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第20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教学目标前战国双百二、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1.知识结构2.教材分析与建议课时安排1课时。

重点“双百”方针提出的背景和目的。

难点“双百”方针贯彻的经验教训。

教材内容第一目“‘双百’方针提出的时代”。

“双百”方针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1）社会主义制度初步确立，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从1953年开始，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剥削制度即将被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

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很落后，所以党和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科学和文化事业。

为适应这种探索的需要，中共中央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提出了一些变革措施，为此，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抛弃苏联错误的东西，走出自己的建设道路来，这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

在《论十大关系》中，针对文艺、科学领域，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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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些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建国初期，在科学文化领域内由于受到前苏联在学术批评中的粗暴作风的影响，也由于我们自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某些“左”倾思想的影响，存在着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在学术、文化和艺术问题上动辄打棍子、扣帽子的情况时有发生，把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伤害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与党和国家面临的任务是不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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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知识分子会议召开。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他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知识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陆定一在会议上说：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同纵容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发展严格区别开来），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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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春天的信息”。

教材首先详细介绍了“双百”方针的提出过程，然后重点阐述了“双百”方针的内涵。

（1）“双百”方针的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学艺术、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

这个方针，是党在指导文艺工作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逐步提出的。

“百花齐放”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在1951年。

当时，国内关于京剧问题的发展出现了争论，一派主张全部继承；另一派认为京剧是封建主义的，主张全部取消。

1951年4月，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他主张京剧还是要，不单是京剧，各种戏曲形式都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继承。

“百家争鸣”是毛泽东在1953年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提出来的。

1953年中央决定要中宣部就中国历史问题、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语文教学问题组织三个委员会加以研究。

7月26日中宣部提出三个委员会的名单，8月5日中央予以批准。

当时，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提出要百家争鸣。

10月，在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会的会议上传达了这个精神。

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都只是分别向一个领域提出，而“百家争鸣”的口号还没有公开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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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讨论中陆定一发言，提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其自己讨论。

他还表示不能同意“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的，魏尔啸、西医是资本主义的，中医是封建的”，“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样的说法。

他认为，把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

在讨论中，还有人发言，建议在科学文化问题上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

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正式提出了“双百”方针。

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

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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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双百”方针。

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

又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

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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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这次讲话经整理补充后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于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同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对科学文化工作基本性的长期性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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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百”方针的内涵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党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

他强调：我们党现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要我们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要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他指出“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

”“我们主张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又主张人民内部一定要有自由。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领域中的表现。

”在自然科学工作方面，他指出：“在某一医学上，生物学或其他自然科学学说上，贴上什么‘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签，……就是错误的。

在文学艺术工作方面，他指出：限制创作的题材“只许写工农兵题材，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等，这种限制是不对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批评工作来说，就是批评的自由和反批评的自由”，而现在的批评，有些令人害怕，应当纠正，对被批评的人来说，别人批评得对，应该虚心接受。

他还强调文艺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此来指导文学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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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教师指导学生阅读【学思之窗】的内容，通过回答问题，加深对“双百”方针内涵的理解。

第三目“春天的硕果”。

“双百”方针提出后，科学技术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繁荣景象。

（1）“百家争鸣”：生物学领域的学派争论。

第一个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会议，是生物学领域中的摩尔根学派和李森科学派之争。

这两个学派的争论，在苏联一度被认为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

由于受到苏联的影响，建国之初中国也采取独尊李森科学派而贬损禁止摩尔根学派的态度，一些科学试验遭到粗暴干涉而被迫停止，著名植物学家胡先辅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中批评了李森科，竟遭到政治批判。

对于这些情况，毛泽东、周恩来等指示中央宣传部和中科院进行调查研究，要求按照“双百”方针的精神加以解决。

1956年8月全国遗传学座谈会在青岛召开，与会130多人中包括了我国遗传学界两派的主要学者。

中宣部有关负责人针对遗传学界两派之间的严重对立的不正常状况，阐述了党的“双百”方针，明确表示不赞成把摩尔根的观点说成是唯心论，宣布全部摘掉过去强加给摩尔根学派遗传学的各种政治帽子，强调学术上的不同见解要通过自由讨论和科学实践去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等待，不要急于作结论。

这次会议打破了几年来我国遗传学派形成的“一家独鸣”的僵硬局面，促进了不同学派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这也是“双百”方针提出后，我国为贯彻落实这个方针，突破苏联模式而召开的一次影响巨大、效果很好的会议。

“双百”方针的提出使人们的眼界开阔了，思想活跃起来了，自由讨论的风气浓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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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百花齐放：文学艺术领域的成果。

“双百”方针给文学艺术的创作带来了和谐宽松的创作氛围，文学艺术界的许多作家、艺术家，采用多样化的形式，以不同的风格，生动地描绘了人民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风貌，各方面的创作成就都很突出，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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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领域的争论理论性强，不宜展开，使学生明确这场争论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体现不同学派的自由争论即可。

文学艺术领域的“百花齐放”，建议用幻灯片展示多幅照片，引导学生认识体裁、风格、内容和题材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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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目“历史的经验教训”。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并付诸实施后，学术界和文艺界开始呈现出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景象。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由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国内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致使此后“双百”方针的贯彻出现了严重挫折，受到了“左”的干扰和破坏。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想盛行，“双百”方针受到彻底破坏，百花凋零，科苑荒芜。

1956年9月，《人民文学》发表了青年作家王蒙的小说《组织部里来了个年轻人》。

毛泽东赞扬了王蒙的小说，说他讲正了一个问题，就是批评官僚主义。

其间，毛泽东曾要求调整文艺政策，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也试图力挽狂澜，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都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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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双百”方针才得到恢复。

由于这时党清算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之前的“左”倾错误，党总结社会主义时期以来的科学、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即要处理好科学、文艺工作和政治的关系，和人民生活的关系，以及继承传统和不断革新的关系。

在这三个关系中，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是最基本的。

在新形势下，“双百”方针得到更加自觉、坚定的贯彻，重新焕发了它的勃勃生机。

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