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文字训诂学 刘又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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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文字训诂学 作者：刘又辛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456 更新时间：2006-10-28 我原名刘锡铭，字又新，后改为又辛。1913年4月出生在山东省临清县城南的一个村子里。父亲旧制中学毕业，相当于现在的高中。在那个地区（现属聊城专区），那时算是最高学府了。他终生从事小学教育工作。抗战期间，曾把家中仅有的三间正房捐出创办了一所武训学校的分校。他教过的学生，有不少人长大成材。我的开蒙老师就是父亲。父亲的知识面很宽，新学旧学都能教，又善于规划教学次序。旧学中的四书五经，先教《孟子》、《论语》，再教《诗经》。新学国语课中的“大狗叫，小狗跳，大狗叫一叫，小狗跳一跳”那样浅陋可笑的课文，只是一读而过，但对于1920年才推广的注音符号，则让学生完全学会。记得有一次上国语课，他用注音符号写出一篇文章，让学生“翻译”成汉字。那正值县里一位督学先生来“查学”（检查教学），看了黑板上一大篇注音符号，竟然一个也不认得，下课后竟然悄悄地问父亲，你们这里还学英文吗？一时传为笑柄——我想这种训练，也许是我一生终于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一点契机吧。 我是个愚笨的人，记性力差。二弟比我小三岁，比我聪明得多，几百字的书，他读上一两遍就能成诵，我却要读十几遍才行。父亲针对我这个缺点，要我养成苦读的习惯。每天早上一醒，还没有起床，就在被窝里回答父亲的提问。在走向学校和从学校回家的路上，父子三人，一问二答，一分钟也不放过。平时无假日，只是过旧年时休息一天半。这种训练对于我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养成勤奋学习的习惯，知道勤能补拙的道理。二是身体不好，自幼多病，但后来也因此而积累了一套却病健身的知识。初中毕业后，本打算到济南去考师范学校的，因为父亲一人支持一个破败的八口之家，又要供给比我长三岁的叔父读书，实在不能再供我读高中了。那时读师范，衣食住完全公费，自己只要筹点零用钱就行了。却蒙一位同班好友盛情约我一同去北平读高中，学费由他负责，因此我便读了北平市立第一中学，随后在1934年考上了北京大学。那一年，胡适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中文系语言组的刘半农、白涤洲两位先生相继去世，便请罗常培先生来北大（那时他在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任教，随后任系主任。在中文系任课的老师有胡适、沈兼士、唐兰、闻一多、魏建功、罗庸、郑奠、钱穆、顾随、何容、陈绵、马裕藻、余嘉锡诸先生。 初入学时，我暂定读中文系，按照当时的规定，第二年可以转入文学院的其他系。一年级的课程，多数课是文学院各系的共同必修课，因此每周总要上两次一百多人的大课。胡造的“中国文学概要”和“中国哲学史”，钱穆的“中国通史”都是大课。专业课只有十几个人，同班同学只有十六个人，但是罗常培先生的“语音学”，课堂里常常坐满了人。因为北大有个特殊的校风，不但外系的学生可以来旁听，校外的人也可以来。经常来听罗先生讲课的，一位是外语系的教员袁家骅先生，一位是清华大学杨树达先生的研究生张清常。还有一两个日本人。罗先生对这些旁听生一视同仁，有的后来成为知名的语言学家。 在北大这三年，我学到的东西很多，最主要的是找到了理想的岗位，立志在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和探讨传统文化方面做出贡献。这完全是受了几位老师的教导和影响以及北大校风陶冶的结果。 胡适的两门课我都听过，他给我的最深印象是学贯中西，能够用中西对比的方法讲解中国文学和古代哲学中的许多疑难问题，深入浅出，很有吸引力。他的《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在当时都是创新的工作。他从五四运动的前线退出来，转向“整理国故”，专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是很有影响的人物。 罗常培先生的语音学，给我印象最深，他用欧洲语音学的方法讲述汉语音韵问题，许多传统小学家说不清楚的，一经分析，无不涣然冰释，令人顿悟。一向被视为“绝学”的中国音韵学，竟然讲得那样生动，因而我也逐渐迷上了这一门课。我在二年级时，还做了两篇分析临清音系的小论文，在《读书周刊》(北大文学院主编，天津益世报副刊)发表。罗先生对我后来决定研究语言学，对于我终生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不动摇，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沈兼士先生的文字画理论和“右文说”等训诂学理论，唐兰先生的“三书说”理论，魏建功先生在《古音研究》（讲授“中国音韵学”时的讲义）一书中提出的上古汉语中的音韵、训诂问题，都使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当时分五段开设的中国文学史，我只听过罗庸先生讲的两段，都极精彩。顾随先生讲宋词，不但妙趣横生，而且加上手势表情，颇能引人入胜。陈绵先生的“话剧实习”课，除讲课外，还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干吗剧团”，这点知识在抗战初期一度派上了用场，我做过一个抗战剧团的团长兼导演。 闻一多先生讲的《诗经》、《楚辞》两门课都听过。那是闻先生第一次讲这类课，搜罗资料丰富而较少发挥。后来我到西南联大复学，又重听闻先生讲《诗经》，因为他考察过云南少数民族的民歌、歌舞和民俗，用以同《诗经》中的诗篇对照，于是把这项研究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他把《诗经》讲活了。这是后话。 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课，不但引发了我对历史学习的兴趣，还使我学会了做学问的某些方法。钱先生自学成才，三十多岁当小学教员时立志做学问，他说，一部《史记》读过十几遍，每读一次都从这部书中解答一个大问题，中国古史中的许多大问题都是这样得到解答的。 有一次他说，从立志治学，十多年来只有三天没有看书，一直没有间断。这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北大还有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当时学生人数不多，读线装书的人更少，每可以占用一张能坐十几人的大书桌， 一次可以借阅几十部书，不用任何手绪；下班时可以把书籍连同自己的笔记、卡片留在原处，不会有人移动。管理员的的水平也高，你只要告诉他书名，几分钟就把书送来；而且有时会主动告诉你， 这书还有另外几种版本，如果需要，马上取来。当时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好，记得我在二年级时曾发表过一篇关于王若盛的小论文，魏建功先生看了立即给我写信，说北大图书馆的石刻拓片中有王若盛的墓碑资料。这件事也可说明北大学风的一个侧面。 但是我的治学梦被芦沟桥的炮声打断了。1937年7月7日我在北大东斋听到西南方向的炮声。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也被迫休学，在家乡曾参加了一段抗战活动。先是悲观失望，认为生为亡国奴，不如死为自由鬼。后来亲眼看到日本侵略者树敌过多，中国民心振奋，逐渐得到了日本必败的想法，而且听说北大已经迁到云南，成立了西南联大学，于是决心到昆明复学，重温治学的旧梦。 1943年从山东到云南，逃出沦陷区，到了西安，随后又得到朋友资助路费，第二年方到昆明。接着是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解散，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后，剩下一个师范学院，改名为昆明师范学院，由三校负责配备各系教师，算是三校在昆明的分校。罗庸先生担任第一任中文系主任，我被分配担任大一国文、国语语法和音韵学三门课程，经常在中文系主编的语文副刊上写论文，后来又由傅懋勉先生带头组织，创办了《云南论坛》杂志，由罗庸、钱穆、方国渝、董庶、傅懋勉和我任编辑。就这样，我重新开始了治学的道路。 解放后因探望罗庸先生的病来重庆，以后竟留在这里工作。1952年院系调整到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师大）任中文系教授，直至于今。我同当时许多人一样，怀着一种民族新生的兴奋感参加工作。我根据当时的工作需要，讲授现代汉语。但在昆明的几年兴趣已倾向于文字训诂的钻研，因此这两方面都要兼顾。1955年我参加了现代汉语规范化会议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会议。1956年参加了高教部召集的现代汉语教学大纲研讨会，由黎锦熙先生任组长，陆宗达、肖璋、张志公、刘世儒诸先生都在小组中，主要讨论语法体系问题，后来几经修订成为中学汉语语法的暂行体系。1955我还带去了《从汉字演变的历史看文字改革》一文的初稿，丁声树、魏建功两位先生看过后加以肯定，后来交给周定一先生（比我晚一年的北大同学，当时任《中国语文》主编），1957年发表。这是我关于文字发展史的第一篇有影响的论文。我当时还是四川省推广普通话的负责人之一。 在那几年，我忘寝废食的工作、备课、写讲义、研究汉字史、写文章， 简直不知疲劳。但是，到了1959年，在那次“扩大化”的反右运动中，竟被“扩大”成右派，被无中生有罗织了八大罪状，于是我被陷入绝境。1962年重新任教，奉命改教三个班的习作课，还担任一个进修班的“毛主席论文研究”和“鲁迅杂文研究”课。我已洞悉这是个陷阱，在那个以阶段斗争为纲的时代，要在这类敏感的课程中找出口实，那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在带着枷锁的跳舞中，我仍然认真研究，写出了《现代汉语论文语言的发展》一文的初稿，完成了一本关于习作的讲义。随后是“文革”，我理所当然地又一次被迫离开讲台和研究。这十年我只得重新钻研中医，在批斗喘息之余竟做起了业余医生，至今我还保留着几十本尚待整理的医案。1976年我开始进入《汉语大字典》的编写筹备工作，后来成为编委，有幸重新回到文字训估的旧业中来。因为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思考过多年，重理旧业并不困难。为了编好这部大字典，我写了有关整理异体字、处理同源字、处理假借字等问题的七八篇论文，还给参加大字典工作的青年同志写了一本讲稿。 1982年我招收第一届研究生，到1987年奉命退休培养了四届共九名汉语史硕士研究生，这些学生都能坚守教学和科研岗位，没有一个人“下海”，有几位已经颇有成就。1985年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在武汉举办第三期音韵学研究班，1987年在西南师大举办第四次研究班（改名为古汉语研究班），共召收全国讲师以上的学员近一百多人。我按照严学窘学长的“将令”，讲授训诂学。研究班的学员，有好多位成为各地高校古汉语一类课程的主要教师，有的在出版社成为这一领域的骨干。1985年我把几十年来有关文字训诂的论文选出三十篇，编成《文字训诂论集》一书交给中华出局出版。这几年我先后写出《通假概说》、《训诂学新论》两部书，交巴蜀书社于1988年、1989年出版。 退休后，我给自己拟了一个规划：一是要写出“汉字发展史”，这是我思考钻研了大半生的一个课题。二是同我的学生合写一部汉语史。这两部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部书。前者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由我和方有国合作，已经完成，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后一规划，已经着手撰写的，有我和张博合著的《汉语词族谱》，已有十几个词族脱稿。方有国、冯英合写的《上古汉语语法研究》也写出了几十篇论文。“词汇史”要等一等，将来由张博完成。还应该有一部文学语言史，我自己估计已很难完成。我的忘年好友段启明教授和夫人毛秀月，一位是红学专家，一位担任语言学概论课多年，他们二位愿从事这项研究，希望能够实现。 另外，还打算写一部关于《论语》的书，姑且定名为《论语选注》吧，因为近七八年来不断给研究生讲“古代文献导读”课，《论语》一书讲了好多次，每次都有训诂上的新发现，近年来孔子也得到“平反”昭雪，如何吸取孔子及其他古人的思想精华，古为今用，用以丰富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已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学人不容推御的责任。因而在我的能动笔的时候，把这部书写出来。因为我懂点中医，也懂得一点中国的养生之道，很多朋友希望我写个小册子供大家参改。这个建议我也乐于接受，不过得往后拖一拖。以上是我一生的大致情况。 现在谈谈我在文字训诂学方面有哪些“创新”的地方。孔子提出来“温故而知新”这个命题。一切学术都是人类知识的积累，都是“故”，“故”就是前人已经发明发现了的知识，当今及以后的人要在“温故”的基础上创新，有所前进，有所发展，这就叫“知新”。这样，这门学科才会发展。反之，学术就停滞，僵化。但是，“新”要有个标准，不是有异于前人论说的说法都是新。“新”是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前人没有发现，你发现了它，而且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了这个发现，这才叫知新。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在几十年研究中的一些“新”说，是不是符合这个标准，还不敢说，这里暂且列举出来，希望对这类课题有兴趣的朋友加以检验。 第一，关于假借字的问题。假借字是汉字六书中的一类，自从许慎加以解说以后，历代小学家经常讨论这个问题，清代戴震的“四体二用”说，认为假借字不是造字法，是“用字法”；于是又产生了引申假借、借形、借义、通假等说法。近代学者又有人认为古人用假借字为写别字，又有人还分假借和通假为两类不同的字。对于这些议论，我探索思考了多年，后来写在《论假借》一文（载《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又拙著《文字训诂论集》页36—61），后来又写成《通假概说》一书（巴蜀出社1988年出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我得到的结论是：一、假借字利用表形字当作记音符号用以记录与之同音的词，是人类文字发展的一个飞跃。一切古文字，如埃及圣书字，苏美乐楔形文字，中国的甲骨文、金文，都有大批假借字，甚至是这些文字体系中的主要因素。这是文字从表形向表音发展的标志。二、许慎给假借字下的定义是“本无其字，依声〓事”八个字，说得极是。法国学者一直到十九世纪才对埃及圣书字解读成功，他们把假借字叫做“画谜”（rebus），布龙菲乐德的《语言论》才有了较切实的阐述。三、许慎的解说也有缺点，他误把“令”、“长”两字当作假代字，又把真正的假借字“来”、“西”等字解为会意字。只讲字本义，不讲假借义。四、戴震的“四体二用”说认为“假借”和“转注”是用字法，把假借排除在造字法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