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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前期的京营【内容提要】明代制度条文具在，但明前期之制，自明中后期人以下即缺乏精准认识。
本文利用《实录》、原始文件，辨《会典》、《明史》和各种笔记之误，重新认识京营的成立时间、渊源、职能。
永乐、洪熙、宣德之际，北征军队不及遣返，常驻京师，遂突破“战时出征，事毕还卫”原则，渐成常备军驻京之制；三大营体制来源于靖难战争中的北军体制和永乐历次北征中的亲征军体制；至正统时期，三大营由战时体制演化为训练体制，突破卫所编制，但不合战争需要，故明代中期三大营改为兵将相习、随时临战的团营。
以上三点结论为以往研究所未涉及，与明代中后期人的系统记载也多有不同。
【关键词】明代前期，京营，三大营，亲征。
[Abstract] The military system of the early Ming Dynasty had not beenexactly interpreted since the late Ming. The date of birth, the origin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Capital Army ( Jingying ) is re-researched by Ming Shilu ( Ming Annals ) and some original documents instead of Ming Huidian ( Ming System), Ming Shi (Ming History) and some Biji’s ( Historic Notes ). The three conclusions on the Capital Army in the early Ming are different from not only those of other researchers, but also the systematic records in the late Ming.[Key Word] early Ming Dynasty, Capital Army, Three Giant Divisions, Emperor-headed Expedition明朝在京师常驻重兵，称京营，是明军的核心成分。
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九十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六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八十六洪武二十年冬十月戊申朔，飨太庙。
封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朱寿为舳舻侯，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张赫为航海侯，赐诰、券。
其诰文略曰：“咨尔寿，从朕开国，多著勋劳，今已年高，屡涉风涛之险，服勤漕运，以给辽海之军。
既懋厥功，必加崇劝。
今特封尔寿为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柱国、舳舻侯，食禄二千石，延于子孙，世袭封爵，用报尔功，尔其敬哉。
”赫诰文与寿同。
建历代忠臣庙成。
先是，汉秣陵尉蒋忠烈侯、晋成阳卞忠贞公、南唐刘忠肃王、宋济阳曹武惠王等，皆历代崇祀，及元卫忠肃公福寿等，亦尝立祠以祀。
上以其溷处闾巷，祠宇卑陋，弗称神居，诏徙建于鸡鸣山之阳。
至是，庙成，命应天府每岁以四孟月及岁除祭功臣，日致祭，岁以为常。
己酉，上与诸将论兵政。
上曰：“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蓄药以治疾，不以无疾而服药，国家未宁，用兵以戡定祸乱，及四方承平，只宜脩甲兵，练士卒，使常有备也。
盖兵能弭乱，亦能召乱，若恃其富强，喜功生事，结怨启衅，适足以召乱耳，正犹医家以瞑眩之药强进，无病之人纵不残躯陨命，亦伤元气。
故为国者但当常讲武事，不可穷兵黩武，尔等皆有军旅之寄，宜深体朕意，庶几无失。
”庚戌，袭封衍圣公孔讷来朝，赐宴及钞。
遣使即军中赏頴国公傅友德等所统北番来降校卒四万六百余人布，凡十六万一千五百八十五匹。
置海口千户所于琼州府琼山县。
暹罗斛国使臣坤思利济剌替等还，诏赐其国王杂彩九十疋并药饵之物，坤思利济剌试职替等衣钞有差。
辛亥，赏河州等十一卫军士四万三千七百余人布一十九万八千疋、绵花六万五千六百斤。
占城国王阿答阿者遣其臣宝络圭、阿那来郁等一百五十八人入贡方物，命赐衣钞有差。
壬子，以颜桧为溧阳县丞。
桧，颜子五十八代孙也。
播州宣慰使杨铿以被徵入朝，贡马十匹。
上谕以守土保身之意，赐钞五百锭。
剑川州土酋杨奴叛，大理卫指挥郑祥率兵讨之，斩其党八十余人，杨奴遁走。
徽宗皇帝金盟上政和七年七月。
先是，建隆以来，金国尝由蓟州泛海至登州卖马，故道虽存，久闭不通。
于是金国苏州汉儿高药师、曹孝才及僧即荣等，率其亲属二百余人，以大舟浮海，欲趋高丽避乱，为风漂达我界驼基岛，备言：『金国既斩高永昌（六年十一月，详见《北边》），渤海汉儿群聚为盗，契丹不能制。
金国攻契丹累年，夺其地，已过辽河之西。
』知登州王师中具奏其事。
朝廷固欲因之以图契丹，闻之甚喜，乃诏蔡京及童贯等共议，即共奏：『国初时，彼国尝贡奉，而太宗皇帝屡诏市马于彼，其后始绝。
宜降诏遵故事，以市马为名，就令访闻事体虚实。
』七月四日庚寅，诏师中遣差将校七人，各借以官，用平海指挥兵船载高药师等赍市马。
诏泛海以往（八月三日）。
高药师等兵船至海北，见金国逻者，不敢前，后回青州（八月二士一日），称已入苏州界，金国不纳，几为逻者所杀。
青州安抚使崔直躬具奏其事。
上怒，诏元募借补入并将校一行并编配远恶。
明年二月十八日，又遣马政等。
此据《金盟本末》，稍增以《北征记实》。
如蔡絛所云：蔡京久不知，上曰：『太师莫是要作礼数否?』今皆不取。
蔡絛私为其父讳，独归其事于童贯耳。
要京与贯，皆始祸者，京偶以十一月六日免签细务，遂欲藉此欺世。
金人不与海上结纳者，人固不信也。
高药师等回至青州，《封氏编年》系之明年正月三日，今依《金盟本末》并见于此。
蔡絛《北征纪实》：七年秋，会登州奏：有辽人船二只，因避乱之高丽，为风漂迭我界驼基岛。
高药师等老幼二百余人，具能言辽人以渤海变乱，因为金人侵暴，辽东地已半陷入金国矣。
上甚喜，而鲁公久不知。
上乃曰：『太师莫非要作礼数否?』遂命中使宣押宰执诣鲁公赐第签议，因同具奏：『国初时，彼国常贡奉，而太宗皇帝屡诏市马于彼，其后始绝。
今不若降诏，遵故事，以市马为名，令人且访其事体虚实何如。
』上可之，诏登州守臣王师中募人，同高药师等赍市马诏泛海以往，探问久之，则奏冒险已到彼苏州界，望见岸上甲兵，多不敢近而回。
于是上为赫怒，颇疑外廷臣寮承望大臣旨意，因诏元募补借人兵、将校一行并编配远恶，又降御笔通好金国事。
从《耶律善庆墓志》看辽代“郎君班”等问题∗常志浩 李玉君（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大连，116029）摘 要：新发现《耶律善庆墓志》志文较长，学界已有专文予以考释。
但仍有未尽之处，一是墓志录文讹误；二是志主起家及所历官职中，如司御宝、孩儿郎君班、王子班详稳等仍未得学者注意。
本文即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志文再作校录，并根据志文记载对志主官资中所涉及的职官、地理、郎君等问题略作补遗。
关键词：耶律善庆墓志；辽代郎君；孩儿班；王子班耶律善庆墓志的拓片和录文已发表于《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九辑《辽〈耶律善庆墓志〉考释》一文之中a，志石的出土信息已详于上文，不再赘述。
该文虽对《耶律善庆墓志》做了初步考释，但录文不精，错误有近三十处，且最近笔者在研读该墓志时，发现墓主官资也涉及辽代郎君的称谓问题，其中如“孩儿班”“王子班”等是其他文献稀见乃至仅见的材料，弥足珍贵，是我们进一步推进上述研究的一个契机，故而笔者不揣浅陋，结合已公布之拓片略作拾遗。
一、耶律善庆墓志录文校订（1）大辽故武宁军节度使、崇禄大夫、检校太师兼侍中、上柱国、漆水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五百户、食实封陆伯伍拾户致（2）仕耶律公墓志铭并序（3）征仕郎、守殿中丞、直史馆、权应奉阁下文字、骑都尉、赐绯鱼袋曲志忠奉勑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辽宁出土辽代墓志整理与研究”（17FZS061）阶段性研究成果。
a胡娟、海勇：《辽〈耶律善庆墓志〉考释》，刘宁主编：《辽金历史与考古》第 9 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 282—288 页（下简称《考释》）。
382宋史研究论丛·第 29 辑（4）故武宁军节度使兼侍中、漆水郡公致仕耶律讳善庆，字庆余，族本大父大横帐。
高祖讳绾思，官至于越，实德祖皇（5）帝之元昆，而太祖大圣天皇帝之诸父。
曾祖讳乐古宁，南大王。
太祖初受命即皇帝位，分建南、北王府，以王首（6）应其选。
南王开府，王其始也。
方国瑜明修九种云南省志概说明朝因纂修全国大一统志，编订体例，命儒臣分赴各布政司，催促纂修省志，呈送备采。
后各地镇、巡司，依旧例编撰志书，设局官修，亦有责成私人修书。
终明之世，所知先后凡九次修云南省志，多已锓版，传至今者有五种，余已散佚。
惟志书之作，多依旧本，辗转抄录，不著出处，采访补益。
故前本虽亡，而多保存于后本。
当考究各本渊源与流传，知其因革，兹合而依次考说之。
洪武两本《云南志》明兵征服云南之初，即纂修志书，《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五年（1382年）六月壬辰，云南志书成。
初，云南既平，上命儒臣考校图籍及前代所有志书，更定而删正之，通六十一卷，至是始成。
”又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地理类著录，“《云南志》书六十一卷，洪武十四年既平云南，上命儒臣考校图籍及前代所有志书，更定而删正之。
明年六月成书。
“又《明史·艺文志》著录：“《云南志》书六十一卷，洪武十四年既平云南，诏儒臣考定为书。
”按：此为明兵进兵云南不过一年修成之书，虽成六十一卷，惟数量当不多。
又《千顷堂书目》著录之书，不尽是收藏，《明史·艺文志》则据《千顷堂书目》著录者。
是书已成，未见称说，其内容不详也。
洪武二十八年，钱古训、李思聪出使至麓川，著《百夷传》，两引《云南志》，不识即见此书，抑无李京《云南志略》耶？洪武年，初修《云南志》已不传，后再修之。
王景常《云南图经志书序》曰：“洪武二十有九年八月既望，西平侯沐春曰：国家继天主极，舆图之广，亘古未有；洪武初，即命天下郡邑修撰成书，以昭大统。
当是时，云南不宾，兹用弗备，子其为我成之，将以达于上。
景常拜命之辱，不敢辞。
……上分天文，下奠星土，贯穿礼乐、禋祀、疆场、食货、艺文之事，谅不足徵前史之万一，然一方之大概，亦可见其十六、七云。
”平显《云南志后序》：“西平惠襄侯（沐春）历览旧志，事略辞繁，即命括苍王景常、㰎李程本立，稽诸邃古，芟釆编撰，迨及有成，将献纳焉。
不幸捐馆（?），二公亦接踵应徵，弗终厥美。
明代官文书结构解读与行政流程复原——以《山东经会录》的纂修为例申斌【摘要】文书是官僚行政的工具,宋代以降官文书一般用装叙法行文,层层嵌套摘引每一个经手衙暑的处理意见并交代传递关系和行移文类,这使通过对一件文书结构分析来复原一件公务的整个行政流程成为可能.本文以《山东经会录》卷首公移为例,考辨文书术语辨析承转层次,揭示明代省级财政册籍编纂的行政流程,对缺乏系统档案资料的明朝而言,这不失为考察行政流程细节的可行办法;但利用官文书资料需要注意文书的留存形态差异.【期刊名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6(044)006【总页数】8页(P749-756)【关键词】官文书结构;装叙法;行政流程复原;《山东经会录》【作者】申斌【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10087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4一、引言在官僚体制下，一件公务的处理一般需辗转多个衙门，而事务处理的每一个环节必伴有公文撰写和行移。
近年，在平田茂树、邓小南、曹家齐等宋史学者倡导下，以文书运转为切入点考察官僚机构间信息传递和行政流程成为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热点。
自唐宋以降，官文书普遍使用层层套引的行文方式，[1]99-101，128-129即所谓“装叙法”。
具体说来，就是一个衙门在撰写公文处理事务时，通过嵌套引用其他衙门来文的方式说明事务的由来和来文衙门的处理意见，如此，一份文件经几个衙门处理后，就形成了层层嵌套引用的装叙体公文。
[2]127解读装叙体文书需熟悉文书程式、术语、机构间承转脉络，稍不慎即可能将甲的意见误作乙的意见，甚至肯定、否定意见都有可能误判。
但恰恰由于这种套引来文的结构较完整地体现了文书承转关系，若能细致解读、运用，则可以单凭一份文书就能恢复某一公务的整个行政流程。
在缺乏关于一件公务的系统性档案的情况下，这不失为复原行政流程细节的一种有效方法。
明代不像清代有大量原始档案留存，但有大量公文保留在政书、别集、方志、碑刻中，若以对其中较完整保留装叙行文方式的文书加以剖析，据此考察文书流转和行政运作，或有助于推进明代政治史研究。
字小与国家利益：对于明朝就朝鲜壬辰倭乱所做反应的透视【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外邦交】字小与国家利益:对于明朝就朝鲜壬辰倭乱所做反应的透视陈尚胜[摘要]明朝援救朝鲜抵御日本侵略的决策,不仅有着字小扶危,保护藩属国家的因素,也有着维护辽东济上因为采取"厚往薄来"而成为弊政,但在国家的安全利益上却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援救朝鲜;保藩固疆;朝贡制度[作者简介]陈尚胜,1958年生,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济南250100).[中图分类号]l<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o1—6198(2~8)01—0116—08 一,问题的提出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派兵入侵朝鲜的战争,在朝鲜史上通常称之为"壬辰倭乱".由于明朝曾派援军入朝抗倭,中韩日三国学术界对于"壬辰倭乱"的课题都极为关注.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莫过于围绕着"壬辰倭乱"所产生的明鲜关系,鲜日关系和明日关系.其中,明朝在壬辰倭乱中所持的立场及其行为研究,在中韩学术界中间则是一个颇有认识分歧的问题.①韩国学者普遍认为,明朝意识到丰臣秀吉的侵略目标是中国,救朝鲜就是将倭朝鲜的行为视为上国对藩邦的字小表现,甚至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王尔敏先生也认为:"明代万历二十一年(1593)及二十五年日本大举进攻朝鲜,中国两度遣兵援救……盖出兵救援朝鲜,纯为救其危亡,乃存祀主义有以使之."②其实,封贡制度的基本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即藩国应服侍上国,动,是否纯然为"字小"的行为?还是实施援救朝鲜从而来保护自身安全的战略?尚需检索原始史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不仅关乎明朝援朝御倭战争的研究,而且关系到对明朝的朝贡制度和明鲜之间封贡关系的性质之认识.因此,本文拟就明朝对于朝鲜壬辰倭乱的反应过程做一详细考察.二,明朝在壬辰倭乱爆发前后的相关反应16世纪末,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在削平战国群雄后,即开始向朝鲜和明朝做扩张战争的准备. 1587年7月5日,丰臣秀吉在给其妻的复信中写道:"高丽(按:即朝鲜)方面也遣快船前往,使之服(按:指明朝)也使之成为我之一."③经过多年准备,丰臣秀吉于壬辰年四月十四日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明史》记载:"(万历)二十年四月,遣其将清正,行长,义智,僧玄苏,宗逸等,将舟师数百艘,由对马岛渡海陷朝鲜之釜山,乘胜长驱."[1]当鲜军兵败尚州后,朝鲜王朝即决定迁都平壤,宣祖王甚至主张"渡辽内附"[2].由于遭到朝臣的反对,内附之议未决.同时,朝鲜内部又开始讨论是否应该向明朝请求援兵."时或有请兵天朝,大臣以为辽,广之人,性甚顽暴,若天兵渡江,蹂躏我国,则沉江以西未陷诸郡,尽为赤地."[3]就在朝鲜内部①朝国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刘九成:《壬乱时明兵来援考——以朝鲜受害为中心》,载于高丽大学史学会主办《史达》1976年第2O辑;崔韶子:《壬乱时明派兵论考》,载于朝国东洋史学会主办《东洋史学研究}1977年;崔韶子:《壬辰倭乱与明朝》,载于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主办《亚洲文化}1992年第8辑;柳承宙:《倭乱后明军留军案撤兵案》,载于《千宽宇回甲论丛》,正音文化社1985年;崔孝轼:《明的壬辰倭乱参与动机和实际》,载于《白山}1998年第51辑.中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主要有李江涛:《朝鲜(壬辰倭祸)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2年;胡碟芬《十六世纪末日本侵略朝鲜与明朝的参战》,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1年;孙文良:《明代"援明逐倭"探微》,《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3期.②王尔敏:《十九世纪中国国际观念之演变》,《中国文化研究所》第l1期,转引自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七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99页.③《丰公遗文》,转引自汪向荣,汪浩:《中世纪的中日关系》,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296页.n))一o_I1))一J,..对于是否向明朝请援问题争议不决的情况下,明朝么,明朝为何在朝鲜尚未请援的情况下而派遣崔世臣等人前往朝鲜了解情况呢?实际上在壬辰战争爆发前夕,明朝就曾通过在日本的华人以及琉球,朝鲜两国使节的渠道,得到日本即将入侵中国的情报,由此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壬辰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在日本萨摩藩行医的中国人许仪俊获知丰臣秀吉即将入侵明朝的消息后,即把有关情况告知在日经商的江西临川1人朱均仅列出了丰臣秀吉率兵入侵明朝的具体计划,而且还涉及到丰臣秀吉招诱琉球和朝鲜两国协助入侵明朝的内幕."琉球遣僧入贡(日本),(丰臣秀吉)赐金四百两,嘱之日:吾欲远征大唐(按:即明朝),以汝琉球为导.……(万历十九年)五月,高丽国(按:即朝鲜)贡,驱入京,亦以嘱琉球之言嘱之,赐金四百两."①明朝在得到许仪俊的倭寇情报后曾将信将疑,所以在万历十九年八月通过辽东都司向朝鲜发送咨文以了解相关情况.《朝鲜王朝实录》记载,宣祖二十四年(即万历十九年)八月,"辽东都司移咨我国,具报倭情,盖因许仪后(俊)诬奏也"[4].琉球国也曾派遣使节于万历十九年八月以前九年八月福建巡抚赵参鲁为此专门上奏并奏请加强了福建的海防.相对来说,朝鲜对于日本的威胁利诱并让该国一起入侵明朝的阴谋却讳莫如深,一直遮遮掩掩.朝鲜政府内部曾围绕着要不要向明朝通报日本的侵略意图而发生激烈争论,大提学柳成龙主张应及时将日本侵略意图通告给明朝,而左相李山海则担心明朝指责朝鲜私通日本而主张隐瞒此事.在"汉人许仪俊在日本密报倭情,琉球国也遣使特奏"的情况下,朝鲜方面即感到压力,于是在宣祖二十四年(万历十九年)五月决定,"于贺节使金应南之行, 略具倭情,称以传闻为咨文于礼部".朝鲜"备边司更密戒(金)应南,行到辽东地界刺探消息,皇朝若专无听知,则便宜停止咨文,切勿宣泄"[5].但金应南在进入辽东后,却听到朝鲜人为倭寇入侵当向导的传闻,所以他只好宣称是专为奏报倭情而来. 明朝在接到朝鲜的倭寇情报后,"礼部题朝鲜供报倭奴声息,与琉球所报相同,宜奖赏激劝,(明神宗) s0cIALscIENcEJ0uRNAL从之"[6].朝鲜在收到明朝辽东都司向其了解倭寇情报的咨文后,感到自己与日本有通信使往来的情况再也不能隐瞒,于是专门派遣韩应寅作为"陈奏使暴白其曲折"[7].据明朝方面记载,韩应寅通报的倭寇情报为:"本年五月内,有倭人僧俗相杂,称关白平秀吉吞六十余州,琉球南蛮皆服,明年三月间要来侵犯,必许和方解."[8]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 明朝对于韩应寅通报倭情之举极其重视."应寅等人北京,帝出御皇极殿,引使慰谕勤恳,赏赐加厚,降敕奖谕.皇帝久不御朝,外国使臣亲承临问,前所未有也."[9]韩应寅除了在万历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得到明神宗的亲自接见外,并在万历二十年三月初七日又得到明神宗赐宴,并在宴后回国,前后居北京的时间达四个月之久.[10]明神宗对于朝鲜使节韩应寅通报的倭情也专门下旨:"着兵部申饬沿海提防.该国侦报,其见忠顺,加赏以示激励."[11]在丰臣秀吉入侵朝鲜釜山不久,明朝兵部于五月就做出了加强山东,辽东防务的决定.六月,明神宗又根据兵部的奏请敕令,"令辽东抚镇发精兵二枝,应援朝鲜,仍发银二万解赴彼国犒军,赐国王大红丝二表里慰劳之.仍发年例银二十万两,给辽镇备用"[12].明朝所发的援朝先遣部队将领,为戴朝弁,史儒.七月,明朝又派遣辽东副总兵官祖承训率兵3000进入朝鲜保卫宣祖王.对于派遣军队援助朝鲜抗击倭寇之事,明朝内部给事中许弘纲为代表.他认为:"夫边鄙中国门庭也,四夷则蓠辅耳.闻守在四夷,不闻为四夷守.朝鲜虽忠顺,然被兵则慰谕,献俘则颁赏,尽所以待属国矣.望风溃逃,弃国授人,渠自土崩,我欲一苇障乎?"{131而主张派兵援救朝鲜的意见则以兵部官员(当时的兵部尚书为石星)为代表.他们认为:"朝鲜倘险,螫必中辽.则固我藩蓠,壮彼声势,亦势不可已."[14]尤其重要的是,明神宗也坚决主张援救朝鲜,"上念朝鲜被陷,国王请兵甚急,既经会议,宜速救援,无贻他日边疆之患"[15].因此,一些反对援救朝鲜的意见也因明神宗的明确意见而未果.不过,朝鲜宣祖王面对日寇的步步进逼却缺乏抗日意志,准备逃居明朝境内安顿,并派人"以内附①《中外经纬传》卷4,转引自郑棵生:《明日关系史研究》,东京:雄山阁,1995年,第480页.神宗还专门用"圣旨"安慰宣祖王,希望他坚定抗日既遣,还差人宣谕彼国大臣,着他尽心护国,督集各处兵马,固守城池,扼控险隘,力图恢复,岂得坐视丧亡!"[17]由此可见,明朝在壬辰倭乱爆发后,不仅及时派遣援兵进入朝鲜保卫宣祖王的安全,而且援朝抗日的立场也十分坚定.三,明朝在壬辰战争期间的相关反应《明史》记载:"祖承训赴援(朝鲜),与倭战于平壤城外,大败,承训仅以身免.八月,中朝乃以兵部侍郎宋应昌为经略,都督李如松为提督,统兵讨之."[18]明神宗还专门叮嘱宋应昌,对于入侵朝鲜的倭寇,要"相机剿除,以绝后患"(19].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明朝军队在平壤重创日本军队,取得平壤大捷.但提督李如松却由此产生轻敌思想,役失利后,朝鲜经略宋应昌遂有与日本议和以促成日本撤军的思想.本来,在明朝派遣军队援救朝鲜之初,兵部尚书石星曾招募浙江平民沈惟敬前往朝鲜的日本军军受挫后,即开始任用沈惟敬作为使节与日军前线将领小西行长进行和谈.万历二十一年四月,沈惟敬被宋应昌派遣前往日军营中议和.临行前,宋应昌在派遣沈惟敬前往日本军营时向其交待:"此间和议,汝既专主,我不当欺朝鲜,亦不敢诬朝廷,你须率策士五人,领倭众归日本,受关白降书以来.我得此,然后转奏,请旨封关白为王,使之进贡,勿令误事."[20]由此可见,宋应昌在军事上没有把握取胜的情况下,主观上却把日军撤离朝鲜的目标寄希望于和谈,甚至要求沈惟敬通过和谈使丰臣秀吉向明朝送来投降书.作为明朝回报的条件,则是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同时准许日本向明朝进行朝贡贸易(嘉靖年间日本对明朝的朝贡贸易被断绝).宋应昌的这种借封贡劝退日军的主意,也被明朝兵部尚书石星所认同,甚至还影响到内阁要员赵志皋(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二年为内阁次辅, 万历二十三年至万历二十九年为内阁首辅).《明冀无事,相与应和"[21].同时,明朝内部原来反对出兵援助朝鲜的声音,随着碧蹄馆之战的失利,又有了新的言论环境,首辅王锡爵就在一份题奏中称,在朝鲜的明朝士兵若是猛追穷打日本南撤军队,"抑恐远追穷寇,全胜难期"[22].即感到明朝能否取得胜利没有把握,言一,兵科给事中侯庆远也在题奏中提出了弃战议和的主张:"我师出境,无敢谓百全必克者.……诚不忍属国之剪覆,特为勤数道之师,拿两都而手授之. 朝鲜存亡兴灭,义声赫于海表,我之为朝鲜者亦足矣.而复为之,若战以横挑已讲和之倭,恐非完策也.朝鲜谊不与倭共戴天,则五合六聚而挠之,以贸首为快,不惜其他势也.倭欲归费得计,大创追朝鲜以闻假,朝鲜推大国以为锋,而我又欲先用朝鲜之众,以为尝两军争便.倭得张疑,以持我而并战,致毒必深,何可不虑害也?王者之师,不趋小利,不徼小胜.我以德植,朝鲜以信闻,倭奴全归而数千百级,不足以称武;而厮舆有一不备,适足以损重而贻羞,乌容不审权也.伏念倭不能殄之,而除本则莫若以比值之以成信.朝鲜不可轻动,亦不可谕东征文武诸臣,毋狃敌,毋信降,毋妄希奇捷,毋不虑隐患,朝廷以完师为功,不以深入多杀为右,要以早休士马,速纡东顾而已."[23]明神宗对于侯庆远的这一建议表示赞同,并敕令"朝鲜王还都王京, 整兵自守.我各镇兵久疲海外,以次撤归"[24].不十一年十二月,明朝撤回朝鲜经略宋应昌和提督李如松,并任用蓟辽总督顾养谦兼理朝鲜军务.在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所上的《慎留撤酌经权疏》中指出:日本丰臣秀吉派兵攻破朝鲜,"已知朝鲜形胜接近中国……欲据之以睥睨内地耳".所以,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实为准备侵略中国."盖朝齿寒,自古言之休戚与共,是朝鲜为我中国必不可失之藩蓠也.故臣尝谓朝鲜为蓟辽保东吃紧屏翰,全罗庆尚系朝鲜一国吃紧门户……守全庆则朝鲜可保无事,失全庆则朝鲜危矣;守朝鲜则四镇可保无事,失朝鲜则四镇危矣.今日御倭之计,惟守朝鲜为至要,守朝鲜之全罗庆尚则尤要也."而一旦从朝鲜撤兵,"是谓半途而废,尽弃前功,倭且得以乘其后矣".因此,他认为应至少保留16000士兵驻防朝鲜,与朝鲜军队协守,"复借封贡羁縻日本".对于朝内不少人指责他与日本议和时开出封贡条件均属失策的意见,他在疏中辩解:自议和以来,请封倭众已南撤甚至过海回国.而封贡之事,只是羁縻之术."彼止欲请封即与之封,封后二三年无事,可与贡."在他看来,"留守(按:指不从朝鲜撤军)经也,封贡权也,守经方可行权,无经则无权矣"[25]. 就是说,他认为只有明朝在朝鲜保持军队给日本以压力的情况下,日本方面才有可能接受和谈与受封.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明神宗基本接受了宋应昌的部分建议,在朝鲜继续保留驻军.顾养谦从宋应昌手中接管经略朝鲜事务后,也坚持对日本采取议和与封贡政策,并具体提出封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日本进贡贡道为宁波反对,如御史杨绍程,礼部郎中何乔远,科道赵完璧,王德元,徐观澜,顾龙,陈维芝,唐一鹏等人交章反对封贡.时任吏部左侍郎的赵参鲁还着有《东封三议》,以自己对日本情况的熟悉而辩驳对日本封贡的失策.[26]对此,顾养谦上奏特别强调,有些官员主张对日议和只许册封丰臣秀吉而不许日本通贡,并不可能,"今惟有许则并许,绝则并绝而已", "如用臣议而并许之,则择才辩武臣为正使,惟敬赍诏册随至大丘,令惟敬先谕诸酋,率兵渡海,然后使封贡,而欲保朝鲜,臣必不能任也."[27]为了在自己任上实现与日本议和目标,顾养谦还曾运动朝鲜国王遣使人明为日本请贡,由此影响到明神宗对于日本封贡问题的态度变化.万历二十二年九月,"朝等殊扬扬,过阙不下.既集多官面译,要以三事:一,勒倭尽归东;一,既封不与贡;一,誓无犯朝鲜.倭俱听从,以闻".在日本使节小西飞接受明朝提S0ClALSClENCEJ0URNAL出的条件后,明朝即决定向日本派遣册封使团. "十二月,封议定,命临淮侯李宗城充正使,以都指挥杨方亨副之,同沈惟敬往日本O"[28]不料,明朝册封正使,李宗城却于万历二十四年四月三日从釜山微服潜逃,①迫使明朝改任杨方亨为正使,沈惟敬八月,明朝册封使团与朝鲜通信正副使一道前往日本.九月二日,丰臣秀吉接见明朝使团,杨方亨,沈惟敬即把明神宗的册封诰命,敕谕以及金印,冕服转授给秀吉.次日,秀吉宴待明使,并令人译读明朝的诰命和谕书.当译读至"特封尔为日本王"时, 秀吉即面红耳赤,极其愤怒:"大明封我为日本国王,岂有此理!我自然是日本王,何由明之来许."②于是,丰臣秀吉下令驱逐明朝,朝鲜两国使节,并且命令各将领率兵再伐朝鲜,由此丁酉倭乱又起,明日议和完全失败.面对日军的转土重来和朝鲜使节的再次求援,明神宗于万历二十五年二月间专门召集廷臣会议倭情.在会议上,大小九卿科道官员多数认为,"欲安中国须亟救朝鲜,欲救朝鲜须亟更枢管,石星前事多误,方寸已灰,军国机宜,岂堪再误"[29].兵部尚书石星因此不得不为明朝与日本议和的失败而承担责任,明神宗改任邢玢为兵部尚书,并令邢蚧总督援朝御倭全局军务,麻贵为备倭大将军统率在御倭战争的胜利大局,明神宗专门向邢玢承诺:"朕外各该衙门都要协心共济,以图成功."[30]在明朝大多数官员一心主张援朝御倭的政治舆论氛围下,此时个别反对援救朝鲜的官员,也被科道官员论罪.万历二十五年八月,吏科左给事中杨廷兰,兵科给事中自谕,刑科右给事中罗栋就上奏神宗,要求处罚倡议弃救朝鲜的侍郎周思敬.[31]而原来认同石星观点坚持和议的内阁首辅①关于李宗城从釜山逃跑的原因,明朝和朝鲜文献自来有多种说法.如《明神宗实录》卷296"万历二十四年四月壬戌,乙丑"等条记载,李宗城因听信谣言,担心被日本扣留.同书卷297"7Y~-"十四年五月壬申"条记载,李宗城回国后揭告:"关白执沈惟敬要求七事,原不为封."《明史纪事本末》卷62(援朝鲜》记载,李宗城潜逃则是缘于与谢隆的矛盾,担心谢隆雇日本人对其行刺.《明史》卷320(朝鲜传》中则记载,"李宗城以贪淫为倭守臣所逐,弃玺书夜遁".朝鲜《宣祖实录》卷74"二十九年四月乙巳"条记载,据正使管家李恕云,"前月二十二日倭通事浙江人自日本出来,言倭情不好,又军门及察院皆以为封事若未易成,趁速出来,故正使以此动心,决意出来."而据同月"丙午"条记载,是由于"册使到营而四件(指纳质,通商,割地,通婚)之事不成"之故.据同月"戊申"条记载,"正使向庆州云,其间事情难测".同月"辛亥"条记载,"正使之心固已疑危,细作之言入耳,心骇志动,乘夜挺出".据同月"癸丑"条记载,副使杨方亨的谕帖也称,"正府因惑讹言,妄有举动."据同月"丙辰"条记载,朝鲜宣祖会见李宗城,李宗城告诉他,"关白绑缚责以七件事,奴才(指惟敬也)弄其油嘴,无所不至,俺闻来惊惧,俺之一死有不足惜,恐辱国命,决意跳出,罪合万死."上述诸书,我以为尤应重视《明实录》和《朝鲜王朝实录》.我认为,造成李宗城出逃的主要原因,应是他到釜山后得悉丰臣秀吉还有讲和的七个条件,使他感到难以完成册封的使命,于是采取出逃的下策.②堀可巷:《朝鲜征伐记》,转引自张庆洲《抗倭援朝战争中的明日和谈内幕》.另外,关于明朝与日本议和失败的原因,历来说法不一.有丰臣秀吉怒朝鲜不派王子之说,有加藤清正揭露小西行长欺骗之说.此处从张庆洲的考证结论,即明朝册封他为"日本王"而不是他原先.1月所上的一份奏疏中提出:"倭之不能北犯中国者,惟隋朝鲜全,庆二道为我卫耳.全,庆亡,朝鲜必亡.朝鲜一亡,则倭不能从陆犯辽,必从东汉,临津,晴川,大定,大同,鸭绿诸江分兵四出,凡东南沿海皆有切近之忧,此目今一大患也.故全,庆必当屯兵,以至沿海边卫均当预防."[32]不过,赵志皋也认为本朝已经"兵疲饷竭,结局无期",不能期望速战速决,而要"坚守要害,互为声援"[33].此前,朝鲜方面也建议:"若于庆尚要害设险屯积兵饷,时以轻兵相机攻剿,从陆路以蹙其势,而又以利舰锐卒出没海上,邀截其后,庶几有济."[34]从后来明朝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来看,总督邢玢,朝鲜从解除朝鲜王京之危开始用兵,明朝军队于万历二十五年九月取得稷山大捷.接着,明朝援军兵分四路:麻贵统率骑兵东攻庆尚道所属的蔚山等城,刘铤统率四川步兵主攻西路的全罗道,董一元领兵中路主攻庆尚道的泗川,陈磷则统率广东水军专从海路截击日军,从而形成四路相互犄角的攻守平衡之势,日军被明军钳制在朝鲜南端的沿海狭窄地带.四,明朝在壬辰战争结束后对明鲜,鲜日关系的反应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8月18日,丰臣秀吉病亡,日军开始撤离朝鲜半岛.至此,首尾七载的在战争期间的明日议和过程中,朝鲜君臣就一直担救朝鲜时,朝鲜对于明朝方面在平壤,开城两地屯田以就地解决军饷的建议也十分担忧,害怕明朝就此吞并朝鲜.对此,明神宗在万历二十五年就设朝鲜经略一事,曾明确告知朝鲜国王:"设官经理朝土."[35]就在明朝与朝鲜上下庆祝倭寇荡平之时, 明朝兵科给事中徐观澜即上奏:"乞敕兵部亟咨督抚二臣,速议班师及留兵善后长策,永杜后艰,庶不负抚危字小之仁矣0"[36]于是,明神宗将奏章交兵五月,御倭经略邢蚧向明神宗条陈朝鲜善后事宜十事:"一,留戌兵.议留步兵一万五千,水兵一万,马兵五千;而抚臣标下选兵三千,杂员四千一百人,分一东,天津,山东向朝鲜运米豆十三万石.四,留司府.裁东西二监军,独留中路海防道.五,裁饷司. 六,重将领.七,添巡抚.八,分汛地.九,议操练.戍,乞天语叮咛彼国君臣,亟图绸缪,一二年后殚力自完,使东征士卒早慰室家之思."[37]应该说,邢玢关于朝鲜倭患平定后的善后策是一份比较全面的维护藩邦安全和自主权力的方案. 明朝在朝鲜留兵戍守,目的是为了避免倭寇卷土重来;而第二至第六,第八,第九诸条,也是为了朝鲜国防.第七条添巡抚,则是为了维护朝鲜在倭患战后的社会秩序;第十条不仅是向朝鲜君臣表明明朝而,要在朝鲜驻扎34000余人的守军防备倭军卷土重来,军饷供应却成了明朝在战后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户科给事中李应策在疏中论驳:"据拟留兵三万余,岁费饷银几百万,米豆十三万石,马三千,此在全盛之时尚不能尽给,而况今日匮乏之际乎?"[38]户部官员则提出:"查得朝鲜当壬辰倭患之国兵荒之后,不独苦倭之扰,而亦苦我之扰.……也,我宾也,故宜量彼饷之赢绌而后可酌我兵之去留."[39]显然,户部官员完全是从财政角度来考虑明朝在朝鲜留兵问题,他们甚至希望留朝守备士兵的军饷由朝鲜方面提供.不过,明神宗却考虑到朝鲜的困难局面,先后向户部官员指出:"东氛既靖, 本宜振旅悉还.念该国凋残,留兵协守,宜简实精确."[4o]''留兵非难,处饷为难.该国若能供给,多留亦所不惜,必资朝廷,只可量助,还行与该国君臣奏请定夺."[41]由此可见,明神宗对于在朝鲜留兵问题首先考虑到要听取朝鲜王朝的意见,指示由兵部与朝鲜协商定夺.十月,朝鲜通知明朝,"请留水兵八千以资戍守,其撤回官兵乞驻扎辽阳,有警听。
《明史·杨慎传》原文及翻译译文1、《明史·杨慎传》原文及翻译译文《明史·杨慎传》原文及翻译明史原文：杨慎，字用修，新都人，少师廷和子也。
年二十四，举正德六年殿试第一，授翰林修撰。
丁继母忧，服阕起故官。
十二年八月，武宗微行，始出居庸关，慎抗疏切谏。
寻称疾归。
世宗嗣位，起充经筵讲官。
常讲《舜典》，言：“圣人设赎刑，乃施于小过，俾民自新。
若元恶大奸，无可赎之理。
”时大珰①张锐、于经论死，或言进金银获宥，故及之。
嘉靖三年，世宗纳桂萼、张璁言，召为翰林学士。
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异。
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
萼等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
今陛下既超擢萼辈，不以臣等言为是，愿赐罢斥。
”世宗怒，切责，停俸有差。
逾月，又偕学士丰熙等疏谏。
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
帝震怒，命执首事八人下诏狱。
于是慎及检讨王元正等撼门大哭，声彻殿庭。
帝益怒，悉下诏狱，廷杖之。
阅十日，有言前此朝罢，群臣已散，慎、元正及给事中刘济、安磐、张汉卿、张原，御史王时柯实纠众伏哭。
乃再杖七人于廷。
慎、元正、济并谪戍，余削籍。
慎得云南永昌卫。
先是，廷和当国，尽斥锦衣冒滥官。
及是伺诸途，将害慎，慎知而谨备之，至临清始散去。
扶病驰万里，惫甚，抵戍所，几不起。
五年闻廷和疾，驰至家。
廷和喜，疾愈。
还永昌，闻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作乱，率僮奴及步卒百余，驰赴木密所与守臣击败贼。
八年闻廷和讣，奔告巡抚欧阳重请于朝，获归葬，葬讫复还。
自是，或归蜀，或居云南会城，或留戍所，大吏咸善视之。
及年七十，还蜀，巡抚遣四指挥逮之还。
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卒，年七十有二。
慎幼警敏，十一岁能诗。
入京，赋《黄叶诗》，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
尝奉使过镇江，谒杨一清，阅所藏书。
叩以疑义，一清皆成诵。
慎惊异，益肆力古学。
既投荒②多暇，书无所不览。
尝语人曰：“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
”故好学穷理，老而弥笃。
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
至史可法书文言文解析1. 文言文阅读张慎言,字金铭选自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十三答案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十三内容包括张慎言传。
1、原文：张慎言，字金铭，阳城人。
祖升，河南参政。
慎言举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除寿张知县，有能声。
调繁曹县，出库银籴粟备振，连值荒岁，民赖以济。
泰昌时，擢御史。
逾月，熹宗即位。
时方会议三案，慎言言：“皇祖召谕百工，不究张差党与，所以全父子之情；然必摘发奸谋，所以明君臣之义。
至先皇践阼，蛊惑之计方行，药饵之奸旋发。
崔文升投凉剂于积惫之余，李可灼进红丸于大渐之际，法当骈首，恩反赐金。
谁秉国成，一至此极！若夫鼎湖再泣，宗庙之鼎鬯为重，则先帝之簪履为轻。
虽神庙郑妃且先徙以为望，选侍不即移宫，计将安待。
无何，贾继春以请安选侍被谴，慎言抗疏救之。
帝怒，夺俸二年。
天启初，出督畿辅屯田，言：“天津、静海、兴济间，沃野万顷，可垦为田。
近同知卢观象垦田三千余亩，其沟洫庐舍之制，种植疏浚之方，犁然具备，可仿而行。
”因列上官种、佃种、民种、军种、屯种五法。
又言：“广宁失守，辽人转徙入关者不下百万。
宜招集津门，以无家之众，垦不耕之田便。
”诏从之。
尝疏荐赵南星，劾冯铨，铨大恨。
五年三月，慎言假归，铨属曹钦程论劾，诬盗曹县库银三千，遂下抚按征脏，编戍肃州。
庄烈帝即位，赦免。
崇祯元年起故官。
会当京察，请先治媚珰者附逆之罪，其他始付考功，报可。
旋擢太仆少卿，历太常卿、刑部右侍郎。
谳耿如杞狱，不称旨，并尚书韩继思下吏，寻落职归。
久之，召为工部右侍郎。
国用不支，廷议开采、鼓铸、屯田、盐法诸事。
慎言屡疏陈奏，悉根本计。
大学士杨嗣昌议改府州县佐为练备、练总，慎言以更制事大，历陈八议，其后卒不能行。
由左侍郎迁南京户部尚书，七疏引疾，不允。
就改吏部尚书，掌右都御史事。
十七年三月，京师陷。
五月，福王即位南京，命慎言理部事。
上中兴十议：曰节镇，曰亲籓，曰开屯，曰叛逆，曰伪命，曰褒恤，曰功赏，曰起废，曰惩贪，曰漕税。
皆嘉纳。
时大起废籍，慎言荐吴甡、郑三俊。
崇祯年间招募葡兵新考2011-08-15 09:38:31董少新黄一农[英文标题]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Recruitment of Portuguese Soldiers from Macao during Emperor Chongzhen’s Reign[中文摘要]明末在内外交困的情势下，徐光启等开明之士主张从澳门募兵购炮以对抗后金之侵扰。
崇祯三年，葡国统领公沙·的西劳率铳师队伍抵京，负责练兵教炮，颇有成效。
为推进军事改革，徐光启派员再赴澳门募兵数百，但因卢兆龙等人的强烈反对而未果。
崇祯四年，孔有德发动吴桥兵变，并率受葡国铳师训练之部队携西洋火炮降金，致使后金军事实力大幅提升，成为其攻城掠地、入主中原的关键之一。
[关键词]葡萄牙/西洋火炮/军事改革/吴桥兵变[作者简介]董少新，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博士后研究员；黄一农，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特聘讲座教授、“中研院”院士。
一、前言从军事角度而言，崇祯四年(1631)发生的吴桥兵变乃明清战局之重要转折点，盖因叛变之孔有德、耿仲明属部拥有当时最先进的西洋火炮，并受过前一年抵京之葡国铳师的训练。
孔、耿投降后金，不仅极大增强了后金炮兵的实力，亦将相应的操炮方法外传，明军在火器方面的优势自此不再，而后金则利用西洋大炮完成军事转型。
清军入关后，由投降汉人组成的炮兵部队，与满蒙八旗步骑兵密切配合，几乎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取中原。
①崇祯年间招募葡兵及购置西洋大炮，对明清战争意义重大，但囿于史料，以往学界对其入华经历与表现的研究不够深入。
一些中国军事史的专著对于此事的叙述或过分简略，或屡见讹误。
②在此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徐光启，研究其生平者对此事着墨亦不多。
③英国学者博克塞(Charles Ralph Boxer)、葡萄牙学者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的相关研究，更将两次入华事件混为一谈。
对河南禹州明代“五朝元老”马文升家族为回族一说的质疑世界华人宗亲会副会长马善田在明代有位“五朝元老”，他先后辅佐了代宗朱祁钰、英宗朱祁镇、宪宗朱见深、孝宗朱祐樘、武宗朱厚照，居官五十六年，且政绩显著，是明代有名的政治家，他就是河南钧州（今禹州市）人马文升。
至今其家族仍为禹州之名门望族。
但就是这一支马氏家族，自我国回族史学家马以愚先生著的《中国回教史鉴》和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主编的《回教先正事略》、《回族人物志》中将这一马氏家族的族籍定为回族以来，研究少数民族史的好几位专家、学者均在他们主编的少数民族史、大辞典和传记中采用其说，理由是依据民国以来的史料和重庆清真寺一通碑文来断定的，在当代回族史学界似乎是一种传统说法，已经约定俗成。
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通过调研和查阅有关文献史料，结论是马文升家族不是回族，而是汉族。
一、马文升在历史上为维护民族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马文升（1426-1510），字负图，别号约斋，又号三峰居士，友松道人。
河南钧州（今禹州市）观耜园村人。
马文升自幼聪明好学，为父兄及乡邻所称道。
他在正统十二年（1447）中举人。
景泰二年（1451）登进士第。
在任浙江道监察御史时，马文升勤力自勉，为领台事王文、王翱所礼遇和器重。
先后出按山西和湖广，所到之处，翦暴除奸，震动甚大，有“神君”之称。
英宗天顺七年（1463），马文升任福建按察使。
当他离开福建时，福建的百姓流传着这样的歌谣：“马使留来天有眼，冯公不去地无皮”，以表示对他的赞扬和怀念。
成化元年（1465），马文升为南京大理寺卿。
成化四年（1468），平凉、固原一带满四变乱，官军进讨不利。
朝廷急召当时因父丧而归家的马文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协助总督项忠、刘玉等对满四展开围剿。
马文升迅速赶到固原，生擒满四，斩首7600余级，俘获男女2600名，解了边疆之危。
马文升以功擢为左副都御史，继续巡抚陕西。
他在陕西修筑关塞要隘，增设卫所，选将练兵。
八年（1472），蒙古族叛乱，马文升督兵追至黑水口，生擒平章铁烈孙，战功显赫，又平定了西北一带与朝廷对抗的割据势力。
从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东亚大陆上两宋与辽、金始终处于对峙状态。
在这种特定的政治环境和时代背景下，南北中国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有赖于多种途径的资讯传播，其中最重要的一种途径大概就是民间的书籍流通。
由于印刷术的普及，这个时代的书籍传播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
尽管宋辽或宋金双方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常常设置许多禁令以阻止本朝著述的外流，但这些人为的障碍并未能有效地阻隔相互间的书籍流通。
政治的疆界是有形的，文化的边界是无形的。
以往学者们在研究宋辽金时期南北中国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时，多着眼于政治、战争与外交关系，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双方的民间文化交流。
虽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两宋与辽金之间的书禁问题，[1]但多侧重于讨论宋代书籍雕印、流通中的各种禁例，而对处于严格管制之下仍相当活跃的南北书籍流通状况却缺乏足够的了解，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进一步丰富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一、书籍流通：南北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宋辽两国自澶渊定盟以后，双方的文化交流趋于频繁，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便是宋人著作的大量北流。
元祐四年（1089年），翰林学士苏辙充贺辽国主生辰使，次年还朝后，在呈上朝廷的一首札子中说：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
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传语臣辙云：“令兄内翰（谓臣兄轼）《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郑颛押宴，为臣辙言先臣洵所为文字中事迹，颇能尽其委曲。
及至帐前，馆伴王师儒谓臣辙：“闻常服伏苓，欲乞其方。
”盖臣辙尝作《服伏苓赋》，必此赋亦已到北界故也。
臣等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传在彼。
[2]根据苏辙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出北宋书籍外流之普遍。
《渑水燕谈录》卷七所记张舜民绍圣元年（1094年）出使辽朝时的见闻，正好可以佐证苏辙的上述记载：“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
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
宋代使臣语录考刘浦江史料匮乏是辽金史研究难以深入的一个重要障碍。
自厉鹗以来，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从宋代文献中发掘辽金史史料。
宋代使臣因出使辽金而留下的各种文字记录，往往是宋人有关辽金知识的最初来源。
因此，要想厘清宋代典籍所见辽金史料的源流，就必须从语录入手。
傅乐焕先生发表于1930年代的《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1[1] 早已成为辽史研究的经典之一。
本文或可为傅文拾遗补阙，对于宋辽金史研究者当不无参考价值。
一、语录之经纬宋人出使辽金的语录，时人或称行程录。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宋人所说的“语录”，通常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宋代理学家讲学之语录，一种是使臣出使归来后按惯例呈交给国信所的语录。
在宋代的目录学著作中，这两种语录的部类是泾渭分明的。
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在别集类与总集类之间列有一个“语录类”，专收理学家的讲学语录。
至于使臣出使的语录，一般目录学家并没有替它专设一个门类，且各家分类也颇有出入:《郡斋读书志》衢本入伪史类，袁本入地理类或杂史类;《直斋书录解题》入传记类;《遂初堂书目》或入地理类，或入本朝故事类，或入本朝杂史类;《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入地理类或传记类;《宋史?艺文志》的分类最为混乱，传记类、地理类、故事类都收有使臣语录，甚或重复收录，这大概是因为元人修《宋史》时所依据的几种宋朝国史对语录的分类各不相同的缘故。
在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宋人著录中，只有《通志?艺文略》对语录的归属是费过一番斟酌的，郑樵专门为它在史部地理类下划出一个小类，名曰“朝聘”，不过归入此类的并不限于宋代狭义的使臣语录，实际上包括出自历代使臣之手的各种形式的文字记录。
在宋代，使臣“语录”有其特定的含义，需要在此略加辨析。
宋人出使辽金所存留下来的各种文字记录，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语录。
严格意义上的语录亦即行程录，它是每位使臣完成使命归朝后均须向国信所递交的一份例行的出使报告，就连接伴使、馆伴使、送伴使也不例外。
按宋人的习惯，前者称为入国语录，后者分别1[1] 傅乐焕:《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原载《国学季刊》5卷4号，1936年9月;收入《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
万历野获编卷十二万历野获编 >卷十二○吏部【中书考察】大计六年一举，定于弘治末年，其典最重。
五品以下，俱听考察。
内惟翰林学士得免考，以示优异。
已而讲读学士，亦请如例，遂并免之。
其坊局等官虽贵，则照各官同听吏部处分矣。
至于内阁书办，即今制诰两房中书官，宪宗朝，命本院学士，会同阁臣，与讲读以下等官考察，不许吏部干预，皆所以重文学侍从之体，非他官得比。
然嘉靖以来，仍从吏部都察院为政矣。
至于文华、武英两殿中书办事等官，以及御用监各项匠官，例皆先期乞恩免考，盖又以他途，摈之功令之外，非特恩也。
又太医院及钦天监，以方技亦如之，迨其后也。
太医与两殿中书，仍入计典。
惟钦天监则至今犹然，不考察，不丁忧，不告老云。
【辛亥两察之争】嘉靖三十年辛亥，当大计京察。
是年正月，锦衣卫经历沈炼抗疏纠首辅严嵩，其词甚峻。
嵩力辨，谓炼作县败官调简，今知京察必处，以故建言祈免黜幽。
上怒，捕炼逮治，斥口外保安州为民。
计竣，吏科都给事张秉壶又纠吏部尚书夏邦谟不职，得旨致仕。
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当大计京官。
先一年冬，御史金明时劾吏部侍郎学士王图，其词亦峻，图疏辨未奉处分。
至次年二月临考察日，掌河南道御史张京兆具密启于吏部尚书孙丕扬，谓明时前疏要挟免察。
丕扬阅之震怒，即闻之上，令闲住。
明时辨疏犯御名下一字，上亦大怒，发刑部赎罪为编民。
于是刑部主事秦聚奎首攻太宰，台省继之。
丕扬辨其激，而攻者不已，不一年亦请致仕。
从来司察冢卿，未有被弹射如此者。
且指白简为挟免，亦惟此两辛亥。
恰好六十年，岂运数使然耶？【大计纠内阁】六年京官大计，吏部都察院主之。
及事毕，纠拾大僚，属科道为政。
而阁臣票拟去留，或下部院覆议罪状当否，以听上裁。
则太宰、御史大夫与内阁辅臣，是三官者俱主持大计之人，向未有纠及之者。
自穆宗登极考察，而高新郑为言路所憎，聚攻不去。
乃至南给事中岑用宾、御史吕校，以大僚纠及之，识者咸谓非体。
而时情正侧目新郑，方以此举为快心，无有救正之者。
以故己巳再出当国秉钧，恣情黜陟，亦尔时激之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