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行动及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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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行动及其限制作者：刘程来源：《社会科学》2015年第02期摘要：“结构理论”与“理性行动理论”在解释移民融合问题时都存在不足。
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的劳动力移民群体的访谈研究发现：资本建构与资本转换是其理性行动的基本策略，这有助于他们克服社会障碍、加速城市融合进程。
而且，这些理性行动同时也受到了户籍制、福利保障制度等社会结构因素的约制。
与此同时，他们的理性行动又在推动着制度设置与社会结构的变迁。
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过程是一个行动者与结构“二重化”的社会过程。
关键词：理性行动；社会结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5）02-0089-09一、问题的提出移民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他们离开家乡来到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必然会面临诸如语言交流、求职就业、文化适应、社会参与、身份认同等融合问题。
在进入新环境的初期，许多移民都会产生迷茫彷徨、缺乏归属感等心理。
随着迁移居住时间的延长，移民终会开始漫长的融合之旅。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移民都能完全自如地融合到迁入地社会中去。
实际上，移民融合过程与结果往往是多样化的，包括“同化”（assimilation）模式（或归附式模式）、“结构性融合”（structural assimilation）模式、“直线融合”（straight-line assimilation）模式、“曲线融合”（bumpy-line assimilation）模式、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模式、“区隔融合”（segmented assimilation）模式、“沙拉式”（salad）旅居模式、“双重忠诚者”模式、“族群分层”（ethnic stratification）模式、“隔离”（separation）模式，等等。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差异化的移民融合过程与结果呢？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存在“结构视角”（structural approach）与“理性行动视角”（reasoned action approach）两种理论解释。
其中，“结构视角”强调的是制度安排与社会结构对移民生活机遇的限制。
相比之下，“理性行动视角”强调的是移民自身对生活机会与社会环境的选择与策略性行动。
后者倾向于将移民视为“理性行动主体”（rational agents），并认为这种理性不仅体现在其迁移决策的做出，而且表现在移民在迁入地的工作、生活、社会交往等各方面。
（一）结构视角：移民融合的阻力机制“结构视角”强调的是社会结构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移民群体”的融合过程的影响。
影响移民融合的结构性因素可以从迁出地与迁入地来分析。
其中，迁出地社会的影响因素包括肤色、母语、宗教等先赋性特征，而迁入地的影响因素则包括人口构成、对待移民的态度、当地少数族群的社会地位、定居地点等方面。
同时，迁移时间、教育水平、工作技能、语言能力等情况也是影响移民融合过程的重要因素。
在现实生活中，移民在这些结构条件上往往是处于绝对劣势地位的，比如，教育资格贬值、语言不通、社会排斥，等等。
这种结构性的劣势正是制约移民融合过程的社会障碍（social bamers）。
在关于我国农民工这一特殊移民群体的研究中，也普遍强调包括制度安排、经济分割、社会文化排斥、空间区隔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其中，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福利制度无疑是最大的社会障碍。
“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户籍制度不仅是农民工群体得以产生和持续存在的根源所在，而且也是将他们排斥在城市户口的各种附属福利和权利之外的根本原因。
这使得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远远低于城市市民，并且阻碍了他们全面融人到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实际进程。
（二）理性行动视角：移民融合的动力机制“理性行动视角”将移民视为能动主体，将“移民融合过程”视为一段通过理性行动实现移民自身价值的生命历程。
正是这种理性行动导致了移民融合的群体/个体差异性。
移民融合经历不仅展示了社会环境的变化对移民的冲击，而且也展示了移民是如何通过转行、坚守原专业、再移民或回流等策略来实现经济与社会融合的。
比如，有的移民通过建构和维护社会关系网络，推动在新环境中的适应、就业和融合。
还有一些移民通过教育投资与培训，积累人力资本和工作技能，提高社会经济地位。
比如，关于美国移民的研究显示，随着移民受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的提高、迁移时间的推移和英语的熟练掌握，移民及其后代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呈逐渐增加趋势，甚至，移民与当地居民的通婚率也会逐渐提高。
关于我国农民工移民群体的研究也显示，不少农民工通过对劳动就业、人际交往、生活习惯与身份认同等方面的主动选择，建构性地达成“和而不同”的适应形态。
在面对利益受损的情况时（欠薪、工伤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主动地选择了通过“非合作”的抗争行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其具体行动包括消极怠工、偷懒、跳槽、返乡等。
这些都是他们在城市融合过程中的能动性实践的体现。
（三）理论存疑与研究问题“结构理论”与“理性行动理论”分别阐释了影响移民融合过程的“阻力”和“动力”机制。
但是，它们仍未能有效解释下列理论问题。
首先，“结构视角”揭示了移民融合过程所面临的潜藏于现象背后的共性的社会逆境，但是，它无法解释：不同移民群体/个体为什么会出现融合水平的差异现象？其次，“理性行动视角”聚焦于移民个体因素所导致的融合差异性，但是，移民所谓的“理性行动”的表现形式究竟是什么？虽然既有研究提及了教育投资、建构关系网络、利益抗争等策略，但至今仍缺乏对移民理性行动及其表现形式的系统化表述。
更进一步地说，“理性行动理论”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用于解释移民融合的实践过程？再次，既有研究多从两个独立的路向来阐释社会结构与理性行动，但是，这两者真的是完全独立的吗？它们是否存在某种形式的彼此关联？将这些理论存疑归结起来，一个概括性的表述是：“移民融合过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过程？这正是本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一）研究对象本文所研究的是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的劳动力移民群体。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
的界定存在一定争议，但大多数研究都认为：他们是那些在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未接受过全日制高等教育的、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年轻一代的农业户籍人口。
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具有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的特征。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在我国，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达12528万人，占到农民工总量的46.6%，占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村从业劳动力的比重为65.5%。
他们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及大中城市的制造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作。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迁移目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许多不同之处。
他们普遍接受过初中/中专/高中教育，参加务农的时间和机会更少，或者根本没有务农经历。
他们在主观上普遍青睐城市生活方式，并为融入城市做出了更多努力。
研究这一群体，能够很好地阐释和比较移民融合过程中结构理论与理性行动理论的解释效度。
这正是选择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的关键原因。
（二）研究方法本研究有赖于对一段时期生命历程的挖掘，故更适合采用定性访谈方法。
研究者在正式访谈之前拟好访谈提纲，然后基本按照提纲提问，并根据访谈具体情况补充一些衍生性的提问。
访谈内容大致包括基本资料、职业发展与工作状态、业余生活状态、城市融入状况等。
课题组于2010年和2011年共开展了两批次的半结构式访谈，涉及到新生代农民工共14人，平均访谈时间在50分钟/人。
访谈对象的年龄介于19-30岁之间，其中“80后”农民工11人，“90后”农民工3人。
他们绝大多数来自于中西部省份（贵州、四川、湖北、安徽等），其中6名访谈对象已经结婚。
访谈对象大多数是制造业的一线工人或餐饮服务人员/销售人员，也有个别人是个体户或合伙人。
他们的职业领域和工作岗位的跨度较大，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出这个群体的内部差异性。
访谈结束后，研究者对访谈资料进行了整理和组织，并对其进行不断编码、反复比较等分析，以期深度挖掘信息。
三、理性行动策略及其实践意义访谈研究发现，为了实现扎根城市的目标，不少新生代农民工都积极开展着各种理性行动，以期更好地参与到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
这些理性行动策略的形式多样，就本文的研究焦点而言，其行动策略的系统化表述可称之为“资本建构”与“资本转换”。
通过资本建构的理性行动，他们的各种资本拥有量得以不断增加；通过资本转换的理性行动，他们所拥有资本的内部结构得以不断优化。
资本拥有量的增加与内部结构的优化，为他们在城市的工作、生活、交往等提供了更多的保障和持久的动力，推动了他们更深入地融入到城市中。
（一）资本建构行动国际移民研究表明，移民的社会经济融合是一个通过建构资本等行动而实现移民自身价值的过程。
所谓的“资本”，是依靠长期投资和劳动所积累的用于再生产的资源。
根据布迪厄的理论框架，“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三种基本类型。
而“资本建构”则是移民不断移植、生成和积累各种资本形式，以及优化资本结构的社会过程。
经济资本的积累。
经济资本是新生代农民工立足城市生活的基础条件。
尽管这一群体的经济资本拥有量普遍存在“先天不足”的问题，但他们不少人仍然在通过策略行动摆脱这一困境。
这些行动策略包括：加班/兼职，如下班后摆地摊卖衣服的个案小燕；职业流动或跳槽，如个案小敏（S8）；自主经营，如成为个体户/合伙人的个案赵小姐（Sl0）、小鹏（Sll）、方先生（S12），等等。
也有不少人都通过投资理财来增加收入，如坚持存定期存款和购买彩票的张先生（S6）。
社会资本的运作。
“社会资本”是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潜在资源。
社会资本对移民融合的影响已得到了经验研究的证实。
它在本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与阐释。
在运作社会资本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所采用的行动策略包括：重构包括亲友、乡邻等在内的初级社会关系，如个案小鹏（S11）；理性建构次级社会关系，包括基于地缘的放大的“老乡”关系、业缘和趣缘关系（同事、雇主、同行、客户等）、偶然性关系（包括市民、社区管理者等），如个案赵先生（S4）、吴先生（S5）、万小姐（S7）、王小姐（S13）；通过勤联系、宴请等交换媒介，维系各种关系网络，并不时从中动员资源致力于特定目标的实现。
文化资本的建构。
关于移民的研究发现，许多劳动力移民会将文化资本转化为教育资格证书，从而在职业流动中获得竞争优势。
这类资本建构策略在本研究的访谈中也得到证实，具体包括：参加职业培训，积累“身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如在业余时间参加业务培训的个案张先生（S6）；通过考证增加“制度化形态”的文化资本，如坚持自考会计证书的个案王小姐（S2）；通过语言学习促进沟通交流与印象管理，如个案万小姐（S7）；通过文化消费积累“物化形态”的文化资本和塑造身份认同，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