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关系与中国商法体系构建

商法体系化与商法典立法的关系思辨摘要：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框架下，新的生产消费形式层出不穷并且发展迅速，相关商事法律也应与时俱进，才能满足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的要求。

商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是政府部门管理经济活动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在市场主体产生、存续和退出以及开展相关市场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商法典立法是实现商法体系化的最佳工具，本文对商法体系化与商法典立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以期为推进我国商法体系化与商法典立法进程提供参考。

关键词：商法体系化；商法典立法；关系思辨引言我国《民法典》的颁布，不仅意味着我国进入民法典时代，而且开启了我国法典化的时代。

在法典化时代这一全新的社会背景下，商法学界应当对中国商法的重大理论问题展开系统研究，达成必要共识，推进商法体系化进程，为我国商事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实法律保障。

一、我国现行民商法体系的本质尽管我国《民法典》已制定并已开始实施，我国民商法立法模式的本质属性是一种民法与商法既未真正合一也未真正分立的特殊立法模式。

其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尽管我国未确立民商分立的法律体系，但也未形成民商合一的法律体系，而是形成了以《民法典》为一般法、若干单行法并存的民商事法律体系。

在此体系中，大量商法均未被涵括于民法典中。

因此，我国应充分考虑总纲性商法规范的立法需求，以便为总纲性商法规范的立法提供必要的立法空间。

其次，在民商不分的背景下，不少本应适用商法的案件被简单地适用民法裁决，从而导致法律适用不当。

例如，在融资租赁纠纷的司法裁判中，曾长期忽视融资租赁本身的特性及融资租赁制度的特殊价值，而以"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贷"为由简单地适用借贷合同制度。

又如，尽管我国《信托法》已颁布近20年，商事信托也获得了迅猛发展，但不少法院在审理涉及信托纠纷的案件时，仍习惯于从民法思维出发，简单地按照《合同法》中委托代理关系审理，或者以"名为信托实为借贷"为由粗暴地否认信托法律关系已依法成立的事实。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营商环境建设：以政商关系为视角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成为了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

在这一进程中，营商环境的建设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营商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经济的稳定，而政商关系则是营商环境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它与公正、透明度、企业伦理等问题息息相关。

探讨政商关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和意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政商关系的演变政商关系包括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商关系在中国是处于相对平等的状态。

政府对企业发展的干涉相对较少，企业则依法运营，共同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

但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一些企业开始利用政治资源获取利益，政府也开始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企业的管理和运营。

这导致了政商关系的不公平，政商关系逐渐失衡，甚至出现了一些贪腐现象。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政商关系正经历着一系列的变革，旨在建立一个公平、透明、规范的营商环境。

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更加注重公平和透明度，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更加注重诚信和合法合规。

这种变革意味着政商关系由过去的“权钱交易”转变为更加合法、合规的合作关系，这对营商环境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政商关系在营商环境建设中的作用1. 提供政策支持政府是营商环境的规制者和管理者，政府的政策对企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

政府提供的政策支持可以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撑。

合理的政策支持可以引导企业合法合规发展，增强企业的信心，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

2. 维护公平竞争政府介入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是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

政府在政策执行中应保证各种企业在市场上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避免政府通过利益分配来扭曲市场，这有利于营商环境的健康发展。

3. 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可以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例如环保、就业、公益等方面。

政府可以通过奖励和惩罚的方式来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这有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社会学视角下的官商关系官商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问题，一直吸引着学者和公众的关注。

它是指政治和商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依存关系，通常表现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官商关系的性质和形式都不尽相同。

但无论如何，这种关系的存在和演变，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在中国，官商关系是一个历史悠久、家喻户晓的话题。

自古以来，政治权力和商业财富一直是相互博弈、相互依存的关系。

在封建社会里，官商关系更多表现为官员与地方大商人之间的互相沟通、互相牵制的关系。

这种关系在近代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变得更加复杂和深刻。

首先，中国的官商关系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

在中国，政治和商业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不仅仅局限于个别个人之间的交往，更涉及到整个社会、整个政治经济体系的运转和组织。

政府和企业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不同的行业和领域之间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

这种复杂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官方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决策的分权与权力集中之间的矛盾。

其次，中国的官商关系还具有权力性和腐败性的特点。

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合作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权力的行使和利益的博弈。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官员和商人会搭上权力的顺风车谋取暴利，而在一些情况下，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可能会变成明里暗里的勾结和交易。

这种关系的出现，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损害社会公信力和信任度，阻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最后，中国官商关系还表现出一种走向规范化的趋势。

随着中国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传统的行政干预模式的改变，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互动正逐渐走向规范化和合理化。

政策制度上的变革和监管机构的日益完善，旨在消除不良官商关系和黑色产业链的存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

这种走向规范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社会公信力和信任度，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总之，官商关系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社会学问题。

在中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因为其系统性、复杂性、权力性和规范性的特征而更加引人注目。

论我国商法的发展及影响【摘要】我国商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随着商法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商法对市场秩序的维护、对社会文明的推动以及对法治建设的促进都发挥着关键作用。

商法的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商法的不断完善也对我国的法治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我国商法在推动经济文明进步和维护社会秩序中功不可没。

在今后的发展中，进一步完善商法体系，加强商法法治建设，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关键词】商法、发展、影响、经济、市场秩序、社会文明、法治建设、重要性、历史背景、体系、成就、保障。

1. 引言1.1 我国商法的重要性我国商法的重要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商法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律基础，它规范了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各种行为，保障了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

商法的健全与完善，可以保障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保障。

商法的发展能够促进经济的繁荣和创新，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和发展空间，激发了社会经济活力，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商法的完善对于建设法治社会和维护社会秩序也具有重要意义。

商法规范了市场交易和经济活动的规则，提高了社会的法治意识和法治水平，有效地防范和打击各类经济犯罪，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我国商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法治建设，是我国现代法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济的变革，商法将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支撑。

1.2 商法发展的历史背景商法发展的历史背景可追溯至中国古代的商业活动。

在古代，商业活动盛行，商人之间的交易日益频繁，因此也出现了一些商法规则来规范商业活动。

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壮大，商法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

宋代时期，商法开始有了比较系统的发展。

当时的商法以各地习惯法和地方性法典为基础，形成了一套涵盖合同、债权债务、担保、独立担保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须以法治化为保障作者：李文峰来源：《人民论坛》2018年第28期【摘要】法治关系是政商关系的本质，政商关系的成熟度很大程度上由法治化的程度来决定。

我们应积极构建健康的政商关系法治体系，推动政商关系依法治理，为政商关系互动提供保障，促进新型政商关系的法治化建设。

【关键词】新型政商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建设【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良好的政商关系会使社会市场经济活力得到极大提升。

从宏观角度来看，政商关系表现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而从微观角度来看，政商关系则可以细化为官员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

政商关系不仅仅是政与商的关系，还是权力与资本、政治运行与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

权力寻租，官商勾结。

当官员用权追利，商人用利围权，政商关系则会被异化为一种“买卖关系”，最终导致官员腐败问题频发。

近年来，党中央加大了对不正当以及腐败政商关系的打击力度，根据中纪委的通报，2017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273.3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125.1万件，谈话函询28.4万件次，立案52.7万件，处分52.7万人（其中党纪处分44.3万人）。

其中，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8人。

官商勾结不仅属于经济犯罪，同时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妨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庸政懒政，畏而不为。

这源自于官员为了怕犯错误，而对企业敬而远之，使得政商关系表现出“清而不亲”的现象。

如此一来，便会让改革动力下降、发展机遇未能充分把握，政商之间出现了隔阂，经济社会发展受到较大阻碍。

2017年上半年，国务院针对中央庸政懒政、畏而不为的16个典型案例进行通报，如项目进度缓慢、财政资金闲置、涉企收费不合理、改革政策实施不到位、扶贫资金挪用等。

如果深究官员的庸政懒政、畏而不为心态，一是无力不想为，二是害怕不敢为，三是居功不愿为，这些都使得干部故意撇清与商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出现了“非正常”疏远，对社会经济发展非常不利。

官商秘史官商秘史官商，这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词汇，却贯穿了中国古代历史的方方面面。

官员和商人，一个是为国家管理，保持社会秩序的行政官员，一个是从事商品交换和经济活动的商贩。

然而，在古代中国，二者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无处不在，形成了一幅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画卷。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官商秘史的方方面面，了解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官商之间的联系。

在古代中国，官员和商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和互动。

一方面，官员从商人那里获取财富和物资，以维持官员自身的生活和权力。

另一方面，商人则通过贿赂和赞助官员，以获取特权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这种沟通和合作不仅在商业交易中存在，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例如，商人往往会赞助政府的建设和军事行动。

他们捐资助学、修建道路、修建水利工程等，以建立自己的声誉和地位，同时也能够得到政府的保护和支持。

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非常常见，形成了一种官商联合的格局。

其次，官商之间的互动也会引发一些问题和矛盾。

在古代中国，贪污和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官员利用自己的职权和权力谋取私利，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商人则往往会利用财力来腐蚀官员，以获取特权和保护，剥夺了其他商人的竞争机会。

这种腐败和特权现象，导致了社会不公平和贫富分化。

富商们通过贿赂官员，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和特权，而贫穷的百姓则处于劣势。

这种不公正的现象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级分化和权力的不平衡。

然而，官商秘史也给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好处。

商人们通过商品交换和经济活动，刺激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他们发展了商业网络和贸易路线，促进了商品的流动和交换。

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的经济达到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水平。

同时，商人也推动了技术和文化的交流。

他们通过贸易活动，将新的技术和文化带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变革。

例如，丝绸之路的贸易活动，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使得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远销世界各地，也将外国的商品和文化带入了中国。

中国商法体系构造的现实性和超越性（下）内容提要: 正确处理民法和商法的关系是科学制定中国民法典的关键。

目前否定商法存在的民商合一模式对我国私法制度体系科学、理性的构建具有很大危害。

我国商法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寄生性特点，同时，基于民法和商法的共生基础，二者之间显示出典型的共同进化特征，在共同进化中表现出创新和选择功能。

商法独立于民法既是现实市场经济实践所决定，也是商事行为自身独特的品性使然。

合理处理二者之间关系，对我国立法体系、司法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包括科学处理民商分立、物权行为和善意取得之间的体系关系和《物权法》中登记、交付之外的物权存在方式和物权范围的立法伸展。

四、超越民商合一的理论基础：民法和商法制度共同进化论（一）民法和商法关系模式竞争演进的创新机制和功能民法和商法相比较而存在，相竞争而发展，并非水火不容，而正是在竞争演进的环境中，民法和商法都极具创新，尽管已有观念和规则的突破是创新的前提。

众所周知，我国内陆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探索和发展，尤其是民法典的制定被提上议事日程以来，究竟采取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立法模式，争论可谓激烈之极。

主张采取民商合一模式者，就其观点而言，有形式意义上的分立论和实质意义上的分立论之说。

二者共性在于都强调商法较之民法的独立性，所不同者，前者强调商法、商行为、商主体的独立性，呼吁制订独立的商法典，并进而认为民商分立是世界各国商法立法之趋势。

后者则不以制订独立商法作为民商分立之基础，主张在承认商法相对独立性的基础上，要促进我国商法体系化进程，使其成为一个有特定规范对象和适用范围的法律体系和部门。

民商合一论者也有形式意义合一论和观念意义合一论之别。

二者的共性是反对在民法之外另订商法，不同之处在于：形式意义上的合一论主张将商法的内容融入民法，商法民法化，用民法取代商法，并认为商法独立于民法的基础已不复存在；而观念上的合一论则并不强求法典意义上的合一，对传统的民法表现出更多的尊重，对传统的商法表现出相当的宽容，对法典意义上的合一表现出务实的理性，只是主张在观念上应将一切单行的商事法都视为民法的特别法。

民法典时代的商法体系化在民法典时代，商法体系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商法作为一门特殊的法律分支，不仅专注于对商业经济活动的规范，还涉及商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商业纠纷的解决等许多方面，因此，在民法典时代，商法的体系化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首先，商法的体系化可以实现商法规范的完善。

在过去的商法立法中，商业问题的处理普遍采用单个法律条款或专门法律的形式，这种方式的局限性比较明显。

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导致类似于“安第斯山脉”的复杂性，使得解决问题的效率大打折扣。

因此，商法的体系化可以将商法规范体系化，通过统一的规范架构来规范商业经济活动，从而促进商业活动的积极发展。

其次，商法的体系化还可以提高商人的法律意识。

现代社会商业交易逐渐复杂，商人对法律的了解和意识对于减少纠纷和遏制不良商业习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且，商法的体系化可以让商人更容易地了解和掌握商法知识，从而提高商人的法律意识。

再次，商法的体系化对于维护市场秩序也有积极作用。

当商业活动的精神商业活动盛行之时，市场竞争也愈发激烈。

若商法立法比较零散，或者商法条文之间存在矛盾，纠纷处理的不公平，那么将会大幅增加市场的混乱和不确定性。

而商法体系化则可以更好地保护市场秩序，建立市场公正竞争的环境。

最后，商法的体系化对于商业法律的国际化也具有重要作用。

在当今的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下，跨国商业活动日益增多。

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业法律环境不同，因此对于商业法律的国际化处理非常重要。

商法的体系化可以使得商业法律得以更好地行驶，从而推动商业法律的国际化。

总之，在民法典时代，商法体系化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商法的体系化可以帮助商业经济环境规范，提高商人的法律意识，保护市场秩序以及推动商业法律的国际化。

为了实现商法的体系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将商法规范集中到一部单独的法典中。

这一法典应该涵盖商业活动、商人的权利和义务、商业契约、商业交易、商业秘密、商标专利、商业诚信、商业纠纷解决等方面，确立商法的权威性和系统性。

论我国立法中的商谈及其体系构建摘要哈贝马斯将立法商谈分为公共领域的商谈和议会商谈，前者是一种大众化的商谈形式，而后者则是专业化与精英化的商谈。

在我国的立法过程中，公共领域商谈和议会商谈循环往复，形成合法之法。

本文认为要构建我国的立法商谈体系，必须以先进的立法理念为前提，提高参与主体的商谈能力，并以商谈场域的形成为基本保障。

关键词立法商谈公共领域商谈议会商谈基金项目：2014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立法商谈体系的构建研究》（项目编号：HB14FX045）。

作者简介：陆洲，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法哲学、立法学；陈晓庆，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法理学。

立法民主化要求在立法过程中，广泛征求普通公众的意见，充分听取专家学者的建议。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将立法中的商谈分为公共领域商谈和议会商谈，公共领域的商谈是普通公众表达意见的方式，议会商谈则是专家学者发挥作用的场域。

因此，本文将借鉴哈贝马斯的理论，对我国立法过程中的商谈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如何构建合理的立法商谈体系。

一、我国立法过程中的商谈以议程主题的发起人为标准，立法模式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由公众议题形成法律案的外部策动立法模式；由政府领导人提出并动员的议题，再经过公众商讨而形成法律案的动员立法模式；由政府机构或议员直接上交提案形成法律案的内部自生立法模式。

其中，内部自生式针对的是专业性较强的立法，主要体现的是建制化的商谈，动员立法型在议案提交公众讨论之后就与外部策动型相一致，因此，我们这里主要讨论的就是外部策动立法模式，它体现了立法商谈的整个过程。

具体而言，外部策动立法模式中一次完整的立法过程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步骤：第一阶段，问题的发现与普遍化。

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各样与法律规范相关的问题层出不穷，规范本身的制定和变动，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张力，规范实施过程中与各社会成员的矛盾，都需要得到解决。

同时，这样的问题不是特例，不是单独发生，而是具有普遍性，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多次重复出现，使得问题受到社会大众普遍关注，引起疑惑和争议，急待解决。

论我国商法的立法模式我国商法的立法模式探讨本文将围绕“我国商法的立法模式”展开讨论。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商法作为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重要法律，其立法模式及其实施效果越来越受到。

本文将从商法立法的背景和意义、特点、作用、完善措施等方面，全面阐述我国商法的立法模式。

我国商法立法背景和意义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商业活动日益频繁，商业关系也日趋复杂。

为了规范商业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起开始制定和实施商法。

商法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商事关系的法律，对于完善我国法律体系、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商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商法的特点1、技术特点我国商法在立法技术方面表现出较高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在制定商法时，我国借鉴了国内外先进的立法经验，结合实际情况，对商事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定。

同时，商法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紧密商业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发展，及时进行修订和完善。

2、商事法律关系的特征商法调整的商事法律关系，具有平等性、独立性、自愿性、公平性等特点。

商事主体在从事商业活动时，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其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

此外，商事关系中的当事人可以自由决定其交易方式和交易条件，独立承担其商业风险。

商法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1、调节作用商法对市场经济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通过规定商事主体的资格、权利和义务，商法可以规范商业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

例如，商法规定了公司设立的条件和程序，对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进行了规范，为公司设立和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2、保护作用商法对商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作用尤为突出。

商法通过明确商事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为商人提供了法律保障。

当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商法为其提供了有效的法律救济手段。

例如，商法规定了商业秘密保护制度，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不被泄露和侵犯。

对我国商法立法模式的完善措施1、修改现行立法虽然我国商法在近年来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修订，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不足。

中国的商事法律制度商事法律制度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但在我国还是一项年轻的法律制度。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也不可能有商事法律制度。

在我国一商事法律制度的建立得益于改革开放，特别是得益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中国商事法律制度的几个基础性问题商事法律制度与商法商法是商事法律制度的表现形式。

它是调整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人们之间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关系，不同的法律部门承担着不同的任务。

其中，商法承担着调整商事关系的任务。

换言之，商法通过调整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规范商事主体及其商事行为，确认交易顺利、可靠、安全的原则，保护商事主体实现营利的合法权益，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所以，商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法律部门。

商法有形式意义的商法和实质意义的商法。

形式意义的商法是以商法为名称制定的法典，它着眼于规范的表现形式和法律的编纂结构。

但是，由于各国的国情和法律编纂的原则不同，形式意义的商法也表现为不同的具体形式。

实质意义的商法则是从规范的，总和上把握的一定的法域。

它着眼于规范的性质、规范的构成和作用理念的统一。

从实质意义上考察，商法不仅可以存在于商法典中，也可以存在于其他形式的商事法律、法规中。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可以没有商法典，但不可以没有商法。

我国虽然没有商法典，但在1992年以来，相继制定了海商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商业银行法、合伙企业法、证券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

此外，国务院还颁布了相应的商事法规。

这样，存在于这些法律、法规中的商事法律规范的总和就是我国的商法。

中国商事法律制度的特点前已述及，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曾有商事法律制度。

因为，商事法律制度的存在土壤是市场经济。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

之后，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并载入了宪法。

我国商法体系缺陷的补救民商区分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商法体系的发展与完善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然而，当前我国的商法体系仍存在一些缺陷，亟待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

其中，民商区分作为一种重要的补救手段，对于完善商法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商法体系虽然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商法制度存在空白，使得一些重要的商事活动缺乏法律规范。

现有的商法制度也存在不少冲突，导致实践中难以准确适用。

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商法体系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

针对上述问题，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是完善我国商法体系的关键。

应加强对商事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确保各类商事活动均有法可依。

对现行的商法制度进行梳理，解决制度之间的冲突，确保法律制度的协调统一。

民商区分是我国商法体系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完善商法体系的关键措施之一。

民商区分主要指将民事和商事法律制度进行区分，以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多元化需求。

在实践中，民商区分可以帮助我们明晰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提高法律适用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民商区分还有利于推动我国商事法律的独立发展，为我国商事制度的创新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我国商法体系的发展和完善需要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

民商区分在其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通过明确民商区分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更好地推动商法体系的改革与创新，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法律保障。

在未来的商法体系发展中，我们期待看到更多民商区分带来的积极变化，以促进我国商事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优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法在保护商人权益、规范商业行为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然而，中国现行商法体系存在一些缺陷，亟待完善。

本文将围绕中国现行商法体系的缺陷及其补救思路展开讨论。

中国现行商法体系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建立起来的。

经过多年的发展，商法体系已经涵盖了公司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等多个领域，为商业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保障。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现行商法体系仍存在一些问题。

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中国商法体系构造的现实性和超越性(上)基于共同进化特征的考察刘道远.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内容提要: 正确处理民法和商法的关系是科学制定中国民法典的关键。

目前否定商法存在的民商合一模式对我国私法制度体系科学、理性的构建具有很大危害。

我国商法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寄生性特点，同时，基于民法和商法的共生基础，二者之间显示出典型的共同进化特征，在共同进化中表现出创新和选择功能。

商法独立于民法既是现实市场经济实践所决定，也是商事行为自身独特的品性使然。

合理处理二者之间关系，对我国立法体系、司法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包括科学处理民商分立、物权行为和善意取得之间的体系关系和《物权法》中登记、交付之外的物权存在方式和物权范围的立法伸展。

自从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起草民法典采纳了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以来， [1]民商合一观念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其从社会经济实践和比较立法现实性出发，提出了以下理由：(1)商法是中世纪维护商人利益的法律，现代社会已经不存在中世纪那样的商人阶层;(2)如以企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业为核心，制定一部调整企业内外部关系的商法，又会形成主体立法而不是行为立法的弊端，有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3)民商合一对市场商品经济关系进行统一的法律调整，有利于维护市场的统一性;(4)民商分立，难以避免商法典与民法典内容的重复和矛盾，会形成经济法典与民法典并存同样的弊端，资源浪费，并造成法律适用上的困难;(5)商自然人和商法人的营业活动虽然存在一些不同于一般民事活动的特殊问题，但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制定单行法规的办法来解决，并不构成在民法典之外非制定一部商法典不可的理由;(6)从立法现实看，一些原来采取民商分立国家后来改采民商合一，说明民商合一已成为私法发展世界趋势。

[2](p.56-57)笔者认为，这些看似颇有说服力的论证，实则包含了对民商法立法不同模式的片面理解，反映了我国法学理论研究的简单化和表浅化，并进而反映出法律文化寄生生成的局限性特征。

亲清政商关系下的商业伦理建设一、亲清政商关系的重要性2.有利于商业伦理的建立。

亲清政商关系要求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遵循市场道德，有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有利于社会和谐。

政商关系清廉，能够减少腐败现象，提高政府公信力，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商业伦理建设的现状与问题1.商业伦理意识薄弱。

部分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择手段，甚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2.法律法规不健全。

当前我国商业伦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导致一些企业有空可钻。

3.执法力度不够。

在一些领域，政府对商业伦理的监管力度不足，导致企业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制止。

4.社会风气影响。

部分企业家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追求权钱交易，忽视商业伦理。

三、亲清政商关系下的商业伦理建设路径1.强化商业伦理教育。

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要共同加强商业伦理教育，提高企业家的道德素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2.完善法律法规。

政府要不断完善商业伦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形成严密的法律体系，为企业提供明确的行为规范。

3.加大执法力度。

政府要加强对商业伦理的监管，严厉打击违法行为，让违法者付出代价。

5.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企业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强化企业员工的伦理意识，确保企业经营活动符合商业伦理要求。

6.加强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关注环境保护、员工权益等方面，以实际行动践行商业伦理。

四、在亲清政商关系背景下，商业伦理建设是保障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要共同努力，加强商业伦理教育，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倡导良好社会风气，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和社会责任，为我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奠定坚实基础。

亲清政商关系下的商业伦理建设，实乃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

在这样的关系中，政商双方需亲密合作，同时保持清廉，远离权钱交易。

在此基础上，商业伦理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它关乎经济的健康发展，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

我们必须看到，当前我国商业伦理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商业伦理意识薄弱，部分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择手段，甚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一些企业有空可钻；执法力度不够，在一些领域，政府对商业伦理的监管力度不足，导致企业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制止；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部分企业家追求权钱交易，忽视商业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