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卷 第4期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8 No.4
2006年12月JournalofAnhui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SocialScience)Dec.2006
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及其英译《浮生六记》胡兴文1,史志康2(1.安徽理工大学外语系,安徽 淮南 232001;2.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上海 200083)摘 要:林语堂的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其上世纪三十年代所写的一篇见解深刻独到的翻译论文——《论翻译》里。首先就其论文中阐述的翻译思想本身进行评介,然后以最见其翻译功底的英译作品《浮生六记》为基本素材来分析林语堂是如何把他的翻译思想成功地应用于翻译实践的。关键词:
林语堂;翻译思想;《浮生六记》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21101(2006)0420035206
收稿日期:2006-08-29
基金项目:安徽理工大学2006年青年科研基金资助(QN200622)
作者简介:胡兴文(1978-),男,河南信阳人,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林语堂是一位学贯中西,蜚声海内外的学者。他早年在国内著名的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接受英语教育,毕业后到清华大学教英文同时恶补国学,尔后又到美国哈佛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深造,因此他的英文和中文功底都比较深厚,英语犹甚,这为他以“极其美妙,令以英文为母语的人既羡慕钦佩又深感惭愧”[1]的精纯娴熟的英语创作出MyCountryandMyPeople(《吾国吾民》)、TheImportanceofLiving(《生活的艺术》)和MomentinPeking(《京华烟云》)等四十部英文著作,并且翻译出版了以清朝沈复著的《浮生六记》为代表的三部中译英作品。然而由于林语堂用英语创作的一系列作品曾经轰动欧美文坛,并且影响深远,他翻译的成就被其英文作品的光芒所遮掩了,所以在我国关于林语堂翻译思想及其翻译作品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将根据集中体现林语堂翻译思想的论文《论翻译》和其最见功力的中译英译作《浮生六记》来比较系统地评介一下林先生的翻译思想及其在翻译《浮生六记》时是如何成功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一、林语堂的翻译思想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2](181),对东方人讲西方文化,对西方人讲东方文化,文化间的交流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文字间的转化,他的文章也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翻译领域。早在1924年4月4日的《晨报》上他就发表过《对于译名划一的一个紧要提议》,后来他还写了约十篇关于翻译的论文,但最能集中反映其翻译思想的是1932年他为吴曙天编选的《翻译论》一书所作的序论《论翻译》。林语堂《论翻译》一文的第一句话就是“谈翻译的人首先要觉悟的事件,就是翻译是一种艺术”[3](259)。他认为翻译艺术所依赖的有三条:“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出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有正当的见解”[3](260)。当代香港学者林以亮认为“这个说法看上去平平无奇,其实是‘深中要害’,而且非常合乎实际,远较那些讨论‘直译’与‘意译’、‘信、达、雅’的空洞理论来得有用而具体”[4](204)。在这方面我很赞成林以亮先生的看法,
因为翻译从根本上讲就是在透彻了解源语(source
language)的文字和内容的前提下,采用正确的翻
译标准和方法用通顺畅达的语言把其译为目的语(targetlanguage)的过程。但对于翻译是否是艺
术,我很赞同范守义教授的观点,他认为:“技艺存在于翻译过程中,是翻译的‘技术’部分,其表现是语言符号的‘机械’的转换,因此是技能活动。艺术亦存在于翻译过程之中,是翻译的‘生命’部分,其
53表现是风格标记的‘创造性的’转换,因此是审美活动。科学亦存在于翻译过程之中,是翻译的‘理性’部分,其表现是在翻译的各层次上寻求真理的理智活动”[5](162)。因此我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艺术,它是技艺、艺术和科学三者的有机统一。其实我们从上文林先生所提的三条中也能看到技艺和科学的影子。在谈了翻译是艺术及其所倚赖的三条之后,林先生紧接着谈了翻译标准问题。他为翻译定下了三个标准:忠实的标准、通顺的标准、美的标准。他承认他的这三重标准,“与严氏的‘译事三难’大体上是正相比符的”。但他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三重标准的意义:“第一,译者对原文方面的问题,第二,译者对中文方面的问题,第三,是翻译与艺术文的问题”,并提出译者要肩负的三种责任:“第一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第二是译者对中国读者的责任,第三是译者对艺术的责任”[3](260)。由此可见,林先生不仅继承了严复的翻译思想,还进而谈到当时无人论及的译者责任。此外林先生还进一步指出:“其实翻译上的问题,仍不外乎译者的心理及所译的文字的两样的关系,所以翻译的问题,就可以说是语言文字及心理问题”[3](261)。可见,正如刘靖之先生所评论的“林语堂将严复的翻译理论从纯文字的技巧提升到文艺心理的高度”[6](379)。陈福康教授也给予林氏的这一观点以高度评价,他说“林氏是在中国译学史上第一个最明确地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理论的‘学理剖析’的基础的”[7-327](260)。(一)忠实的标准林先生在总体上谈了自己的翻译思想后又进一步详细阐述了他的忠实的标准、通顺的标准和美的标准。首先林先生谈到忠实的标准,他把忠实的程度分为四等:直译、死译、意译、胡译,但认为这四种讲法都不妥当。对于直译与意译,他认为“这两个名词虽然使用,而实于译文者所持的态度只可说是不中肯的名称,不但不能表示译法的程序,并且容易引起人家的误会”[3](262),而死译是“直译派中的‘过激党’”,“胡译是意译的‘过激党’”[3](261),因此他提议用“字译”和“句译”来表示两种不同的翻译态度。“字译”由于认为堆积字意便可得全句之意,是不对的,“句译”才是正确的翻译方法和标准,因为“句译家对于字义是当活的看,是认一句为结构有组织的东西,是有集中的句义为全句的命脉;一句中的字义是互相连贯互相结合而成一新的‘总意义’(Gesamtvorstellung),此总意义须由活看字义和字的连贯上得来”[3](263)。林先生因此说:“忠实非字字对译之谓,译者对于原文有字字了解而无字字译出之责任。译者所应忠实的,不是原文的零字,乃零字所组成的语意”这就是他的“忠实的第一结论”。在这一过程中林先生提出以“字译”、“句译”来区分翻译的两种不同方法,这是其对上世纪30年代鲁迅和梁实秋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论战的独特思考,即便今天对于日益宽泛的“直译”和“意译”,这一提法也仍旧具有借鉴意义;在谈了忠实的第一义之后,林先生接着讲:“忠实的第二义,就是译者不但须求达意,并且须以传神为目的。译文须忠实于原文之字神句气和言外之意”。“传神”本是东晋顾恺之首创作为人物画的美学要求,后来渐被引入到翻译理论中来。虽然在中国林先生使用“传神”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他的这一提法与其认为翻译是艺术的思想是相呼应的,因而在其翻译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外,林先生还根据语言学和心理学对“字神”作了相当科学的论述:
“‘字神’是什么?就是一字之逻辑意义以外所夹带的情感上之色彩,即一字之暗示力”[3](266)。关于“字神”这一提法我认为颇像古人写诗要“练字”,以求“语不惊人死不休”,从而给读者以内心的震撼;林先生的“忠实的第三义”就是“绝对忠实之不可能”[3](267)。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气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3](267)。许渊冲先生在评论这段文字时说:
“林语堂把鲁迅提出的关于文章的’三美’(
“其在
文章……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扩大到‘五美’”[8](39)。我认为这段除了许先生讲的外,林先生在
这里还涉及了翻译的局限性即现在的“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论。此外林先生还把翻译的第二个标准“通顺”算作第一个标准“忠实”的“第四义”,“即忠实非说不通中国话之谓”[3](268)这样的分类,正如陈福康教授所说,“并不表明他的疏忽或缺乏逻辑思维,而恰恰表明了他的辨证思维,表明了他对‘信’与‘达’的关系的正确认识”[3](329)。(二)通顺的标准
然后,林先生谈到翻译的通顺问题。首先他提出“译者对本国读者之责任”[3](268),这反映出林先
生在翻译中对读者因素的考虑,这在当时也是少有论及的,从现在的“读者反应”的角度看来也很有见63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8卷地。此外他还从心理学角度指出:“寻常作文之心理程序,必是分析的而非组合的,先有总意义而后分裂为一句之各部,非先有零碎之辞字,由此辞字而组成一句之总意义;译文若求达通顺之目的,亦必以句义为先,字义为后。此所谓句之分析说(源于温德氏Wundt),很容易由各人经验证明”[3](268)。林先生以句译为基础从心理学的角度强调了行文的心理即“总意象(totalconcept)”,这一观点很独到,体现了林先生在翻译过程中的总体观。这一提法也有利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注意从整体把握原文以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他还强调译文须以句为本位,“译者必将原文全句意义详细准确的体会出来,吸收心中,然后将此全句意义依中文语法译出”,并且译者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因为“无论何种语体于未经‘国化’以前都是不通,不能以其为翻译而为例外”[3](269)。这里提到的翻译要根据中文心理,要“国化”而不要以“欧化”之名为掩饰,这也涉及到当今翻译界经常讨论的“归化”与“异化”的问题。当然,我觉得是“归化”还是“异化”要看翻译的目的。翻译不仅仅是两种不同语言的转换,它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因此我认为翻译应在“同质性”的基础上更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介绍文化中的“他者(Other,other,otherness)”,从而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三)美的标准在评论忠实与通顺之后,林语堂继续探讨了译文之美的问题。他认为“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的一方面须兼顾的,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做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他,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他,使翻译成为美术之一种(translationasafineart)”,他还尤其强调了在翻译“西洋艺术作品”时,“不可不注意文字之美的问题”[3](270)。他同意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不能翻译的,“因为作者之思想与作者之文字在最好作品中若有完全天然之融合,故一离其固有文字,则不啻失其精神躯壳,此一点之文字精英遂岌岌不能自存”[3](270),而且他还认为在翻译艺术文最重要的是“以原文之风格与其内容并重”[3](271),因为风格有其独特的欣赏价值,所以他认为“凡译艺术文的人,必先把其所译作者之风度神韵预先认出,于译时复极力发挥,才是尽译艺术文之义务”[3](271)。此外林先生认为译者还要了解“外的体裁问题,就是如句之长短繁简”和“内的体裁,就是作者之风度文体”[3](271),否则“不译亦是一法”[3](272)。最后他也提及“翻译即创作”[3](272),并且说“翻译中个人自由之地,而个人所应该极力奋勉之处”[3](272),而且再次回到开篇所讲的翻译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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