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后期的_官商合流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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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唐“内外大臣共治天下”格局的形成作者:黄楼来源:《西部学刊》2013年第09期摘要:宦官专权是安史乱后唐代重要的政治特征,学界虽然多有讨论,但是对其在晚唐时期的时代特质仍然缺乏较为清晰的认识。
事实上,经过长期的演变,晚唐时期逐步形成了内外大臣同为一体的政治格局,其特点是,宦官独掌军事,宦官、朝官分掌经济、朝政,并形成内廷和外朝两套行政系统。
外朝以宰相为首,下置三省六部诸省司;内廷以中尉、枢密使等“四贵”为首,下置二十四内诸使司。
在内外大臣共治天下的格局中,唐朝的统治得以延续了数十年。
关键词:晚唐;宦官;共治天下中图分类号:K242宦官专权是中晚唐政治史的一个重要现象。
国内外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唐长孺、杜文玉、马良怀、王寿南、王守栋等一批学者皆有专门探讨,兹不赘举。
已有研究往往只涉及宦官专权的某些方面,对宦官专政的程度,学界罕有人系统论及。
事实上,宦官擅政是一个逐步扩大发展的过程,仅仅笼统地用“宦官专权”或“宦官擅政”并不足以准确概括唐代宦官政治的特点。
在中唐和晚唐,宦官专权还体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中唐历史的发展趋势是内廷宦官权势日益扩大,不断侵夺外朝官僚权利。
大约在宣宗大中年间,最终形成了“内外大臣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
中国历史虽然以皇权政治为主流,但在某些特殊历史条件下亦可以以某种“共治天下”的形式出现,例如东晋南北朝时期皇权与门阀士族的“共治天下”。
那么,晚唐时期的“内外大臣共治天下”有什么具体表现?又有什么特点?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论述,不足之处,敬请方家学者指正。
宪宗元和以后,官僚集团同宦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在长期相争的过程中,双方的群体意识逐渐强化。
甘露之变中,仇士良族灭王涯等四相,朝臣及金吾卫兵等株连者一千余人。
田全操等宦官巡边回,在道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1]。
会昌初,仇士良欲杀不服已的杨嗣复、李珏、裴夷直等牛党要员,李德裕坚请武宗开延英论救。
尽管官僚集团及宦官集团,各自内部仍然矛盾重重,但在涉及南衙北司问题上,双方各自归属十分鲜明。
唐代晚期的政治经济转型与社会局势唐朝历时长达两百余年,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历程千差万别。
其中,唐代晚期的政治经济转型和社会局势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
唐代晚期的政治经济转型对于唐朝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局势。
一、政治经济转型在唐朝晚期,新农田的开发和人口的增长导致土地与人口严重不匹配。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权威逐渐削弱,长江流域地区的豪强势力不断壮大。
唐朝晚期的政治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地方豪门的崛起。
他们在地方政治和军事上的影响力不断加强,甚至掌握了一些中央政府派遣到地方的官员。
豪门们常常在地方上建立自己的势力,与其他豪门之间为争夺势力和利益而展开斗争。
唐代晚期的政治经济转型还在财政和税收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朝中期,官僚阶层与豪门阶层之间的妥协导致一个相对平衡的局面,但是唐朝晚期,随着重农抑商政策的放弃,财政赤字加剧。
中央政府频繁地征收赋税,导致百姓的生活负担沉重,同时也助长了地方豪门的势力。
二、社会局势唐代晚期,社会的不稳定和混乱已经开始显现。
在这个时期,百姓们的生产力得不到有效的利用,土地和人口之间的比例失衡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很多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四处流浪,劫富济贫。
一些《新唐书》中的记述,例如“洞窟为家,食虫为生”,便可以看出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
唐朝晚期,长江流域地区的豪门势力日益强大,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也不断削弱。
这就导致一些地方官员与地方豪门勾结起来,相互利用,甚至有些地方官员便直接听从地方豪门的指示。
这些有权有势的人物滥用职权,剥削百姓,治理不力,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
总的来说,唐代晚期的政治经济转型和社会局势都是非常复杂的。
在这个时期,豪门利益集团的崛起和百姓的疾苦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唐朝后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政治的动荡和社会的分裂。
晚唐总结晚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唐朝最后一个繁盛的阶段。
在晚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对晚唐进行综合总结。
1. 政治晚唐政治呈现出一片动荡不安的局势。
武则天去世后,唐朝开始进入衰落阶段,政权混乱,朝廷失去了中央集权的能力。
唐宪宗、唐穆宗和唐敬宗相继登位,但都无法解决朝政问题。
安史之乱的爆发更是让唐朝政局雪上加霜。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割据现象严重,军阀割据成了常态,导致国家的分裂和衰败。
2. 经济晚唐时期,经济发展逐渐滞缓。
安史之乱对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许多地区的农田被毁,百姓流离失所。
此外,安史之乱后,朝廷实行了一系列行政措施来恢复经济,如重修黄河、运河建设、增加市场贸易等。
但由于政局不稳定,这些措施效果不佳,加剧了经济困局。
同时,晚唐时期也出现了土地兼并、豪强割据等问题,使社会阶层分化日益严重。
3. 文化尽管晚唐政治和经济出现了许多问题,但文化方面依然有一定的繁荣。
晚唐时期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文化人物,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
这些文人墨客以其卓越的才华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留下了大量不朽的作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佛教、道教的兴盛也为晚唐文化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在文治主导的晚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兴起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的繁荣。
此外,自晚唐中叶以来,诗词成为上层文人的重要交流手段,与政权的动荡不安形成鲜明的对比。
杜牧的诗“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生动地表现了当时文人的境遇和情感。
在晚唐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如《旧唐书》、《新唐书》等,这些史书对于了解晚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综上所述,晚唐时期是一个充满变革和矛盾的时期。
政治上的动荡和经济上的不景气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文化方面依然有一定的繁荣。
晚唐时期所留下的文化遗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析唐代“重商”思潮发展的原因狄以婵重农抑商思想又称“重本抑末”思想,是中国封建正统经济思想领域中起支配作用的政治经济思想,为历代王朝所奉行不替。
作为实现“重农”目的的主要手段,“抑商”思想在唐以前的封建各朝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一种主导政策而得到贯彻和执行。
到唐代仍把“抑商”作为国策。
而与此同时,在民众间,“重商”观念作为一种思潮却在“抑商”国策下逐渐发展起来。
两个对立面虽矛盾却能共存,本文试对这一问题作一初略探讨,以期充分认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
一、 唐代对“抑商”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唐初,残破不堪的社会局面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商品经济不太发达是显而易见的。
隋代经济的繁荣仅是昙花一现,接着便有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和群雄逐鹿十余年对商业不利的环境。
隋末农民大起义,主要由于徭役暴政,民不聊生,起而反抗,以求生路。
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谋伐高丽,课天下重税,富家买车马,破产者十之八九,平民服役,受害更甚。
八年春,大军集于涿郡,餽 运民夫百余万,千里劳顿,车牛一去不还,军民死亡过半。
又发鹿车夫60余万,路远粮费,官吏借端敲诈,死亡载道。
一般平民不能生存。
或自卖为奴婢,或逃亡山泽。
从此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大小约有120余处,历时13年,人数达数百万。
由此可以想见唐初社会经济的困顿。
统治者为恢复国家经济而采取了抑商政策,来达到重农的目的。
在唐以前的封建各朝中,“抑商”思想和政策是在西汉时期得到了全国规模的贯彻执行,打击富商大贾的轻重理论是这一时期“抑商”的主导思想。
而在唐代,统治者主要是付诸政治法权的力量,直接以政治手段限制商业活动。
首先,通过颁布各种法令和诏书的行式,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
为了恢复战乱后遭到破坏的经济,唐政府对于商贾所进行的商业活动,在时间、空间等方面都有严格的控制,商贾被称为“贼类”、“杂类”。
法律规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
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
”[1](《旧唐书·食货志》卷18)由此可以看出,唐初商人的地位很低。
唐朝中后期的政治腐败与衰落唐朝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王朝之一,它以其繁荣昌盛的经济、文化和军事力量而闻名于世。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唐朝逐渐陷入了一系列的政治腐败和衰落。
这些问题的出现导致了朝廷的削弱和社会的动荡,最终为唐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首先,唐朝政治腐败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官僚体制的弊端。
在唐朝的中后期,世家豪强逐渐垄断了朝廷的高官职位,形成了一种世袭制度。
这使得政府官员的选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身背景而非能力。
官员们追求利益最大化,往往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他们通过贿赂、敛财等方式滥用职权,导致了朝廷的腐败和政治动荡。
此外,唐朝官僚体系中的官僚化问题也加剧了政治腐败的现象。
官僚体系中过多的官员层级使得政策制定和执行变得低效且缺乏执行力。
官员们为了追求权力和地位,不断参与内斗,耗尽了朝廷的精力和资源。
这不仅导致了政府决策的迟滞,也削弱了朝廷对地方政权的控制,使得地方势力得以膨胀。
这些问题集中爆发在安史之乱期间,使得唐朝面临分裂和混乱的局面。
此外,挥霍奢侈的生活方式也是唐朝政治腐败的一个方面。
随着国家的繁荣和财富积累,朝廷和贵族们逐渐迷失了节俭和廉洁的原则。
他们奢侈地追求物质享受,浪费国家资源,导致财政极度紧张,百姓生活困苦。
这种挥霍的生活态度无疑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和对朝廷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动摇了唐朝的统治基础。
最后,唐朝中后期的政治腐败与衰落也与外部压力和军事冲突有关。
随着安禄山和史思明等叛乱势力的兴起,唐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政府内部的腐败和内乱使得唐朝无法有效应对外敌的侵略,使得国家的衰落更加不可避免。
安史之乱的爆发也使得唐朝社会陷入了战乱和动荡,国力逐渐衰退。
总而言之,唐朝中后期的政治腐败与衰落是一个复杂而多方面的问题。
官僚体制的弊端、官僚化、奢侈的生活方式以及外部压力等因素相互交织,最终导致了朝廷的削弱和社会的动荡。
唐朝的兴衰历程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教训,希望能引起我们对政治腐败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以避免历史的重演。
唐代的经济制度与商业文化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经济制度和商业文化也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历史发展。
在这个时期,唐朝的经济制度和商业文化因为政策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而产生了一些特点和变化。
一、唐代的经济制度唐代的经济制度主要以官方经济为主,但与此同步,民间经济的兴起也给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唐代采用的是“均输法”,也就是说政府向天下各地统一收购农作物,再根据当地情况卖出。
这种制度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唐代政府有计划的进行补贴和对外贸易,还设立了“交子”和“银钞”等传统货币。
在唐代的官方经济上,重要的作用是农业,这种农业主要是由国家的细作来管理。
不过,在唐代后期,王朝逐渐放宽了对农民的管理,这也加速了民间经济的发展。
唐代的手工业和商业也相对繁荣,特别是文化艺术和手工艺品等方面,都非常有特色。
二、唐代的商业文化商业文化是一种特定的文化范畴,具体体现在商业活动的场景内。
在唐代,商业文化得到不断提升和发展,逐渐弘扬。
唐代用贵金属通货,这也就使得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在唐代,德宗皇帝发起了“安西大都护府”,也就是在河西回疆建立一个集保卫边疆和港口贸易的城市,这对于唐代商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很大的作用。
另外,在唐代文化史上,诗歌和绘画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这也与唐代经济和商业的兴盛相应。
唐代的商业和文化都十分活跃,很多文化艺术品的传承和发展都与商业文化的繁荣有很大的关系。
总体上看,唐代经济制度和商业文化的发展,非常的灵活和多样。
唐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象征性时期,其经济制度和商业文化的变化也对看待历史乃至现代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唐代商业活动中出现的新因素在唐代兴旺的商业活动中出现有不少令人鼓舞的新因素。
其中重要者一是飞钱的出现,二是重商观念的扶摇直上。
它们是商业发展到唐代的必然产物(其中外商大规模入华是促成这个产物的积极因素),其反过来又促进唐代商业乃至于整个经济活动的进一步繁荣,特别是重商观念的勃兴。
“飞钱”的产生是与钱币的大量流通相关联的。
唐代通用货币是铸于武德四年(621年)的“开元通宝”。
其仿汉五铢钱,每十钱重一两。
起初由于经济贸易不频繁,更多是以绢帛代替货币,较少使用钱币。
进入开、天之世(713年―756年),商业步入隆盛时期,绢帛便基本退出历史舞台,钱币遂成为主要流通手段。
开、天时期44年,全国共开炉99处,每年铸钱三十二万七千贯;以后又有增加。
据统计,从天宝时期(742年―756年)至唐末,共铸“开元通宝”钱四百亿左右。
唐后期,随着商品流通的加快,大量、沉重的钱币在储藏及运送方面已成大问题。
于是专替商人与官僚保管钱、物的“柜坊”出现了,类似于今天汇票形式的“飞钱”(又称“便换”)出现了。
“飞钱”使在长安售出货物的外地商人无须携铜钱而归,只需在买方处取得货款文券为凭据,再回本地指定处合券提款。
这种简便的汇兑方式,主要在长安与商品经济同样发达的江淮(以扬州为中心)、成都之间及其他大城市间通行。
可惜这种新兴的汇兑制度和流通手段后来一再遭致朝廷的阻止。
如屡令“禁与商贾飞钱”、“茶商等公私便换现钱,并须禁断”[1];飞钱业务一律交户部使、盐铁使、度支使等三使进行,商人不得参与经营。
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官方利益。
至唐末,江淮一带一度被迫停用飞钱,从而对商业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伤害。
这说明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绝不可能一帆风顺。
而在环境甚为开明、宽松的唐代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相对严酷的时代了。
难怪后来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会那样缓慢和举步维艰!唐代商业活动中值得重视的是“官商互容、互动、互渗乃至互易现象”。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商人窦以五百钱为资本做生意,发家后用地产贿赂太尉李晟,请他帮助五六位商贾子弟进入仕途,所获官职乃“诸道膏腴之地重职”。
唐朝后期朝廷大臣之间的派系斗争牛李党争是唐朝末年宦官专权、唐朝腐败衰落的集中表现,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
唐太宗时期,统治集团内出现了一种浓厚的"民主"气氛和许多敢于直言极谏,专折廷争之臣。
武则天时期的高压政策,使这种"民主"制度一度受损,在皇族与戚族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官僚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化。
以张柬之为首的一派最终消灭了张易之、张昌宗一派。
姚崇、宋璟为首的集团掌握了朝政,使皇帝的权威又得到恢复,封建统治集团重新出现了团结局面,"民主"机制重新得以运行。
天宝年间,唐玄宗的进取精神减退,一味追求享乐,荒淫无度,又沉溺于道教与佛教之中,于是出现了李林甫一人"独裁"的局面。
李林甫执政晚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再度激化,随着一大批杰出的政治人物的被杀而使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地位大为削弱。
至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宰相时,唐玄宗权力衰落,一切政务都由杨国忠行使最高权力。
唐太宗时的"民主"遗风被进一步破坏。
"民主"的缺失,为牛李党争提供了政治前提。
唐朝繁荣的商品经济,培养了一批精于经营、善于理财之人。
因替平定安史之乱积极筹措了巨额军费而势力膨胀,中央官僚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已使行政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朝廷不得不把财政权分为政府职员和财政官衙两部分。
但财政官衙又继续闹独立,扩大自己权限,使政务不得不停顿下来。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使唐朝皇帝完全失去了对官僚的控制。
而以赚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商品经济渗透到政治斗争中,以各种方法和手段对付一切竞争对手。
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他们结党营私、行贿受贿、出卖人格和族望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为一个目的:争夺权势。
因此,唐太宗时的"民主"遗风的丧失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个人争权夺势的发展。
藩镇割据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是牛李党争的重要条件之一。
作者: 王林善
作者机构: 山西大学历史系 讲师
出版物刊名: 晋阳学刊
页码: 77-79页
主题词: 唐代后期;官商合流;唐代商人;官商关系;抑商政策;发展演变;历史条件;新变化;具体分析;研究探讨
摘要: <正>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一个过渡时期.唐代后期,官商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表现为一种“官商合流”的趋势.遗憾的是,多年来,学术界“抑商政策论”盛行,封建时代的官商关系,一概被“抑商、贱商、排商”所函盖,忽视了对于不同历史条件下官商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分析.但是,“官商合流”揭示了唐代后期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本文试就此问题作一研究探讨. 一、士商两个阶层的相互渗透唐代统治者强调“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与下人争利”但是在现实中,这一界线却在被日益打破,士商之间的渗透,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作者: 王灵善
出版物刊名: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27-30页
主题词: 唐代商人;唐代后期;政治地位;官商;唐后期;封建官府;社会阶层;科举;唐文宗;节度使
摘要: 本文从唐代商人入仕与唐代后期官商阶层两个角度,对唐代商人的政治地位作了深入的分析。
第一部分指出,唐代商人入仕途径广,人数多,促使唐政府事实上放弃了“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的禁令。
同时论证了商人入仕的局限性,强调对唐代商人入仕的社会影响不能估价过高;第二部分对唐后期官商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进行了分析,指出官商在经济上与政府的合作性、政治上对封建官府的依附性。
浅析唐代“重商”思潮发展的原因狄以婵重农抑商思想又称“重本抑末”思想,是中国封建正统经济思想领域中起支配作用的政治经济思想,为历代王朝所奉行不替。
作为实现“重农”目的的主要手段,“抑商”思想在唐以前的封建各朝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一种主导政策而得到贯彻和执行。
到唐代仍把“抑商”作为国策。
而与此同时,在民众间,“重商”观念作为一种思潮却在“抑商”国策下逐渐发展起来。
两个对立面虽矛盾却能共存,本文试对这一问题作一初略探讨,以期充分认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
一、 唐代对“抑商”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唐初,残破不堪的社会局面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商品经济不太发达是显而易见的。
隋代经济的繁荣仅是昙花一现,接着便有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和群雄逐鹿十余年对商业不利的环境。
隋末农民大起义,主要由于徭役暴政,民不聊生,起而反抗,以求生路。
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谋伐高丽,课天下重税,富家买车马,破产者十之八九,平民服役,受害更甚。
八年春,大军集于涿郡,餽 运民夫百余万,千里劳顿,车牛一去不还,军民死亡过半。
又发鹿车夫60余万,路远粮费,官吏借端敲诈,死亡载道。
一般平民不能生存。
或自卖为奴婢,或逃亡山泽。
从此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大小约有120余处,历时13年,人数达数百万。
由此可以想见唐初社会经济的困顿。
统治者为恢复国家经济而采取了抑商政策,来达到重农的目的。
在唐以前的封建各朝中,“抑商”思想和政策是在西汉时期得到了全国规模的贯彻执行,打击富商大贾的轻重理论是这一时期“抑商”的主导思想。
而在唐代,统治者主要是付诸政治法权的力量,直接以政治手段限制商业活动。
首先,通过颁布各种法令和诏书的行式,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
为了恢复战乱后遭到破坏的经济,唐政府对于商贾所进行的商业活动,在时间、空间等方面都有严格的控制,商贾被称为“贼类”、“杂类”。
法律规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
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
”[1](《旧唐书·食货志》卷18)由此可以看出,唐初商人的地位很低。
陶澍票盐制改革的突破之处及其影响新探摘要:盐课作为中国历代政权的重要收入,历朝政府对盐政都予以极大的关注,以获取稳定的财政收益。
而清代道光年间的盐政,在两江总督陶澍的主持下,实现了由纲盐制向票盐制的历史转变,我国盐政也由封建性质的官营盐业向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营盐业的过渡,并为中国近代的盐政改革所承袭。
本文即从陶澍在票盐改革中相对于历代盐政改革的几大突破入手,探究其对中国近代盐政及近代化进程的影响。
关键词:陶澍盐政票盐制一票盐制推行的历史背景食盐作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其生产运销被多数政权置于严密的政治监管下。
从春秋时期管仲“兴鱼盐之利”以来,盐课的巨大收益就为历代政府所看重。
其间经历了汉代桓宽改革盐政,唐代刘晏的盐法改革后,逐渐形成了国家对食盐运销的严密管制。
盐政后经宋元时代的发展,划地行盐,总商垄断的食盐运销体制逐步完善。
明承宋制,实行“开中法”,1618年,袁世振创立纲盐法,清代大体承袭明制,“清之盐法,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1]在进一步损益的后,形成了以官督商销为主的纲商引岸制度,即陶澍盐政改革前的纲盐法。
至清嘉道年间,纲盐法日益败坏,浮费日增,官盐滞销,私贩猖獗,作为清政府盐业重地的两淮地区尤为严重,“淮南尚可支撑,而淮北已全面崩盘,除改革外,别无起死回生之法。
”[2]在这种情况下,身为两江总督的陶澍对两淮盐政尤其是淮北盐政进行了全面改革。
“时人陈文述则将他和历史上著名的理财家桓宽、刘晏并题。
”[3]其盐政改革的意义和影响可见一斑。
二陶澍票盐制改革及其历史突破陶澍作为晚清四大幕府之一,在1830-1839年担任两江总督(辖今安徽、江苏、江西等地),其改革涉及漕运、盐政、水利、货币等诸多重要领域,虽处于鸦片战争以前,但对鸦片政治以后的改革和近代化进程均产生了积极影响。
他在漕运方面以商代官,以海代河;水利兴修突破常规,颇有成效;货币改革主张银本位制,铸造银币;其中尤以盐政改革中的票盐制代替纲盐制最具开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