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中的身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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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华裔文学文化身份的差异性作者:黄丝周文革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10期摘要:紧随时代发展需要,华裔文学研究领域对文化身份的探讨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姿态。
差异性可视为促成美国华裔文学中文化身份构建的基础元素之一,探究华裔文学中体现的文化身份差异性,既能有效加强读者对中美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又能通过中美文化间的文化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提高大众跨文化交际的意识。
关键词:华裔文学;文化身份;差异性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10-0094-04随着美国华裔文学研究领域的日益深入,许多学者紧跟全球化趋势下多元文化迅速发展的步伐,从不同的视角对华裔文学中的文化身份进行解析。
因此,有关华裔文学中的文化身份研究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源源不断地涌现在读者的视野当中。
一些美国华裔文学中文化身份的差异性进行了系统性的论述。
管建明就对美国华裔文学文化身份的认同及其危机等进行过讨论,表现出华裔作家在错综复杂的跨文化交际的语境中谋求对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共同追求[1]。
梁艳从后殖民主义、本民族文化及主流文化三个不同的层面对华裔文学与非华裔文学中文化身份构建进行相对的比较,同时又通过强调两种文化之间相互兼容的重要性来突显文化身份地建立[2]。
徐颖果则从文化政治化的角度出发,对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的族裔文化身份进行一定的思考与探索[3]。
在多元文化背景的诸多关照下,美国华裔文学中文化身份的差异性研究,不仅能体现华裔作家在文化冲突的矛盾中对自身作品里隐含的文化身份有更理性的认识,还能将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基础加以巩固。
一、文化身份的界定著名学者理查德·汉德勒(Richard Handler)指出:“20世纪中叶,在美国众多的社会科学领域中,身份已经在众多学术、文化研究领域成为炙手可热的架构。
”论起身份,其范畴既可小到个人,又可大至整个民族,而国家的身份则对某群体或民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后殖民主义视域下少数族裔文化身份的迷失与重构——以《典仪》和《北迁季》为例于美娜;冷慧【摘要】文化冲突及其对民族文化身份的影响是后殖民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主题.对《典仪》和《北迁季》的文本解读,不仅客观地揭示了印第安和阿拉伯少数族裔的历史、文化及生存状况,展示了世界少数族裔构建自身文化身份的艰辛历程和策略,更突显了种族及殖民关系下的文化身份迷失与重建并非只属于某一个民族,而是整个人类需要面对的重大议题,这对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族裔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期刊名称】《北京社会科学》【年(卷),期】2015(000)004【总页数】7页(P15-21)【关键词】后殖民主义;少数族裔;身份迷失;身份重构【作者】于美娜;冷慧【作者单位】大连医科大学外语教研部,大连116044;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大连11602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04;I106.4一、引言《典仪》(Ceremony,1977)是“印第安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军人物——莱斯利·马蒙·西尔科 (Lesilie Marmon Silko,1948-)的代表作。
作为印第安拉古纳人和美洲白人的混血儿,拉古纳部落的环境和传统不仅是西尔科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她文学作品的主要文化背景。
直面白人主流社会的独特生活经历不仅为她的写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更使她能够站在两种文化交融的边缘,不断建构自己作为美国印第安人的独特双重身份。
在写给詹姆斯·怀特 (James Wright)的信中,西尔科说:“创作《典仪》时,远离家乡拉古纳的恐惧感几乎要将我吞噬,我不得不用写作来为自己重现拉古纳。
”[1](P57)遵循印第安传统和价值取向,将独特的拉古纳思想和英语逻辑思维相互交杂渗透,西尔科试图通过《典仪》向我们提供一种异质文化接触和交流的典范模式。
《典仪》中拉古纳部落青年塔尤在接触了白人文化、参加了白人战争后迷失了自我,患上了战争综合症,白人医生无法医治,塔尤只有在回归部落文化的过程中才寻找到了自我,治愈了精神创伤,重构大地之子、部落之子的文化身份。
美国华裔文学中的社会性别身份建构一、概述美国华裔文学,作为跨文化和跨族裔的文学现象,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多元的身份认同使得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在描绘社会性别身份时呈现出复杂而多元的面貌。
社会性别身份不仅是个体在社会中获得的性别角色和身份认同,也是个体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对性别角色的理解和塑造。
在美国华裔文学中,社会性别身份的建构往往与华裔移民在美国社会的历史遭遇、文化冲突、种族歧视以及性别歧视等社会现实紧密相连。
本文旨在探讨美国华裔文学中社会性别身份的建构过程,分析华裔作家如何通过文学作品塑造和传达自身和族裔的性别身份认同,揭示华裔文学在跨文化语境下对社会性别身份的多元解读和重塑。
通过深入研究美国华裔文学中的社会性别身份建构,我们不仅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华裔作家的创作意图和文学价值,也可以更全面地认识美国社会中的种族和性别问题,为多元文化和性别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1. 美国华裔文学概述美国华裔文学,作为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起源于19世纪末,它的发展历程与华裔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变迁紧密相连。
初期,美国华裔文学多以传记形式出现,内容主要集中在文化冲突和种族歧视的议题上,特别是华裔在美国的奋斗历程和成功故事。
为了帮助美国读者理解华人文化,这一时期的作品往往生硬地插入大量关于中国文化的常识性介绍。
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社会对待移民的主流态度是促成其美国化。
在这一背景下,华裔美国文学大力歌颂美国梦,强调成功的、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的美国华裔形象。
代表性的作家如刘裔昌和黄玉雪,他们的作品都体现了对美国梦的颂扬。
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出现了反正统文化运动,包括女权主义运动和民权运动。
华裔文学在这一阶段开始展现文化认同的美国化,反对正统文化,提倡少数族裔的权利和女权主义。
作家如赵健秀、汤亭亭和谭恩美等人,尽管他们表面上有所不同甚至相互批评,但都属于反正统文化的不同分支。
美国少数族裔文学-论文答辩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美国少数族裔文学是指由非百种少数族裔作家用英语创作的,以小说和诗歌为主的文学形式。
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作品主要以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为主题,展现美国主流文化为背景的社会中少数民族集体的自我意识和文化身份,与反映主流文化的美国主流文学有许多不同之处。
少数族裔作家从各种不同角度的生活体验为视角,表达了在由欧美血统的白种人主宰的社会中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主题。
这些作家用文学的形式寻求着少数族裔集体的文化身份和生命的意义,同时也向社会抒发了他们的不满和愤慨。
身份研究身份研究是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身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些身份比如主体的族裔性、性别等是与生俱来的,无法选择的、单一的;有些身份是后天建构的、多重的,可以选择的。
当今的主体置身于多重而差异的世界中,因为不同的关系、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归属等都可能赋予他/她一种潜在的身份。
身份问题的研究既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自我认知的角度,更是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中极其重要的方法和路径。
托尼莫里森托妮·莫里森是当代美国文学界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她曾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迄今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美国黑人女作家。
主要作品: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宠儿,爵士乐,乐园,爱,仁慈。
莫里森的创作始终从美国黑人的历史和现实生活取材,表现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成长过程,探索他们的精神世界。
莫里森:“我热爱我的人民,我首先是作为一个黑人,一名黑人女性在写作。
”莫里森:“小说中的人物不愿回忆,我不愿回忆,黑人不愿回忆,白人不愿回忆,我是说,这是全民族的记忆缺失症”。
莫里森所说的“记忆缺失症”,既指向黑人群体,从另一层意义上,也指向美国这个国家。
治疗记忆缺失症的方法就是借助记忆,即“重现历史”的方法。
虽是对历史的重现,但目的却是治愈历史创伤,从历史中走出,面向未来。
“黑人女性主义”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1973 年8 月15 日纽约的出版大会上。
《女勇士》中的华裔女性身份建构问题研究作者:于波于坤来源:《现代交际》2016年第20期[摘要]身份问题一直是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
本文通过对《女勇士》中五位不同类型的华裔女性从对自我身份的迷茫到建构过程的分析,探讨女性只有通过话语权的建立,才能实现“他者”到“自我”的转变。
[关键词]华裔女性身份建构主体意识话语权[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0-0102-02身份认同(Identity)是研究西方文化时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重要而又比较复杂的概念,是文化主体对自我身份以及族群身份的一种认识和阐述,受到国别、性别、籍贯、文化、教育、宗教、阶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作品人物对自我身份和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是绝大多数的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作品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
[1]《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是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于1976年发表的自传体小说,荣获“全美图书评论界奖”[2]、安士菲尔德·伍尔夫种族关系奖等多项大奖,它的出版标志着华裔文学挺进了美国主流文化,因而对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及深远的影响。
它被赞誉为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划时代的巨著,是美国大学生需要阅读的华裔文学书单。
该小说成为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不可多得的研究素材[3],并一度成为民族问题研究、亚美关系问题研究、女性问题研究、后现代研究的热门。
《女勇士》讲述了身处性别和种族双重“他者”地位的美国华裔女性在探究她们自己的性别身份和族裔身份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境地,处在种族和性别双重边缘地位的美国华裔女性同时受到本族封建男权和外族种族歧视的双重压迫,她们在追寻自己的族裔身份和性别身份的过程中举步维艰。
她们对自我身份的追寻与建构,诠释了美国华裔女性自我身份认知的过程。
一、女性自我身份建构的基础——女性主体意识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主体对自己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
文学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探讨身份认同是一个复杂的主题,在文学中反映得尤为明显。
文学作品常常通过描写主人公的身份困惑和追求来探讨人类的内在矛盾和社会现实的复杂性。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文学中的身份认同问题,并分析其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
首先,文学中的身份认同问题经常是个体与环境的冲突。
作家通常通过描绘主人公困惑的内心世界和与外界的冲突来表达这一点。
例如,《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在荒岛上的生活使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认同。
孤岛上的自由和独立让他思考人类社会对个体的束缚和压力。
这种身份冲突的描写使读者对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有所思考,并鼓励他们追求真正的自我。
其次,文学作品中的身份认同问题也可以与历史和文化联系起来。
历史和文化背景对于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影响深远。
例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红楼梦》通过描写荣府的起起落落,展现了封建社会的压力和制约对个体身份认同的影响。
宝玉作为一个曾经受宠的公子哥儿,最终认识到了他在封建家族中的身份与自己真正的内在追求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典型的身份认同的故事。
此外,在现代文学中,身份认同问题也与性别、种族、宗教等因素相关。
女性文学作品通常探讨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追求。
例如,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中的斯嘉丽·奥哈拉被迫面对战争和社会转型的困境,同时努力维护自己的独立和尊严。
她不断反抗传统的女性角色,展现了女性在身份认同问题上的探索和成长。
最后,身份认同的问题还与个人的成长和自我认知紧密相连。
许多文学作品通过描述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展现了身份认同的变化和发展。
例如,《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考尔菲尔德对社会的不满和自我的追求使他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自己的身份认同。
这种个人成长对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深远的影响。
总的来说,文学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主题,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广泛的探讨。
这个问题既与个体与环境,历史文化,性别种族等因素有关,也与个人成长和自我认知息息相关。
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由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是近年来文艺学研究领域的走向,而身份与认同是文化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汉语语境里,需要对“身份”、“认同”和“同一性”几个词语的内涵做出明确界定。研究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到产生它们的不同语境,以及与各种不同语境相联系的具体复杂的问题。身份研究和认同研究的特点决定了它们具有鲜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与立场。三、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文化研究中,人们关注的重点往往会集中于不同人群在特定社会中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简单地说,人们试图在理论上追问自己在社会和文化上是“谁”(身份),以及如何和为什么要追问“谁”(寻求“认同”)的问题。就确认人们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而言,在理论上大体有民族(nation)、族群(ethnicity)、种族(race)、阶级(class)、性别(gender)、宗教(religion)、职业(profession)、语言(language)等依据或尺度。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必定会涉及到特定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国家、意识形态、殖民和殖民地、文化和亚文化、通俗艺术等复杂的领域,加之研究者自身在理论上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必定会影响到他们如何看待上述复杂的问题。很明显的是,当代文化研究对身份问题和认同问题的关注,往往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倾向;而政治维度和意识形态维度,确实也是文化研究意图的一个指向,正如英国学者亚当·库珀在《文化,差异,身份》一文中所说:“文化身份与文化政治学密不可分。”[8](P379)因此,身份问题和认同问题研究,始终都无法回避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例如,女性主义和有色人种的身份问题研究,通常都与压迫、阶级、权力、解放等问题有关,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和倾向性,与一般的纯理论研究很不相同。按照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一文中的看法,我们或者可以把“文化身份”界定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它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为我们提供了变幻的历史经验之下稳定不变和具有连续性的意义框架。[9](P209-211)按这种界定,文化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这种“隐藏着的”文化身份以及“隐蔽的历史”。对“文化身份”的第二种理解更加强调“真正的现在”(与“真正的过去”相比)在塑造文化身份中的作用,认为文化身份既是一种“存在”,又是一种“变化”,它在连续性中有着差异,而在差异中又伴随着连续性持续的存在。这种看法实际上强调的是从现实状况出发去理解“文化身份”,而“过去”始终都是一种“想象”,它无法确保我们正确地定位“真正的现在”。有关身份与认同的最有争议、最重要的问题确实是:人们的社会身份或文化身份到底是固定不变的、普遍的、本质论的,还是在实际的社会历史过程中被人为地建构起来的,并且是为了某些特定目的和利益(政治的、民族的、意识形态的利益等)而人为地建构起来的。今天,大多数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都赞同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是流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不断变迁的观点。例如,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欧洲小说中“想象的地理和历史”(例如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们讲述的故事)有助于“通过把附近和遥远地区之间的差异加以戏剧化而强化对自身的感觉”[10](P1),“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10](P25)。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则提出了“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认为“想象的共同体”构成了我们对身份、家园之想象的必要组成部分。[11](P223)克里斯蒂娃详细研究过语言在塑造民族身份中所起的作用,认为对语言之意义的意识,必定存在着一个明确的言说主体,而言说主体又受到立场的支配,因而言说活动(意指活动)总与相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及其危机有关。[12](P326-345)霍尔则认为:“……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做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9](P208)可见,把身份看成是流动的、建构的和不断形成的,重视差异、杂交、迁移和流离,挑战和解构本质论的、普遍化的身份观,已经成了当代文化研究的主潮。与身份和认同研究有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我”(“自我”,“我们”,“主体”)与“他”(“他者”,“他们”,“客体”)的关系问题。文化身份的建构,始终都与建构者(作为叙述者的“我”)和被建构者(被叙述的“他”)密切相关。在后现代的语境里,关注“我”与“他”的问题,通常都是在一种二元对立的框架中去展开讨论的,如男人与女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黑人与白人,等等。因此,身份与认同问题往往成为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一些后现代的文化研究者通过追溯“我”与“他”的关系,实际上是试图通过文化研究来进行社会批判、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并通过批判去颠覆和解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某些既定的理论、陈规与偏见。例如,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里提出了一种类似于音乐中的“对位法”的“对位研究”的方式,认为“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我们正在讨论的文化属性之构成不是由于它的本质特性……而是要把它作为一个有对位形式的整体。因为,没有对立面和负面的属性是不能存在的:就像野蛮人之于希腊人;非洲人、东方人之于欧洲人,等等。反之亦然。”[3](P69)萨义德非常强调把这种对位性的二元关系作为研究的“大框架体系”,必须在其中去考察殖民与被殖民、“我”与“他”的相互建构、相互塑造的关系。霍米·芭芭在研究“他者”问题时提出,“在他性的意识形态建构中,殖民话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对‘固定性’概念的依赖。”[13](P319)“为了理解殖民权力的生产力,必须建构起它的‘真理’王国,而不是使它的表现服从于一种规范化的判断。只有这样,才可能理解殖民话语客体‘生产性的’矛盾心理,即‘他性’:既是一种欲望的客体,又是一种被贬低的客体,是在对起源和身份的幻想限度内对差异的一种表达。”[13](P320)可见,强调二元而非一元,强调形成而非本质,强调变化着的参照系而非固定不变的陈规,已经成了当今身份与认同问题研究的主导趋势。在这些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之中,经常成为其讨论的核心问题的是“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者说,这类批判始终是围绕着“权力”与“话语”这样一个中心展开的。[参考文献][1]廖炳惠.关键词200[M].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2]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分析[J].赵国新译.外国文学,2000,(5).[3]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4]Andrew Edgar and Peter Sedgwick eds., Key Concepts in Cultural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5]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M].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2.[6]苏德西·米什拉.流散者批评[A].阎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7]托尼·贝内特.走向文化研究的语用学[A].陶东风.文化研究精粹读本[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8]王晓路.当代西方文化批评读本[C].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9]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A].罗刚、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0]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前言[M].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11]罗刚、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2]克里斯蒂娃.从同一性到他者[A].阎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3]霍米·芭芭.他者问题:陈规与殖民话语[A].阎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华裔美国文学_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论文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论文篇1浅析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故国想象流变在美国华裔文学中,故国想象作为一个文化镜像不断地被建构、解构和重构。
故国想象的流变史不仅折射了美国华裔作家构建想象的共同体和民族集体意识的尝试,也折射了美国华裔群体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身份认同焦虑和文化价值取向。
本文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置身于全球化和历时性语境中,从具象写实、诗性想象、抵抗叙事和反省叙事几个方面分析了华裔作品中故国想象在叙述视角上经历的流变。
与此同时,美国华裔作品中的故国想象的文化动因也由最初的精神慰藉和集体记忆,逐渐演变为一种诗性的文化反省和身份的叙事构建。
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故国想象;流变史;叙述视角;文化动因美国华裔文学源于19世纪中早期,是指华裔作家以美国华裔人的独特视角书写的叙事结构。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华裔文学逐渐在众多族裔文学中脱颖而出,其研究也日渐成为显学,呈现出多维的理论形态。
不少学者对其丰富性和复杂性进行了多角度探索,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语用文体学,语义学等角度,分析了文化语境,叙述方式,文化认同等侧面。
国内学者李贵苍指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经历了“生民视角”、“民族视角”和“离散视角”的变化。
①而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则更多地将其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和历时性时空,来思索华裔文学中的中国移民话语以及中国文化在华裔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一)故国想象的源起:夹缝中挣扎的具象写实1.《英汉习语全书》的恳请和宽容:“如果将唐人街看作美国华裔人生根繁衍的原点,那么华裔文学的起点应该是最早一批金山客留下的英文文字。
”④陈耀光等人编撰的华裔和日裔文学《大唉咦》把美国华裔文学的源头定为王山(wangam)编写的《英汉习语全书》。
该书收录了华人常用的中英对照语,给初到美国的华工提供语言交流的帮助。
《英汉习语全书》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作品,但作为最原始文本,书中大量的自我防卫和保护的信息,凸显了丰富的情感和生动的形象,折射了语言学习者与生存环境的恶劣关系,使其极具文学的特质与功能。
论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中的身份问题摘要:身份研究是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身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些身份比如主体的族裔性、性别等是与生俱来的,无法选择的、单一的;有些身份是后天建构的、多重的,可以选择的。
当今的主体置身于多重而差异的世界中,因为不同的关系、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归属等都可能赋予他/她一种潜在的身份。
身份问题的研究既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自我认知的角度,更是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中极其重要的方法和路径。
关键词:少数族裔文学;身份问题;多重性众所周知,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黑人文学的繁荣和兴旺,也就是所谓的“第二次美国黑人文艺复兴”,使美国文学史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一些著名的文学协会开始关注少数族裔文学,如“美国研究协会”多次召开会议专题讨论美国文化多元化与少数族裔文学。
1972年还成立了“美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从1978年起举办年会、出版期刊,积极地向研究者推介少数族裔作家及作品。
20世纪90年代初《批评探索》这一跨学科的学术理论刊物相继发表了“认同的政治”系列论文,后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约请kwame anthony appiah(凯姆·安瑟尼·阿皮亚)和henry louis gates(亨利·路易斯·盖茨)将论文编辑出版,题名就叫《身份认同》(identities)。
其中有一个突出的核心观点——身份已经裂变成了多重指向,不再是单一的。
在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中,美国华裔文学和美国黑人文学最为引人瞩目。
此外,犹太文学、非裔文学、墨西哥裔文学、印第安文学等在美国文学史上都有值得关注的表现。
到世纪之交,少数族裔文学批评已经在美国成为一支重要力量,甚至已进入主流大学课程之列。
而在世界文学领域里少数族裔文学的创作实绩也令人惊喜,最为有力的一个证明是新世纪以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及作品多有少数族裔或者“离散”的背景,譬如200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维·苏·奈保尔、200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菲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史上第一位土耳其籍诺贝尔奖得主)、20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20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等等。
“跨越性是比较文学得以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个突出特质”,少数族裔文学具有鲜明而突出的跨越性,在全球化多元文化语境的今天,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关注少数族裔文学就有着学理上的合法性和实践上的必要性。
虽然在中国,2003年11月在成都举行了由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主办、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的“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专题研讨会,此后,国内少数族裔文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少数族裔文学创作和国外研究前沿相比,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
在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中我们可以从身份或身份认同这一视角切入,来认识作者、解读文本,以便使文本中遮蔽已久的历史、扭曲的种族经历、各种离散身份和边缘身份、喑哑的少数声音等等揭开遮蔽的面纱,使之去蔽,回归本真。
开始于20世纪中期的民权运动促进了西方世界中边缘性别和少数族裔的觉醒,继而开始了大规模的身份认同运动,也从此开始了从社会层面到知识话语领域对身份的探讨和认识。
而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反本质诉求则又进一步推动了身份研究。
“身份”是英文identity的汉语翻译。
其实,英文identity在我们汉语语境中有多种译法,最主要的有“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同一”、“同一性”等等。
我们认为,“身份”更侧重的是差异性,“认同”则更突出的是同一性。
身份/身份认同研究已经超越了学科界限,“身份”(identity)一词已经成为当今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的关键词之一。
它在少数族裔文学研究和批评中更是成了一个新近的高频词、重要的关键词。
英国伦敦大学文化研究学者保罗·吉尔特(paul giltoy)就明确指出:“作为一个概念,‘身份’已被置于一系列急迫的理论论争和政治问题的核心地位。
”随着人们对身份探讨的深入,我们看到身份与文化、身份与宗教、身份与种族、身份与性别、身份与语言等成为了近些年学界少数族裔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主要对象。
但是,近些年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中对身份的关注最重要、最突出的则是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
其实,身份或身份认同是丰富多样和极其复杂的,所以,我们才认为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中的身份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厘清和探讨。
身份或身份认同并不是天生不可更改的。
身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有的身份是自然天成的、比较单一的,有的身份则是后天建构的,且具有可选择性。
首先,任何主体的族裔性、性别是无法选择的、与生俱来的、单一性的。
任何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从他/她降生之日起,其性别就是明确确定了的,要么是男性,要么是女性,性别是单一的,而且也是无法选择的。
同样,他/她的族裔性也因为其父母的族裔性而先在地决定了,他/她作为生命个体是无法选择父母的,与此相应的是其族裔性因父母的族裔性而无法选择。
此外,每一个主体还有很多身份却是后天人为建构的,主体身份往往是多重的,而且有些身份是可以选择的。
身份或身份认同是主体在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之关系中对自己的关系归属、本质特征和生命意义的确认、赞同和接受。
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指出:“建立在对人的这样一种理解基础之上,即人是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统一个体,他被赋予理性、意识和行动能力,其中心由一个内在核心构成……自我的根本中心是人的身份认同。
”斯图亚特·霍尔指出了人之成为一个统一体,其根本核心就在于自我的身份认同。
被称为20世纪法国沦陷“黑暗时期的三女哲”之一的西蒙娜·薇依则说,“扎根也许是人类灵魂最重要也是最为人所忽视的一项需求。
这是最难定义的事物之一。
一个人通过真实、活跃且自然地参与某一集体的生存而拥有一个根,这集体活生生保守着一些过去的宝藏和对未来的预感……每个人都需要拥有多重的根”。
西蒙娜·薇依所说的“扎根”、“根”,其实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主体在与他人、与集体的关系中所寻找和确立的归属和身份确认。
但是,置身于大干世界的主体的身份也具有多重性和多样性,因此可以说身份是一个复合体。
在丰富多样、变化不居的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实际拥有着多重身份,除了性别身份、族裔身份、公民身份外,还有诸如籍贯、出生地、居住地、宗教信仰、经济、文化、阶级、教育、职业、语言、科学、道德、政治立场等等。
我们有太多可以同时归属的类别,每个人同时属于许多个群体,其中任何一个群体和一种归属都会赋予他/她一种具体的身份。
对此,斯图亚特·霍尔就曾经精辟地指出:“身份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透明或毫无问题。
也许,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做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做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
”斯图亚特·霍尔在此明确地论述了主体身份的复杂性、生产性、建构性。
例如,我们熟知的罗庆春在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网站上是如此介绍的:“罗庆春,彝族,四川冕宁县人,彝名阿库乌雾,彝学学院院长,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点领衔导师,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成都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理事长,四川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客座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荣誉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罗庆春先后于2005年、2008年、2009年应邀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俄勒冈州立大学等十余所大学访问讲学,多次应邀参加国内外诗会并朗诵母语诗歌。
先后出版彝、汉双语诗集:《冬天的河流》(彝文,彝族文学史上第一部母语现代诗集)、《走出巫界》、《虎迹》(彝文,彝族文学史上第一部母语现代散文诗集)、《tigertraces》(彝英对照,彝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彝英对照版诗集)、《阿库乌雾诗歌选》、《密西西比河的倾诉》、《神巫的祝咒——阿库乌雾人类学散文集》、《混血时代》等。
”在这段简洁的介绍性文字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罗庆春身份的多重性、建构性——从族裔的视角,他的身份是彝族人;从性别的视角,他的身份是男性;从籍贯的视角,他的身份是中国四川冕宁县人;从行政职务的视角,他的身份是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院长;从职称的视角,他的身份是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点领衔导师;从社会兼职的视角,他的身份是成都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四川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从学术兼职的视角,他的身份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理事长、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客座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荣誉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兼职教授和硕士研究生导师。
此外,他还是著名的彝汉双语诗人,等等。
其身份的多重性、复杂性、建构性、选择性,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
而且,我们有理由推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自身的努力、社会的发展,几年后罗庆春的介绍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变化,也就是说他的身份会表现出变化发展性、人为建构性。
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主体身份往往确实是多重的、变化的、建构的。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个体都有多种社会关系,都是多种不同群体的成员,都具有多重归属,而每一种归属、每一种关系和每一个群体都会给他/她提供一种潜在的身份。
对此,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中指出:”文化身份是‘变成的’,它既属于未来,也属于过去。
它不是一个既定的事物,而是渗透着区域性、时间性以及历史与文化。
不同的文化身份是一定的历史背景所形成的。
但它们与所有具有历史性的东西一样,总是经历着一定的发展变化。
它们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本质化的过去之中,总是由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作用而不断的变化。
它们不是依靠过去的发现,或等待被发现,以及一旦被发现,就会保证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处于一种永恒状态。
身份是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被给定的,它们涉及到我们被设置的地位和在过去的叙述中所确定的地位。
”虽然,斯图亚特·霍尔在此论述的主要是文化身份的不确定性、建构性,但我们可从中看出又岂止文化身份是如此,主体的多重身份何尝不是后天建构的、变化发展的。
对此爱德华·w·萨义德也认为“人类身份不是自然形成的,稳定不变的,而是人为建构的,有时甚至是凭空生造的”。
萨义德也明确地指出了主体身份是变化发展、人为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