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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丛刊·理论研究》2017.03辽东镇明长城的消亡与辽东地区地理环境变迁的关系韩道宽【摘 要】所有明长城遗存中，属辽东镇明长城遗迹保存最差，辽东镇明长城遗迹消失达90%以上，除人为因素外，更多的应是自然因素。
本文从辽东地区历史环境的变化，来探讨明长城遗迹消失的原因，主要从辽泽的变化、辽东地区降水的变化和辽河河道的变迁这三方面来探寻辽东镇明长城遗迹消失的原因。
【关键词】明长城 辽东镇 环境变迁辽东镇明长城始建于正统二年，因后金与明的战争停工于万历四十四年，除因后金拆除长城外，其更多的变化体现在与环境变迁的关系上，主要与辽泽的变迁，辽河河道的变迁和降水有关。
一、辽东镇明长城变迁与辽泽变迁的关系明时期辽泽还是有些记载的，赵时春著《北虏纪略》中载，大约嘉靖二十年，喀尔喀部南迁辽东镇明长城外，“虏之特起新酋曰虎喇哈赤者，众不满千。
辽泽受东北诸夷水，入海之路，春夏秋三时多泥淖，常以三冬、春初冰结时犯塞。
”明时辽泽的面积仍然比较大，万历末年，辽河口平原“地下多水患，自驿堡墩台而外，居民绝少，四望无烟，惟芦苇萧萧耳。
”孙承宗著《高阳诗文集》上有“雁从辽泽来，似厌羣雏乱”的诗句。
可见这个时期，辽东镇明长城是沿着辽泽北部的边缘进行修建的。
后来，辽泽的范围逐渐萎缩，原辽泽地区出现越来越多的固定聚落，长城失去了其原有的作用进而被废弃。
二、辽东镇明长城的变迁与明代降水的关系长城的选址也给其维修维护带来了巨大难度，也正是保存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辽河平原地区河网密布，主要是辽河、太子河、浑河、蒲河为主，其他支流众多。
辽宁地区雨热同期，四季分明，夏季雨水较多，尤其是辽河、太子河、浑河下游，经常发生洪涝灾害，长城因为这种气候和地形经常受损。
如《明实录·英宗实录》记载：景泰二年八月乙亥提督辽东军务、左都御史王翱奏：“辽东自在州牛庄驿至广宁高平驿，近因雨水泛涨，桥梁、道路、仓库、墩墙多坏，请次第修理。
”从之；《明实录·孝宗实录》记载：弘治十一年五月辛丑镇守辽东、太监任良等奏：“广宁边墙，旧皆土筑为之，每为霪潦所坏，虏因得以潜入，我军难于防守。
/界在羌番、回虏之间0)))明代甘肃镇边墙修建考马顺平1摘 要2明代甘肃镇地跨河西走廊,/西控西域,南隔羌戎0,下辖十二卫三所,是明朝在西北地区的军事重镇。
成化时期鞑靼阿罗出、毛里孩诸部侵入河套,延绥、宁夏二镇开始修建边墙,受此影响,弘治十六年依据地形/铲崖设险0,甘肃镇完成了最早的边墙修建。
由于工事简略,此次边墙修建对后世影响不大。
正德以后,右翼蒙古各部相继进入青海,加之吐鲁番多次侵袭河西走廊西部,甘肃镇边防压力加大。
嘉靖中前期,围绕蒙古各部进出青海的路线,明朝从东起兰州西至嘉峪关陆续修建了横跨河西走廊的边墙体系。
嘉靖二十六年,约二千个关隘、营堡、墩台建成,奠定了此后的甘肃镇边墙体系,其中以甘州、肃州地段防守力量最为集中。
这一时期形成的边墙体系,直至万历二十六年明朝收复大小松山并于次年修建从古浪至靖虏卫的/新边0,才发生了一些变化。
甘肃镇边墙是防御线,巩固西北边防,保障农业生产;甘肃镇边墙又是交流线,和平时期汉族与蒙、藏等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上互通有无。
1关键词2甘肃镇;边墙;蒙古;新边1作者简介2马顺平,1979年生,历史学博士,故宫博物院宫廷部馆员(北京100009)。
1中图分类号2K 248 1文献标识码2A 1文章编号21001-6198(2011)04-0139-07¹相关整体的研究主要有华夏子:5明长城考实6(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Art hu r ,W al d ron,The G rea tW a ll of Ch ina:F ro m H istory to M yth (Ca m bri dge :Ca m bri dge Un i versity P ress ,1990)、景爱:5中国长城史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有专章讨论明代边墙)。
相关局部的研究主要有刘谦:5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6(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艾冲:5明代陕西四镇长城6(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高凤山、张军武编著:5嘉峪关及明长城6(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松本隆晴:5余子俊N 3万里N 长城4H =N 失脚6(载于5明代北辺防衛体制N 研究6,东京:汲古书院,2001年,第110-165页)。
明西安城是明初在唐长安皇城的基础上建筑起来的，是我国中世纪后期历史上最著名的城垣之一，也是我国古代城垣中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一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早在明王朝建立前，一个名叫朱升的隐士建议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朱元璋采纳了他的建议，全国统一后，他便命各府县普遍筑城。
由于西安在经济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命令长兴侯耿炳文和都指挥使濮英主持修建西安城，洪武十一年（1378年）全部竣工。
明西安城的西、南两面城墙基本上和唐长安皇城的范围相同，东、北两面城墙向外扩移了约1／3。
城墙高12米，顶宽12—14米，底宽15—18米。
南垣4256米，北垣4262米，东垣2886米，西垣2708米，周长约13.7公里，呈长方形。
东、西、南、北各筑一城门，分别以长乐、安定、永宁、安远命名。
每座城门门楼有三重，闸楼在最外，其作用是升降吊桥，也叫阙楼、樵楼，象征着门阙，兼打更用。
箭楼在中，正面和两侧设有方形窗口，供射箭用。
正楼在最里，是城的正门。
箭楼与正楼之间用围墙连接，叫瓮城，可屯兵于内。
瓮城中还有通向城头的马道，缓上无台阶，便于战马上下。
城墙四角各筑有角楼一座。
城墙筑有敌台（又称马面、墩台）98个，台与台相距120米，其一面为60米，为“一箭”之遥，正好在敌台弓箭射程之内，便于从侧面射杀攻城之敌。
敌台上还建有敌楼，供士兵躲避风雨和储存物资之用。
城墙上外侧筑有雉堞，又称垛墙，共5984个，上有垛口和方孔，可射箭和了望。
内侧矮墙称为女儿墙，无垛口，防行人坠落，城墙外有护城河，内外以吊桥相连通。
整个城墙气势雄伟，气象森严，构成了一个完整、科学、严密的防御工程体系，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也为我们研究明代的历史、军事和建筑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材料。
明代西安城墙，是世界上保存至今最为完整的、规模最大的古城。
西安城墙已成为西安市的标志，也是游人至西安必登临游览的景点。
李成梁，中国明代后期将领。
字汝契。
铁岭卫（今辽宁铁岭）人。
嘉靖末袭指挥佥事。
积功升参将、副总兵。
隆庆四年(1570年)，擢为辽东都督佥事。
他募四方健儿抗击蒙古、女真各部的侵扰。
万历初期，灭建州女真首领王杲、子阿台部，数次大败插汉部酋长土蛮、泰宁部酋长速把亥；计杀海西叶赫部首领清佳砮、杨吉砮。
李成梁有大将才。
在整个明朝将吏贪懦，边备废弛的情况下，镇守辽东30年间，先后奏大捷者十，边帅武功之盛，200年来所未有。
但他位望益隆，奢侈无度；军赀、马价、盐课、市赏随意侵吞；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
不仅以贿赂权门朝士自固，甚至虚报战功，杀良冒级，为言官所劾。
万历十九年罢官。
其后10 年，辽东边备益弛。
二十九年李成梁复职，之后复开马市、木市，缓和了东北地区的民族矛盾；三十四年，弃宽佃六堡（在今辽宁宽甸）之地，尽徙其民6万余户于内地，以大军驱迫恋家之民，虽为时论所谴责，但使辽东再次出现安定的局面。
卒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享年九十三岁人物生平万历朝是明由治及乱的开端，后人论及明亡，曾有“明实亡于万历”之说。
不过万历朝的边事却一度颇有成效，这一方面有赖万历最初十年张居正辅政打下的经济基础，也有赖于边关的两大名将：东南戚继光，东北李成梁。
戚继光的治军之术和平倭功绩虽更为后人称道，但在当时，李成梁威名远远胜之。
在明将吏贪懦，边备废驰的时代，李纵横北方边塞四十余年，前后镇守辽东近三十年，屡破强豪，力压各方北方游牧部落，立头功一万五千次，拓疆近千里。
清人作《明史》，对其虽颇有贬低之词，也不得不承认“然边帅武功之盛，（明）两百年来所未有”。
“成梁，字汝契。
高祖英自朝鲜内附，授世铁岭卫指挥佥事，遂家焉。
”（《明史列传126》，下同）有考证说李成梁祖籍为陇西，是唐后为避乱迁入朝鲜的。
不过至今的李氏家族大都已入籍朝鲜，并视李成梁为朝鲜人。
尽管李成梁“英毅骁健，有大将才”，真正被重用却是四十岁以后的事。
《明史列传126》说：“家贫，不能袭职，年四十犹为诸生。
凤城满族地名综述葛金铭;裴淑波【摘要】地名是一种社会现象,凤城地名的由来是受当地的满族风俗、姓氏、自然人文景观的影响,它的发展变化受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影响。
【期刊名称】《中国校外教育：上旬》【年(卷),期】2017(000)001【总页数】2页(P55-55,61)【关键词】地名;满族;聚落【作者】葛金铭;裴淑波【作者单位】[1]丹东市文化艺术学校;[2]辽宁凤城一中【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892.41地名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以指称个体地理实体的标志和语言代号。
有其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它涉及到语言、历史、军事、文学等方面，地名既有时代性又有延续性，一个地区的地名与其开发的历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凤城市的前身是凤城满族自治县。
位于辽宁省东南部，距省会沈阳150千米，总面积5748.2平方千米，是辽宁省面积仅次于阜新蒙古自治县、宽甸满族自治县的第三大县，风景优美、物产丰富、交通便利。
隶属丹东市，全市属丘陵地带，山地绵亘，北高南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自然概貌为“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
本区历史比较悠久，早在西汉时，设置武次县，以后历代均有建制，到明代在此筑凤凰城，清代置凤凰直隶厅，1913年改厅置县，均以凤凰冠之。
后因于湖南凤凰县重名，1914年去“凰”添“城”故名凤城县，沿用至今。
县因凤凰城堡而得名，堡因筑在凤凰山上而得名。
又因传说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率大军征东路过凤凰山，从山中的凤凰洞有凤凰飞出而得名。
1985年改为凤城满族自治县，1994年，改为凤城市。
明代中叶，女真兴起，明王朝为了确保辽东辽西之域，修筑起了辽东边墙，据凤城县志记载，1558年明廷将定辽右卫(地级行政建制)从辽阳移至凤凰城。
在凤凰城地区周围修建堡、台、站，留下了爱阳城，凤凰城、萨马吉堡(今赛马镇)、石城堡、通远堡老堡、草河城、汤山城、岫岩城、薛礼站青城子等城堡。
凤凰城是中心城市，称为辽东都司东部地区首府。
浅析修筑柳条边的作用摘要：柳条边是清代东北地区一条隔离界限，是清廷为了保护“祖宗发祥地”所修筑的一条禁封线。
始于清崇德三年（1638），康熙二十年（1681）基本完成，后来在部分地段有所扩展。
清朝后期，荒废失修，加之闯关东移民的不断涌入，道光二十年（1840）以后东北开垦驰禁，柳条边也随之完全废弛。
关键词：柳条边历史作用修筑目的时代背景顺治元年（公元1644）清军入关，福临（顺治）即位不久便由沈阳迁到北京，窃夺了农民军推翻明王朝的胜利果实，在北京建立起以满族贵族为首的中央政权。
清廷为了保护“祖宗发祥地”，开始修筑柳条边。
一、修筑背景柳条边是清朝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的产物，即“插柳为边，掘土为壕”。
清代绵延于东北地区的“人”字形走向的柳条边，是清代政治、军事、经济相互作用得以形成，它是按段分时修筑，并经过康熙年间数次展边而最终基本确定下来的。
栽种三行柳树，株距五尺，树与树之间，用两根柳条横连起来，称之为“插柳结绳”，土堤外侧挖八尺深壕，以为禁封线。
可见柳条边实际上就是一条用柳条编织的篱笆墙，乾隆皇帝在《柳条边》诗中说：“我来策马循边东，高可逾越疏可通。
”这说明柳条边直到乾隆时期，有的地方是可以跳过去的，有的地方还可以钻过去。
“老边”始于清初，自鸭绿江边沿着明朝的辽东边墙走向修筑，至开原的威远堡折向西，直达山海关；“新边”建于康熙年间，由威远堡向东北直达吉林市北界亮甲山，从而形成了辽河流域农耕区、蒙古诸部游牧区、东北东部和北部的狩猎采集区。
在老边与新边上，在沿边交通要道和险隘之处，用砖石建立边门，门楼上为守门官署，楼下门洞为过边通道，两侧为驻兵和拘留禁入监狱。
总共设二十个边门，统有满族八旗兵驻防，归盛京兵部统辖，盛京兵部又将各边门交由各地驻防城代管。
边门的主要任务是盘查过往行人，柳条边的管制在道光朝以前是很正规和严厉的。
平时披甲兵分班守备，掌管边门的启闭，稽查行人，征收赋税。
康熙年间，凡进出边门进行生产的各族居民，必须登记；后来又规定，凡出入边门，必须持有当地官厅发给的印票，从指定的关卡验证进入，否则就以私人“禁地”论罪。
关东文化简论历史上有汉、唐、明、清不同的关东。
明清的关东指山海关以东地区，是在山海关修建以后出现的。
明代关东与清代关东所指的地域范围有所不同。
“闯关东”的说法与清代对东北的封禁政策有关。
关东文化是历史时期多民族文化，开发利用关东文化必须打造精品名牌。
标签：关东；关东文化；关东文化开发利用关东的说法由来已久，关东文化却是近年新提出来的如何认识关东文化，是开发利用关东文化的前提。
对此我缺乏深入研究，只提出若干不成熟的想法，向专家学者请教。
一、汉唐时期的关东关东是一地理概念，早在秦汉时期就出现了，当时将函谷关(在河南宝丰县)、渣关(今陕西渣关县城)以东地区，称作关东，属于地理上的泛称。
《史记》载：“元封四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
”这里所说的关东，指函谷关、潼关以东。
有关东就会有关西，于是晋代出现了关东、关西的说法。
《资治通鉴》记载，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以后，慕容垂有言说：“若氐运必穷，吾当环集关东，以复先业耳，关西会非吾有也。
”这里所说的关东，指中原地区，关西指关中地区。
到了唐代，关东这种说法仍然存在，不过这时的关东已不是泛称，是专指洛阳一城而言。
陈熙晋称；“唐都关内，故以洛阳为关东。
”一些诗词也是以洛阳为关东，如王勃《春思赋》：“复闻天下幸关东，驰道烟尘万里红”；骆宾王《畴昔篇》：“忽闻驿便发关东，传道天波万里通”。
诗中的关东均指洛阳城而言，关东已由泛称变成了洛阳的专称。
明清时期以山海关以东为关东，这种说法在《明实录》、《清实录》中有零星的记载。
例如《明熹宗实录》有“大兵出关东，下旅顺”，《清圣祖实录》有“山东等山从关东长白山来”，《清高宗实录》有“本朝肇迹关东”。
关东又见于诗词中，郑板桥《潍县竹枝词》：“关东逃户几人归，携得妻儿认旧扉”；康有为《过昌平城》：“永夜驼铃传塞上，极无树影递关东。
”明清关东说法的出现，与明代修山海关和边墙有关。
从中原地区沿辽西走廓北上有一古道，榆关(渝关)是必经之地，其故址为今河北抚宁县榆关城。
从馆藏明代瓷蒺藜谈我国古代火器的发展与演变作者：吴鹏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21年第04期摘要：“瓷蒺藜”亦称“陶弹”，是古代的一种瓷制火器，圆球形瓷体表面几乎全部呈钉状，原型应该是当时已普遍在战场上使用的装填火药的陶罐。
瓷蒺藜火药罐是中国火药兵器史上最早的实物资料，也是研究火药在军事上的运用和我国古代要塞边防的珍贵实物见证。
关键词：馆藏;明代;瓷蒺藜火药罐人们都知道中国人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火药，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世界上最早的手榴弹—瓷蒺藜火药罐也是中国人发明的。
瓷蒺藜的发明和出现，在古今中外军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国内外研究古今军事武器装备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见证资料。
1 馆藏明代瓷蒺藜火药罐赏析走进营口市博物馆二楼“营口古代文明展”展厅东南角，就能看到展出的两枚酱釉瓷蒺藜火药罐（图1）。
这两枚瓷蒺藜火药罐呈圆球形，拳头般大小，表面呈钉状，为了使它们在地上不翻滚，底部做成了扁平状。
瓷蒺藜，顾名思义是由陶瓷烧制而成，营口市博物馆现存瓷蒺藜火药罐3枚（图2），通宽13.5厘米左右，通高11厘米左右，瓷蒺藜的中间是空的，上部顶端有两个孔，大孔径2～3厘米，小孔径小于0.5厘米。
大孔的用途是装置火药，小孔置引火线。
从大孔装满火药，点燃引线后，将瓷蒺藜投掷到敌军阵营中，爆炸力和杀伤力惊人。
三枚瓷蒺藜火药罐皆来源于1982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期间（“二普”展开之时，盘锦地区隶属营口市），今盘山县高升街道办事处三位村民无偿捐赠。
据史料记载，朱明王朝为了抵御和防范退回旧地的蒙古族以及后来逐渐壮大的建州女真的威胁，再加上当时盘锦地区是辽东驿路的必经之地，明政府对辽东地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苦心经营。
其间明政府于辽东地区撤府县，置卫所，对其实行军事管理，相继于域内筑起一道浩荡边墙，并与边墙沿线及腹里建镇堡、筑墩台、驻重兵，使辽东成为明代九个边防重镇之首。
盘锦地区当时有3座沿边堡城，即镇武堡、西平堡、西宁堡，而镇武堡是更为重要的堡城，西平堡、西宁堡、盘山驿等均听其统摄。
河流是神奇的，每一个闪光的文明总是辉映着江河的浪花，方能折射出古老的光晕。
相对于河流，土地则更具魔力，不拒贫富，不计恩仇，以深邃和宽广将怀中的生命滋养。
一方水土，缠绕在一处，如一指清绝的琴弦，蜿蜒在岁月沉淀的沙砾之上，终其一生，倾其所有哺育岸上的子民。
孤寂何止千年，经多少个世纪的捕捞，将无法割断的桑海变迁、粗犷的个性、泼辣的乡音，揉碎又融合，装帧在古老的记忆里，或潜藏在时空的角落，听凭风雨娓娓地弹拨……深远的文化底蕴古镇沙岭就藏置在辽河右岸的襟带里。
辽宁省境内共有五处叫沙岭的村镇，我脚下的这块土地，是坐落在盘锦东北的一处高岗之地，洪荒时期，岗坨年代，因聚金沙成坨，地势中间洼两边高成岭状，故而得名“沙岭”。
站在沙岭镇中心远眺：街道贯通，商铺林立，村落有序，平畴百里。
这是今天东北地区极为常见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现代化小镇，说实在的，从外观上真的窥不到它丝毫的古老。
然而，沙岭是古镇却是毋庸置疑的。
“你们要找的都在地底下”，这是当地老者对前来考察探访的人常说的一句话，这话说得没错。
从沙岭镇沙岭村向西北行五里处，有一座大沙岗子，南北长约一千五百米，东西长约五百米，虽经岁月的打磨却仍像浮雕一般凸出于地表之上。
当地村民称其为“点将台”，问其留存于什么年代，没有谁能说得更清楚，只言说是祖辈口口相传，唐王曾在此点兵。
这倒符合实际，因大沙岗制高点高出周围地表约有十五米，足以点将派兵之用，只是村民们并不晓得，我们的祖先先于唐王四千前就已在此地燃起了炊火。
说这话，还得回到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那会儿。
1982年6月，考古人员一行普查到沙岭，就是在这处“点将台”遗址下发现了先人几千年来的足迹。
岗顶上有明代砖砌的古建筑基础，在西南的顶峰下是一堆积厚约四米的文化层，内有砖瓦、豆绿釉瓷碗和无釉瓷碗残体、棕黄色釉直颈、鼓腹罐残片等物。
尤其在沙岗南端偏西的平坦沙地上，有较多夹砂红陶、夹砂红褐陶片，上面饰有划纹、直线压印纹、粗简的“之”字形纹。
明代辽东八站与辽东边墙的性质研究南义铉摘要: 明初占领辽东之后，以辽东都司中心逐渐扩大势力范围。
明朝在辽东都司之下设卫所，建立起卫所体制，并确保人口努力巩固内部稳定。
到永乐年间，明皇亲征蒙古，招抚女真，设奴儿干都司等频频尝试对外扩张。
但是未能将蒙古和女真地区收归为明朝的疆域。
蒙古和女真反而势力扩大，威胁着明朝的边境。
明朝在女真地区设置的女真卫所随着奴儿干都司衰退，也不可能附属于明。
辽东都司只占领着25卫地区，明朝通过修建辽东边墙国境线，以防御辽东，抵制蒙古与女真入侵。
相当于朝鲜与明的国境地带的辽东八站并未建辽东边墙，成为两国之间的国境中立地带，由于处于两国控制的空白地区，出现了各种越境问题。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朝后期，当时因为辽东都司内部屯田的减少、马政瓦解，士兵叛乱及逃跑等难以解决的问题，结果辽东落入满洲族的手中。
由此可见，明朝面临着内部矛盾与外部势力扩大的威胁，辽东都司的统治力量相当有限，明代的边境政策是以辽东都司为中心的防御体系。
从上述史实可见，认为明代满洲地区是明朝疆域的中方观点存在着很多问题。
关键词: 辽东、辽东都司、辽东八站、辽东边墙、女真、奴儿干都司Ⅰ. 序论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对辽东(满洲)的历史相当关注。
以有史以来辽东就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关联的假说为基础，将史前到近代的辽东历史编写入中国史。
中国立足于“多民族统一国家论”，将古代的古朝鲜、高句丽、渤海、匈奴、辽、金、元、清等在北方兴起的政权或成立国家的北方王朝归属为中原的地方政权或中国的兄弟民族。
由此可见，中国的历史认识将古代北方的历史歪曲为中国的地方政权甚至周边部的弱小势力，问题相当严重。
中国将北方的历史纳入中国史的过程中，明代辽东(满洲)地区的历史也成为了重要的研究对象。
在明代，辽东在东亚历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辽东交通四通八达，是通向朝鲜、女真、蒙古等地区的枢纽，因此成为相互争夺的兵家重地。
明王朝也趁元末的混乱时期进攻辽东，并占领了辽东的部分地区。
还在辽东地区设立了地区防御的中枢机构——辽东都司及下属的25个卫。
以此来守卫京师，防御东部边境，在保卫王朝安宁的同时，将其作为对外扩张的前哨基地。
但是中国方面对明代辽东地区的研究成果其视角存在问题。
即，夸大了明朝对辽东的统治，不仅包括蒙古的一部分，而且将女真族统治的吉林、黑龙江流域等广袤的满洲地区也归属于明，主张这些地区都是明朝的疆域。
这与客观不符。
实际上，处于明朝的影响力之下的地区仅限于辽东都司管辖的地区，即相当于现在辽宁省的范围。
(蔡运辰, 1957, p.138)明代辽东的概念，通常指的是辽东都司形式上管辖的25卫地区，这也证明了辽东都司管辖之外的地区不是明朝行政力所涉及的统治地区。
立足于上述基本观点，本研究将分几部分对中方夸大明代对辽东统治进行分析，逐条反驳。
借此来重新考察明代辽东的历史性质。
本文首先将对在明代进驻辽东上发挥中心作用的辽东都司的性质和管辖地区进行考察。
通过分析辽东都司的职能及其管辖范围，对实际统治的地区进行把握。
更进一步，还将阐明明朝建设辽东都司后，为了防御辽东都司地区设置的边防线，即辽东边墙的性质。
辽东边墙之外的地区中辽东八站地区相当于朝鲜与明之间的中立地带。
辽东八站地区本来是从朝鲜的鸭绿江到明朝疆域设置栅门的连山关(1480年代之后在凤凰城设栅门)的地区，自元朝始设驿站，相当于朝鲜与中国的使行路，通常称为“辽东八站”。
把握辽东八站地区性质的问题是对中方主张的朝鲜与明之间的“鸭绿江国境说”进行重新考虑，阐明朝鲜与明之间并非存在“国境线”而是存在着“国境地带”的问题。
更进一步，可以对传统上将鸭绿江与豆满江（图们江）视为朝鲜与明的国境的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从而阐明明代的女真势力及其统治地区并非附属于明的事实。
第二，对于中国主张明朝将女真地区归为明朝疆域的观点，本文将对明和女真的关系进行分析。
关于明朝在女真地区设女真卫所，中国方面的研究以明朝设女真卫所，这些女真卫所与明朝保持朝贡关系为根据，将两者的关系把握为上下隶属的垂直关系，从而将女真地区视为明朝的疆域。
然而，从洪武年间开始，明朝试图将管辖范围扩大至鸭绿江、豆满江、松花江、黑龙江地区，但是在豆满江与鸭绿江设置三万卫、铁岭卫的努力终究未能成功，由此可知，在明朝初年就露出了局限性。
而且很多女真人因为与明朝的矛盾，避开明而迁到鸭绿江和豆满江流域。
如果鸭绿江和豆满江处于明朝的统治之下的话，如何解释女真人会迁徙到此呢。
与理不通。
从史料中可知，虽然永乐年间设置了许多女真卫所，但从其设置过程来看，女真卫所大部分都是以女真族的村落为基础形成的，性质上不同于内地的卫所，明朝军队不可能驻屯，当地也不可能隶属于明朝。
反而在永乐年间之后，利用明朝无力施加影响之机，建州女真趁机逐渐扩张势力，成为威胁辽东的强大势力，最终持续扩张，灭明建立后金(清)。
第三，有必要对明朝视黑龙江为本国疆域之根据的奴儿干都司问题进行分析。
永乐年间明朝在黑龙江下游设奴儿干都司，以此为根据主张黑龙江地区是明朝的疆域。
实际上，关于奴儿干都司的纪录出现在当时在当地建成的永宁寺的建寺碑文之上。
但是对该碑文进行分析则明确可知，明进入黑龙江流域的尝试只不过是一时性的，奴儿干都司是临时机构，其活动存在很多局限性。
与上述研究主题相关的中方的重要研究成果如下：关于辽东都司的研究有杨阳的《明代辽东都司》(1988)等多数。
在中国发表的辽东都司研究成果主要叙述了明初辽东都司的设置，驱逐北元势力，以及辽东都司所属25卫的设立过程以及对外扩张等积极的一面。
至于永乐年间以后，辽东都司逐渐出现内部问题，丧失影响力，作为都司的职能逐渐瓦解的过程、面临内忧外扰后，辽东都司进行重整的过程，以及明陷入衰退之后，无法再执行作为都司的职能等辽东都司的另一面的分析相当缺乏。
仅仅凭借上述片面的叙述，得出明代辽东都司建立后，明朝将整个满洲地区至于稳定的统治之下，该地区是明朝疆域的一部分的结论。
对于奴儿干都司的研究成果有杨阳等的 《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 (1982)等。
该著作立足于“多民族统一国家论”的逻辑，主张奴儿干都司设置后将吉林、黑龙江等女真地区至于其管辖之下。
但是考虑到奴儿干都司在明朝前期就丧失功能，被并入辽东都司的历史事实，奴儿干都司管辖整个满洲地区的中方结论是需要商榷的。
以建州女真为主题的研究论文有：于晓光,〈明朝与朝鲜围绕女真问题交涉论析〉(《历史研究》,2003年 第1期 第19卷), 刘秉虎,〈建州女真与朝鲜交涉之研究〉(《大连大学学报》, 2003年 6月, 第24卷 第3期) 等。
建州女真曾被编入明的卫所体制，但是以建州3卫为中心，不断迁徙扩大军事力量，最终对辽东都司构成了巨大威胁。
此时，明再也无力扩张，战略上谋求消极的防御，辽东边墙的修筑正是最好的证明。
对辽东边墙的研究著作有刘谦的《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文物出版社, 1989) 等。
这些研究立足于多民族统一国家论，仅将辽东边墙视为内地的防御线，而未能指出防御蒙古、女真等对外势力的国境线之性质特征。
由此，将女真作为隶属于明朝的势力，将辽东边墙之外的女真地区看作明朝的疆域。
对既是辽东都司的防御线又相当于国境线的辽东边墙做出上述说明，是以此为根据，将女真势力都视为明朝的羁縻卫所，更进一步得出从始至终黑龙江流域就处于明的影响力范围之内的结论。
对相当于朝鲜与明之间的中立地带——辽东八站地区的研究有：孙卫国的〈朝鲜入明贡道考〉(1993)等、柳在春的〈15世纪明对东八站地区的占据与朝鲜的对应〉(2001)，以及南义铉的〈明前期的辽东都司与对辽东八站的占据〉(2004)等。
其中，孙卫国的〈朝鲜入明贡道考〉(1993)仅对辽东八站的地理位置和作为使行路的特征进行了简单的说明，未能指出其作为国境中立地带的性质。
而且中国不是将辽东八站视为明朝与朝鲜的国境，而是将鸭绿江与豆满江作为两国的“界河”，即国境线，并认为清朝继承了这一疆土分界线。
而柳在春(2001)、南义铉(2004)将辽东八站作为国境中立地带进行研究，对鸭绿江国境说提出了反驳。
在本文中笔者将对双方的上述意见对峙进行考察，并对辽东疆域的范围及性质等相关问题进行综合阐述。
Ⅱ. 辽东都司职能的弱化与辽东边墙的修筑1. 辽东都司职能的弱化明初因为与蒙古争战频繁，从辽西进入辽东的陆路受阻。
因此连接山东与辽东旅顺的海路成为通往辽东最快最确实的通道。
明初构建起辽东都司和25卫体制(杨阳, 1988,p.8)，辽东都司成为军政合一的机构，但是到了洪武年间，必须通过山东向辽东供给粮食才能开展军事活动。
据记载，明初从山东输送到辽东的军粮平均达到60多万石。
如此多的粮食通过海路输送的原因是当时强大的蒙古族势力依然盘踞在辽东，无法屯田开发自给自足。
直道明朝永乐年间才能集中力量开发辽东的屯田，提高生产力。
但是宣德、正统之后，永乐年间最多可达70余万石的屯田产量逐渐出现了减少的趋势。
作为军事防御的重要要素的屯田产量减少给明朝的边境政策带来了严重的负担。
(张士尊, 2002, p.366)而且明初辽东都司管辖地区的人口到了前期还保持在50余万人左右，但是后来也慢慢减少，导致了军事力量的弱化。
人口减少的最直接原因是卫所制度的逐渐崩溃而导致卫所兵的减少。
弘治元年(1488)，兵部尚书余子俊上疏，要求再次征兵补充逐渐减少的人口，这证明了弘治年间(1488～1505)士兵溃逃成为边境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1弘治16年(1503)的报告中也指出，明初辽东减少了19万士兵，户籍上只有7万士兵的记录。
从中可以窥得明代辽东人口减少的严重程度。
2辽东卫所兵逃逸的主要原因包括官员强占土地及私有化，3过重的劳役等。
4 明朝辽东都司的人口从中期开始出现了减少的趋势，到了后期则人口急剧减少。
到了天启年间(1621～1 《明孝宗实录》 弘治元年12月丁巳。
2 《明孝宗实录》 弘治16年正月甲午。
3 《明孝宗实录》 弘治16年12月辛酉。
4 《明孝宗实录》 弘治12年3月乙卯。
《明世宗实录》嘉靖2年12月辛丑。
1627)，为躲避战争与叛乱等辽东地区的混乱局面而进入山海关的辽东人口至少可达10多万人。
5【图1】明代辽东都司地区的25卫与防御线。
上述地图上标出的防御线靠里是辽东都司的管辖地区，明朝中期以后，这条防御线成了辽东边墙国境线。
从鸭绿江至连山关的地区为辽东八站地区。
从明朝中期开始，辽东都司因为士兵逐渐逃散等原因导致人口和屯田产量减少，逐渐丧失了其功能。
此外，辽东马政的衰退也是辽东都司军事力量削弱的重要原因。
(南义铉，2008, p.3) 成化年间战马的规模减少到了明初的六分之一，嘉靖年间(1522～1566)又减少到了明初的十二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