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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土地”看基督教传华的切入点王 雪(西安外国语学院文化传播学院陕西西安710061)摘 要: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基督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同中国文化相互沟通、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的问题,而明清之际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在这方面采取了颇为成功的策略,他们在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方面找到了在华传教的切入点,促进了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并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先河。
关键词:基督教;耶稣会士;文化融合;民间信仰中图分类号:B9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4703(2003)0320080202Abstract:Ch ristianity,as a fo reign culture,w hen being p reached in Ch ina,w as constantly in the p rocess of comm u2 p rom ising and integrating w ith the Ch inese culture.In the M ing and Q ing dynasties,the m issi onaries emp loyed som e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p inpo int the key to the introducti on of Ch ristianity in Ch ina,thus p romo ted the m issi onary w o rk of Ch ristianity in Ch ina and launched the m issi on of sino2w estern cultural exchange.Key words:Ch ristianity;Jesuits;cultural integrati on;fo lk faith 历史上基督教曾几度传入中国,如唐时的聂斯脱里教(即景教),元时的也里可温教,明清时期的天主教以及19世纪初的基督新教。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基督教的意义逐渐得以彰显。
当然，出于不同的考虑和基于不同的认识，人们对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亦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其价值判断的多样性和对基督教在华影响回升的迥异态度。
随着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和真正对外开放，在经济理论界和重新崛起的社会学思潮中，曾兴起了一股持续较久的“韦伯(Max Weber)热”。
人们尤其关注其涉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种种说法，以及他对东西宗教伦理与其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比较。
不少经济学家在谈及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等所起的“潜在的精神力量”之作用时，既表达了对历史进程的一种感触，又体现为一种在现实中国社会的呼唤和渴望。
这种现象是颇值得人们玩味和深思的。
人们在打开国门看世界时，忽有一种惊讶和警醒，随之便产生强烈的危机感和失落感。
这种自知之明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而导致的对外在思想文化体系的客观研究和虚心学习，以及这种研习的坦诚和认真，亦是史无前例的。
在借“他山之石”的此刻，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基督教及其对现代化的意义。
不可否认，一些人因感到中国文化的历史积淀太厚、传统负担太重而对之失去信心和耐心，简单地认为“现代化”即“西化”，而“西化”即“基督教化”，试图以这种绝对而极端的“拿来主义”来将一切推倒重来，由此圆其“现代化”的美梦。
然而，静观基督教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认识其对现代发展某些弊端的批评和否定，以及弄清基督教的“普世”意义和价值取向，则使不少中国人深感不能将“现代化”或“西化”与基督教完全等同，二者之间是有着本质不同之处。
对于基督教与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中外学者已有诸多研究和评述，故不必在此重提或详谈。
但有关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意义，中国学者则议论不多，且有各种疑虑。
而这一问题亦是我苦苦思索、刻意求解的关切所在，它涉及到基督教对现代中国的精神启迪和其本身在中国文化中的重新定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为促进这一研究的深化及其意义的彰显，在此谈谈自己的管见浅识，与大家交流和讨论。
2020·6（上）35科学普及实践基金项目：2017年空军工程大学《中西翻译史》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石雯君，副教授，空军工程大学基础部，研究方向为军事翻译和翻译史。
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翻译行为看我国对外话语传播石雯君摘 要 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圣经》翻译揭示了翻译行为背后的文化和权力等因素，而今天我国的对外话语传播仍需警惕这些因素的影响，并有意识地通过发展国家语言能力、保持文化自觉在国际上获取更多的话语权。
关键词 话语权；国家语言能力；文化自觉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20）260-0035-02清末，本来自居文化中心的中国被迫进入了世界竞争体系，并吃了败仗，由此退居世界文化边缘，从而开始了对泰西之学的疯狂追捧。
而西方传教士在这场中国语言文化巨大变革的浪潮中，起到了明显推波助澜的作用。
传教士同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背后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的不同态度——是尊重中国的独特文化、以他们的方式来影响具有话语权的文人阶层，从而提高《圣经》在中国社会中的文化地位和影响力，还是彻底改变中国的文化与语言，使其受到基督教思想的改造并在这一旗帜下得到统一。
这一段历史对于对外话语传播体系的构建有着借鉴意义。
1 西方传教士翻译行为的转变基督教传教士自明末清初以天主教传教士为代表到19世纪以新教传教士为主流，在中国近代的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二者在对外话语体系构建中所采取的策略却并不相同。
最初的天主教耶稣会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景仰并采取了依儒的翻译策略，然而新教传教士对中国言语和文化是持贬斥态度。
1.1 权力关系的转变福柯的权力理论和布迪厄的三大资本论将语言学研究带入了社会学领域。
在布迪厄看来，语言具有标示、分类和规范的作用；语言不但在社会中的权力资本冲突和争斗中被定义、被塑形，而且也在确认使用者在等级制度中的身份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定位[1]。
浅析1869年—1926年中华内地会在江西传教活动中华内地会由戴德生创立于1865年，创始人戴德生出生于1832年，英国约克郡的邦士立镇的一个教会之家，戴德生的父亲是卫理公会地方牧师，母亲也是牧师之女，戴德生从小就在充满着浓郁宗教气息的家庭环境下长大。
他于1854年抵达上海，开始在中国传教，但是戴德生一直都想深入中國内地传教，但在当时清政府只开放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准许外国人人内地旅行，这使得戴德生喜出望外，不久就前往英国准备内地会创办事宜。
1865年6月27日，戴德生以“中华内地会”为户名，用十英镑在伦敦郡立银行开户，成立了中华内地会，并将内地会总部设在上海。
内地会与瑞典来华差会，瑞典圣洁会，瑞华盟会系，挪威来华差会，德华盟会系，芬兰自由会系，立本信差会和独立会系共同合作推进中国内地传教事业。
并真正成为了一个跨宗派的国际性传教组织。
内地会的一大特点是不太重视中国上层社会的传教活动，也不太重视教会学校尤其是教会高等教育的发展，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华内地会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影响力并不如其他一些传教差会。
但中华内地会却一直深入到中国边界的藏疆地区传教，并且独创性的让女性传教士前往内地传教，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基督教新教在江西的传播溯源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法、俄、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开放了汉口、九江、南京、镇江、营口、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等十处通商口岸，且明确规定给来华传道者予以保护，即其第二十九款：“耶稣基督圣教，又名天主教，原为劝人行善，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
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
凡有遵照教规安分传习者，他人毋得骚扰。
”《天津条约》的签订，让西方传教士在华的传教活动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众多基督新教传教使团开始纷纷前往中国内陆传教。
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历史与清朝教案早在唐代，有一支基督教派曾到中国传教，被国人称作景教，这就是叙利亚的聂斯托里异端东迁后的遗绪。
近年出土的洛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是基督教东传史上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在世界文化史、东西方文明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7世纪早期出土于西安的《景教碑》首次揭示了基督教东方教会--聂斯托利派经丝路至唐朝首都长安自称"景教"后一个半世纪的传播史，《景教碑》由此成为"世界四大名碑"之一。
聂斯托里派的教义是三世纪的一个叙利亚主教聂斯托里提出的，他认为耶稣的神人二性是独立相连的，玛利亚只是生了耶稣的肉身，没必要加以崇拜，曾任君士坦丁堡大牧首。
之后他在基督教以弗所会议上被认为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理论划为异端，个人开除出党，客死埃及。
不过他的教派在地中海世界不见容，在东传波斯后却很兴盛。
在唐贞观九年，波斯教士阿罗本带经书到长安，得到了房玄龄迎接、太宗的亲自接见，准予传教。
到唐高宗年间，阿罗本被奉为镇国大法主，往后教堂亦挂上历代唐朝皇帝像(囧~)。
到肃宗时，因为郭子仪的手下有一个景僧，于是郭子仪也被影响入教了。
在唐朝后期，基督教被国家取消，于是基督教被赶出了中国。
而后宋朝时间，因为西方自己民族纷争，犹太人有一批进入中国避难而为中华民族吸纳包容，而这一批人因为汉族文化的魅力而彻底放弃了基督教信仰而融入儒家文化氛围里面，不曾听说有什么基督教的传播---当然，宋时代国家在信仰上是高度开放的、自由的，这批犹太人放弃基督教完全是自觉自愿。
在元朝、明朝、清朝时期，基督教再次回到中国传播，先是穿上和尚衣服来试图被中国人接受，后代知道和尚在中国并非社会信仰的主体和被尊重的主体人物时间，基督教教徒变身"儒家"知识分子来影响中国高层知识分子和达官贵人来传播，如明朝末年利马窦就是这样，甚至发展到清朝，基督教教士一度占据康熙王朝天文高官：汤若望，后来到雍正时间彻底被禁止传播而礼送出境。
基督新教在近代香港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 摘 要：近代香港是基督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的避难所和集散地。为拓展传教事业，新教教会及其信徒采用文化手段辅助传教，在近代香港开展了大量的文化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入港传教士的汉语言研究成果为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新教传教士在港积极创办学校、出版各类书籍和期刊，促使大量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理雅各等传教士通过翻译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书立说或回国后开展文化活动等方式，促使中国文化在西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关键词：基督新教；传播；近代；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153-02 “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的宗教与社会整体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此关系是双向的、相互的。”社会整体系统对宗教子系统发挥着制约性的作用，但宗教的活跃与发展也能反作用于社会的发展。为扩展传教事业，香港教会和信徒开展了大量的文化活动，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中西文化在香港的交流。 一、汉语言研究为中西文化交流奠定基础 语言是传教活动开展的前提，又是心灵交流的基础。来华传教士大都视汉语或方言学习、研究为首要任务，从而充当语言沟通的先驱，为中西交流起到桥梁的作用。十九世纪中期后，来华西人多视香港为学习汉语和体认中国文化的驻足地，从而使香港在汉语言 研究方面颇具成就。据香港档案资料显示，晚清在港府登记的出版书籍中，用做编印的语文就有13种之多。其中包括马来语、巴赫纳语、老挝语、拉丁语、柬埔寨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越语和藏语和汉语。新教传教士则出版了相当重要的汉语、特别是粤地方言的字典和词汇。主要有欧德理的《广州方言汉语字典》（1877）、湛约翰的《英粤字典》（1878）和嘉约翰的《粤语方言成语选》（1889）、罗传烈的《汉语语法》（1864）等。另外，道济会堂的华人主任牧师王煜初在前人用罗马字拼音字母为汉语注音的基础上，于1896年出版《拼音字谱》。该书囊括了中国十八省的声韵，可谓拼音声韵学的一大创举。此外还有波乃耶牧师的《客家方言简易句法》（1881年）、《粤语通易》（1883年）、《英粤袖珍词汇》（1886年）《粤语易通词汇》（1886年）、《怎样讲粤语》（1889年）、《广州方言短语选》（1890年）、《新会方言》（1890年）和《东莞方言》（1890年）等书。 传教士出版各种学习汉语工具书的工作，不仅有利于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还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在港华人对学习英语的同类书籍的编纂。最早编纂英汉字典的中国人是谭达轩。1895年他出版了《华英字典汇集》，此书按英语字母顺序排列，包含了所有常用的英文单词，并且每一个单词都附有由著名作家审定的词义说明。次年，他又出版了名为《通商指南》的双语著作。此外，《英华字典集》（1899年）、《英文文法译述》（1894年）、《华英文法捷径》（1897）、《英语易读》等，都是当时学习英语的学生广泛查阅的工具书。这些书籍 的出版，更大程度上满足了香港社会对英语人才的需要。 语言是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因此学习中国或西方文化的最基本的门径是精通汉语或英语。以上所述双语著作，正是在帮助西人或中国人学习汉语或英语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为中西文化交流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 二、大量西方文化传入 除通过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或与在港华人的交流，直接向中国传输西方社会和科学文化知识外，香港基督教教会还在港出版各类书籍和期刊，向更加广泛的社会层面介绍西方文明。 传教士在香港出版了大量的科学、知识性书籍。著名的有：美国传教士波乃耶于1843年至1853年连续出版的《华番合和通书》。这是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年鉴，所含内容包括中西历对照、中西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方面的大事，还刊载过中国和与英、美、法等国所签订的条约。该书每期后面通常附有一些地图，主要流通于中国各大通商口岸，是时人了解国际大事的重要工具书。英国传教士蒙克利1852年出版的《算法全书》，是第一部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运用西方数学体系编成的数学教科书，基本内容包括数的概念、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分数、小数、比和比例等。英国传教士罗存德的《地理新志》，其内容有释教略论、地球理论、论地转动、论地昼夜等，还附有西班牙、葡萄牙地图和火轮机图。 《遐迩贯珍》是香港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学说、历史文物、科技知识的期刊，也是对近代西方文化入传中国影响较大的期刊之 一。该刊创办的主要意图是透过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原理，来加深中国和西方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即着意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编者曾在创刊号《序言》中提到，中国除专载上谕奏折的邸报外，向无日报，如果能出版一定期刊物，“其内有我邦之善端，可以述之于中土，而中国之美行，亦可以达之于我邦，俾两家日臻于洽习，中外均得其裨也”，诚为善举。在《遐迩贯珍小记》一文中，编者进一步阐释道：“非欲藉此以邀利也，盖欲人人得究事物之颠末，而知其是非，并得识世事之变迁，而增其闻见，无非为华夏格物致知之一助。”以上所述虽不免有溢美之嫌，但基本上反映了刊物增广见闻、互通中外有无的真实旨趣。因此，该刊特别重视刊载当时所谓的“格物致知”学说。《遐迩贯珍》刊载了不少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等方面的文章。此外，该刊还介绍了一些西方最新的实用科技，如《泰西种痘奇法》、《拯溺妙法》、《照船灯塔书解》等。对西方历史、政治制度和风土人情等，《遐迩贯珍》也有论及，如《英伦国史总略》、《花旗国政治制度》等。该刊对西方文学也有部分译载，如分期译载西方文学名著《伊索寓言》。这些都是当时中国人难以获得的西方文化知识。《遐迩贯珍》虽是传教士在港创办的刊物，但其发行区域扩展到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地，其所输入的西方知识也辐射至中国大陆，从而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立下了丰功伟绩。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西医书院在引进西方医学，推动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造就医术与科技人才，1887年 10月，华人信徒何启与伦敦会一起创设了香港最早的高等学校—香港西医书院。该书院所设课程与英国医科学校相似，采用五年制教学。第一年设植物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物理学及临床诊察等课程；第二年除继续学习解剖学、生理学外，增设医学、妇产科、病理学、外科学等；第三年学科减少，实习渐增；第四年新增法医学、公众卫生、实用初级外科等；第五年则注重医学、外科、产科的深造。与同时期广州南华医校和天津医学馆相比，香港西医书院在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从创办到1912年并入香港大学，西医书院培养了128名西医人才，其中以孙中山和王宠益在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尽管书院培养的人数不多，但它是中国最早培养现代医学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据说，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孟生曾至天津为李鸿章治愈疾病。这使李鸿章更加信赖西医医术，认为“医学当与其姐妹学科之化学，同予注重，非第须了解其如何组合，且明了其如何分析，盖不如此，不足使其与诊断病症及准备医疗上，臻于更大之精确性。作为洋务派的重要官员，李鸿章对西医学术的重视弥足珍贵。受香港西医书院的影响，1894年他在天津的总医馆中创设北洋医学堂，从而使中国对近代西医学术的推行又迈进了关键一步。 三、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 就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言，当首推理雅各所翻译出版的《中国经典》为最。从1843年抵港到1872年《中国经典》第五卷的出版，理雅各花了近25年的心血完成了中国儒家 典籍的翻译，第一次系统地、较为客观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儒家经典。他所翻译的《易经》、《礼记》、《老子道德经》、《庄子秋水篇》、《孔子生平与教训》和《孟子生平与工作》等书籍都在英国陆续出版。理雅各回国后的各项学术文化活动，更大范围地扩大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的传播。 此外，欧德礼也是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得力传教士。1862年欧德礼抵达香港，主要在宝安布吉附近传教，后因从事政府工作而脱离教会。1870年至1897年返国，他长期居住香港，故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有较深入的研究。1870年他的著作《中国佛教学生手册》在港出版，该书略述了佛教的历史与理论以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1888年他又出版了《中国佛教梵汉字典手册》，为西方人学习佛教文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撰写的《客家概况》是西方学者对客家研究的最早著作；《风水》和《香港历史》等书则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历史以及习俗。 综上所述，基督新教教会及信徒为扩大宗教的社会影响力，传播基督新教，在香港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活动。尽管这种社会文化活动带有一定的政治和宗教目的，但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不论是从西方文化的传入来看，还是从推动中华文化的外传来看，新教传教士和信徒在香港的文化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近代香港成为了一个荟萃中西文化的华丽所在。基督新教在香港的这些文化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为近代中国维新思想在香港的萌芽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香港的早期活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戴康生，彭耀主.宗教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61. [2]霍启昌.香港与近代中国[m].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52. [3]李志刚.香港教会掌故[m].香港：三联书店，1992：102. [4]钟紫.香港报业春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8. [5]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1：140. [6]沈福伟.西方文化与中国[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59-2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