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与艾玛的悲剧命运比较摘要
安娜与艾玛同为文学世界中的经典人物形象，一个出自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一个出自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安娜卡列妮娜》，两本小说的出版年份非常接近，人物命运也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都以悲剧收场，但悲剧的形成原因却不尽相同，这除了和文本叙事有着很大的关联以外，也可以归因于民族文化对两位作家写作思维与写作方式的影响。文章基于此，对安娜与艾玛的悲剧命运做了一番比较。文章首先对安娜与艾玛的悲剧命运做了一番浅析，紧接着从生存的困境、理想的幻灭、女性意识的觉醒三个角度分析了二者悲剧命运的共同点，然后以民族文化为线索，立足于作家层面、文本层面对二者悲剧命运的不同做了相应的梳理，比如作者层面的生活时代环境不同、对主人公态度不同、文学表达诉求不同等。
关键词：现实主义文学；悲剧命运；比较研究；安娜；艾玛
Abstract
Anna and Elmar in the same century literature in classic characters from a Gustave Flaubert novel "Madame Bovary", a novel by Lev Tolstoy "Anna Karenina", the two year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novel is very close to the fate of the characters are very similar, have been a tragedy, based on this, and Anna the tragic fate of Elmar has made a comparison. Firstly, Anna and Elmar's tragic fate made an analysis, then from the predicament of existence, disillusionment, the awakening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three aspects of the two tragedy in common, then based on the author, text in the two level of the tragic fate of the different of the corresponding comb for example, the level of life time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 and different attitudes and different demands of the protagonist of literary expression etc..
Key words: realistic literature; tragic fate; comparative study; Anna; Elmar
1785年瓦特改良蒸汽机，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蒸汽时代，也宣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生产力的转变势必会带来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的调整，西欧资产阶级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不断发展壮大，最终促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发展，而现实主义文学则是资本主义形成与发展期在文学创作领域所形成的创作思潮与创作风格，从19世
纪30年代延续至20世纪初。此一时期，欧洲各国均诞生了不少现实主义文学巨匠，法国的福楼拜与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都是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二者仅仅相差7岁，（福楼拜1821-1880，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并且共同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世界级经典名著，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被誉为“最完美的小说”，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则被称作“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1]。无独有偶，两部作品都以女性为主人公，且为世界文学史留下了经典的女性形象，艾玛和安娜。艾玛和安娜有很多共同点，比如二者的婚姻生活都不幸福，都有着非常明显的个性特征，对爱和美有着共同的追求，甚至不惜与旧传统乃至家庭决裂，当然，二者间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异、爱情观念的格格不入等都是二者的不同之处。但在小说的最后，艾玛和安娜都选择了自杀以结束生命，悲剧式的结局使二者成为文学形象对比研究中的热点。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安娜与艾玛的悲剧命运做了相应的比较。
1安娜与艾玛的悲剧命运浅析
1.1安娜的悲剧命运
安娜是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经典著作《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书中的安娜美丽、善良，却在时代浪潮、家庭束缚的双重制约下，最终落得卧轨自杀。安娜是沙俄时期新旧交替时代环境中的贵族妇女，思想既有旧时代的因子，又有新时期的风貌，这种新旧交融的思想状况，对安娜婚后生活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安娜外表迷人，举止优雅，然而，却被封建家族嫁给了一位年长她二十多岁，足以做她父亲的彼得堡官僚卡列宁。卡列宁虽然身居高位，在彼得堡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但内心情感淡薄，外表平凡无奇，且虚伪冷酷，安娜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有着非常明显的功利性色彩，简单来说，就是地方绅士与官僚势力结合的产物[2]。交易式的婚姻以及婚后乏味无趣的生活断送了安娜的青春和幸福，安娜又如封闭的火药桶，只要遇到合适的印子，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渥伦斯基成为了安娜悲剧命运的导火线。
渥伦斯基毕业于贵族军官学校，是以为外貌俊朗、举止不凡、前途光明的年轻军官，深受贵族少女的喜欢。在一次偶然的舞会上，渥伦斯基见到了安娜，并深深地被安娜的外表与气质所吸引，“简朴的黑衣裳的姿态是迷人的”、“带着手镯的圆圆的手臂是迷人的”、“生气勃勃的，美丽的脸蛋是迷人可亲的”。渥伦斯基随安娜来到彼得堡，对安娜展开了热烈的追求，参加一切可能与安娜见面的舞会，安娜尘封已久的心灵被渥伦斯基一步步突破防线，并最终与渥伦斯基相恋，同居。其间尽管发生过渥伦斯基举枪自戕的事情，二人还是到国外旅游了。归国后，渥伦斯基对安娜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
热恋时期的无所畏惧到患得患失，开始逃避安娜，而安娜的所作所为也受到了周边人物的嘲讽与内心的煎熬。绝望中含着报复心理的安娜决意自杀，让呼啸而过的火车结束了自己无望的爱情和生命。有夫之妇与青年军官的爱情就这样以安娜的自杀悲剧而告终。
安娜悲剧命运的形成是时代、遭遇与个人多方面作用的结果。安娜年轻貌美，内心对爱情与自由充满渴望，却被嫁给了年长她二十余岁的卡列宁，不由自主的婚姻使安娜日后的生活蒙上了浓厚的悲剧氛围，渥伦斯基的出现仅仅是正当时而已。没有渥伦斯基，也会有其他人敲开安娜的心房。渥伦斯基是安娜悲剧命运的始作俑者，他明知安娜为有妇之夫，却不顾忌讳地追求安娜，体现了其冲动的性格，这一点从其自杀失败也可以看出。但渥伦斯基又缺乏与时代环境决裂的勇气，在与安娜同居后，仍然参加各种舞会，患得患失又冷漠自私的渥伦斯基深深地伤害了安娜，使安娜最终陈尸车站[3]。当然，安娜难以割舍的母子之情、担心爱无回报的恐慌心理乃至良知上的愧疚与不安都是其悲剧命运的诱因。
1.2艾玛的悲剧命运
艾玛是福楼拜文学经典《包法利夫人》中的女主人公，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女性形象。艾玛出身农家，父亲从小就对她寄语了厚望，将之视作踏入上流社会的唯一希望，为此，他在艾玛13岁时，将其送到晋身上流社会的重要渠道——修道院读书，修习贵族女子应有的谈吐和仪表，这对艾玛未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艾玛农家出身的身份是她很真正融入上流社会，父亲的举动徒然艾玛的虚荣心与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实上，艾玛在修道院学习期间，最感兴趣的是浪漫爱情故事，乃至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后来，机缘巧合下，艾玛嫁给了曾经为父亲医治腿病的查理·包法利，因为，在父亲卢欧看来，包法利工作尚属体面，且“不会太计较陪嫁”。包法利性格老实、本分，缺少浪漫情调，这使艾玛感到沉闷乃至空虚，这些种种都为艾玛日后走向“堕落”乃至服毒的深渊打下了基调。
一次偶然的舞会，尤其是与风流倜傥的子爵的舞蹈刺激了艾玛的沉闷生活，艾玛开始不安现状，甚至变得“乖戾和任性”，包法利不得已搬到了永镇居住。在永镇，艾玛结识了爱好旅行和音乐的青年莱昂，莱昂和艾玛有很多相同的喜好，比如戏剧、浪漫主义小说，这使得二人相互吸引，有夫之妇的艾玛爱上了莱昂，挑战了婚姻的底线。商人勒乐趁机接近艾玛，向其赊账，满足其各种虚荣。莱昂去巴黎后，艾玛又在罗多尔夫花言巧语的诱骗下，成为了罗多尔夫的情妇，甚至想同罗多尔夫私奔，但却在私奔当天的晚上被罗多尔夫欺骗了，还为此大病了一场。莱昂回来后，艾玛爱火重燃，与莱昂关系
日益密切，甚至了为了满足花销向勒乐大量借债，但最终莱昂和罗多尔夫一样欺骗了爱玛的感情。艾玛既承受着情感失落的空虚，还面临着勒乐的大笔债务，在多方求援无果下，选择了服毒自杀。
艾玛作为经典女性形象，在书中有着多重的身份，她是卢欧先生的女儿，包法利的夫人，也是莱昂的情人和罗多尔夫的情妇，同时还是白尔特的母亲，然后，艾玛无论作为何种身份，都是失败的。作为女儿，她是父亲渴望走入上流社会的“工具”，作为夫人，却又与丈夫性格格格不入，同创异梦，作为情妇和情人，却最终被欺骗、被抛弃[4]。在勒乐向艾玛催收债务时，艾玛曾向不同的人求助，奸诈的勒乐驳回了艾玛宽限几天的要求，莱昂借口借不到钱，罗多尔夫竟公然说自己没有钱。律师居由曼在艾玛落魄时想得居然是如何占有她的肉体。现实的种种，最终使艾玛走向服毒的不归路。艾玛的悲剧命运可以说事自己一手造成的，也可以说是男权社会下无处不在的或显性或隐性的欺压所导致的。
2安娜与艾玛悲剧命运的相似性探析
2.1生存的困境
生存的困境是导致安娜与艾玛悲剧命运最为主要的因素，也是二者最大的相似之处。对传统时代的女性而言，婚姻是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事情，婚姻的困境势必会带来生存的困境。无论安娜还是艾玛，她们的婚姻都可以用困境二字来形容，因为，婚姻并非她们自主选择的产物，与她们理想的婚姻形态有着很大的差距。美丽温柔的安娜在姑姑的操作下，嫁给了年龄大且不解风情的卡列宁，自始至终就没有得到爱情的滋润与呵护，因此，才会在渥伦斯基的攻势下放弃了为人妇的底线，做了渥伦斯基的情人[5]。同样，艾玛的婚姻也非自己的决定的，作为一个对浪漫主义爱情充满向往之情的少女，却被父亲嫁给了一位老实巴交的乡村医生，这和其所理想中的爱情相差甚远。婚后枯燥乏味的生活使得艾玛不得不寻求刺激的事情以满足空虚的心理，与子爵的一次舞蹈更是点燃了艾玛的情欲，她开始频繁地寻找婚姻外的情感，从莱昂到罗多尔夫都是其寄托爱情理想的工具。婚姻困境带来的生存困境让二者最终走向了不归路。
2.2理想的幻灭
作为新旧交替时期的女性，中层资产阶级的代表艾玛与上层贵族势力的代表安娜都有着自身的理想，爱情则是她们理想的全部。尽管二者爱情的实质并不相同，艾玛的爱情是虚幻的爱情，以子爵为模本的爱情，安娜的爱情则是真实的爱情，对渥伦斯基的爱情。爱情是她们的最高理想，一旦爱情失败或结束，就意味着理想的破灭与生存的无意
义。因此，理想的毁灭也是二者走向灭亡的共同因素。艾玛在短暂的一生种，一直在追求理想的爱情，从丈夫包法利到情人罗多尔夫以及莱昂，都是其爱情的试验品，但这些人都不能满足其爱情的梦想，甚至成为了爱情梦想中的反面典型，丈夫不解风情，情人不负责任，最终使得包法利夫人服毒自杀。安娜与渥伦斯基真心相爱，二者曾经为了爱情而奋不顾身，爱娜抛弃了名誉与家庭，渥伦斯基甚至为了安娜去死，但旅游归国后的渥伦斯基难忍平凡生活的枯燥与寂寞，开始疏离安娜，当安娜感到自己奋不顾身的爱情成为别人的累赘时，理想轰然崩塌，走上了卧轨的死亡之路[6]。
2.3女性意识的觉醒
19世纪期是世纪剧烈变化的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主要国家中纷纷形成，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变化，使得生产关系乃至精神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女性意识空前觉醒。在中世纪，女性缺乏独立的地位，是男权社会的附庸。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以及思想启蒙的迭次发生彻底改变了女性的地位，女性意识空前觉醒，反映到作家笔下则是女主人公不在是男性的附属，具备了独立的人格与思想。艾玛和安娜就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典型代表。艾玛与安娜同样受家庭的操纵被嫁给了一个和自身性格格格不入的人，但她们并没有委屈自己，也没有从传统的道德范畴来要求自己，相反，在时机成熟时，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艾玛在遇到子爵后，内心的爱火被燃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莱昂、罗多尔夫都是子爵的化身，而安娜在面对渥伦斯基的火热追求后，也奋不顾身地头像了俊朗多情的渥伦斯基，女性意识地张扬是她们在面对爱情时得以冲破藩篱，勇敢追求爱情，而这正是其悲剧命运的起源[7]。
3安娜与艾玛悲剧命运的不同点比较
3.1作家层面的不同点比较
3.1.1生活时代环境不同
福楼拜与托尔斯泰俱为19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巨擘，二者年龄相差仅有7岁，主要活动年代也集中于19世纪中后期，这就决定了二者在创作中会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需要注意的是，二者生活的国度不同，一个在法国、一个在俄国，而这两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有着很大的差异性，这必然会反映在作家的文学创作中，这也是为什么《包法利夫人》与《安娜卡列妮娜》尽管题材主题相同，但呈现出来的情感与态度却截然不同的原因。《包法利夫人》首次出版于1857年，是福楼拜历时四年创作而成的作用。19世纪中叶法国的社会风貌在小说中有着非常直观的反映，事实上，小说取材于真人真事：一个乡村医生夫人的服毒案，刻画了1848年资产阶级取得全面胜利后的法国第二帝国
时期的社会风貌，法兰西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及19世纪的民族风情在小说中均有不少反映，比如资产阶级为步入上流社会而附庸风雅的丑态等。《安娜卡列妮娜》首次出版于1877年，主要创作经历则为1873-1877，创作时间与福楼拜相近，均为四五年的时间。此时的俄国正处于农奴制改革后，向资本主义社会急剧转变的特殊时期，托尔斯泰作为贵族之一，为自己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福楼拜与托尔斯泰的创作背景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都处于社会新旧交替的时期，都同样面临着新旧交替中所衍生的各种问题。但两者之间仍然有很大的不同，且这种不同与其说是时间导致的，毋宁说是空间导致的。19世界中叶法国社会环境与19世纪中后期俄国的社会环境绝然不同。在法国，资本主义制度已然确立，尽管封建守旧势力仍负隅反抗，但已经掀不起大浪，艾玛悲剧命运的形成与守旧势力关系并不大，新兴的资产阶级才是导致其困难的根源。相反，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贵族则仍然有着非常强大的势力，占据着绝大部分土地，卡列宁就是封建贵族势力的典型代表，安娜走向死亡也和不见容于旧势力关系密切[8]。
3.1.2对主人公态度不同
文学创作是作者与文本互动的过程，在其间，作者既能根据自身的创作理念不断调整文本的内容，同时，文本一旦进入创作中又会反过来影响作者的创作思路，且在创作终结后，文本便独立于作者而存在。尽管如此，作者对文本，尤其是文本中人物的态度还是会对人物命运产生巨大的影响。福楼拜作为法国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天性叛逆，具有法兰西民族文化中自由不羁的一面，对社会所公认的道德不屑一顾，因此，其在塑造艾玛这一“堕落”的人物形象时，并未带有任何的批判意味，而是纯粹以客观的角度来描写艾玛，他指出艾玛的虚幻的爱情梦是父亲送她去修道院读书时所形成的，婚后的生活没有满足其爱情梦想，她才会放纵自己的情感，因此艾玛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福楼拜对艾玛的遭遇还深表同情，他在给高莱女士的心中说“就在如今，就在同时，就在法国二十个乡村，我相信，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苦楚着，唏嘘着”。更有甚者，福罗拜甚至赞同艾玛追求爱情的勇气，肯定了艾玛身上的执着和勇敢。福楼拜对艾玛的态度固然和其本身性格有关，也和法兰西文化中独特的女性意识紧密相关。法国有着很强的女性主义，因此，在处理艾玛悲剧命运时，福楼拜选择了让其服毒自杀以维持最后的尊严，而非落魄或者神经失常等更加不堪的结局。相比于福楼拜而言，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是矛盾的，这和托尔斯泰贵族身份有着很大的关联。列夫·托尔斯泰从小在世袭的贵族家庭长大，他的先辈彼得·安德列耶维奇·托尔斯泰是彼得大帝时代的著名活动家，彼得大帝授予他世袭伯爵爵位。托尔斯泰的祖父伊里亚·安德烈耶维奇伯爵，年轻时曾在
海军供职，晚年曾任喀山省省长，是典型的沙俄贵族，因而，俄罗斯传统文化对托尔斯泰影响很深，尤其是重视家庭，重视婚姻的传统道德理念。这也就使得在小说创作中，托尔斯泰尽管对安娜非常同情，但在创作中却没有公然违背初衷，而是斥责安娜越矩，与上流社会决绝的行为，并安排安娜这个不守规矩的贵族妇女走向了死亡。尽管在书中我们随处可见托尔斯泰对安娜的赞赏与同情，比如赞扬她为爱决裂的勇气，真诚不虚伪的性格，但总体而言，托尔斯泰对安娜女性意识觉醒给予了相应的惩罚。托尔斯泰对安娜态度的矛盾性实则上源于其自身思想的复杂性，新旧交替的时代以及独特的贵族身份都使得作者难以正视女主人公。
3.1.3文学表达诉求不同
受民族文化、个人际遇以及审美理念等因素的不同，作者创作都是基于特定的创作意图，有着或明确或隐藏的表达诉求，表达诉求不同，自然也会影响到作者笔下各色人物形象的命运与遭遇。在《包法利夫人》与《安娜卡列尼娜》中，女主人公艾玛和安娜都走向了死亡，据传，作者在创作中都曾为女主人公的命运流下热泪，托尔斯泰甚至感叹“我的安娜不得不死”。当然，二者虽然都安排女主人公走向了死亡，但具体的诉求却非常不同，这诉求背后也体现了法兰西民族与俄罗斯民族不同的文化理念与精神世界。福楼拜看似写的是艾玛“堕落”的过程，实则上并没有重点刻画她和不同男人的爱情或偷情故事，反而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出发，深刻揭示了艾玛之所以“堕落”的原因，父亲对她寄予的厚望、丈夫的不解风情和木讷、情人的不忠乃至无耻高利贷者的丑恶嘴脸，共同铸成了包法利夫人毁灭的原因。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是为了暴露资产阶级道德的堕落。当然，福楼拜在创作中确然对主人公产生了感情[9]。至于托尔斯泰的创作诉求，他曾经《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归因于一场梦幻般的经历，但事实上，正如他所言，创作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的，尤其是家庭层面的原因。《安娜卡列尼娜》主要写的是家庭问题，借助家庭问题来反映现实社会问题，而卡列宁与安娜的家庭问题则是贯穿全书的主线。据说，托尔斯泰在创作之初，对即将描绘的安娜是持断然的否定态度的，希望以此一文学形象的创作来批判社会中存在的不良风气，但在实际的创作历程中，托尔斯泰的心态与诉求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批判日益由理解、同情、赞扬等取代，最终导致的结果便是安娜形象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3.2文本层面的不同点比较
3.2.1爱情观念的不同
艾玛与安娜的悲剧命运虽然都源于对越轨爱情的追求，但二者的爱情观念却有着天
壤之别，这和二者的生活环境、社会地位有着很大的关联，艾玛作为农户之女，有着非常强烈的灰姑娘思想，在修道院读书期间，养成了其浪漫主义的性格和对爱情的向往。婚后一次偶然的舞会，使她结识了风度翩翩的子爵，并将子爵视作自己理想的情人。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反差使得艾玛一直以子爵为模本，寻找类似的爱情，与莱昂虎头蛇尾的恋情让艾玛体验到了爱情的美好，而与罗多尔夫的偷情则彻底地使艾玛放纵[10]。也就是说，艾玛所追求的爱情是如书中般的浪漫的爱情，她可以成为很多人的情人，而她的每一个情人都是子爵的影子，这和法兰西民族特有的浪漫氛围有着很大的关联。安娜则不然，安娜是贵族子弟，在身份上与艾玛有很大的不同，而这必然也会反映到思想中，安娜之所以会和渥伦斯基偷情，并非为了满足自己的爱情追求，而是真正意义上爱上了渥伦斯基，所追求的仅仅是沃伦斯基一人毫无保留的爱，渥伦斯基是她的唯一，也就是说，如果不是遇见渥伦斯基，深厚俄罗斯传统文化影响的安娜并不会像艾玛那样走上出轨的道路。渥伦斯基唤起了她压抑已久的多情的心，从此她一发不可收拾的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安娜的爱情观具有独占性，是传统意义上的爱情，其出轨也是对于爱情的忠贞，相反，艾玛的爱情观则是基于内心感受的爱情，以满足自身的爱情需要为原则。
3.2.2深层心理的不同
艾玛作为资本主义勃发时代，小资产阶级的女儿，具备了一切资产阶级所具有的属性，贪慕虚荣等，这也也是导致其走向毁灭的重要因素。艾玛有着非常旺盛的虚荣心，这种虚荣心和其在修道院接受的浪漫主义文学有着很大的关联，艾玛不能从自身的实际地位出发，过好相应的生活，相反，经常按照贵妇人的模式来要求自己，一进入包法利家就盘算着怎样布置房屋，糊新墙纸漆楼梯修喷施吃买马车，闲时就画素描读诗弹琴。不仅如此，艾玛虽然对理想的爱情有不懈追求的勇气，但性格上或者说心理上却是相当软弱的，首先，她在莱昂去巴黎念书后，很容易便成为了罗多尔夫的情人。而当罗多尔夫抛弃她后，又不能正面与情人的决裂，反而投入了莱昂的怀抱[11]。最后，在勒乐日益进逼的债务催促下，艾玛选择了死亡以躲避这一切，她难以面对包法利，并最终说出了“你是个好人”。相反，安娜的性格就非常坚决果敢，当她发现自己爱上渥伦斯基时，便能够与周围的一切决裂，不顾家庭、社会的观感，完全以渥伦斯基作为生命的意义。而当渥伦斯基厌倦安娜，她发现自己为之付出一切的真情早已在时光的消磨中渐渐褪色，她敢于以死来祭奠自己的爱情。这种不与情人妥协、不予时代环境妥协的果敢性格是艾玛所不具备的。
3.2.3文学意义的不同
艾玛与安娜作为世界文学史上最为经典的女性形象，都承载着非常深厚的文学意义。但从文本分析与细读的角度而言，二者的文学意义又有着很大的不同。艾玛带有浓厚的批判意味，当然，这里所谓的批判并非批判艾玛本人，而是借由艾玛来批判时代环境。艾玛的悲剧命运在遇人不淑，从父亲开始，男权社会的各个象征都给艾玛以相应的束缚与约束，使艾玛难以追求理想的爱情与生活。文本通过艾玛一步步走向“堕落”的写实历程，反映了在艾玛悲剧形成中，父亲、丈人、情人、高利贷者等发挥的或有意或无意的推波助澜作用。文本对这些人及其背后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如传统封建势力、新型的资本势力等，给予了无情的批判[12]。《安娜卡列妮娜》同样为批判现实的力作，但作者又不仅仅借安娜来批判社会，在批判的同时，又多了一丝探索的意味。农奴制改革后，正值俄国新旧交替的时期，传统的秩序与道德分崩瓦解的同时，又在苟延残喘。文本揭露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罗斯上流社会的丑恶与虚伪，但托尔斯泰的贵族身份使他不得不对新道德秩序的重建展开思考与探索，因此，也表达了作者处在社会转型期时所进行的复杂的道德探索和思想探索。也就是说，在文学意义上，艾玛与安娜都寄托了作者对时代环境的批判，但安娜又包含了重构道德秩序的因素。
4结语
艾玛与安娜作为世界文学长廊中的经典女性形象，是福楼拜和托尔斯泰给全人类的贡献。艾玛和安娜诞生的背景相近，前后仅有20年的间隔，其人物命运也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都已自杀为结局。这就使得二者之间具有比较的价值，当然，受民族深层历史文化的影响，二者也有很多的不同，这些不同点无论从作者身上还是文本自身中都可以看出，把握二者的不同，对我们更深层次地认知二者形象以及文学作品背后的民族传统文化，有着非常突出的作用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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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杂志Writer Magazine2009No.10借鉴与比较 解析安娜悲剧命运的原因 《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对于安娜的悲剧原因的探讨，国内多从社会、宗教及个人自身等方面加以剖析，并突出强调造成安娜悲剧的社会原因。“作者对安娜的态度是双重的。他一方面同情安娜的不幸，揭露那逼死安娜的贵族社会的荒淫和虚伪；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安娜是为‘情欲’所支配，破坏了家庭的和谐，也毁灭了她自己。”“安娜不愿随波逐流，而要求解除旧的婚姻关系，明白正当地缔结新的家庭。于是触犯了这个表面讲‘道德’，实际上腐败透顶的贵族社会，以至受到它的制裁。”还有人认为渥伦斯基对安娜的背叛给她致命的打击。另外，多数观点也指出了托尔斯泰以自己的宗教道德观制裁了安娜。因为安娜的行为和追求，违背了宗教关于“爱”的教义：安娜追求个人幸福而使家庭成员蒙受牺牲，理应受到折磨和谴责。正如《圣经》所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总的来说，国内对造成安娜悲剧的宗教和自身方面的原因谈得较为简略或者一笔带过。笔者固然赞同以上看法，但我想就安娜悲剧的自身原因以及托尔斯泰的宗教道德观谈点个人的看法。 从安娜悲剧的自身原因来说固然有放纵情欲之嫌，但我认为自从她与渥伦斯基走到一起后，她的内心就打上了难以解开的三个情结。 一是割舍不断的母子亲情。母亲对孩子的爱是宽广无私的，是血溶于水永远无法分开的。安娜爱渥伦斯基，同样也爱自己的儿子，要她抛弃自己的儿子去跟随渥伦斯基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安娜怀孕后，渥伦斯基要安娜把真相告诉她丈夫，但安娜不同意。她既知道丈夫会是怎样的态度（愤怒和责骂），更怕伤害儿子对母亲的情感。 “当她想到儿子，想到他以后将怎样对待她这个抛弃父亲的母亲时，她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害怕，简直无法认真思考，只能像一般女人那样用虚伪的判断和语言来安慰自己，好让一切都保持原状，并忘记儿子将会怎样对待她这个可怕的问题。” 即使安娜与渥伦斯基住在了一起，她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孩子。安娜对儿子的难以割舍之情体现出了一个做母亲的亲子之爱，尽管她没能坚持到底，最终还是撇下儿子与情人走到了一起，但那份难以割舍的母子亲情仍时时在她心中涌现，对她进行鞭笞和谴责，使得她在良心上总是不得安宁，并打上深深的烙印。即使是她在与情人过着充满激情的情爱生活的时候，那道阴影也时时蹦跳出来，给她带来恐怖的噩梦。这必然使她的生活充满内疚和悔过之苦，她为此将难以安生。 二是担心爱无回报的恐慌心理。安娜对渥伦斯基的爱是全身心的，她把自己全部的情爱都给了他。为此，她渴望得到同样的回报。但爱是付出，不是获取，这是爱的真谛。她求回报之心越切，爱反而离她越远。渐渐地，她与渥伦斯基的爱出现了裂痕。并不是渥伦斯基不爱她，而是她对他的爱要求得太苛刻、太激烈、太理想，一旦现实与理想不相吻合，怀疑、猜测、妒忌之情便油然而生，于是，安娜由对爱的充满希望急转直下，很快跌入痛苦失望的深渊而不能自拔。为此，她对渥伦斯基爱的悲剧之祸根由此产生。安娜对渥伦斯基那份强烈的占有和自私之爱，使她变得疯狂，甚至在某些时候又失去了理智。她被自己好不容易争取来的理想爱情弄得焦躁不安，不仅毫无幸福可言，反而成了她生活上的磨难。最终导致了她对爱的丧失，成了爱的牺牲品。 三是自我良心、良知的愧疚与不安。一个人对待事情的是非态度，既受社会公共伦理道德规范的约束，又受自我内心良知道德的审视。安娜的红杏出墙，从当时的社会公德来讲，也算不得什么越轨。安娜那个时代的上层贵族皆以有情夫情妇为荣，故安娜的偷情算不上什么羞耻，也不是什么败德之举。但在当时那个时代作出这样的行为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这种婚外情千万不能公开，更不能追求合法化。这就是当时上流贵族社会所共同达成的一种潜规则默契，即只要不公开化，就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合法的。一旦公开化，那就是违反了潜规则，打破了这种默契，公然与公众、社会为敌，也就是非道德的了。所以在当时的上流贵族社会，许多贵族夫妻都墨守这一潜规则，表面上过着合法夫妻的生活，背地里又过着“合法”情人的生活。这就是托尔斯泰所厌恶的典型的两副面孔生活的人。 但安娜不想这样生活，她要做一个真实的人，不想做这样两副面孔生活的人，即要做真实的人。她追求与情人生活的公开化，合法化。这自然违反了当时上流贵族社会的潜规则，必然为上流社会所不容，但安娜的进步意义也就在于此。她不掩饰自我，她不想表面过夫妻生活，背地里又过情人生活。她要求公开与情人在一起，她敢于向上流社会的潜规则发起挑战和冲击。这与那些有两副面孔的虚伪者相比， 摘要安娜是托尔斯泰的著名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她的悲剧命运具有社会和自身多重原因。 对于安娜悲剧原因的探讨，学术界以往多从社会方面的原因进行阐述，而对其自身及宗教方面原因的解析极为 简略。本文试从安娜自身三个方面的原因、以及托尔斯泰宗教道德观的形成，对她的悲剧命运进行解析。 关键词：托尔斯泰安娜悲剧自身情结宗教道德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 袁建军 049
浅谈《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悲剧命运的根源 姓名：杨锐 学号：201330280219 班级：1332802 专业：汉语国际教育 指导老师：熊进萍
浅谈《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悲剧命运的根源 摘要： 《德伯家的苔丝》是英国著名小说家托马斯?哈代进入晚期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小说反映的时代背景是传统的威塞克斯农村社会已大体上被资产阶级社会所占领，社会秩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寻找一条同过去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于是哈代将创作的重心放到了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在主题上更加广泛和深刻地表现了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宗教法律、婚姻爱情、教育制度、人际关系等等重大社会问题，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性描写转入整个社会的揭露、控诉和批判。 故事内容： 在小说中女主角苔丝?德北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农家姑娘，但由于家境贫寒，她不得不听从母亲的劝说，跑到地主的庄园去做工，后被地主的大儿子亚雷奸污。怀着身孕的她回到了家乡。孩子夭折后，她又到一家牛奶厂当挤奶工，在那里遇到了牧师的儿子安琪?克莱尔，两人产生了爱情。新婚之夜，苔丝出于一片忠诚，向克莱尔坦白了自己失身的遭遇，想不到丈夫不仅没有原谅她，反而翻脸无情，独自到了巴西。苔丝被遗弃后，又跑到一家农场做苦工。恰在这时亚雷又突然出现，一再跑来纠缠苔丝。后来家庭发生变故，使得苔丝一家人沦落街头,而克莱尔又杳无音讯的情况下，苔丝只好舍身救家，答应与亚雷同居。谁知克莱尔经过一场磨难，终于回心转意，从巴西回来寻找苔丝。苔丝悔恨交加，怒不可遏的刺死了亚历克。她在逃亡中与丈夫度过了几天幸福生活，最后被捕，并被判处绞刑使悲剧达到了项峰。 关键字： 苔丝、悲剧、社会、命运、性格
寻找悲剧中的不悲之美 ——解读《红与黑》中于连的悲剧命运 摘要:纵观整个文学艺术史，悲剧以恐怖的形式将人类所遭受的苦难呈现出来，但这仅是表层意义上的悲剧，深层意义上的悲剧则是透过这种痛苦和毁灭看到隐藏于其后的一种精神自由，此时悲剧就已经被克服了，透射出来的就是一种没有悲哀的美。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就是一部经典的悲剧作品，讲述的是于连这样一个出身卑微的人坎坷不平的个人奋斗历程，虽然最后走向的是死亡，但却通过这个死亡净化了自我，获得了解脱。所以，无论是从主人公的自我认同上，还是欣赏者的审美体验上，抑或是在人类长河中所表现出来的现实意义上来看，于连的悲剧命运在展尽它的痛苦和毁灭后，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不悲之美。 关键词:于连悲剧超越精神自由不悲之美 一、何为悲剧 究竟何为悲剧呢？西方的黑格尔将悲剧界定为“精神的自我分裂和自我耗损”。[1]中国的鲁迅认为:“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2]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悲剧是对有生命东西的一种毁灭，并以恐怖的形式将这种毁灭展示在人的面前。因此提到悲剧时，人们不得不想到苦难和死亡，无论这种苦难和死亡是否显示出它强大的力量，就已经使人感到了它的可怕。的确，悲剧是可怕的，在悲剧的面前，人类总是显得那么渺小和无助。 然而，假如我们仅仅将悲剧理解为“对有生命东西的一种毁灭”，那我们就会陷入“唯悲剧”[3]的荒原上。如果把悲剧看作一个整体的话，悲剧实际上是分两个层次的，它表面上展现的是一种对生命的毁灭，而更深层次上展现的则是超越这个悲剧后折射出来的一种精神自由，这种精神自由是一种没有悲哀的美、一种深刻的美。因此悲剧简单的看就是不
悲——悲——不悲，经过第二次的转折，它最终又回到了不悲的境地上，但是这种“回归”不是通常所说的“返回”，而是更高一个台阶上的升华。所以如欲真正地理解悲剧，我们就要看到隐藏在悲剧之后的“精神自由”，就要剥掉“悲”的外壳，去探究它“不悲的美学秘密”。 二、剖析《红与黑》中于连的悲剧命运 《红与黑》是法国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讲述了于连这样一个平民出身的人为追求飞黄腾达，而命运升降沉浮的一生。主人公于连出身卑微，但从小性格高傲。18岁到市长家做家庭教师，却与市长夫人，即德·雷纳夫人发生恋爱关系。恋情被揭穿之际，于连被谢朗神甫推荐到了贝藏松神学院，后因教会内部教派纷争，彼拉尔神甫被排挤出神学院，他则随彼拉尔神甫来到巴黎，给德·拉摩尔侯爵作私人秘书。他的聪明才干得到了侯爵的赏识和信任。他则通过征服侯爵小姐，玛蒂尔德，让侯爵让步，致使侯爵给了他勋章、头衔、地产和骑士中尉的称号。正值人生辉煌时期，德·雷纳夫人给侯爵的一封信件毁了他美好的前程。情急之下，他向自己的老情人德雷纳夫人开了两枪，由此走向了通向死亡的道路上。 于连短暂的一生，是兴衰与荣辱共存的。他的奋斗历程既有身份和地位的一步步提高，又有不幸、痛苦和死亡轮番袭击。一路走来，他从身份低微的家庭教师到迎接国王的仪仗队员，从神学院一名普通的学员到《旧约》和《新约》的辅导老师，从侯爵的私人秘书到拥有勋章、地产、头衔的骑士中尉，这一切都是他与命运抗争得来的，是他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与外界力量斗争的结果。其间虽有一些昧良心的卑鄙手段，但也有他辛酸的付出，他在一步一步地向上流社会挤进，但上流社会是绝对不允许于连这样一个平民与他们平等的生活的，因此他的失败是必然的。最终于连在命运辉煌的顶峰跌到了毁灭的深渊，正是在这个毁灭的边缘，其悲剧性便体现了出来。所以在浅层次上理解，于连的悲剧命运就是一个顽强、鲜活生命的毁灭。 若深层次上理解于连的悲剧，我们就要从他对不幸、苦难和生命毁灭所持的态度进行审美的判断和评价。通过这种审美的判断和评价，隐藏于悲剧现象之后的某种不再是悲剧的东西便向我们呈现出来了。下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入手，来解释其为何悲而不悲，来剖析内在隐藏的“精神自由”。
林海音作品中旧式女性的悲剧命运 汉语言文学倪娟娟 内容摘要：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中椿树胡同的“疯女人”秀贞。《烛》中贤良的瘫痪的启福太太。《金鲤鱼的百裥裙》中想要鲤鱼跳龙门的金鲤鱼。无论她们是什么身份，她们的生命都没能脱离一个词——悲剧。 关键词：旧式女性，悲剧命运 林海音的很多小说里的中心人物都是各种各样的女性。这类作品多以女性、爱情、婚姻、为中心，叙述她们的悲苦，对命运的无奈与抗争。她致力于刻画女性的贤惠、温柔、善良的美德，表现了她们遭受的心灵的桎梏。笔者看的几篇小说中的女性几乎都没能脱离悲剧命运。她们殊途同归的悲剧性命运，让笔者在读完小说后，陷于悲伤之中难以自拔。 一“疯女人”秀贞 秀贞是《城南旧事》里的《惠安馆》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她总是倚着门墙站着，她的脸白得发青，鼻子尖有点红，大概是冷风吹冻的，尖尖的下巴，两片薄嘴唇紧紧地闭着，愣愣地看来来往往过路的人。人们见到她总是躲避着,每次只要秀贞站在门口,宋妈或者妈就会赶快捏紧英子的手,轻轻说“疯子！”然后就擦着墙边走过去,如果英子回头再张望一下,她们就会用力拉英子的胳膊加以制止。而在英子眼里,梳着油松大辫子的秀贞就像张家李家的姑娘一样,并无什么异样。实际上，“疯子”秀贞,她其实并不是真疯,只不过是深深地陷入幻觉之中而不能自拔。英子问她思康几点钟回家时候，她说：“快了。走了有个把月了。”！思康临走的时候许下的，回他老家卖田卖地，过一个月就回来明媒正娶地娶她。而她一等就等了六年。秀贞的爱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两个异乡人在交往中产生了恋情，但他的家乡是那个有办法的都到海外谋生去了，穷得尽吃白薯，“去的人吃出眼泪来”的惠安，他说舍不得让秀贞这个北边人去吃那个苦头儿。他说：“你是个孝女，我也是个孝子，万一我母亲扣住了我，不许我再到北京来了呢？”作为孝子的思康不仅要侍奉贫苦中的老母，也舍不得让秀贞这个北边人去吃那个苦头儿；这就为悲剧埋下了伏笔。善良而痴情的秀贞没有把自己怀孕的事告诉思康，她说：“千山万水，去一趟也不容易。我要告诉他我有了，不也让他惦记着？”她坚信思康会回来，可是，思康却杳无音信，她生下一个女孩，女孩却又被父母亲扔掉，于是，在双重打击下，秀贞疯了。她满眼都是女儿的身影，满口都是她的小桂子，她为女儿做衣服，想象她样子。她说：“我们小桂子也该上学了。我养点蚕，吐了丝，好给小桂子装墨盒用。”她心中盛满对恋人的爱意，恋人思康明明早已离去,她却劝他吃饭,为他赶走并不存在的苍蝇，疼惜“他病得不轻”,对着空床,却说“睡着了”,为怕吵着他,就轻手轻脚地走路,还特地关照她妈,要把裤子晾在墙边,以免思康出来进去“不合适”。她始终抱着期待在等着她的爱人和女儿，她始终相信她的思康会回来娶她，她的小桂子会回家叫她一声妈。她等在这儿是在等着女儿回家，然后带着女儿去找她爸爸。最后，在英子的帮助下她们母女团聚了，为了追寻恋人，一家团聚，秀贞与她失而复得的女儿在大雨中双双惨死于火车轮下，死后还被不明真相的人们冠上“骗子”的恶名。《惠安馆》中的秀贞对恋人的痴情和对女儿的慈爱,全是通过她时而清醒、时而痴呆的言谈动作表现出来的。这些表面看来是疯女人的语言和动作,实际上是一个痴情女子对恋人的思念，对女儿的深切地爱意。她清楚记得与思康相识相恋和分别时的情景,也能准确地说出自己生孩子
论爱玛的人物形象 2013级语文教育郭海清 在《包法利夫人》一书中，福楼拜将包法利夫人即爱玛的形象描绘地栩栩如生，而通过该著作的各条线索，我们更能清晰地掌握艾玛在这一故事中所展现的人物形象，与此清晰地透过这形象感悟人生哲理。 夏尔，是一位平庸的乡镇医生，然而不甘平庸的爱玛开始的第一段恋情却是与他。她俩的初次见面是在夏尔去为爱玛的父亲治腿，那日，爱玛着蓝绒布衫，裙子上还饰着三道花边，可她的指甲却白得令夏尔吃惊，但就在夏尔为爱玛的父亲医治腿的过程中，包法利和爱玛开始了她们间的爱情。就在日夜的联系或是说鲁俄老爹的帮助下，这对于旁人而言所谓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将爱玛这一形象其实放在读者眼里那评论可谓是比比皆是，或许有人认为她追求富贵、名利的生活，那是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做的事儿；但抑或有人感慨她是对爱情没有忠贞之情，渴求贵族的生活......但无论哪种评价似乎都离不开爱玛追求令自己荣华富贵的生活。 与夏尔一见钟情便谈婚论嫁，婚后的生活时而令自己愉悦，时而又使自己无限无奈。她喜欢看到夏尔出名，至少以此作为人妻的她同样能享受丈夫带给她的荣誉，至少她能在参加舞会或是其他宴会的时候自豪地说她是夏尔的妻子。所谓的好景不长似乎来得稍快了些，在夏尔为跛脚的人治腿恰把这喜讯登上报刊的时候，这一病情竟然恶化了，爱玛也只得更加现实的面对这真实的一切，从而又继续在她无限的幻想中过着奢华的生活。 故事中有这样一段话，“她爱大海，只是为了海上的汹涌波涛；她爱草地，只是因为青草点缀了断壁残垣。她要求事物投她所好；凡是不能立刻满足她心灵需要的，她都认为没有用处；她多愁善感，而不倾心艺术，她寻求的是主观的情，而不是客观的景”。从这段话的形容来看，我们便知她不是甘于平庸的，在她的内心深处，有着更为深远的期许。她需要的是能满足她的心灵所需。介于该种原因，夏尔仅仅只是为她提供了一段一见钟情，时而带来点点色彩的爱情。 厌烦平庸的现实，渴求贵族的生活，这无疑将夏尔“打入了冷宫”。参加舞会，开始沉溺于幻想，渴望浪漫爱情，爱玛则毋庸置疑地成为了向往贵族生活的一名典型。她小心地翻开美丽的缎面精装本，心醉神迷地凝视着陌生作者的署名，作品下面的名字，多半不是伯爵，就是子爵呵，她喜欢看到如此的字眼，这为她通往贵族生活仿佛又靠近了一步，在反复地设想中，她开始憎恶自己的处境，完全沉溺于幻想之中。她向往着另一段令自己满意的生活，使得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精神也出轨了。她自言自语着，“是啊，可爱！可爱！……他是不是在爱着一个人呢？”她问自己，“是哪一个？……不就是我吗！”甚而伸出嘴唇，像要吻他似的。如此而言，她对本该安静的生活有着深深的恶意，对理想爱情的期待却愈发强烈。为了填补内心空虚，她更不厌其烦地自言自语：“我有了一个情人！一个情人！”她自得其乐，仿佛恢复了青春妙龄一样。她到底享有爱情的欢乐，幸福的狂热了，她本以为是无缘消受的呵！她到达了一个神奇的境界，那里只有热情，狂欢，心醉神迷；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蓝天，感情的高峰在她心上光芒四射，而日常生活只在遥远的地面，在山间的暗影中若隐若现。 在参加舞会中，她认识了罗多尔夫，而罗多尔夫是一位精明、讲求实际的花花公子；他喜欢逢场作戏，视女人为玩偶，将假惺惺的一面刻画地惟妙惟肖；他灵魂肮脏、腐化堕落、虚伪。尽管在我们眼中罗多尔夫是如此的形象，但在爱玛眼中，她却极力地想要和他一起生活。一天早晨，夏尔天不亮就出门去了，爱玛
下一篇同学的毕业论文修改<论包法利夫人形象悲剧意识及现实 作者：清尊提交日期：2007-5-15 15:43:00 | 访问量：2072 论包法利夫人形象悲剧意识及现实意义 ［摘要］爱玛是个独具特色的女性形象，渴望追求爱情，却因不幸的婚姻家庭，对自我角色的迷糊认识，走向悲剧结局。本文主要从爱玛在婚恋，结局方面等来 探索其形象的悲剧意蕴及现实意义。 ［关键词］等待男人晚间归来自我角色悲剧 [作者简介]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福楼拜的长篇巨著《包法利夫人》不但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蜚声文坛，而且经过漫长的历史洗礼之后。至今仍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力。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爱玛的形象争论不休，有人认为，爱玛的悲剧"在于身体的满足与头脑的满足间的悖逆"，她对爱情、幸福的追求"陷入了一种灵与肉的二元对立中。"①也有人认为，尽管导致爱玛死亡的因素很多，但最主要还是她对残酷的真实的直面，想象的破灭②；更有人指出，爱玛的悲剧是堂吉诃德式的行为方式造成的，即将书本描写的生活和行为当作自己的目标和行为方式，从而导致失败或毁灭③。无疑，这些观点对我们准确理解包法利夫人的命运提供了多维文化视角，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本文主要从婚恋、结局等方面来探讨爱玛形象的 悲剧意识。 一、爱玛形象的类型化表现 1.等待男人晚间归来 所谓等待男人晚间归来这个情节的蕴意是男人越来越迟地，变本加厉地让女人等待着。包法利天资愚钝，学医时勉强通过，异常刻苦，永居下游；行医时糊里糊涂凑合，大病治不了，小病自然好，而小镇上因为缺少他这样专业的人才而让他有机会成为比较受欢迎的人。虽然不钻研本行但他绝对不喜欢把空闲的时间用在丰富自己这方面。他大声喝汤，长时间地睡眠，瞪着一双无知的眼睛表现出对平庸生活的满足，他不知道应该怎样生活，因此也不知道还有另外的生活方式，他像自古以来的所有教科书要求的那样，养活妻子，生儿育女，担负家用等等这些都表现出包法利是安于现状，目光短浅，没有情趣的。在结婚后，他每天回家都是很晚，常常10点钟，有时半夜，一到家就要东西吃，女佣人已经睡下，便由爱玛(包法利夫人未嫁前的闺名)伺候。这样爱玛逐渐变成了等待男人晚间归来的女人。当然这对于她那所富有的幻想，富于激情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在感情方面得不到满足，同时也处于性饥渴中。于是在某天晚上，包法利夫人没去邻居家玩。"夏尔一走，她感到孤单，下午的对比又在心头涌起，那样清晰，几乎就在眼前。……她躺到床上，瞧着壁炉里通亮的火，下午的情景又在眼前晃动起来：莱昂站在那里，一只手折弯细细的手杖，另一只手牵着安静吮着冰块的阿达莉。她觉得莱昂可爱，不想他根本办不到。"①在这一情节里我们知道出于夏尔的麻木，及爱玛生命中的那份强烈的性欲，幻想欲已开始爆发，慢慢地，包法利夫人对夏尔实施了报复。从某一角度上看夏尔并不是一个无赖、没品味的人，可以说他算是一个好男人，他每天不停地忙碌，四处奔波，为了就是维持这个家庭，为的就是爱玛能过上好的日子。在爱玛时时抱怨道斯特不好时，夏尔心想，她的病根也许是环境的某种影响。他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便开始认真考虑搬到别的
封建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 小组成员：蔡煌、周健、胡龙飞 论文撰写：蔡煌 中国数千年的古代社会，基本上仍是一种以男性为主导的环境架构。因此，诸如“男尊女卑”（语出《周易》）、“男主外，女主内”（语见《大易通解》）、“女子以弱为美”（源自班昭《女诫》），与“女子无才便是德”（参见《易酌》）等说法，确实对中国的女性影响深远，也已发展成多数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导致极多女性的才艺，终其一生，都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些女性的处境与心声，透过一些优秀艺术品的诠释，如《红楼梦》、《西厢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作品，才幸运地博得同情与关注。 中国古代有不少给女性的人身自由加以摧残和束缚的封建礼教和陋习，其中如“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三妻四妾”、以缠足为美等。 商周二代是华夏制度文明确立的关键时期，正是这两个王朝的更迭完成了由父系制的高级阶段（商代）向父权制时代（以周礼确立为标志）的过渡。从此，为巩固和强化男性的支配地位，便造出了一系列宗法伦理的信条，既以规范社会，更以桎梏女性。女性地位之全面低落，既肇因于这种宗法伦理所维护的男性统治，男性统治更藉这种宗法伦理而大行其道，世泽绵长。 一、女性是父权社会的经济附庸。在父权社会中，女性丧失了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只得借助婚姻或血缘的关系，依附于男子，沦为家庭的奴隶。旧时有“男称丁，女称口”之说，封建时代皆以一家中“丁”的数目分配土地和担负赋税，把女性排除在外。这“计丁受田”制度最典型说明女性毫无经济地位的事实。女性在家庭中也没有私有财产。《礼记?内则》谓“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这就是说，女子在出嫁前没有财产，出嫁后作为妻媳也无私有财产，甚至女子从娘家带去的财产的所有权也被剥夺了。有些女性出于家庭的原因被迫出外劳动，仍一样为男性所歧视，冠以“三姑六婆”之称。有时女性甚至沦为男性买卖的对象，有卖为奴婢、卖为妻妾、卖为童养媳、卖为娼妓，陷入最悲惨的境地，这都是因为女性在经济上不能独立造成的。泯灭女性的经济权力，令其成为男子的性奴隶与生育工具，已成为封建宗法约束女性的有力武器。 二、女性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乾坤正位”便成为规范男女的理论基础。“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 “……男主内，女主外……这种分工模式给两性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男性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增长了‘才干’，那些成功者制造了自己的‘历史’，成为财富与权力，妻妇与奴隶的拥有者，而生活于其中的妇女不得不屈从于男人为自己设就的生活范围和既定的角色，将自己的职分降到次要的从属的地位，从而形成了妇女无权的隐忍的经历，形成了认为妇女是无能的短见的偏见，从而妇女本身也就成了无史的沉默的群体。” 妇女被禁锢在家中，服役于人，料理家务，就是连统治阶级的皇后也属被禁之列。不仅如此，封建时代还宣扬“女祸论”，即认为宠信妇人，使之预政，必酿成祸患，甚至宠信妇人，使之预政便是祸患的传统理论。无论家政、国政，都奉之为信条，引之为鉴戒，使只成为限制女性预政的一件理论武器。总之，一切女性的基本政治权利在这一男权社会中消失殆尽。 三、传统女教自始至终渗透着封建伦理的观念。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石，故传统女教向以贯彻儒家的宗法伦理观念为宗旨。在汉代以前，已出现了奴化女性的封建女教。女教轻视智育，认为“妇女只许初识柴米鱼肉数百字，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25分）悲惨命运[英]威廉·萨默赛特·毛姆有些人，在拜访别人或晚上与人聊天的时候，总觉得告辞是一件很难的事。时间一分接一分地过去了，到拜访者觉得自己真的该走了的时候，他站起来吞吞吐吐地说：“呃，我想我……”紧接着主人就说：“噢，你这就要走吗？时间真的还早呢！”于是拜访者拿不定主意的尴尬就接踵而至了。在我所知的这类事情中，最悲惨的例子要数我可怜的朋友动三先生了。他简直不知道该如何从所拜访的人家里脱身。他是那么忠厚，又是那么规矩，从不愿失礼。在他放暑假的第一天下午，天空一片浅蓝，颜色很浅。他到一个朋友家里拜访。他在那儿聊了一会儿天，喝了两杯茶，然后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说：“呃，我想我……”可是女主人说：“噢，别急！动三先生，你真不能再多待一会儿吗？”动三从来都是说实话的。“噢，我能。”他说，“当然，我--呃--可以再待一会儿。”他留了下来，喝了十一杯茶。夜幕开始降临了，他再一次站起来。“呃， “我还以为你可以留下来吃饭呢……”现在，我想我真的……”“你非要走吗？”女主人客气地说， “呃，是可以的。”动三说，“假如……”“那就留下来吧。我肯定我的丈夫会很高兴的。”“好吧，那就留下来吧。”他颓然回到椅子上，灌了一肚子的茶水，怪难受的。男主人回来了，他们开始吃饭。动三从头到尾都在盘算着要在八点三十分告辞。主人一家都在纳闷，不知动三到底是因呆笨而显得闷闷不乐呢，还是仅仅只是呆头呆脑的。吃完饭后。女主人想打开他的话匣子，于是拿出照片给他看。她把家里珍藏的所有的照片都拿了出来。到八点三十分的时候，动三已经看了七十一张，大约还有六十张没看完。动三站起来：“现在告辞了。”他以恳求的口吻说。“告辞？”他们说，“才八点三十分，你有什么事要去办吗？”“没什么事。”他承认，然后苦笑了一下，接着又闷声闷气地坐下来。就在这时候，大家发现主人的宝贝儿子--那个可爱的小调皮鬼把动三的帽子给藏起来了，因此，男主人说，动三先生非留下来不可了，于是就请动三一起抽烟聊天。动三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果断地离去，可是办不到。后来男主人开始厌烦他了，就用反话挖苦他说：“动三先生最好留下来过夜，我们可以给你临时搭一个铺。”动三误解了他的意思，竟然连连道谢。于是男主人便为他安排了一个空房间，内心却狠狠地诅咒他。第二天，吃完早饭后，男主人进城上班了，留下动三和家里的宝贝儿子玩。动三一天一直在琢磨着回去，可他又左右为难。男主人傍晚下班回来了，他发现动三还在家里，大感吃惊和恼火。他想开个玩笑把动三支走，于是说：“我认为该向动三先生收房租和伙食费了！”那个不幸的小伙子目瞪口呆一阵，然后紧紧握住男主人的手，向他预付了一个月的食宿费。在接下来的一个月的日子里，他神情忧郁，最后他垮了。他发烧得厉害，神志不清。后来病情进一步恶化，怪可怕的。有时候他从床上惊坐起来，尖叫着：“呃，我想……”紧接着又倒在枕头上，同时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大笑。再一会儿，他又跳起来，大叫着：“再来一杯茶，再拿照片来！哈！”在动三假期的最后一天，大雨“哗哗哗”地下个不停，仿佛天上有个巨大的喷壶，在往地上倒水。经过一个月的痛苦折磨，动三去世了。人们说在他临终之际，他在床上说：“噢！天使们在召唤我，我想我真的该走了。再见！”（选自《小说选刊》2011年第12期，有删改）1.下列对小说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A．本文描写人物时运用了语言、动作、心理、神态等描写方法。如动作描写：“有时候他从床上惊坐起来，尖叫着，再一会儿，他又跳起来，大叫着。”B．小说结尾描写“大雨‘哗哗哗’地下个不停，仿佛天上有个巨大的喷壶，在往地上倒水”，主要目的是照应开头“天空一片浅蓝，颜色很浅”一句。C．小说以动三的悲惨命运为线索，以人物行踪为顺序，文脉清晰。作者自始至终抓住人物的语言来塑造人物形象，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动三的同情和褒扬。D．女主人把家里珍藏的所有的照片都拿了出来，但动三只看了七十一张，大约还有六十张没看完就站起来想走，这表明动三心不在焉，急着告辞回家。E．在接下来的一个月的日子里，动三神情忧郁，最后他垮了。他发烧得厉害，神志不清。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是预付食宿费、被主人误解带来的思想折磨等。2.文章开头“有些人，在拜访别人或晚上与人
前言 张爱玲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的人”。她的小说主要以婚姻和爱情为主题，几乎都揭示女性的悲剧命运。张爱玲以一种女性的细腻的观察角度，去洞察世间男女在现实生活中的挣扎、妥协与堕落，她善于把时代、国家等一些大事情都淡化在日常的生活琐事中，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就在这平凡而又琐碎的生活中演绎着自己的悲剧，她们的悲剧不能归责于具体的人或事，似乎是是一种命运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甚至于她们在承受自己悲剧的同时，也在缔造着别人的悲剧，周而复始，延续不断。 一、张爱玲笔下女性悲剧命运 (一)女性的生存悲剧 张爱玲笔下女性的悲剧寄托了作为一个敏感自省的现代人，对个体生命中的生存寂寞与生存痛苦以及恐怖的深刻感悟，也是她对生命悲剧性的理性认知。她不动声色地讲述着现代人一个又一个在黑暗中坠落毁灭的凄凉故事，还这个无聊又无奈的世界以无奈而又无聊的本来面目，渲染着不安与恐惧、凄惶与悲伤的气氛，悲从中来。这种生存悲剧的实质便是个人欲望与他人存在利益的冲突。她于是用瑰丽的文字精雕细琢女人生命和生活中的种种烦恼、压抑、伤痛、畸形和无聊。 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借范柳原之口道出了“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1]白流苏一上场就展示了自己冷酷自私的婚姻观，为了逃离寄食娘家，遭人白眼的处境，为了求得经济上的依附，她抛弃了诗礼人家的矜持含蓄的姿态，以“快、准、狠”的方式从妹妹手中抢走了范柳原，她非常清醒的看到了自己已站在青春的尾巴上，再不搏一把将永无出头之日时，于是大胆的决定用残余的青春做最后一次的赌注。在白流苏那里，爱情早已扭曲，成为她获得赖以生存的婚姻工具，然而，面对最终成就的婚姻，白流苏心中反而升起了弥漫难散的惆怅与凄凉。一场倾城之恋，就这样向白流苏和人们昭示了更广泛更普遍的人生命运的不可靠。 即使像葛薇龙这样的比一般“女结婚员”更独立的精神，受过新思想教育，对她所出身的家庭更有叛逆性，她甚至希望寻找到浪漫的爱的女性最终是同样的命运，没落世家的经济的贫穷，迫使她走进了她反感的姑妈的府邸，她之后的堕落，每一步都与虚荣心与贪图物欲密切相关，对优裕的物质生活的眷恋，对纨绔子弟的爱慕，使她完全成为了梁太太和乔琪乔的俘虏，灵魂已不再是自己的主人，她那一点点单纯，脆弱的理想已经完全被强大的物质欲所征服。她的希望、幻想只能像起泡一样一个个无情的破灭，挣扎纯属徒劳就死了心，退缩在命运永恒的框子里，丰满鲜活的生命被扭曲为干瘪，苍白，平庸的服服帖帖的工具，成了现实命运的牺牲品。 在物化爱情和男性传统樊笼中女性的生存是以压抑为前提的。张爱玲的小说中，女性的性压抑的描写，在父权文化下的窒息和女性在社会环境的压抑下种种世相的描写，显示出了相当的深度。
一、爱玛的中上流阶层的傲慢与偏见,使得她主要根据人们的社会地位来衡量所有的人。 在海伯里的乡村,爱玛的家庭——伍德豪斯家族在财富以及社会地位上等级均居首位。作为这样显赫家庭的女儿,她深受家族传统的观念的影响,认为任何人的社会地位都是由他的财富决定的,而下等阶层在很多方面都是卑劣的。因此,爱玛总是瞧不起下层的那些人。在去里士满的途中,爱玛遇见了贝茨夫人——海伯里前教区牧师的遗孀,和她惟一的女儿艰难度日,而且激起大家对一位无为的老太太所能产生的全部敬意。爱玛知道贝茨夫人比她贫穷很多,因此她无礼傲慢地对待贝茨夫人,并且以讽刺的言语来侮辱她。爱玛如此傲慢势利甚至残酷的这段情节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实上,是她的傲慢和偏见使她无意识地超越了行为准则。这种傲慢和偏见进一步表现在她做媒中。爱玛热衷于做媒。她两次给哈丽特·史密斯做媒,但是均以失败告终。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她对哈丽特的偏见以及对罗伯特·马丁的反感。这里举个例子,当爱玛第一次遇见哈丽特时,想:“那对柔和的蓝眼睛和全部的天然丽质,不应当埋没在海伯里及其周围的下等阶层中。她已结交的熟人全都配不上她。她刚刚离开的学友尽管都是些很好的人,但是肯定对她有害。”[2 ] 事实上,哈丽特是一个并不聪明的弃儿,但是她体贴、迷人、温顺却又毫无主见。在哈丽特的眼中,爱玛是哈特费尔德如此显赫的名流,以至于哈丽特惟一的愿望便是接受某个高高在上者的指引。她希望和中等阶层建立联系,特别是能嫁给富有的男士,从而可以改变她的生活方式。但最后,她发现她的血统是实现她梦想的一个很大的障碍。读者注意到,第一次见面时,哈丽特的容貌是让爱玛喜欢她的原因之一。然后,爱玛猜想哈丽特的父亲一定是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绅士,尽管事实上没人知道哈丽特的父亲是谁。在这种偏见下,爱玛断言:“马丁家的人准是些粗俗不雅的人,根本不适合跟一位知识和风度几近完美的姑娘进行紧密交往。”[2 ]在爱玛眼里,仅仅凭马丁家从奈特利先生家租种了农田这一点,就断定罗伯特·马丁仅仅是一个粗俗的农夫,而他的妻子也应该只是个没受过教育的农夫的女儿。由于她对社会地位的偏见的强烈意识,就认为哈丽特和马丁在出身上是属于不同阶层的。为了让哈丽特从“坏”圈子脱离出来并引导她进入上流社会,爱玛试尽所有方法想让哈丽特爱上埃尔顿先生。她认为,埃尔顿先生要比马丁高贵,他很有幽默感、愉快、有礼貌,并且是文雅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属于上层社会,并且没有任何底层关系,是一位很有名望的牧师。实际上,马丁先生聪明、正直、勤奋而且富有同情心。他对农业感兴趣并且不在意肤浅的优雅和谦恭。爱玛为哈丽特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她自己的意愿而没有考虑哈丽特对马丁的真实感情。 幸运的是,每次当爱玛的傲慢和自我欺骗就要沉到最低点时,明智的奈特利先生总是会出现。他是为数不多的可以看到爱玛错误的人,而且是惟一曾经告诉过她他们的想法的人,但这点对爱玛而言并不是特别愉快的。奈特利先生是由奥斯汀作为中上流社会的道德楷模而创造出来的,被塑造成没有傲慢和偏见的完美的人,由他来影响和帮助爱玛。显而易见,奥斯汀试图将她的女主人公——爱玛塑造成忠实于生活并具有完整的性格特征的人物,同时,奥斯汀希望爱玛顺从历史趋势的发展而变得更加完美。但在事实上,奥斯汀不可能成功,因为她是现实的而且她把角色放入社会现实中,而爱玛却远离现实,不会轻易放弃她认为理所当然的傲慢和偏见。 二、随着海伯里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英国社会阶层所发生的改变,爱玛对人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但是还是坚持维护着她的中上流阶层的傲慢和偏见。 在19 世纪早期,曾属于下层的商人阶层,随着财富的增加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在小说中,科尔家的变迁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科尔家在海伯里已经生活了多年,他们是很好的人,友善、慷慨且谦逊。但是因为他们从事商业,而且出身卑微,爱玛作为上流阶层的代表,看不起他们。从她的傲慢和偏见出发,爱玛没有把科尔先生看作是和她父亲以及奈特利先生一样的绅士。当她得知埃尔顿先生和夫人有时和科尔家的人一起吃饭,就表示出对他们的厌恶。然而,当科尔家变得越来越富有,搬进了一幢大房子并且上升为哈特费尔德第二富有家庭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爱玛不得不屈尊接受他们的宴会邀请。也就是说,作为哈特费尔德最受尊敬的家族,
安娜悲剧命运的原因 一：社会原因：《安娜·卡列尼娜》创作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当时俄国正处于历史变动时期，俄国文明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浪潮的猛烈冲击，在这社会大转型新旧思想交替时期，一切都混乱了，经过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在俄国迅速的形成，但封建统治仍然占优势，所以安娜的悲剧有一定的原因是受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压迫而造成的。（一）尖锐的矛盾冲突安娜受包办婚姻的毒害，在少女时就嫁给了比自己大20岁的大官僚卡列宁，过了八年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这使她饱受精神上的折磨，一次在莫斯科的火车站，她与近卫军军官伏伦斯基邂逅相遇，安娜可爱的表情中，那种特别温柔亲切的意味儿使伏伦斯基为之倾倒，也唤醒了安娜沉睡的爱情。但腐朽的制度不能容许安娜沉浸在自己的爱情梦幻世界里，弱小的新兴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要求，与强大的贵族社会思想道德相碰撞，产生尖锐的矛盾冲突，使安娜以悲剧结束。安娜的爱情在这种社会矛盾环境下是不能得以实现和跨越的，道德败坏的男人和妇女在贵族上流社会中过着虚伪腐朽的生活，但对于一个诚实的妇女来说，即使是她拥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去爱上一个男人，也是根本无法得到社会与他人的认可和属于自己未来的幸福生活。安娜一开始的抗争就注定会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她势单力薄，可是面对的确无法想像的压力和强大的敌人。安娜的生活盘桓于放浪声色的贵族上流社会，人们逢场作戏，以世俗，地位，名誉，金钱为生活中心，虚伪堕落的享受糜烂的生活，没有真诚，没有信任，没有彼此间的坦然，没有安娜所适应的，她厌恶憎恨这些人的八面玲珑，不分善恶，憎恨这些虚伪的人，难以和她们产生共鸣，但是安娜毫不遮掩自己的憎恨，从不遮掩对伏伦斯基的爱，真诚的面对爱情，面对自己和身边所有人，反而成为了大家眼中的罪人，不可原谅的人，当人们得知安娜追求的并非是上流社会普遍具有的那种个人的虚荣心和情欲满足，而是一种对自由生活的渴望，她们并不能给予理解和帮助，更别说认同了。安娜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她追求爱情自由的行动和俄国变动相呼应，代表了妇女争取婚姻自主的要求，反映了年轻妇女追求新生活的强烈愿望，安娜的行动与当时贵族社会形成了冲突，一是冲破了封建礼教的藩篱，反映了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要求，二是向贵族社会的虚伪道德挑战。在当时的社会有一股力量呼唤安娜起来爱，大胆爱，勇敢的爱，寻找真爱，另一股力量却又扼杀了她的行为，生活在社会的大变动之中，安娜以她的个人力量在她的生活圈子里斗争，其勇可嘉。卡列宁为了折磨她，拒绝离婚，并且剥夺了她心爱的孩子，在失去一切之后，安娜生活中唯一的安慰便是伏伦斯基的爱情，爱情的破裂使安娜失去了精神依据，上流社会通过伏伦斯基的手，杀死了安娜。
浅谈祥林嫂的悲剧命运及其原因 【内容摘要】祥林嫂是鲁迅的《祝福》中的女性形象，其形象的典型意义揭示了封建制度对劳动妇女的经济枷锁和精神摧残，本文从祥林嫂自身、他人及社会环境等的影响，通过揭露祥林嫂悲剧命运分析了封建礼教，引出了社会的本质。【关键词】悲惨命运原因社会本质 祥林嫂是鲁迅先生小说《祝福》中的主人公，是封建社会中国农村妇女最典型的形象代表。历史和现实社会总是呈现出异常复杂的面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主要是由这种复杂的历史条件和人物关系造成的。《祝福》中深刻地描绘出复杂的祥林嫂时代背景，真实地描述了社会环境对形成祥林嫂性格的作用，它所刻画的复杂性格才能具有坚实的基础。但鲁迅在《祝福》里，不仅十分重视描写影响人物命运、铸造人物性格的复杂环境，而且真实的再现了当时社会环境下个体生存的全貌，祥林嫂的命运早已不是她自己个体的命运，她已经成为旧社会中千千万万劳动妇女共同的悲惨命运的代表，肉体遭受压榨、蹂躏，精神也受到摧残和毒害。而作品中鲁迅先生对祥林嫂眼神的刻画，也生动体现了祥林嫂性格的发展过程，鲜明地表现了她内心世界的深刻变化，从而印记着祥林嫂悲剧一生的足迹。 一、祥林嫂的悲剧命运 祥林嫂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她先是丧夫，再改嫁，丧子，又被逐出鲁家，最终没有得到未庄人的谅解被逐出未庄而精神崩溃，她从未想过抗争，从未做任何改变，最终在绝望中离开。但祥林嫂的一生坎坷悲惨，她不仅受到封建主义政治上、经济上的压迫，
更遭致封建礼教与神权迷信的残酷精神虐杀，祥林嫂周围的世界，也被封建伦理道德所支配，祥林嫂踯躅在这个冷漠无清的世界里，她不仅生前哀苦无告，还须怀着更大的恐惧走向死亡。同时从肉体到精神都被封建礼教与神权迷信摧残虐杀，生活在旧社会最底层的她，几经抗争非但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反而被践踏、被愚弄、被鄙视，而最终被吞噬，就在年终人们祝福的欢乐气氛中，怀着无限复杂矛盾的心情冻饿致死。她勤劳、善良、质朴、顽强，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她吃苦耐劳，身体状态良好。但在旧社会她夫死后，被逼再嫁，儿子死后呗逐出家门，得不到人们的谅解而精神崩溃，最终她不但不能争得一个做人的起码权利，反而成为一个被践踏、遭迫害、受鄙视而终甚至于被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所吞噬的人物。在《祝福》中，主人公祥林嫂具有一种中国封建传统妇女的性格。在当时，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礼教已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心中，妇女的地位是相当低的，妇女从一而终的理念深入人心，对于一个寡妇，这种鄙视就更加强烈了，就连和她地位相当的柳妈也这样。然而，祥林嫂也就有反抗性，曾经试图反抗，但没有成功。尽管她对这种命运的抗争，正是祥林嫂对生命和自由的向往，也完全符合普通人正常的心态，只是她无论怎样挣扎，她这个可怜的个体仍逃不脱社会的羁绊。她第一次出现在鲁镇时，她是一个寡妇，做了鲁四老爷家的佣工，虽然夫死悲切，但尚年轻，尽管有初当佣工的胆怯，但尚可自食其力相慰。可这时的祥林嫂是从严厉的婆家逃出来的，在当时封建社会当中，无疑这只是她恐怖命运悲剧的开始。祥林嫂的悲剧还在于，她一生顺从封建礼教，到
大 众 文 艺 69 是首带有回旋因素的三部曲式，而有人则认为应该为插部领先的回旋曲式。无论是那种说法，这首乐曲都是由三个主题形象构成的。第一个主题开始便是流露着一丝忧伤的第一段主旋律，仍然具有肖邦那轻柔 、飘逸的性格特征，可见作者对美好生活仍有一线憧憬。中间段落则采用色彩明朗的降D大调与前后形成对比，伴奏声部与旋律形成交错的切分节奏,圆舞曲的强拍再一次的被细分,仿佛作曲家又回到了波兰。将这两个主题形象串联起来，虽然不似华丽圆舞曲的灿烂，却能让人听到“滚珠落玉”般晶莹剔透的声音效果。不过梦幻终究会醒来，并承受着无奈和衰伤而渐渐消失，最后全曲在焦躁不安中终了。 抒情类的圆舞曲要更慢于流行的舞曲伴奏的圆舞曲，是作者诗意的集中体现。这类圆舞曲与其说像维也纳的生活圆舞曲，还不如说更贴近肖邦所创作的夜曲的风格。 通过上面对肖邦几首代表性圆舞曲的分析，可以总结出肖邦圆舞曲的一些基本的艺术特征：华丽或典雅的钢琴织体；昂扬奋发的情绪或沁人肮脏的诗意；肖邦的两类圆舞曲都突破了圆舞曲自身的节律，而将波兰民间音乐的节律植入其中，赋予了圆舞曲以浓郁的民族色彩；肖邦的圆舞曲都不是为舞会伴奏而写的，它或是把实际舞蹈理想化的作品或是借用圆舞曲的形式而写成的抒 情音诗，但无论怎样的变化，肖邦都将圆舞曲写成了适合在音乐会欣赏的钢琴作品；还有就是旋律的声乐性和器乐性的交错融合等。从肖邦创作的圆舞曲中，可以感受到它们所蕴含的作曲家的丰富情感与生活经历。虽然，至今仍有许多的音乐评论家认为肖邦的圆舞曲是他爱国思想性较弱的一类作品，但是从对肖邦的两类圆舞曲的艺术特征的分析总结上看，他对祖的热爱，对波兰生活的怀念，成为肖邦的两类圆舞曲创作，乃至他的音乐创作的灵感的源泉，因为肖邦的圆舞曲的特点就是自觉的将波兰民间舞曲形式的波洛涅兹舞曲与玛祖卡舞曲融入到圆舞曲的创作中来，而波洛涅兹舞曲和玛祖卡舞曲正是肖邦的爱国性所在。因此，研究肖邦的圆舞曲的艺术特征也是帮助我们研究肖邦音乐中的爱国性和民族性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参考文献 1《钢琴艺术博览》第347页 2 《肖邦的创作》第168页（A.索洛甫磋 著） 3 《世界著名通俗钢琴欣赏》第114页（孙维权 巢志珏 著） 4 《西方音乐同史》第240页（于润阳著） 摘要：作为一部凝聚着一代社会人生的严肃悲剧，《哈姆莱特》凝结着古希腊罗马文化、《圣经》文化及民间文化三重艺术的精华，是世界戏剧的典范。这部 “反映人生，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的作品（1），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缩影。本文将分析哈姆莱特悲剧命运的表现及原因，解读他的悲剧人生。 关键词：悲剧命运；时代；自觉 哈姆莱特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他的思想和言行都打上了文艺复兴的深刻烙印。他是时代的巨人，人文主义的思潮、先进的时代精神启发、发展了他；宫廷中卑鄙的争权夺利，国家间冷酷的战争较量，社会现实的阴暗又打击、压制了他。启发与扼制的两个方面在他的内心冲突挣扎。哈姆莱特又是一个有思想、有追求的青年，有着“即使把我关在一个果壳里，我也会把自己当作一个拥有无限空间的君王”的浪漫理想，然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如噩梦一般囚牢了他，终让他迷茫而疲惫。 一、时代的悲剧人生 这个时代错乱而无常。当他从鬼魂那得知天神般的父王被阴险诡诈的叔父谋杀，他要担负起复仇责任时，抑郁的心境使他觉得“负载万物的大地，只是一个不毛的荒岬，只是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安宁有序已不是宇宙万物的代名词。他又把矛头指向了人，“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可在我看来，这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在对人类的称颂戛然而止的质疑声中，人不过是“为造化所玩弄的愚人”。哈姆莱特的厌世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他对社会的厌恶不是对社会无所求的超越现实，也不是厌恶人类而与人类为敌，具体表现为对人类的否定。他心中想做的事与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愿望不能实现，因而说了自相矛盾的话，做了自相对立的事，这是他不情愿的无奈选择。 自我定位的茫然也是导致哈姆莱特厌世的原因。文艺复兴强调人的解放，然而当事物发展超过了应有限度时就会呈现出相反方面，蒙田为代表的“自我否定”意识席卷了当时的欧洲。一部分人文主义者承袭了朴素的二元论思想，认为人的灵魂有理、欲两部分且二者统一，人性无论从哪种意义讲都不作为第一性存在。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原有的人类中心说。依皮亚杰的说法，人类的自我认识是一个自我中心化——去自我中心化——重新自我中心化的过程。当前一“自我中心化”没有完全废止，后一“去自我中心化”没有完全建立，这一过程的转折点就会产生断层与分裂。这种断层与分裂表现为自我认识的迷惑，也就是自我定位的茫然。哈姆莱特就是人类认识自我过程中产生的断层与分裂的产物。 二、自觉与清醒的痛苦 哈姆莱特的痛苦在于他自觉而清醒地认识了社会的阴暗与自我的可悲。这里要强调哈姆莱特自觉与清醒的状态，如果一个人所谓的认知是被动、糊涂的，也许就不会感到痛苦，即使感受到也不会是哈姆莱特式的痛彻心扉。 他从叔父克劳狄斯看到人性的卑鄙，从大臣波洛涅斯看到人性的庸俗，从王后葛特露看到人性的脆弱。这位理想的王室女性，在丈夫去世短短两个月后“那流着虚伪之泪的眼睛还没有消去红肿，她就嫁了人了”。哈姆莱特感叹：“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统治者依靠的政治力量都是跟波洛涅斯一丘之貉的粗俗之徒，人民的幸福、社会的未来掌握在这些人手中，统治阶层的人性堕落势必会导致社会的解体与国家的衰败。 更为不幸的是哈姆莱特清醒地认识了自己——一个不幸的人。他对霍拉旭人格的赞美实际上寄托了自我的人格理想，成为一个“能够把感情和理智调整得那么适当，命运不能把他玩弄于指掌之间”（的人，这是斯多葛哲人式的人格（“明智的人应当不带任何激情和情绪波动”（2））。是超越有限生命，在命运的汹涌波涛中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3），成为一个自由无束的人。然而现实的地位与责任注定哈姆莱特的意志不属于个人。王子的血统和世俗的舆论限制了他的言行自由，使他不得不隐藏真实的本性，但他内心中又有一个成为无拘无束的人的理想追求。哈姆莱特就有了对立的双重身份，他的命运发生了分裂。他觉得人生应有所作为，但又向往果壳里的无限空间；想要有所抱负却又不放弃追逐内心的自由。他陷在两种命运选择之间不知所措，终成为一个不幸的人，这就是哈姆莱特的人生悲剧。 帕斯卡尔说：“认识自己可悲乃是可悲的”（4），哈姆莱特就是一个清醒的自觉者，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倒霉的人，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微弱，意识到可怜的哈姆莱特的敌人就是自己的疯狂。他的悲剧命运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的不幸。然而对于命运的不幸他却没有办法给出合理解释，也不能做出坚定的人生选择，他悲剧的命运就成了不可解的人生难题。这个悲剧是心灵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参考文献： （1）《哈姆莱特》，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2）（英）罗伯特?伯顿：《忧郁的解剖》（3）（宋）范仲淹：《岳阳楼记》 （4）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 作者简介： 王嵩：女，1989-10,汉族，籍贯：陕西安康市；研究方向：汉语语文文学；学位：本科。 不可解的悲剧人生 ——浅析哈姆莱特悲剧命运的表现与原因 王嵩 （湖南省中南大学文学院 410012） 文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