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监督工作的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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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综合监督工作机制研究作者:许文辉林琳李彬来源:《中国检察官》2013年第01期综合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将各种监督方式综合起来运用,多方面、多层次、多渠道地开展诉讼监督,促进被监督对象发挥其内部监督作用,健全内部纠错和预防机制以提高监督成效的监督方式。
传统的诉讼监督以个案监督为主,主要纠正个别正义,而综合监督试图去解决制度性的问题,实现普遍正义。
个案监督与综合监督的紧密结合,在纠正具体违法行为的同时,可以对侦查、审判、刑罚执行机关在执法中存在的有关问题提出具体意见,同时将诉讼监督中反映出来的类案、共性问题定期进行分析研究,进而提出建章立制、加强整改的建议,能够极大推进诉讼监督工作。
2008年9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后全国陆续有13个省级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的决议、决定。
2009年12月,高检院制订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使诉讼监督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要求、工作重点等更为明确。
2009年1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
2009年5月,涵盖诉讼监督五个环节的实施细则也颁布施行,一套诉讼监督的规则体系初步建立。
以此为契机,近年来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在加强诉讼监督工作过程中,对于开展综合监督的手段、途径和方式进行了有益尝试并形成共识。
[1]综合监督应当具备全局性、规模性、政策形成性的特征,并确立系统性的工作机制。
一、综合监督的主体(一)诉讼监督组据统计,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后,全市共有15个检察院成立了各种形式的诉讼监督组,专司诉讼监督职责。
笔者认为,跨越部门的院级的诉讼监督组是当然的开展综合监督的主体之一,诉讼监督组应该由具有丰富办案经验的处长、组长和诉讼监督工作成绩突出的资深检察官组成,以此作为落实诉讼监督工作的保障机制,对各部门提出的、需要进行综合监督的类案和事项进行集体讨论、集体把关,注重总结、研究,就经常发生或者一定时期较为突出的某类违法现象,如非法取证、量刑失衡、审理超限、使用缓刑不当等,全面梳理分析,有针对性的开展综合监督,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真正解决重点突出问题,督促侦查、审判机关建章立制,予以整改,避免同样问题在其他案件中再次出现。
试论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摘要在当前职务犯罪态势日益加剧的情况下。
建立职务犯罪一体化机制,加强打击犯罪力度已成了理论界和司务界的共识。
当前,在检察机关实行职务犯罪一体化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但与此同时,职务犯罪一体化机制也与现行的侦查模式有着较大冲突。
构建职务犯罪一体化机制,必须以案件线索统一管理为前提,以职务犯罪侦查指挥中心为依托,以职务犯罪侦查人才库为保障。
关键词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侦查机制所谓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是指检察机关现行检察体制模式下,在现行法律规定框架内建立的以上级检察院为龙头,以基层院为支点,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统一协调,指挥有力,运转高效的查办职务犯罪的工作机制。
这是一种符合职务犯罪特点和侦查规律的,依靠检察机关自身优势和内部合力依法独立办案的新型侦查机制。
一、建立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的依据(一)建立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的理论根据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是检察一体化原则在查办职务犯罪工作领域中的内在要求和集中体现。
从西方国家的检察制度来看,尽管大多数联邦制国家存在联邦检察系统与邦检察系统之分,但是在任何—个检察系统中都存在一定的统一性。
这种统一性就是所谓的检察一体。
日本、法国、德国等大陆法传统的检察机关,受国家主义政治哲学与阶层式官僚结构的影响,也具有明显的集中化特征。
在作为近代检察制度发源地的法国,全国检察官内部实行一体化原则,“检察机关级别上有上下级隶属关系,并且相当于法官及受到损害的当事人来说,检察院是不可分割的,同时具有完全独立的地位。
”在日本,检察机关通过上下级隶属关系及紧密的业务联系,具有明显的一体化特征。
日本《检察厅法》规定,日本检察机关之间形成指挥监督关系,实行“检察官—体原则”。
即全国检察机关以检事总长为最高领导,在职能上形成由检事总长、检事长及检事正的指挥监督权结合起来的金字塔型的纵向关系结构,还有以检事总长、检事长及检事正拥有的检察事务承继和移转权而形成的既有纵向又有横向的纵横交错的关系结构。
当前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摘要]加强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关系检察机关的科学发展和执法公信。
由于监督观念,特别是监督原则的法律化、制度化还有待于加强,当前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以司法改革为契机,注重内部监督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通过检察实践、工作创新,通过制度体系法治化,以技术手段支撑创新监督模式,加强党的领导,依法治检、以制度规范的监督效能。
加强岗位责任,规范检察管理,建立检察廉政执法档案,综合运用绩效考评结果,为检察业务、检察队伍建设提供政治、纪律、法治保障,推进检察制度不断发展完善。
[关键词]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建设;改革创新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是检察机关根据自身工作特点,整合内部资源力量,以规范检察权运行为对象,以防止权力滥用、确保公正廉洁执法为目的,具有自身纠偏补漏救济功能的特定监督。
简单来说,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是检察机关内部不同机构之间在行使检察权时进行的相互监督和制约。
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主动接受外部监督同时,自觉强化内部监督制约,对于促进检察权依法正确规范行使具有重要意义。
一、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基本问题解读(一)组织机构。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为切实保障检察机关严格执法,加强纪律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人民检察院监察工作暂行条例》,检察机关正式建立专门履行内部监督职能的机构。
1998年,中央纪委和监察部以派驻纪检、监察机构(人员)方式协助检察机关党组织开展党风廉政建设。
2002年至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颁布《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追究暂行规定》,全国各级检察机关陆续设立专门的纪检监察机构。
2007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暂行规定》、《人民检察院执法办案内部监督暂行规定》等文件,各级检察院检务督察委员会、检务督察室、监察室等专门监督机构建设随之步入正轨,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组织架构基本形成。
检察“三查”体系构建与融合的理论探究摘要:“三查融合”是浙江检察在司法实践中探索、孕育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旨在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挥能动性,充分运用审查、调查、侦查权,并使之相辅相成,从而服务于“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全面提升。
关键词:三查融合机制构建一体化建设一、检察机关“三查融合”理论概述(一)“三查融合”的概念解析“三查融合”是指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通过行使法律赋予的审查权、调查权、侦查权,并使三种办案方法相互交叉、相互融合,提升检察监督质效,真正做到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
(二)“三查”工作的历史沿革1.检察“三查”职能是我国法律所赋予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及审查、调查、侦查等检察权的法定属性是由宪法、刑事诉讼法等赋予保障的。
司法、监察改革前,检察机关就已经通过行使调查、侦查、批捕、公诉等职能惩治腐败、打击犯罪。
通过在捕诉案件中发现违法犯罪线索、移送线索等方法为反贪反渎办案提供支持,反贪反渎又通过报捕和起诉将侦查办案与捕诉部门紧密联系,这就是早期的调查、审查和侦查的协作模式。
所以“三查”职能是从我国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相关职能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但由于批捕、公诉、侦查等部门未能将彼此的业务深度融合串联,“三查”工作并没有有效融合发展,在办案中往往是各自为政,未能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三位一体”的办案优势。
2.“三查融合”是新时代检察机关全面履职的积极探索。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又重新赋予检察机关对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的侦查职能,中共中央制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更是强化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对检察机关依法履职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这新的历史使命和机遇下,检察机关唯有理论先行,不断探索,充分发挥检察能动性,整合提升审查、调查、侦查三大基本职能,才能更好地顺应时代潮流,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
“三查融合”就是浙江检察在先行探索法律监督工作过程中应运而生的,是检察机关对监督思维和方式的重大制度创新。
Legal Syst em A n d So c i et yf叁篁!查塾金竺!竺呈望堕i i鋈簋隧嚣圆嚣_强T七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刍议吴武辉摘要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工作包括对审查批准逮捕、侦查活动监督、立案监督等多项重要职能的正确行使。
本文从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完善立法和司法解释、转变观念,创新监督机制、拓宽渠道,创新监督模式等方面提出了强化侦查监督工作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基层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科学发展中图分类号:D92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9.145.02侦查监督部门是检察机关打击犯罪和进行诉讼监督的前沿阵地,在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维护稳定、促进公正、构建和谐社会中责任重大,被赋予了审查批准逮捕、侦查活动监督、立案监督等多项重要职能,探索如何进一步强化侦查监督工作,更好地履行检察职能十分必要且意义重大。
一、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强化审查批准逮捕职能把“有无逮捕必要”作为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核心条件具体分析把握。
该逮捕坚决予以逮捕,可捕可不捕的坚持不捕,努力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1.对严重犯罪案件,保持高压态势,重点打击严重暴力犯罪、黑恶势力犯罪、有组织犯罪和其他严重危及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把发生群死群伤的突发性犯罪、发生在公共场所的恶性杀人等严重刑事犯罪和“两抢一盗”等侵财性犯罪作为打击的重中之重,严厉打击,坚决予以逮捕,以起到震慑犯罪、警示社会的作用。
2.严格准确把握“无逮捕必要”的适用条件,可捕可不捕的坚持不捕,对轻微犯罪慎重适用逮捕措施,努力做到当宽则宽。
既要有力地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又要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依法采取轻缓的刑事政策,可捕可不捕的坚持不捕。
在具体工作中,可结合以下要件进行分析论证:(1)考虑犯罪嫌疑人所触犯的罪名及可能判处的刑期长短。
对轻微刑事犯罪及未导致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的一般过失犯罪,如属于一时冲动引起的犯罪,故意伤害致人轻伤或过失犯罪,犯罪嫌疑人已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并履行或愿意履行对被害人损失进行赔偿,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视为没有逮捕必要。
浙江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关于全省检察机关开展侦查监督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常委会会刊]约9627字根据省人大常委会2009年监督工作计划,5月份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侦查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
常委会办公厅于2月份下发了《关于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工作情况报告的实施意见》,确定了此次听取和审议的主要内容是,2008年1月至2009年4月全省检察机关开展侦查监督工作的情况,包括:一是审查逮捕工作情况,重点是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检察机关不予批准逮捕情况,检察机关纠正漏捕工作情况,捕后不诉、撤案、被判无罪情况;二是对公安机关立案监工作情况,重点是监督立案案件的侦查和判决情况;三是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工作情况;四是对检察机关办理的自行侦查案件监督工作情况。
为配合常委会做好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3月至4月,内务司法委员会在常委会刘奇副主任带领下,开展了一系列调研活动,分别征求了省委政法委和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司法厅的意见,到省律师协会召开了部分律师座谈会,并派员参加了在绍兴召开的全省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工作会议。
同时,内务司法委员会还组织人员到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及余杭、鄞州、北仑、鹿城、龙湾、瑞安、永康、义乌等市、县(市、区)进行了调研,分别单独听取了当地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情况介绍,并召开了当地党委政法委和人大、法院、司法局及律师参加的座谈会。
4月8日,内务司法委员会组织了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省人大代表,听取了省公安厅关于全省公安机关接受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工作情况和对检察机关开展侦查监督工作意见的汇报,并将调研了解到的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意见进行了反馈。
4月24日,内务司法委员会听取了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全省检察机关开展侦查监督工作情况的汇报,将调研中了解到的情况和问题作了反馈,请省人民检察院在向常委会的报告中作出回应。
省人民检察院对此次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高度重视。
一是加强领导。
完善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制度构想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机关的工作主题。
曹建明检察长多次强调:“检察机关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必须高度重视对自身的监督,不仅要自觉接受外部监督,而且要切实强化内部监督,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
把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放在重要突出的位置”。
本文试从构建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制度方面来探讨如何构建强而有效的内部监督。
1、完善对受理线索和初查的监督制度。
具体而言,就是要使受理线索与初查相分离,实现受案环节与查案环节之间的相互监督制约。
举报中心是集中行使举报线索管理职权的部门,除个别难以归口的疑难线索外,不应行使初查权。
举报中心要加强对举报、控告的受理、审查、分流和举报线索的跟踪管理监督,保证举报线索按性质及时转到相应的侦查部门。
对举报中心分流到自侦部门的案件线索,自侦部门要及时初查,并将初查、立案的情况及时反馈举报中心,成案的要说明情况,没有成案的要说明原因。
举报中心应对分流线索,尤其是重要线索跟踪监督,及时催办,并将查处情况回复举报人。
同时,要建立案件的初查警示制度,在案件初查事项期限届满前,发出警示,督促承办人员抓紧办理,及时回复,如有特殊情况,应打延长报告,报院领导批准,并通知控申部门。
2、完善对自侦部门侦查活动的监督制度。
刑检部门宜根据侦查工作的特点,积极开展多形式的监督活动:(1)提前介入,既监督又引导侦查活动。
自侦部门立案后,应将立案情况和简要案情通知刑检部门,以便刑检部门介入侦查,开展监督。
刑检部门可以对重大、复杂的职务犯罪案件提前介入,实行动态的全过程的监督。
可以参加侦查部门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共同研究完善侦查方案,提出侦查建议,协助侦查部门确定侦查、取证的思路方向,立足于公诉的需要,及时制作《提供法庭证据意见书》,供侦查部门参考,引导侦查部门全面、及时、准确地收集和固定证据,使案件侦查终结后,有利于对犯罪进行有效的指控和审判。
重大案件提前介入监督工作机制之思考作者:王春丽来源:《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34期摘要提前介入监督工作是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一项有效措施。
本文探讨了重大案件提前介入监督工作的法律依据及特征,分析了构建重大案件提前介入监督工作机制的可行性,并对对如何构建提出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重大案件提前介入监督作者简介:王春丽,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
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12-142-02一、重大案件提前介入监督工作的法律依据及特征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督工作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刑事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
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规则》第383条,即“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发现违法情况,应当及时通知纠正。
”2011年1月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适用和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规定,“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机制。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刑事诉讼法原第66条未做修改,但增加了“对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故意杀人等重大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对侦查取证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
从上述法律依据分析:首先,提前介入监督工作机制的主体,是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和审查起诉部门;其次,提前介入的前提,是人民检察院认为必要的时候或者侦查机关(部门)要求介入侦查的情形;再次,提前介入的范围,主要是公安机关的重大案件,但从《指导意见》规定看,提前介入的范围在逐步扩大,不限于重大案件,涵盖了“对于需要介入侦查以及侦查机关(部门)要求介入侦查的案件”;最后,提前介入的方式,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参与其他侦查活动、对违法情形予以纠正;以及《指导意见》所提及的参与勘验、检查、复验、复查和对证据的收集、固定和补充,等等。
侦查监督工作汇报(共4篇)侦查监督工作汇报(共4篇)第1篇侦查监督年第8期司法实务/总第129期THE CHINES E PRO CURATO RS*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518048专题刑事错案研究责任编辑郭冰谓“错案”,众说纷纭,本文对此不作深入探讨。
作为一名从事侦查监督工作的检察官,笔者仅从侦查监督工作的视角出发,分析在侦查监督中发现的常见错案类型和原因,继而探讨监督对策,以更好的开展侦查监督,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平正义。
因此,本文所说的“错案”,主要指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而侦查机关错误立案以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案件。
在侦查监督中发现错案的主要途径是审查逮捕,通过对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可以发现其中有部分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因而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从笔者的工作实践来看,每年以“不构成犯罪”不捕的人数大概占全部提请批准逮捕人数的1至2,最高不超过3。
虽然从数字上看,错案的比例并不大,但是对涉案嫌疑人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它使无辜的人错误被采取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人身自由遭受侵害。
一.错案的主要类型(一)适用法律错误导致的错案认定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首先要正确适用法律,只有在确定了应该适用哪个法条的基础上,才能判断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符合该条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
由于不同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不同,如果适用法律错误,将导致对犯罪嫌疑人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错误判断。
1.犯罪嫌疑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如罗某某.陈某某涉嫌抢劫罪一案,犯罪嫌疑人罗某某作案时刚满18周岁,陈某某未满16周岁,两人的作案对象为未成年在校学生,所抢财物为被害人随身携带的手机,且两人在作案时只采取威胁手段,未对被害人造成人身伤害后果。
因此,两名犯罪嫌疑人暴力取财的目的不明显,主要还是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而强拿硬要他人财物。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7条.第8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条第4项的相关规定,对二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宜定性为寻衅滋事。
侦查监督工作的机制创新——结合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前移的实践探索邓象伟贾济舟杨娟一、侦查监督机制创新的实践需求及价值目标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是由审查逮捕部门更名而来,名称的改变也意味着职责的变化。
更名后,2000年9月召开了全国检察机关第一次侦查监督会议,会议中明确指出侦查监督工作总方向及职能就是“全面履行职责,加强配合,强化监督,引导侦查。
”但是要实现上述职能的转变,仅仅依赖审查逮捕部门的原有工作模式,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常有“欲渡无舟楫”之惑。
(一)传统侦查监督工作方式的缺陷决定了必须进行创新探索现有工作模式下侦查活动监督主要依靠在审查逮捕等办案活动中发现问题,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实践中往往陷入“监督线索少来源、监督效果常滞后、引导侦查欠依据、指导监督缺手段”的困境,难以真正实现工作职能向强化监督、引导侦查方向的转变。
1.监督工作的局限与困境“侦查权力的独立性使侦查活动成为一种相对封闭的活动。
”在传统工作模式下,检察人员难以主动介入侦查活动,一般是通过书面阅卷的方式来审查案件,被动发现侦查监督线索。
这种审查是一种静态审查,具有片面性,即只能看到案件材料反映出的侦查活动情况,往往难以详细把握案件的真实情况,这也就使得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时只能把重点放在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涉嫌犯罪上,而难以有效地进行侦查监督。
而且,通过办案发现线索、进行纠正,是一种事后的监督。
案卷移送到检察机关时,侦查活动已经完成,此时即使发现了侦查活动中有违法行为,也不可能及时进行纠正,甚至是无法纠正,无法真正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2.引导侦查职能的现实困境应该说,“引导侦查”职能的提出不仅仅是对原有单纯办案方式提出的新要求,而且体现出检察机关对强化侦查监督及在新庭审模式下提升案件质量的新思路。
即“要从重职权的行使向重监督效果发展。
要实现这一转变,就必须改进工作方式。
不仅要坚持事后监督,更要注重引导侦查。
通过及时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参与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积极提出侦查建议制作详细具体的补充侦查提纲,引导侦查机关及时全面地收集、固定和补充证据。
”新庭审模式对检察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可以预见随着法治的进程,对承担控诉职能的检察机关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新近如新律师法的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定等均体现了这一点。
(1)检警双方诉讼地位、权责、执法理念客观上存在差异,引导侦查活动有必要提前。
从权责方面看,“侦查机关仅负责侦查活动,侦查的后果——能否顺利控诉完全由没有参与侦查活动的检察机关负责,从而造成权责失衡,侦查机关权力大于责任,检察机关责任大于权力。
”这种权责的失衡使得“侦查机关的重心在于对刑事案件的侦破,尽快缉拿犯罪嫌疑人;而检察机关的着重点在于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侦查机关证据收集及侦查程序是否合法。
”虽然侦查机关也已逐步转变观念,对证据的收集、固定予以重视,但由于职能分工不同,侦查人员对审判活动缺乏切身体会,“至于批捕、起诉的证据要求,他们并不完全了解,造成侦查缺乏明确的目标。
”因此,侦查环节收集的证据往往难以满足检察机关控诉的需要,有必要改革目前的工作模式,将开展侦查监督的时间前移到批捕之前的侦查阶段。
(2)追诉活动是主动性的司法活动,需要一定的即时性和亲历性,因此应与一线部门建立直接的联系与沟通渠道。
传统工作模式下,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的桥梁是预审部门,发现案件质量存在问题、需要收集什么证据一般均是通过预审部门“二传”给一线办案干警。
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与侦查一线民警基本没有工作联系,缺乏直接的联系与沟通,更别说指引侦查。
此外,新律师法实施后,检察官了解案件情况一般远在律师介入后,难以适应新诉讼模式的要求。
(3)“提前介入”并非常态工作模式,需要深化和超越。
《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
”据此,人民检察院在案件提请批捕前可以参与案件,即“提前介入”。
但“提前介入”针对的只是个案,并非常态的指引与监督。
即使个别案件通过公安预审部门提前介入,也由于没有和派出所等侦查一线部门建立直接联系而不能真正实现对侦查一线的指引和监督。
有必要深化和超越,使介入模式常态化,这样才能“使介入范围和途径扩展,并且协助侦查机关侦破案件与对侦查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结合,最终使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公正与效率得到有机统一。
”(二)侦查监督机制创新的价值目标侦查监督机制的创新目标,是在职能转变要求下,对原有工作模式反思的基础上,以现行法律为依据进行可操作性的改良。
侦查监督的机制创新应围绕监督与指引两大制度要求实现价值目标。
1.强化监督——规制侦查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现代刑事诉讼贯穿正当程序理念,侦查程序不仅要达致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为公诉作准备的目的,而且要担当起规范和控制侦查权力的行使、实现诉讼民主、保障公民人权的重要职责。
”但显然,侦查人员基于其立场的关系难以主动、自觉规范其侦查权力,这就需要有客观公正的第三方对侦查活动进行规制,以“控制警察活动的合法性,摆脱警察国家的梦魇。
”基于此,“堪称德国检察官制度创始者的法学大儒萨维尼在探讨引入检察官制时尝言…警察官署的行动自始蕴含侵害民权的危险,而经验告诉我们,警察人员经常不利关系人,犯下此类侵害民权的产物。
检察官的根本任务,应为杜绝此等流弊并在警察一行动时就赋予其法的基础,如此一来,此项创新(检察官)才能在人们眼中获得最好的支持。
‟”所以,侦查监督的首要价值应是规制侦查权力,“检察官作为法律的守护人使客观的法意旨贯通整个刑事诉讼,而所谓的客观法意旨,除了追诉犯罪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抱着民权。
即检察官不是、也不该是片面追求打击罪犯的追诉狂,而是依法言法,客观公正的守护人,有利不利一律注意。
”2.指引侦查——有效连接起诉,保障顺利控诉“证据是科学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
”但是,由于侦查和控诉的角度有所不同,对于案件事实、证据的认识和把握难免会出现分歧或偏差。
“如果双方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各行其是,缺乏必要的沟通、协调及合作,则可能会对证据的收集和固定,造成消极的影响。
”由于从最终效果上讲“侦查程序是在为检察机关关于决定是否应提起公诉时所作的准备工作…因此,侦查工作要有为控诉服务的意识,检警关系应能有利于追诉职能充分的发挥,有利于国家追诉权的正确有效行使。
”这就需要适应新庭审模式下的检察引导侦查证据收集制度。
通过“加大检察对侦查的引导、监督力度,创立最新的工作机制,对司法资源进行更为科学的调整和配置。
引导侦查的核心就是提高办案效率、形成打击合力,确保案件质量。
”二、侦查监督机制创新的原则针对上述现有工作模式的弊端,不少学者纷纷提出改革创新的应对方案,这些方案一般从检警关系入手,以期实现监督与指引并重的目标。
如有相当部分学者提倡借鉴检警一体化模式,并在相关立法的学者建议稿中提出了检警一体化的立法设计。
检警一体化模式在强调检察官指引侦查方面确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但该模式也有背离现代检察制度创设意义、不利于侦查专业化和效能、违现行司法体制格局、现实操作会损害司法合理性与效率等理论与现实弊端。
所以,我们可以借鉴该模式的一些合理思路进行机制创新,但不能简单照搬。
在实务工作中进行侦查监督机制创新应遵循以下原则:(一)在现有检警关系既有体制下进行探索的原则侦查监督体制创新不能脱离法律的明确规定。
“检警关系具有法定性、强制性的特点。
”我国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刑事司法体制已经基本定格,不仅在刑事诉讼法而且在宪法层面作出了明确规定。
侦查监督机制创新其实践探索不能突破现有法律的规定。
“在中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定位的情况下,我们不主张检警一体化的机制,监督的话要有一定的距离。
”检察机关并不仅是侦查机关的配合者,还是一个客观的监督者。
检察官只应对案件提供法律适用和证据收集方面的指导,在合法履行侦查监督职能的同时不形成对侦查机关独立侦查权的干涉,否则将有悖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
(二)有利于实现侦查监督机制价值目标的原则从检察官制度的形成历史看,“检察官制皆属革命风潮与启蒙时代的产物,因而有…革命之子‟及…启蒙的遗产‟的雅号。
”“检察官作为法律之守护人,自创始以来,自始具有处于警察、法官两种国家权力的中介性质。
”这种定位,就要求检察官在工作机制中必须担负起监督侦查,连接控诉的价值目标。
所以侦查监督机制改革应针对原有模式下的弊端,在监督“同步性”、“全面性”、“动态性”要求下,以求探索创新之路。
三、侦查监督机制创新的实践探索在实践中,较早探索侦查监督机制创新的是河南省周口市人民检察院,后北京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等单位立足于检警关系对侦查监督机制创新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自2006年起,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结合本区司法活动实践及地域特点(辖区面积小,案件数量多,新型疑难案件逐年增多),逐步探索侦查监督前移案发一线的创新工作模式。
(一)以指引侦查为切入点,提高对侦查活动的参与程度1.会签侦查指导工作文件,建立检察官前移侦查一线工作机制。
变事后监督为同步监督、加强侦查指引的前提条件是检察机关必须有对侦查活动的参与知情权,这里的参与并否指直接参与具体侦查活动,而是指对侦查活动的知情权。
只有知情,才可能及时发现侦查活动中存在的不当或违法之处。
“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参与权是实现侦查监督权的辅助性权力,也是实现检察引导侦查的必不可少的权力。
没有这种参与权,侦查监督就可能落空,侦查行为的违法状态就可能难以修复,灾难性的违法侦查就可能难以避免。
”因此,强化侦查监督的第一步就是要提高对侦查活动的参与程度。
然而,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参与侦查活动没有明确的规定,检察机关要参与侦查活动,必须得到侦查机关的理解和配合。
在实践中如果一开始就以加强监督为由要求参与侦查活动,恐怕会引起侦查机关的抵触和反感,难以顺利实施。
福田区检察院在开展侦查监督前移机制的创新探索中,正是以指引侦查为切入点,提出了由侦查监督部门派驻检察官到案发一线的基层派出所挂点开展提前介入和侦查指引,提高案件质量的工作思路,得到了公安机关的认同,建立了“驻所检察官”制度,即派出检察官驻派出所开展侦查指引活动。
“驻所检察官”被命名为侦查联络检察员,简称联络员。
2.派驻业务骨干担任驻所联络员,履行培训、咨询、指引职责。
选派业务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业务骨干挂点1至2个派出所,由各派出所为联络员提供了办公场所和必要的办公设备。
联络员的具体工作有:以专题讲座、专案剖析、参加法制例会等多种形式开展系列业务培训活动,提高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和诉讼意识;应派出所要求,就一些疑难案件的定性和证据问题向派出所提供咨询和指导,注重解决案件的细节问题,从案件管辖、定性、取证证据方面提供详尽的法律指引;深入到案发的第一现场,对案件的定性和侦查方向提出指导意见,并对案发现场证据收集提供具体指引,提高证据收集的及时性和完备性,避免因证据灭失导致对犯罪嫌疑人无法批捕、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