例如,在社区环境整治、公共设施建设、物业管理等方面,居民可以通过协商议事,提出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参与制定解决方案。
这种方式能够充分尊重居民的意愿,提高社区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为了提高协商议事的效果,社区可以提前公布议事主题,让居民有时间进行思考和准备;同时,要保证协商过程的公平、公正、公开,让每个参与者都有平等的发言机会。
三、参与社区监督管理群众参与社区监督管理,能够有效保障社区事务的公正、透明。
居民可以对社区的财务收支、公共资源的使用、社区干部的工作等进行监督。
比如,成立社区监督委员会,由居民代表组成,定期审查社区的财务报表,确保资金使用合理合规;监督社区公共设施的维护和更新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解决;对社区干部的工作进行评价和监督,促进其更好地为居民服务。
社区履行建主体责任的问题引言社区作为基层组织,承担着社会管理、民生服务、文明引领等多重职责。
履行建主体责任是社区工作的基础和关键,直接关系到社区能否为居民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和公共服务。
然而,在社区履行建主体责任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解决。
问题一:社区管理体制与履责难以衔接社区履行建主体责任的第一个问题是社区管理体制与履责难以衔接。
传统的社区管理模式多以政府为主导,社区履行建主体责任较为依赖政府的组织和协调能力。
然而,随着社区自治的推进和社区治理体系的完善,社区履行建主体责任需要在政府、社区居民和社区组织之间形成一种衔接和互动关系。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完善社区管理体制,建立政府、社区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协作机制。
政府应当加强对社区的指导和支持,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政策保障;社区居民应当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和决策,成为社区履行建主体责任的重要力量;社区组织则应扮演起沟通和协调的角色,促进政府、社区居民和社区组织之间的有效互动。
问题二:社区履责意识薄弱社区履行建主体责任的第二个问题是社区居民和组织的履责意识薄弱。
由于长期以来社区工作主要由政府承担,居民和社区组织对于履行建主体责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往往不能主动参与和承担社区工作。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提高社区居民和组织的履责意识。
首先,需要加强对社区居民和组织的履责意识教育和宣传,增强他们对社区履行建主体责任的认同感和责任感。
其次,应当建立健全相应的激励机制,激发社区居民和组织参与履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最后,政府和社区应提供必要的培训和指导,帮助社区居民和组织提高履责能力和水平。
问题三:资源分配不均衡社区履行建主体责任的第三个问题是资源分配不均衡。
由于社区的大小、地理位置和居民需求存在差异,社区之间的资源分配常常不均衡,导致一些社区无法满足居民的基本需求,影响履行建主体责任的工作效果。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优化资源配置机制,确保资源的公平分配。
物业管理与基层治理的关系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物业管理作为城市社区管理的基本模式,直接影响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和质量。
在当代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物业管理行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壮大,成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物业管理与基层治理紧密相连,两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互作用。
一、物业管理对基层治理的重要性物业管理是以城市社区为单位的生产性服务活动,其主要职责是保障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安全和福利。
物业管理公司在社区内承担着维修养护、安全防范、清洁卫生等工作,为社区居民提供周到的服务。
物业管理的有效运作不仅关系到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保障。
物业管理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便利的生活服务。
通过物业管理,居民可以享受到规范、专业的社区管理服务,解决居住环境中的各种问题,提高居住舒适度和居住质量。
物业管理还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生活服务,例如快递代收、家政服务等,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
物业管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延伸和补充。
在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的基层治理体系难以满足复杂多样的社会管理需求,物业管理公司通过专业化、精细化的管理模式,有效地补充和完善了基层治理体系。
物业管理公司在社区内不仅提供了日常管理服务,还可以积极协助政府部门进行社会管理工作,有效地维护社区的稳定和和谐。
物业管理是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的重要支撑。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的规模不断扩大,社会功能日益复杂,传统的社区管理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城市社区的管理需求。
物业管理公司通过引入市场化、专业化的管理模式,有效地提高了社区管理的效率和质量,推动了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工作的进步。
基层治理是指政府及各类社会力量在基层单位开展社会管理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
基层治理与物业管理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基层治理对物业管理的影响程度不可忽视。
基层治理是物业管理的政策依据。
论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主体间关系 摘要:社区治理是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治理实践的探索前进推动着社区治理理论的研究创新。在当代中国的社区治理中,党组织、基层政府、赢利企业、社区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成为了社区治理的五大主体。这五大主体形成了三种基本的关系,即居民委员会与党组织、政府组织构成了政治系统的“二元半”;居民委员会与社区居民、社区中介组织构成了社会系统的“三点一线”;居民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构成了经济系统的“三驾马车”。居民委员会是这三种关系的联接点,并促使其相互作用,推动着中国的社区治理不断走向成熟。
关键词:社区治理;多元主体;主体间关系 社区治理是在“社区”这一基本单元内,包括基层政府、企业和各类社会中介组织在内的多元主体实行的多形式的协同,是政府社会管理与社会自主治理的统一。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居委会)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抽象社会的缩影,更成为21世纪中国公共治理的基本单元。1999年,民政部先后选择北京、上海、天津、武汉、青岛、沈阳等城市的26个城区作为“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标志着中国开始了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社区治理成为当代中国公共治理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治理实践的发展,推动了我们对社区治理理论的思考:在当代中国的社区治理结构中,有哪些主体?这些主体是通过何种关系实现多形式治理的?
一、我国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 诚如治理强调合作主义、多边互动的理念或价值一样,社区治理也强调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协调与合作。从各国的社区治理实践来看,社区治理由扁平的网状结构替代了传统的垂直结构,基本上形成了“政府行政介入、社区组织自治、企业组织支持、社区公民参与”的治理格局。从我国社区治理的实践来看,我国的社区治理主要包括五大主体:一是党组织。主要是指街道党委/党工委或乡镇党委;居委会辖区层面的党组织,包括居民区党支部或党总支、楼院党支部、楼门党小组等。二是政府组织。在城市,参与社区工作的政府组织主要是街道办事处以及有关职能部门。在农村,参与社区工作的是乡镇政府,一般设乡镇社区管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三是社区自治组织。除城市街道的居委会和农村村委会两个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外,还有业主委员会、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议事会等。四是具有营利性质的物业公司。五是社区中介组织。是指参与社区事务,与社区密切联系的一切团体。五大主体形成了三种基本的关系:居民委员会与党组织、政府组织构成了政治系统的“二元半”;居民委员会与社区居民、社区中介组织构成了社会系统的“三点一线”;居民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构成了经济系统的“三驾马车”。居民委员会成这三种关系的联接点,并促使其相互作用,推动着中国的社区治理不断走向成熟。
二、政治系统的“二元半”: 党组织一居委会一政府组织 “二元半”是指社区治理中有两个完全官方性的组织和一个半官方性的组织。其中,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属于完全官方性组织,居委会属于半官方性半自治性组织。党组织和居委会是我国基层政治中的两个特色。
1 社区治理中党组织-居委会-政府组织三者之间的关系 目前中国的社区治理中,党组织-居委会-政府组织三者的结构关系可以从纵向、横向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纵向上的领导关系。从组织层面来看,由于上级党组织与下级党组织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因而,基层党委对下属的各党支部具有领导权。从政府层面来看,基层政府(包括街道办事处)虽然对居委会没有绝对的领导权,但居委会却受到政府的控制,更多地体现为政府权力在基层的延伸。首先,街道办事处掌握居委会的人事任免权,即经居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居委会成员需由街道办事处任命。其次,街道办事处严格控制着居委会财政。居委会接受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其工作的主要动力一般来自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的推动,承接大量的社区工作实务,成为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桥梁。居委会实际承担的社区工作内容繁多,据统计,可以列出名称的工作、任务已达100多项,诸如社区环境、社区治安、民政帮困、计划生育、纠纷协调、人口普查、再就业工程、宣传教育、文明达标等一些行政杂务。
(2)横向上的党政合一。在街道辖区层面,体现为党政的二元行政体制。在居委会辖区层面,体现为“支部建在居委会上”的“介入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具体表现为:第一,居民党支部与居委会人员的“交叉任职”,即居委会主任兼任党支部副书记。交叉任职使党支部书记可通过组织关系驾驭居委会的工作,既为党组织直接介入社区治理提供了合法性,也避免了居委会和党支部之间发生冲突。第二,居民党支部和居委会功能的交叉重叠,即党支部书记和居委会主任的主要职责互相兼容,共同掌握居民公共事务的决策权和执行权。
2 党组织、居委会和政府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1)从社区治理中的党组织来看。首先,党组织依靠其组织体系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领导作用。一是政治领导。体现在从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原则出发,把握社区发展方向、推进民主决策等。二是思想领导。主要体现在对社区居民及组织的思想导向和示范作用上,动员社区党员参加志愿者队伍,发挥党员在社区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激励非党员居民参与社区志愿者行动。三是组织领导,即凝聚人心,协调各方利益,将下岗职工、离退休职工、外来人口中的流动党员均纳人社区党组织的管理范围。其次,党组织利用其政治资源发挥着社区服务与社区参与的功能。党的组织资源,一是居民区党支部的离退休党员和在职党员,二是单位党组织的在职党员。党组织通过动员党员参与社区事务,进而带动居民群众的社区参与,产生连动效应。这种连动效应不仅扩大了社区参与的范围,而且借助“党政合一”的方式还有助于社区问题的解决和社区服务水平的提高。 (2)从社区治理中的政府组织来看。政府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应转变自身职能,给社区留足自治的空间。但“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并不存在永远的界限。根据情况的不同,政府有时要比较深入地介入干预公民社会的事务,有时又必须从公民社会中退出来。当政府撤回自己的直接干预时,它的资源对于接受某些活动的地方群众来说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尤其如此”②。“政府介入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应当是帮助恢复在这些群体中的公共秩序”。因而,对于社区来说,政府应从物质、政策、资金等方面对社区给予支持,包括制定社区发展的政策和运作法规,采取财政支持的举措,激励或约束第三部门、企业对社区的支持等。此外,政府在社区权力淡出后,还必须参与社区民政性服务和行政性服务的提供。
(3)从社区治理中的居委会来看。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社区居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享有选举权、监督权、知情权、决策权,通过选举、监督、决策参与社会政治生活。通过社区参与调动社区成员的积极性,大力推进社区民主的发展。社区民主的发展可以为政治民主化建设提供民主生长的基础和空间,为政治民主化提供合格的公民,为政治参与提供必要的空间,所以社区民主的发展有助于政治民主化的发展。
三、社会系统的“三点共线”: 社区居民一居委会一社区中介组织 “三点”是指社区治理中的社区居民、居委会、社区中介组织,“共线”是指三者通过其中一方相互联系,行使着社区服务的功能。也就是说,社区居民一居委会一社区中介组织这三个社区治理主体通过社区中介组织联系起来,并在社区治理中共同发挥作用。从世界范围内社区治理的发展趋势来看,社区中介组织在社区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我国目前存在着的社区中介组织主要有社区行政性中介组织和社区民间性中介组织两大类,其与所在社区的居民、居委会的关系因其形式不同而有所不同。
1 我国目前存在的社区中介组织的主要类型 目前,在中国,就社区中介组织与居委会的关系,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一是社区行政性中介组织,即与居委会具有行政性关系的社区中介组织。根据其活动范围可以分为社区范围外的社区行政性组织和社区范围内的社区行政性组织。社区范围外的社区行政性组织主要是指服务或管理社区的全市或全国性的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这类社区组织常见的有爱卫会、红十字会、计生协会、残疾人协会、科普协会等。社区范围内的社区行政性组织主要是社区服务中心(站)和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组织。社区服务中心(站)是从事各种公益性活动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组织是从事各种公益活动的中介组织。二是社区民间性中介组织,即与居委会具有非行政性关系的社区组织,包括社区范围内的民间性服务组织和文体组织。民间性服务组织,即为社区全体居民或部分居民提供服务的组织,如治安联防队、护绿队、环保队、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癌症 患者团体、互助组织等。民间文体组织主要是为社区居民提供科、教、文、体等活动的组织,如钓鱼协会、摄影协会、秧歌队、拳操队、戏剧爱好者联谊会、读书协会、书法协会等。
2 不同的社区中介组织,与居委会、居民的关系不同 (1)社区范围外的社区行政性中介组织的工作与街道办事处的行政工作通常融为一体,与居委会多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居委会接受这些中介组织所委托的工作,帮助它们履行职责。对于这类行政性中介组织而言,其提供的服务往往与居民的生活直接相关。因而,居委会应通过真实地了解居民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建立居民与这些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而改善居委会的职能实现方式。因而,三点之间的共线是沿着“社区中介组织一居委会一居民”的方向联系起来的。
(2)社区范围内的社区行政性中介组织多为社区居委会举办或牵动的中介组织,它与居委会关系多为被领导与领导关系。对于这类行政性中介组织而言,其提供的服务往往与居民的生活直接相关。因而,居委会既能有针对性地服务于居民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与居民建立联系,又能通过合法收取一定的服务费,改善居委会运行的财力基础。因而,三点之间的共线是沿着“居委会一社区中介组织一居民”的方向联系起来的。
(3)社区民间性中介组织一般是由居民自愿参与的自治性组织,往往直接联系着社区居民。居委会通过这些组织能够加强与社区居民之间的沟通,密切与社区居民的关系。因而,居委会为这些组织提供一定的支持(如到街道为这些组织争取少许的活动经费,从辖区的企事业单位中争取一定的物力和财力的支持),与其建立协作的关系,得到它们对居委会工作的支持。因而,三点之间的共线是沿着“居民一社区中介组织一居委会”的方向联系起来的。此外,与住区的自然人(居民)相似的还有驻区的法人——企事业单位,社区治理也需要这些单位的参与。居委会在与社区中的企事业单位通过建立合作关系,能从这些企事业单位获得一定的物力和财力的支持。
3 社区中介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社区中介组织从产生之初便承载着社区服务功能。行政性的社区中介组织提供着行政性服务和民政性服务,民间性中介组织提供着志愿性服务。社区中介组织和社区服务体系成为连接微观社区生活和宏观社会制度的空间连接点。通过社区居民和驻区单位的社区参与活动,社区治理功能不断得以发挥。居民和驻区单位的参与,不仅能够带动社区的道德建设,使社区成为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道德共同体”;而且还能够促进社区居民的心理维系,使社区成为“情意共同体”与“信念共同体”;更能够规范社区行为活动,使社区呈现为“安定和谐”的“生活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