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些思考
陈昌旭食品11-3班110424302
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知识分子是外来文化的传播者和介绍者，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一种外来文化能否被社会接受，或以何种方式被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对外来文化的态度。那么，农民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到底处于什么地位并起了什么作用呢？
十六世纪末，随着利马窦等一批传教士的到来，基督教文化开始在中国传播，对西方世界一无所知的农民在惊异中竟抱着一种宽容的态度接受了它。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胜利，使得西方殖民者再一次有机会向中国进行“文化”输入和传播。农民是小生产者，因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而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狭小的土地上，很少去关心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但是农民又极具现实精神，他们重经验，重实用，对闯入他们生活的新鲜事物并不一概排斥。这一特点使他们的思想在顽固保守之外，又具有变通、兼容的一面。但无论如何，农民对基督教这种外来文化并非一概排斥则是可以肯定的。
农民信教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基督教满足了他们心理的需要。基督教宣扬原罪，提倡来世，认为只有皈依主，投入主的怀抱，才能洗清前世罪孽，最终进入天国。基督教的这些说教，对于那些生活在苦难之中，看不到前途的农民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时，他们用基督教附会中国思想，这样就消除了农民因陌生而对外来文化产生的排斥、反感心理，有利于基督教思想的传播。
宣扬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是传教士进行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在传教士传播的各种文化中，这一部分往往最有价值，也受到了统治者的欢迎，然而它却是最容易为农民忽视乃至排斥的。但传教士通过创办慈善机构介绍的具有较强实用性的知识如医学，则是另外一种命运。可以说在传教士进行的文化传播活动中，创办医院等慈善机构是最成功、也是最受农民欢迎的。对于传教士传播的西方医学，农民不加拒绝地接受了，他们乐意到教会医院看病求医，并对它产生好感。这也在于它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克服了农民的顽固和保守，使他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一定的外来文化，给他们僵死沉闷的生活注入种种新鲜的东西。但是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终归是一种小农经济的思维方式，它眼界狭窄，目光短浅，只能被动地接受，不能主动地拿来，更不能对外来文化作出科学地分析。中国近代以来始终没能很好地吸收、消融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原因很多，但农民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实用的角度来接受外来文化的，但这种实用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分析之上，而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农民地位低下，没有文化，缺乏理智，头脑里充满稀奇古怪的想法，一种外来文化是否实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感受，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他们的心理、情绪、欲求都会对他们的判断、选择产生重
要影响。因此，表面看来，农民是从实用的角度来接受外来文化的，而在他们实用主义态度的背后则往往是非理性的冲动。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了解为什么带着西方色彩的“皇上帝”竟能成为农民革命的一面旗帜。
假使没有基督教的传入，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在十九世纪中期爆发也是不可避免的，可是那样，太平天国运动的思想面貌就不会像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样子了。十九世纪中期拜上帝会的创立实在是农民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创举，如果说以前农民对外来文化还停留在被动地接受上的话，那么这次则是主动地拿来了，标志农民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农民的思想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许多中国人对侵略势力抱着深
刻的仇恨心理，对一般的外国人和外来事物也毫无好感，连教会的传教活动都面临着巨大困难。可是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作为农民知识分子的洪秀全，却把《劝世良言》视若“天书”，把圣经崇为“真道”，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拜上帝教，并很快征服了千万农民的心，这应该作何解释呢？
以前学者们多强调拜上帝会的基本教义和所反应的阶级利益都与基督教迥
然不同。对洪秀全发生吸引力的不是基督教，而主要是通过圣经接触到的早期基督教义中的阶级对抗因素和平等观念。洪秀全在拜上帝教中注入了反封建的新内容，因而得到农民的欢迎和接受。这种看法说出一部分道理，农民欢迎拜上帝教，确是因为它满足了农民革命造反的“需要”。但拜上帝教并非只是有利于革命造反，也存在肯定权威、思想独断、不利于内部团结的一面。特别是到了革命后期，拜上帝教种种落后、消极的方面充分暴露出来。站在农民与外来文化关系的角度看，农民接受、利用洋教，并非建立在对洋教的科学分析和对形势的正确估计之上。农民接受洋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特定环境下的心理、情绪的反映，带有很强的非理性色彩。
从表面上看，洪秀全他们接受、改造洋教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文化心理，他们在外来文化面前表现出高度自觉，对外来文化进行主动的选择和接受。但从更深一层来看，农民对洋教的狂热正是他们狭隘、保守心态的反映，是他们对现实极度失望后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宗教来自人的依赖感，人们无法主宰自己的生活，便虚构出万能的神灵，作为世间的主宰。神灵可以有中西的不同，而它反映的精神实质则是一致的。所以当农民对旧的信仰悲观失望后，便很快投入到“洋上帝”的怀抱，并且因为信仰了“洋上帝”便对旧的信仰统统排斥，一概否定。这看似革命，实际正是他们落后心态的反映。
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是农民与外来文化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在实用主义背后则是非理性的冲动，这就使农民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很不稳定。当他们感觉到一种文化对他们有用时，他们可能会接受、吸取它，甚至产生狂热的感情；而当他们感到这种文化无用、或者伤害他们的利益时，他们的好感便转化为一种愤怒，以前的主动接受也就转化为盲目排斥了。因此，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和盲目的排外心理，构成了农民对外来文化的两个重要方面。
农民的排外带有反抗侵略的性质，是一种正义的爱国行为。而农民的阶级本性使他们无法把侵略者和侵略者带来的文化区别开来，正如他们由于憎恶地主而憎恶一切传统文化习俗一样，他们也由于憎恶侵略者而憎恶一切来自侵略者的文化成果，他们憎恶一度被他们奉为神明的洋教，旗帜鲜明地提出“灭洋”的口号，在他们看来，洋教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农民的排外是建立在他们的直接生活经验之上，反映了他们朴素的要求。但是农民小生产的地位和狭隘眼界使他们无法对外来文化做出科学的分析和抉择，他们的“灭洋”往往是不分好坏，不分优劣，凡在“洋”者一概排斥，带有极端的片面性和非理性的色彩。
农民排外的精神武器是传统信仰中的天地神佛，反映出他们排外的非理性特征。正如他们曾经用洋教打倒传统的天地神佛一样，他们这次是用天地神佛去对抗外来的洋教、洋货、洋物了，形式虽然不同，精神实质则是一致的。朴素的爱国热情却是以愚昧、落后的形式表现出来。
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和盲目的排外心理构成了农民对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实用主义和盲目排外看似矛盾，却统一在农民狭隘落后的心理之中。一方面他们从经验出发，接受、选择他们认为实用的东西；另一方面对于他们不理解的事物则求助于迷信的说法、荒唐的念头，在他们重经验的同时又表现出非理性特点。这种非理性因素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既可以表现出对外来文化的迷信、狂热，也可以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盲目排斥，而不管是哪一种形式，都无法对外来文化作出科学、理性的分析判断，无法积极吸收融化外来文化的先进成果。十九世纪中期，越来越多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被介绍到了中国，有些在社会上还产生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这一切在农民那里未得到任何反映。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出现了一部《资政新篇》，我们惊异地从中发现建立近代工矿企业，兴建铁路、邮局，创办报纸，设立民政局，协助监督天王的政务等一系列新内容。这些内容已涉及到近代文明的重大课题，它无疑是对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一次大胆“拿来，”充满了科学严谨的态度。中国近代以来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一直步履维艰，原因很多，重要的一点则是农民落后的文化心态在作祟。更有甚者，一场政治风暴到来，多年学习的文化成果倾刻毁于一旦。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太多了。因此，如何改造农民落后的文化心态，消除其消极影响，依然是我们今天文化建设中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