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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8】校园骚扰

防止校园性骚扰,制度要真正细致化

多所知名学府老师陷入“性骚扰门”,引发各方关注。昨日(1月16日),教育部再次回应,除了已经查的性骚扰事件,“对于其他相关学校,我们也督促他们尽快核实情况,如果属实,要进行严肃处理。”并表示,要着手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

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委、构建防止性骚扰的制度堤坝,这可以看作漫长的个体呼吁、新闻呼吁最终结出的公共性成果。根据媒体不完全统计,过去四年间,共有14起高校教师涉嫌性骚扰的事件被曝光,而目前已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超过40所高校的部分校友及在校学生,就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发出呼吁。人们已经日渐形成一种共识:如果一系列已经进入公共对话领域的性骚扰事件,仅以处理当事人作结,仅以厘清一时一事的小是非作结,而没有提供任何构建制度、树立规则的可能,那么这种“解决”,仍然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没解决”。

同样的原因,如果建构起来的制度保障,没有充分考虑到性骚扰的隐蔽性、取证难、受害人保护困境,没有充分就“是什么”(定义)“为什么”(依据)“怎么办”(救济和申诉流程)进行详尽的规定,而仅以宏阔叙事进行表态式立规,那么制度很可能在现实操作中被悬空。

什么是性骚扰,做了什么叫性骚扰?作为一个外来概念,这个概念一直没有完全落地中国法律和伦理生活。立法二十余年、修订十二年的妇女权益保护法,也只是笼统地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而未对具体行为进行过举例。这直接构成了校园受害者投诉时的定义性困扰。从近些年积累的校园案例上看,除身体接触、跟踪纠缠这样明显的骚扰行为外,黄段子、“一聊就是性”同样构成了语言骚扰,需要在进行制度设计和手册教育时,进行具体的解释和规定。

在此基础上,尤其要提供一个调查和保护同步的申诉流程。前者是要明确,一旦举报机制被触发,应由什么机构进行调查、什么样级别的人主导调查。针对国内一些高校由本学院调查本学院教授的习惯做法,或者被调查者本身就是行政领导的情况,应有严格的利益相关人规避要求。更重要的是,要提供连续完整的、对举报人的保护机制,这是使校园性犯罪不变成“无声之恶”的关键。对此,有很多一流大学的成功做法可以借鉴,比如在哥伦比亚大学,性骚扰调查过程中,受害者可以随时向学校提出更换住处、约请家教、改动或取消相关课程的安排。应对我们的实际情况,还应加上可以无障碍更换导师的保障。

校园防范性骚扰机制的构筑,主要是让“forbidden line”真正烫手,但同时,也会带来很多涟漪效应,改变高校师生的一些心理预期。光明网评论员在与高校老师的

沟通中了解到,今天如何指导女学生,往往让很多男老师(男导师)困扰,除了怕给予女学生过多研究压力引发其负面情绪外,更不敢给予很多辅导,怕被人误会引起流言蜚语。因此,有一位教师所在学院的年度终结中有一个指标令人深思:女学生在读期间得到的有效指导要远低于男学生。这是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缺失的另一个镜像——因为规则没有形成、共识没有建立,很多男性老师也没有“安全感”,在正常教学活动中事实上处在过度自我保护的状态。如果这种隐性心理发展成为“少招女研究生就少麻烦”的态度,则更令人惋惜。此类现象,同样是构筑性骚扰机制的过程中,应该细致调研和考虑的。

一个社会的成熟度越高,其对私人权利的保护就越明晰、细致。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的大脑、作为最具人文精神的社区,应该最先践行这种明晰和细致,使反性骚扰的意识乃至对个体权利的珍惜态度,最终涵化社会文化。(via光明网)

惩治校园性骚扰高校必须有担当

针对高校教师性骚扰学生事件,教育部日前表示,根据“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管理有关规定,决定撤销陈小武的“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放的奖金。教育部重申,对触犯师德红线、侵害学生的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此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报,陈小武因性骚扰学生被撤职和取消教师资格。

当然,除了剜掉“烂肉”、纯洁队伍之外,要紧的在于如何防止出现“烂肉”。北航在通报中坦言,将以此为鉴,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健全相关机制,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事实上,关于高校师德建设,此前已有规范性文件。2014年,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对教师失德行为画出红线,严禁“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意见》还明确问责办法,并指出“高校是师德建设的责任主体,主要负责人是师德建设的第一责任人”等。

可以说,相关规定很具体,措辞很严厉。然而现实中,相关处置规定并没有落到实处。这是因为,一方面,有些高校在处理类似丑闻时过度宽纵,往往习惯于遮遮掩掩,不愿公开处理,担心影响学校声誉。而且,有些当事人还有一定的学术地位,顶着各种头衔和光环,学校处理起来有所顾忌。另一方面,学生与教师之间权利不对等,以及社会舆论环境里不宽容、不理性的表现,往往也让遭受性侵害的学生心存顾忌。

而在难挨的沉默之下,是激流涌动的坚硬现实。广州性别教育中心2016年开

展过针对中国在校大学生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收集到的6592份有效问卷中,有69.3%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

可见,如何规范和约束当前大学校园频发的性骚扰事件,已经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课题。这其中,首要的问题是严肃问责,将那些肆意触碰红线者逐出教师队伍。若持之以恒地加以惩戒,必然会在校园之内产生震动,也会让那些担心被报复的学生勇敢地主张自己的权益,从而弘扬正气、抑制邪气。当然,相关制度不妨更加细密一些,比如可以参照美国哈佛大学的禁令,禁止任何教授和本科生发生恋爱或性关系。

其次,要强化师德建设。大学要注重德行与人格的养成,要有更大的关怀与投射,不能沉浸在个人利益的攫取及情欲的满足上。陈寅恪先生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也就是说,大学教师要有理想追求,能够做到内省和慎独,有境界、有理性,行为才可能有边界、有戒惧,才能切实践行现代大学精神所提倡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教师节座谈会上强调:“合格的老师首先应该是道德上的合格者,好老师首先应该是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楷模。”说到底,“师有德”,才可能“校有道”。关注高校师德建设、净化校园风气,迫在眉睫。

(via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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