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选举中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制度思考

2019年02月（上）法制博览探索争鸣直接选举中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制度思考王晓儒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河北保定071000摘要：直接选举中，由于被选举人与选民之间存在的“隔阂”状态，导致双方常常处于互不相识的状态，代表候选人无法充分代表选民的意志，从而降低了选民参加选举工作的积极性，因此完善并逐步构建我国特有的直接选举中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完善见面制度，应当寻求一种建立在我国现有选举法基础上的制度，其既要有别于国外竞选制度，也要满足我国现有国情的民主需求，构建适应我国特有的直接选举见面制度，从而使得制度既能保障代表候选人与选民的见面意愿，又能服务于我国民主工作的实践。

关键词：直接选举；代表候选人；见面制度；介绍制度中图分类号：D6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9）04－0024－03作者简介：王晓儒（1993－），男，汉族，河北沧州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

2016年11月16日是北京市新一届区、乡镇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日。

在石景山区八角北里社区居委会，4名区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向选民介绍本人基本情况，对当选后如何履职进行陈述，并对于选民提出的问题做出回答。

这种见面会使得选民可以直接接触代表候选人，极大地保障了选举工作的民主性。

而现有的这种见面会并不是自然使然的，将见面会变成了现实，得益于2010年对选举法的第五次修改，这次的修改对于当时出现的代表候选人与选民互不相认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在很大的程度上保障了双方意见的充分交流，在取得现有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在现实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一、现有直接选举工作中面临的问题（一）选民厌选情绪在选举工作中，经常出现废票或弃权的现象，部分选民不参加投票活动，有时会为了经济利益出卖自己的选票，有的选民随意填上相识人的名字，有的直接按照名单上名字的好感度填写选票，并且在一些选区存在着按照领导指示投票的现象。

归而总之，选民逐渐显现出对于选举的冷漠，将选举活动当做一种坊间谈资，而这种厌选情绪极大干扰了选举工作，也阻隔了选民意愿自下而上的有效传达。

这种障碍导致双方成为选举工作中“最熟悉的陌生人”，选民只闻其名而不知其人，代表候选人更是成为“一个人的代表”。

从选民角度来看，虽然在直接选举中划定了不同的选区，以方便选民熟知被选举人，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现代城镇社会已经发展成陌生人社会，同一选区人们大多互不相识，再加上选举委员会大多只是张贴代表候选人的名单，选民只能在仅知道对方名字，对其他情况无从知悉的情况下投出选票。

而开展见面会活动，向候选人发表意见建议，更是一场泡影。

一方面部分选区并不会组织代表候选人进行自我介绍或开展见面会活动，而一方面，即使选举委员会举行见面会活动，也对参会选民的身份和名额有各种要求，致使大部分选民的知情权并不能得到保障。

从选举委员会和代表候选人的角度来看，选举委员存在着将选举工作形式化、表面化的倾向，不尊重选民的知情权，将选民表达意愿当做儿戏，将服务的对象仅指向党政机关和有关组织。

此外，代表候选人多为政党、人民团体等推选出来的，更不会重视选民对其评价。

即使是选民推选出的代表候选人，也因现有体制的桎梏，不能倾听到民众的意愿。

正是由于上述的各种缺陷，导致选举工作更像是一场形式任务，代表候选人和选民互不相识，选民看不到代表候选人表达自己意志的可能性，便对选举工作失去了兴致，而选举委员会看到选民意志消沉更加不予重视，选举工作便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成为不必要的程序。

（二）见面制度不完善《选举法》第33条规定，见面会的主持属于选举委员会，并且见面会的启动条件为选民申请。

这里存在着四个问题：第一，选民针对候选人的信息，存在着信息获取渠道狭窄和信息内容单一的问题。

其一，由选举法可知，选民对候选人信息可以从选举委员会处得知，或听取选民小组和代表小组会议上的推荐。

但实践中，多为在选区公告栏等处张贴候选人的简介，大多选民没有与候选人面对面沟通的机会。

其二，无论是自我介绍还是简历，多是一些候选人的基础信息，比如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工作经历等信息，选民无法从中看到候选人的工作能力和政治抱负，这种信息的闭塞必然会导致选民对于选举工作的茫然无视。

二是会议的启动条件，在选民提出申请的情况下，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选举双方见面。

但在实践中存在着障碍，一是法律仅强调要保障双方见面的可能性，但没有配套的见面程序制度规定。

二是在选民选举意愿低迷的当下，仅规定见面会的启动条件是选民自身，选民并不会主动选择见面，导致该项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并不会太多适用，而实践中召开见面会也确实多为选举委员会主动为之。

三是选举法仅规定了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等对于代表选举人的介绍义务，但是针对提供虚假信息、不作为等情况并没有规定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42·探索争鸣法制博览2019年02月（上）这样务必会导致为了自己推选的代表候选人成功当选，而采取夸大、隐瞒真实信息等现象出现，损害选民的知情权。

四是见面会缺乏整体的程序规划，因而实践中的见面会常常相差甚远而又都差强人意，采用的程序的形式和内容不同，也有损民意的正常表达。

现有见面制度是在一次次修改后建立起来的，从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来寻找制度设计的缺陷，并且思考如何完善现有见面制度，需要梳理见面制度立法演变过程，发现制度缺陷。

二、直接选举见面制度的立法演变（一）1982年选举法“见面制度”的修改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三十条规定①是一种开放性的候选人介绍制度，制度顺应了当时民意。

但在其后进行的第一次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中，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北京、上海、四川、浙江等多省市的一些高等院校纷纷开展开“竞选”活动，并逐步演化成一场席卷全国的大潮。

例如，1980年北大搞过一个竞选，有的人在竞选时发表“自由化”的言论。

鉴于上述演化出的“竞选风潮”，在考虑事件对社会所造成的重大影响，全国人大于1982年对选举法进行第一次修改。

1982年将第三十条修改为“推荐代表候选人的党派、团体或者选民可以在选民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此时第三十条应为介绍制度。

其一，修改后的制度将介绍的主动权集中到党派和团体手中，而因少有由选民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因此选民的介绍权也没有得不到保障。

其二，82年介绍制度中的“在选民小组会议上介绍”取代了之前规定的“各种形式宣传”，虽然这样的制度设计是基于当时政治情况考虑，但制度本身却导致代表候选人与选民的直接见面的纽带撕裂，造成了矫枉过正的负效应。

其三，如果说上述两点是对于介绍制度的限制，而“可以”这种过于弹性言辞，直接将此制度变成一纸空文，导致代表候选人与选民互不相识，介绍制度名存实亡，选举工作流于了形式。

（二）1986年选举法“见面制度”的修改1986年将第三十条②做了大量的修改，虽然并没有到恢复立法之初，但更符合了当时我国的国情，此外“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更是极大程度上保障了选民的知情权。

本次的介绍制度可以分成两部分。

一是维持了82年规定的选民小组或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代表候选人的制度。

二是增加了向选民介绍制度。

介绍由选举委员会主持，因此主动权还是掌握在选举委员会的手中。

相比较之前的“可以”，“应当”一词极大地保障了选民对于代表候选人基本情况的了解，防止选举委员会出现不作为的情况。

（三）2004年选举法见面制度的修改2004年《选举法》第四次修改第三十三条③，本次修改的亮点在于代表候选人的介绍规定，增加规定“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

”此次修改有助于增强选民对于代表候选人的了解，从而有力的保障了选民的知情权与参与权。

在过去实践中，往往存在着对代表候选人基本情况的介绍过于形式化和表面化的情况，缺少选民与代表候选人直接对话的机会，使得选民难以把握候选人的特点和政治主张，更难以评判候选人是否具有合格的参政议政能力。

本次修改的重要成果就是从制度上，使得直接见面成为可能。

虽然本次修改直接将第三十条由介绍制度发展为见面制度，但仍有所保守。

法条规定“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中“可以”一词，消减了本条规定的进步性，由于见面会的主持权在选举委员会手中，在当时选民法治意识薄弱时，此制度变得名不副实。

（四）2010年选举法中见面制度的修改为了修改2004年修改后的见面制度的缺陷，选举法修正案（草案）一审，为增强候选人“透明度”，明确“选举委员会根据选民或者代表候选人的要求，应当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介绍本人的情况，回答选民的问题”。

选举法修正案（草案）二审，代表候选人应与选民见面：进一步明确选举委员会根据选民或者代表候选人的要求。

④修改后的第三十三条⑤将见面制度中“可以”变成“应当”，有一定的时代进步性，可防止选举委员不作为，在应选民要求时，保障选民与代表候选人见面机会。

但此条也有一点“限制条件”，即只有在选民要求时，选举委员会才会组织见面，但在选民参加政治生活消极时，见面会的举办也变成枉然。

三、见面制度及现实缺陷（一）代表候选人自我介绍主动权的缺失通过历次选举法的修改可以看出，介绍的主动权一直掌握在选举委员会或推荐者的手中，而这种规定无疑会导致两种现象。

其一，由于介绍的主动权在第三方手中，代表候选人与选民之间距离被拉大，代表候选人不能自由表达，还要听从选举委员会或推荐者的安排，言论自由受到损害。

其二，选民了解到的信息，往往是加工处理后的“二手”信息，选举委员会或推荐者可以肆意对信息进行夸大渲染，以干扰选民的选择。

此外选举双方沟通受阻，选民的意见建议不能传递到代表候选人耳中，候选人身份的民意性就得不到支持，选举的民主也得不到保障。

（二）代表候选人的介绍内容的过于单一结合上文中所述，大部分选区对于初步候选人几乎不介绍或者仅张贴简历，选民了解的候选人信息十分匮乏，仅知道候选人的姓名、性别、职位等信息，甚至大多数选民连候选人的名字都不知道。

而在正式候选人的介绍上，有些民主程度高的地方会召开见面会，候选人与选民有充分交流的机会，但选民也是精挑细选后的选民，并不具有普遍性。

而大部分选区并不会召开见面会，只是形式性的在公告栏或网站公布一下信息，大部分选民对于候选人的信息一无所知，自然也就丧失了对于投票的兴致。

（三）见面程序设计缺失我国选举法虽然规定了见面制度，但却缺少有关见面程序的相关配套规定，因而导致各地存在着不同·52·2019年02月（上）法制博览探索争鸣的方法，而由于各地民主程度的差异，见面制度的程序也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现象。

选举委员会如何接受选民申请？见面会地址和时间的确定？见面会召开怎样通知选民参加？见面会召开次数和限制条件？见面会流程设计？介绍内容和回答选民问题的规定？由于没有具体而又统一的程序规定，见面会就会很容易流于形式，无法满足选民与代表候选人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