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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中西文化会通的上海第一人
导语：明朝并非始终是一个闭塞的王朝。
明成祖朱棣曾派郑和率宝船“七下西洋”，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也是中外交流史上的盛事。
但由于倭乱等问
明朝并非始终是一个闭塞的王朝。
明成祖朱棣曾派郑和率宝船“七下西洋”，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也是中外交流史上的盛事。
但由于倭乱等问题，明朝之后又几度实行海禁。
嘉靖年间尤甚，甚至到了闭关锁国的境地，外国人无法轻易入境，中国人也不得西行。
徐光启石像
与此相对，同时期的欧洲迎来了“大航海”时代，各国争先恐后地前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在这样的背景下，耶稣会来到中国，开启了一次浩大的文化交流与碰撞。
而作为当时勇于突破传统观念、敢于拥抱新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徐光启在“新世界”的经历与执着，值得后人细细品味。
一张地图
带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徐光启于嘉靖四十一年出生于松江府上海县，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他不仅为明末重臣，还被誉为“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为西学东渐、中西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徐光启接触西学、认识新世界的契机是一张世界地图。
万历二十一年，因会试屡试不第，徐光启受友人介绍前往韶州教书。
两年后的某一天，他信步偶至教堂，见到了传教士郭居静。
短暂的交流，让徐光启对于这些来华的西洋人有了初步认识，但并未产生求而问道的意愿。
直到几年后，他见到利玛窦绘制的一幅世界地图。
地图中展现的全新的地理观念让徐光启大开眼界，也让他产生了与这位“海内博物通达君
生活常识分享。
“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的大资本家“火柴大王”刘鸿生所生产的“龙游”牌火柴何谓“第三种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奠基人之一翁文灏先生曾说：“中国从前只有二种人，第一种人在纸上做文章，第二种人在实地做工作，彼此几乎不相通，说话也彼此听不懂，不用说互相帮助。
现在却要有第三种人，有知识更能实行，能做工还能研究，这就是你们工程师。
”（《翁文灏论经济建设》，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这里所谓“第三种人”，即如当年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胡刚复（中国现代物理学先驱之一），以及竺可桢在日记中提到的凌鸿勋。
这位凌鸿勋大概是我们早已忘却了的历史人物，早年他曾就读于清末的上海高等实业学校（即原邮传部的南洋公学）、民初的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又是继詹天佑之后的中国的“铁路之父”，后来他还是交通大学和广西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交通部南洋大学校长、陇海铁路工程局长、粤汉铁路管理局局长、天成铁路工程局长兼总工程师、西北公路管理处处长和工务局局长等。
自1929年至1945年，他先后从事筑路16年，兴建新路1000公里，测量路线4000公里，管办公路5000公里，对民国时期的铁路和公路建设，厥功甚伟，尤其是开发西北、西南交通，成就显著，他还著有《中国铁路志》、《十六年筑路生涯》、《詹天佑先生年谱》等。
如评论所说：“从某种意义而言，凌鸿勋这样的技术专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体现了一种变化趋势，即超越思想文化领域中体用之争，将学以致用奉为最高准则，并且在学习西方科技的过程中始终伴随自主创新和充满爱国热忱，这是我们考察中西文化交流问题时不应忘却的历史真相。
”而认知这些“历史真相”，其前提更是应首先认识这些具体的历史人物，由此，笔者又联想到了毛泽东曾说过的“不要忘记”了的诸多“中国工业之父”，如“航运之父”卢作孚。
曾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的毛泽东和卢作孚，他们后来各自走了不同的道路，但殊途同归，即他们的一生都是为了中国的崛起和振兴的。
容闳（1828－1912年）汉族，广东人，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
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
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先同情太平天国，后投入洋务运动。
马格里（Macartney Halliday 1833－1906），英国人，后加入中国籍。
马格里生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
咸丰八年（1858年）随英国侵略军来华，任第99联队军医。
在英军服役期间，他与当时的英国军官戈登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友谊。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马格里辞去英军职务。
同治二年（1863年）加入淮军，随李鸿章同太平军作战，深得李鸿章信任，后来曾主持金陵制造局。
光绪二年（1876年），随郭嵩焘出使英国，协助设立中国使馆。
郭嵩焘卸任后，马格里亦返华而转任英使馆参赞。
沈葆桢（1820－1879），汉族，福建人，林则徐之婿。
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请他赴安庆大营，委以重用。
1867年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发动侵台战争，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办理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筹划海防事宜，办理日本撤兵交涉。
沈葆桢为台湾近代化之路的首倡者。
律劳卑（1786－1834年），英国皇家海军职员、政治家和外交官，在1834年出任首位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但未几即发生“律劳卑事件”，病逝澳门。
据了解，他临终前指出只有战争才可以解决中英间的贸易纠纷。
马礼逊：英国人，是西方派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他在华25年，在许多方面都有首创之功。
他在中国境内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成为以后汉英字典编撰之圭臬；他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第一份中文月刊，在中国报刊发展史上位居首尊；他开办“英华书院”，开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之先河；他又和东印度公司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馆，首创医药传教的方式。
他所开创的译经、编字典、办刊物、设学校、开医馆、印刷出版等事业，使其成为开创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
沉重的叩门声一场销烟引发一场战争！1839年6月，中国清朝政府委任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东严查鸦片走私行为，1839年6月3日（即清宣宗道光十九年岁次己亥四月二十）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至6月25日结束，共历时23天。
此事后来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令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经过两个月的旅程到达广州，面见了各级官员。
在虎门滩上，林则徐第一次见证了中国打不出海岸的兵炮，他和邓延桢都清楚一场由鸦片挑起的战争在所难免，如果以这样的兵力与英国对峙，中国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大帅，你看，我们就是用这种炮来打仗！”不是没有人意识到国家的软弱无能，不是没有人意识到中国必须为一场与西方英国的战斗做准备，只是清王朝的腐朽让人无能为力，空有一腔热血，却无尖利的兵器！林则徐第一件事不是在公堂上与外国人对峙，而是化身为老百姓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挖掘鸦片带来的真实残害。
一个打渔的，一个没经过任何清朝高等教育的老叟都知道鸦片祸国殃民；“那个洋鬼子又回来了！”一个妇女，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朝代都对洋人恨得咬牙切齿，鸦片之害可见一般！提起新来的钦差，老百姓是不抱希望的，官官相护与洋人勾结营私利已不新鲜，想要依靠清朝官员来达到清除鸦片的目的在他们看来是不现实的。
3月19日林则徐下令禁止外国人离开广州，3月21日下令包围商馆。
按捺不住的英国商贩颠地企图通过无耻的清朝官员逃出广州，却不想被年轻的愤慨者抓个正着，想跑哪有那么容易，可以想象当渔民将船只团团围住无路可行，愤怒的渔民揪出穿着清朝官服头顶花翎的颠地时，该是一种何等的滑稽！止不住的愤怒让奋起的妇女禁不住打他几个耳光，打得如此响亮如此大快人心啊！本该为朝廷卖力，忧国思民的清官员为一己私利放走的何止是大商贩颠地更是放掉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该有的尊严，亡国之徒比比皆是，清政府的统治下填饱了多少蛀虫的贪欲无法想象，这就是清政府的悲哀，满朝文武也就只有一个林则徐而已！看到渔民的留言，林则徐何止是愤怒，“这些个绊脚石非把它搬了不可！”站在自己眼前的十几官员恨不得一一查处，但他终究还是要以大局为重为国家谋求长远之计。
勿忘文化传承，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都有谁？作为西学东渐和全盘西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几千年来被视为稀松平常的中国传统文化被提高到了一个重要地位，并被冠以“国学”的称谓，国学大师因此应运而生。
那么，在民国时期都有哪些举足轻重的国学大师呢？今天，就为大家盘点一下民国时期的十大国学大师。
NO.10 刘文典（1889—1958）研究领域：庄子研究、校勘学、目录学、唐代文化史主要任职：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西南联大教授、云南大学教授。
代表著作：《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斛补》、《三余札记》等知名弟子：吴组缃人物评价：刘文典学识渊博，学贯中西，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校勘学大师，同时也是著名的庄子研究大师。
其代表作《庄子补正》被陈寅恪称为是能够“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的庄子研究开山之作。
刘文典恃才傲物，狷介无比，继承了民国以来的狂生个性，曾自矜道：“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
第一个是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还不晓得！” NO.9熊十力（1885—1968）研究领域：儒学、佛学、哲学主要任职：曾任教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复性书院、浙江大学等处。
代表著作：《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等知名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人物评价：熊十力是中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
他最大的贡献是以佛教唯识学重建儒家形而上的道德本体，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新儒家”体系，影响深远。
熊十力与张君劢、梁漱溟、冯友兰、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并称为“新儒学八大家”，他本人则成为当之无愧的“新儒家”开山祖师。
NO.8 钱穆（1895—1990）研究领域：儒学、史学、宋明理学、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主要任职：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教授、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香港新亚书院创办人兼首任校长、中国文化学院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传科学的传教士傅兰雅与中西文化交流傅兰雅是一位传科学的传教士，她致力于尝试将西方科学知识传播到中国，并且帮助人们理解和接受这些知识。
她的努力不仅在当时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和赞扬，而且现在也成为了许多中西文化交流的典范之一。
本文将从她的传教理念、传教方法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实际情况等方面来探讨傅兰雅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同时举出五个例子，以表明她在中国所取得的成就。
一、傅兰雅的传教理念对于傅兰雅来说，她认为传教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当地的文化和传统。
因此，她并不是想要强行将西方的科学知识灌输到中国人的头脑中，而是希望通过互相学习和交流的方式，让中国人慢慢地理解和接受这些知识。
此外，傅兰雅对于传递科学知识的途径也非常有见地。
她认为传教最好的方式是将科学知识与现实结合起来，通过实践和观察，让人们亲身感受到这些知识的实用性和价值。
二、傅兰雅的传教方法傅兰雅的传教方法非常特别。
她善于利用身边的一切资源，创造出一些简单、易懂的实验来帮助人们理解科学知识。
以下列举几个例子：1. 制作简易望远镜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太阳系的运动规律，傅兰雅就与当地的木匠合作，制作了一些简易望远镜。
通过观察夜空中星星的运动轨迹，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天体物理学中的各种概念。
2. 制作简易电路模型在傅兰雅的引导下，一些学生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些简易电路模型，从而深入了解了电子学的原理。
这些模型不仅实用，而且非常有趣。
3. 制作简易显微镜通过简单的材料制作显微镜，可以让人们亲身感受到显微镜的工作原理，同时也更好地了解了一些亲身见到的微小物体所具有的都市世界。
4. 制作简易无线电接收器傅兰雅发现当地的电台无法接收国际的广播信号，于是她就与当地的工匠一起制作了一些简易的无线电接收器。
人们从中了解了一些电磁学的知识。
5. 制作简易飞行器傅兰雅在一些学生们的帮助下，制作了一些简易的飞行器。
通过飞行器的控制和调整，人们了解了一些关于力学、航空学和物理学等知识。
三、中西文化交流的实际情况中西文化交流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约翰汤姆逊
董世忠
【期刊名称】《艺海》
【年(卷),期】2011(000)011
【摘要】许多百年照片已成为历史变迁的见证,它们作为文化的传承者、守护者和传播者,超越了影像本身,具备了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是一种最直观的记史方式。
从三寸金莲到长辫马褂,从老房老街到各种交通工具,从小摊小贩到老字号招牌,涵盖了摄影所要表现的内容。
可见,这些具有文化学、社会学内涵的影像,既是珍贵的历史史料,又有独特的中西文化传播艺术的价值。
【总页数】1页(P179-179)
【作者】董世忠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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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可·波罗——中西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J], 张君谅
5.现代名人（连载）——中西文化交流使者 [J], 王跃马骥雷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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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不应被遗忘的人物——陈季同其人其书黄兴涛提起陈季同，今人能知道的怕是很少。
他几乎被人们遗忘了。
但被遗忘的不一定就是该遗忘的。
至少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陈氏本应占有一席之地。
就近代中国人而论，唯有他同辜鸿铭、林语堂三人用西文所写的介绍中国及其文化的著作，可以说在西方真正畅销过。
三人同属闽籍，人称“福建三杰”。
其中，辜氏著作走红西方是在20世纪头20余年，尤以在德国影响为大；林语堂的著作最为畅销的时期是本世纪30-50年代，美英读者对之最表欢迎；而陈季同有关中国的书在欧洲流行时，比辜鸿铭还早近20年，时间是19世纪80-90年代，他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中国人中最先以西方文字写作并出版了其介绍中国文化之著作的第一位畅销书作家。
其书初以法文写成，故影响主要在法国。
在向西方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辜、林二人其实都不过是步陈季同的后尘而已。
无论是在写作上还是思想上，均曾受到过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如今林、辜二人已是人尽皆知，著作广为流传，独陈季同仍湮没无闻，这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疏忽。
图时，同时也以“三代”社会为其摹本，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庄子的“至德之世”的理想模式，充满了对“三代”社会的美好回忆，描绘了一个类似“三代”社会无私有、无纷争和社会文明发展极其低下的社会。
因此，与其说是历史倒退，毋宁说是以古鉴今和以古鉴未来；与其说是对古代社会的追求与怀念，不如说是以远古社会为参照对比现实社会，并有针对性地对现实的弊病进行揭露和抨击。
因此，道家的社会理想并不是真正地把历史拉向后退。
一陈季同字敬如，西文名字作Tcheng ki-tong，福建侯官(今属福州)人，近代中国率先走向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早年肄业于福建船政学堂，1875年初，朝廷拟向西方各国派驻使节，选拔他先行进行考察，他随洋员日意格游历英、法、德、奥四国，完成任务后于次年归国，著有《西行日记》四卷。
1877年，清廷派李凤苞、日意格率留欧学生刘步蟾等人出洋，他随同为文案。
不久，李凤苞改任驻德、法公使，他仍为文案。
旋授副将加总兵衔。
后又升任驻德、法参赞，代理驻法公使兼比利时、奥地利、丹麦和荷兰四国参赞。
在法国使馆供职期间，他“因为在法国人中有许多熟人，得以巧妙地辅佐中国公使曾纪泽在法国掀起一场反对舒埃·卢·富尔利的通卡政策的舆论”[1]参与有关中法越南问题的交涉，多次为清廷购买船舰炮械，折验运回，一度很得李鸿章的信任。
1891年，他因涉嫌骗取法国某银行巨款案，被招回国，前后在巴黎等地生活了近15年之久。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陈季同曾赴台湾任布政使，积极投身反割台斗争，参与组建台湾民主国。
“他向那些坚决抵抗日本占领的台湾爱国者们宣传‘五·二五民主国宣言’的思想，并马上被任命为台湾民主国外务大臣”，因此有人认为他“是东亚土地上出现的第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
当时他还“竭力劝说人们，确立共和制度一定会得到法国的同情，使法国积极加入抵抗日本的防御阵线”。
但不久他的期望落空，不得不逃回上海[2]。
戊戌时期，陈季同属于维新运动的积极赞助者，很是活跃。
1897年，他与其弟陈寿彭在上海合办了《求是报》，为“翻译主笔”。
该报积极译介西学新知，宣传维新思想，是当时较有影响的倾向维新的报刊之一。
次年秋，他还热心支持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学堂——上海中国女学堂。
其妻法国人赖妈懿出任女学堂的洋提调。
该学堂最初的日课章程，就是由其妻赖氏起草。
[3]上海中国女学堂以效法西方新式教育为趋向，以“中西合璧”为宗旨，反映了男女平权思想对教育的影响。
它的出现在旧教育体制中打开了一个缺口，成为女子教育社会化在中国兴起的标志，对以后各种女学校的兴办起到垂范作用。
这一时期，陈氏还参与发起成立了当时较有影响的新兴社会组织“戒烟公会”，旨在移风易俗，曾吸引许多维新派人士和开明官员参加。
《求是报》上就刊登过该会的发起旨趣和有关评论，还多次登载入会会员名单及捐款额数等。
庚子事变期间，陈季同也有所表现。
他可能是学界至今还没有注意到的“东南互保”的最早创意人。
目前有关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在谈到“东南互保”的动议时，一般只是提及盛宣怀、沈瑜庆和赵凤昌等人。
但沈瑜庆在为陈季同所作的传记中，却专门述及后者的“首功”：“庚子拳匪起京、津，各国纷电调兵。
季同曰：‘事急矣!为今计，南方数省建议中立，先免兵祸；隐以余力助北方，庶几有济。
’著为条陈，由道员沈瑜庆上诸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鄂、粤两督合议，东南互保之约遂成。
”[4]可见陈氏与东南互保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关系。
庚子事变后，陈季同在政治上无大作为，曾主持过官报局和翻译局。
1905年去世于南京(一说上海)[5]，年仅54岁。
有趣的是，陈季同还是晚清中国敢于冲破夷夏之防和世俗压力、最早正式娶西洋女子为妻的朝廷命官之一，堪称中西通婚史上的开风气之先者。
戊戌时期，著名维新派人物唐才常曾发表骇人听闻的《通种说》，主张中外相通，实行华洋通婚以改良中国人种，其文中所举的第10条论据，就是专门以他和另一个人的跨国婚姻为例，说明实行此制不仅应该而且可能。
其言曰：“吾闻华洋种族之通，不独各埠头各租界然也，即凤仪、陈季同之妻，皆西妇也。
彼西人初不以吾中国之弱，而摒之不齿婚姻之列，则吾又何为闻通种之说，而狺狺争，睊睊谗也？”[6]曾朴的名著《孽海花》中，也曾对其法国妻子和英国情妇为争夺他而进行决斗的故事大加描绘。
在晚清士大夫多昧于外情、视洋人为异类之时，他竟敢于“胆大妄为”娶洋妻；且于华人倍受欧美歧视、而自身又“豕尾”未除之际，尤能有西洋知识女性毅然置种族偏见于不顾，如此这般地爱慕追随，其人之非同寻常、极为风流倜傥可以想见[7]。
二就陈季同一生的作为而言，他主要是一个文化人，其影响和价值也主要体现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
由于长期工作和生活在欧洲，他通晓法文、英文、德文和拉丁文，特别是法文造诣极深，在晚清中国可谓独步一时。
英国大汉学家翟理思等人，就称赞他法国语文知识极为广博。
[8]对于法国文学，陈氏尤为稔熟，谈起法国当时的各文学流派及其优劣得失能如数家珍。
我国近代译介法国文学的先驱、《孽海花》作者曾朴有关法国文学的最初知识，就是由他启蒙的。
曾朴在给胡适的信中曾坦承自己译介外国文学的活动，乃至“发文学狂”的主因，“大半还是被陈季同先生的几句话挑激起来”。
他写道：我自从认识了他，天天不断的去请教，他也娓娓不倦的指示我；他指示我文艺复兴的关系，古典和浪漫的区别，自然派、象征派，和近代各派自由进展的趋势；古典派中，他教我读拉勃来的《巨人传》，龙沙尔的诗，拉星和莫理哀的悲喜剧，白罗瓦的《诗法》，巴斯卡的《思想》，孟丹尼的小论；浪漫派中，他教我读服尔德的历史，卢梭的论文，嚣俄的小说，威尼的诗，大仲马的戏剧，米显雷的历史；自然派里，他教我读弗劳贝、佐拉、莫泊三的小说，李尔的诗，小仲马的戏剧，泰恩的批评；一直到近代的白伦内甸《文学史》，和杜丹、蒲尔善、佛朗士、陆悌的作品，又指点我法译本的意西英德各国的作家名著；我因此沟通了巴黎几家书店，在三四年里，读了不少法国的文哲学书。
我因此发了文学狂……曾朴还记述了戊戌时期陈季同向他沉痛介绍法国文学界对中国文学及其价值评价偏低的现状、原因，以及应将我国名著向外译出，同时须翻译和了解西方文学，以改进旧式文学传统、提高中国文学水平的敦敦告诫。
他后来翻译出了雨果的小说《九十三年》及剧本《吕伯兰》、《欧那尼》、《银瓶怨》，莫里哀的《夫人学堂》及左拉的《南丹与奈侬夫人》等著名作品，成为近代中国“译介法国文学的一位卓有成就的先驱者”[9]。
但曾朴本人深知，他有这一切，均得益于陈季同当年的教诲和指点，因此他尊陈为其“法国文学的导师”，“我国研究法国文学的第一人”[10]。
多年以后，在其自办的《真善美》杂志上，他还打算专门开辟一个“陈季同特辑”，以表达对这位文学前辈的深切怀念和敬仰之情，可惜后来因故未能如愿。
教诲出像曾朴这样出色的弟子，并非陈季同传播法国文学仅有的业绩。
此外他自己还曾亲自上阵，向国人直接译介过法国文学作品。
在《求是报》上，从第2册开始，他曾以“三乘槎客”为笔名，连续译载过法国作家贾雨的《卓舒及马格利小说》。
这是以法国著名将军布朗热的事迹和爱情故事为蓝本创作的一部半纪实性的长篇小说。
后因刊物中途停办，没有译完，但它却是中国人译介西方小说特别是法国小说值得一提的早期作品，译笔也流畅可读。
可惜除了这篇小说之外，我们目前尚未能得见他更多的文学译作。
以陈季同的才华、高超的法文水平和对法国文学的深入了解，竟没能为国人翻译更多的法国文学作品，当然是一件令人遗憾之事。
陈季同不仅通晓法国文学，还“精熟于法国政治并拿破仑律，虽其国之律师学士号称老宿者莫能难”。
甲午后他闲居上海，据说“西人有词狱，领事不能决，咸取质焉；为发一言或书数语与之，谳无不定，其精于西律之验如此，西人梯航之来吾国者，莫不交口称季同”。
[11]陈季同研习西方法律多年，早在1877年作留法学生使团的文案时，除了做翻译，“另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就是学习国际法。
到法国之初，只有他和马建忠被指定研习西国政法，因而两人一同在巴黎私立政法学校注册。
[12]这种正规训练，使得他日后得以成为中国极为少见的最具西方法律和法学知识的有用人才之一。
戊戌维新前夜，为了帮助国人了解西方法律，效法西方民主国家以法治国的实践，陈季同不惮繁琐，下决心把法国《拿破仑法典》(即《法国民法典》)译成中文。
在《求是报》上，他从创刊号起，一直连载其所翻译的法典，先后刊登过《法兰西民主国立国律》(又作《拿布仑立国律》)、《拿布仑齐家律》、《法兰西报馆律》等篇什共12篇)。
其中“齐家律”所译内容最多。
这是继同文馆教习、法国人毕利干1880译《法国律例》之后，华人独立地将这一法典较为清晰地译成中文的尝试。
陈季同所译的“拿破仑法典”，是1872年(陈氏称同治十一年)经法国30名议员重订后的法典。
在译文刊登之前，他写有一段“自识”文字，相当简明地介绍了该法典的由来，其在西方法律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法典本身的构成特点。
由于这部世界上最早的资产阶级民法典自身的重要性，它的汉译传播在中西法律文化交流中自然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我国的法学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研讨这些汉文译本。
[13]但是，他们对近代报刊上所发表的有关此一法典的译介，却似乎还未引起重视。
其实像中国第一次资产阶级变法时期趋新人士对该法典的译介，以及这些译介与维新运动的关系，同样是西方法学在华传播史上值得探讨的课题。
如在前面已提及的译者“自识”中，陈季同对西方以法治国于富强关系的认识，在当时的维新思潮中就颇具代表性。
他公开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所谓西方强在“轮船枪炮”、富在“通商开矿”的洋务派俗见，指出“轮船枪炮通商开矿若无律法以绳之”，必不能“亿万一心以致富强”，因而认定“拿布仑一律，洵泰西立国之始基，富强之根本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