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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法化研究中应重视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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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泽祥　谢晓明

提要　本文主要以“得”的语法化过程为例,说明汉语语法化研究中应重视的若干问题,主要包括:(1)与语法化定义有关的问题,语法化应是与某个语法范畴和语法意义相联系的、

相对稳定的表述形式的历时形成过程;(2)语法化研究应继承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传统做

法,应重视句法环境和语用条件对语法化的作用;(3)语义俯瞰与虚词的涵盖义,实词虚化的

过程,就是细节义损失的过程;(4)语法化与配价,与语法化过程相伴随的是配价能力的减

弱;(5)语法化与方言,方言及方言本身的语法化现象,对共同语的语法化研究有重要的启示

作用。

关键词　语法化　语义俯瞰　细节与涵盖　配价　形式与意义

○　引言

语法化属历史语法学的范围,主要探讨与某一语法范畴或语法意义相联系的相对稳定

的表述形式的形成过程。汉语学者历来重视这方面的研究,王力的《汉语史稿》(1958)、太田

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在王力(1958)中可以看到与语法

化相关的论述:“当数词和单位词放在普通名词后面的时候,它们的关系是不够密切的;后来

单位词移到了前面,它和名词的关系就密切起来,渐渐成为一种语法范畴。”(1996年修订

本,240—241页)

近年来,国外功能主义的语法研究逐渐和历史语法的研究结合起来,在语法化这个问题

上找到了契合点,形成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的新趋向,国内也呈现出这种局面。也就

是说,无论国内、国外,语法化问题都是研究的热点之一。在语法化方面,以下几点已逐渐达

成共识:(1)语法化的主体内容是句法化、形态化,由于汉语形态不发达,句法化(尤其是实词

虚化)就成了汉语语法化研究的中心内容。(2)语法化大多是有理据的,有动因、有机制,语

言的经济性、象似性、明晰性以及说话者的目的、语用推理等,都是影响语法化的重要因素。(3)语法化是逐渐变化的过程。(4)语法化是单向性为主的(从实到虚,从比较虚到更虚),但也有少数情况是从更虚到比较虚的,如从“N所+名”到“N+所+名”的过程中,“所”通过重

新分析从词缀变成了结构助词。(参看江蓝生,1999;Hopper&Traugott,1993)

汉语语法化研究虽已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但理论、方法上仍然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某些方面也还有进一步申说的必要。本文试图针对汉语语法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发表自

5储泽祥　谢晓明:汉语语法化研究中应重视的若干问题

Ξ本文在“首届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研讨会”(2001年10月,天津南开大学)上宣读。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　关于语法化的定义问题

1.1我们先来看几位学者对语法化所下的定义或所做的说明。

Hopper&Traugott(1993)的看法是:Wedefinegrammaticalizationastheprocess

wherebylexicalitemsandconstructionscomeincertainlinguisticcontextstoservegrammatical

functions,and,oncegrammaticalized,continuetodevelopnewgrammaticalfunctions.沈家煊(1994)的看法是:语法化通常是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

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

刘坚等(1995)具有重要影响,文中对语法化做出如下定义:通常是某个实词或因句法

位置、组合功能的变化而造成词义演变,或因词义的变化而引起句法位置、组合功能的改变,最终使之失去原来的词汇意义,在语句中只具有某种语法意义,变成了虚词。这个过程可以

称之为“语法化”。

马壮寰(2000)对语法化做了如下说明:语法演化是单向的,即从实词向虚词、向语法形

式和结构发展,而不是相反。语法形式的演进是从语法化程度较低的变为程度较高的,从开

放类变为封闭类,从具体变为抽象。

Hopper&Traugott(1993)的研究虽然也涉及到汉语,但总体上看来,他的看法基本上是由汉语以外的语法演变现象来支撑的。他们在对Grammaticalization的限定里,提到了

lexicalitems,汉语通常译作“词汇单位”(参看刘叔新,1990:19),他们的大致看法是:语法化是词汇单位和结构形式在一定语境中来表示语法功能的过程,语法化之后,往往会继续发展

出新的语法功能。Hopper&Traugott看法的前提是:词汇单位不担负语法功能(1993:90)。

沈家煊(1994)的看法似乎也以此为前提。刘坚等(1995)的定义表面上看不出这一点来,但

他们文章的标题里有“词汇语法化”的提法,文中还有“由词汇单位变成语法单位”的说法。

马壮寰(2000)的说明不明确,由什么向语法形式和结构发展没做交待。

1.2上述四种看法,就目前现代汉语语法和词汇研究的成果看,理解起来多少有些困难。

第一,现代汉语的词既是现代汉语词汇的主体单位,也是现代汉语语法的基本单位(参

刘叔新,1990)。那么,说语法化是词汇单位变成语法单位(如动词“著”变成了助词“著”),不

好理解。

第二,现代汉语的实词也好,虚词也好,都有语法功能,语法功能是汉语词类划分的主要

依据。说实词虚化了,能表示语法功能了,也不好理解。实词与虚词的差别,从语法角度看,是语法功能不同,而不是一个有语法功能,一个没有语法功能。

第三,实词虚化并不限于实词变成了虚词,也包括意义具体的词变成了意义抽象的词,如一般动词变化为能愿动词。如果定义过于严格,会把许多研究内容拒之门外,与把语法化

等同于语法史一样,不利于语法化研究的发展。

第四,实词有词汇意义,虚词未必没有词汇意义。词汇意义与语法意义是非离散的两个

范畴,虚词的涵盖义就是虚词词汇意义与语法意义的接口。(参见3.2节的讨论)

我们认为,语法化是与某个语法范畴或语法意义相联系的、相对稳定的表述形式的历时

6世界汉语教学2002年第2期(总第60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形成过程。这种表述形式可能是单个的,也可能是成串的、封闭的,但不可能是开放的。我们强调语法化研究过程中形式与意义的结合。汉语语法化研究不必也不能只限于实词虚化的研究(虽然前文所引的几种定义里用了“通常”这个词,但导向作用是明显的)。语法化的研究越深入,定义才会越科学。本文的看法可能避免了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也

许会有更大的问题存在。“语法化”的提法,把语法史中很有意义的一个部分突出出来,但同时也走入一个误区:既然是“语法化”,必然是从“非语法单位”向“语法单位”变化,什么是非语法单位?是语音?是词汇?还是语用?首先被选择的自然是词汇。理论上,词汇单位不同于语法单位,但具体到某一种语言,具体到某一个词,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例如汉语的

“好”,从词汇学角度看是词汇单位,从语法学角度看是语法单位。至于把实词看作词汇单位,把虚词看作语法单位,逻辑上更是矛盾重重。形态变化丰富的语言,其形态可能是由实词演化来的,说词汇单位变成了语法单位,还勉强能够接受。

二　形式与意义的伴随

2.1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研究逐渐形成了形式与意义结合、考究语值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语法化研究应继承形式、意义相结合的优良传统。有关这方面的强调性的论述,在沈家煊(1998)、李宗江(1999)的论著里也可以见到。下面我们以“得”(・de)的语法化过程为例,进一步强调这个问题。

2.2现代汉语的“得”主要有以下几种用法:第一种用法:动/形+得+已有状态补语,如“讲得很清楚”、“绿得可爱”。第二种用法:动+得/不得,如“这种野果子吃得/不得”。第三种用法:动+得+可能结果补语+(宾语),如“听得出来”、“赶得上车”。

朱德熙(1982)、吕叔湘(1984)对这三种用法的“得”的语法性质有不同看法,列表对比如下:第一种用法第二种用法第三种用法

朱德熙(1982)得a(后缀)得b(动词)得c(助词)

吕叔湘(1984)得1(助词)得2(助词)

“得b”、“得c”都表示“能”义(可能、可以、允许),吕叔湘(1984)看作同一个助词“得2”。为简便起见,我们暂且采用吕先生的“得”字二分法,但把“得2”看作后助动词。

王力(1958),曹广顺(1995),蒋冀骋、吴福祥(1997),以及李讷、石毓智(1997)等研究者更多地关注“得1”的形成情况,而不十分重视“得2”是如何形成的。早期“动+得”是连动式,“得”只是动词,表示“(已经)获得”的意思。例如:(1)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史记・李将军列传》)(2)宋元王之时,渔者网得神龟焉。(《论衡・指瑞》)“逐得”、“网得”的“得”,由表“(已经)获得”义虚化成“已完成”义,再虚化成结构助词“得1”,形式上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得”前边的动词由“获取”义类(如例(1)、(2)里的“逐”、“网”)变化为“非获取”义类(如“感得”

的“感”),“动+得”的语法关系也从连动变成动补,当“动+得”里的“得”进一步虚化,失去充当补语的能力以后,“得1”正式形成。(参见太田辰夫,1958;蒋冀骋、吴福祥,1997)

7储泽祥　谢晓明:汉语语法化研究中应重视的若干问题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得1”的形成已经研究得很清楚了,但“得2”是如何发展来的呢?换句话说,早期的“动

+得”连动式一个方向朝“动+得1”发展,另一个方向应向“动+得2”发展,这第二个方向的依据、动因是什么呢?王力(1958)认为,“得”先具备“达到行为目的”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往

往使‘得’字成为倒装的‘能’”。王先生对“得2”的形成,只从语义虚化方面举例作了分析,没

作形式上的验证、动因上的说明。我们以为,“得2”的形成与两种形式有关:第一,否定句。例如:(3)单于遂独身与壮骑数百溃汉围西北遁走。汉兵夜追不得。(《史记・匈奴列传》)

(4)主父欲出不得。(《史记・赵世家》)

(5)今壹受诏如此,且使妾摇手不得。(《汉书・孝成许皇后传》)(6)田为王田,买卖不得。(《后汉书・隗嚣传》)

(7)唇焦口燥呼不得。(杜甫诗)

(8)君王掩面救不得。(白居易诗)

在否定句里,“不得”可以理解为“没有可能性”或“可能性不大”。尤其是例(3),“不得”既可以理解为“没有得到”,也可以理解为“不能(追)”,因为是夜晚,无法追。早期的否定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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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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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吕叔湘语法思想简介

一百年来，中国的汉语研究从传统语文学逐步迈向现代语言学，语法研究也经历了从模仿印欧语言的描写框架到逐步立足于开掘汉语自身规律的探索历程。可以说，自中国人的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问世以来的一百年，汉语语法研究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有效地运用于汉语的分析，并创造出一套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充分准确地揭示汉语的面貌。回顾汉语语言学发展的历程，吕叔湘先生的一系列著作是继《马氏文通》之后汉语语法研究思想历程的写照，从《中国文法要略》到《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现代汉语八百词》、《汉语语法论文集》、《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先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著述，引导和推动了汉语研究的深入发展。

吕叔湘先生在语法研究中一贯重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反对机械地模仿外语，他通常能在别人不太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从而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下面，我将从五个方面简单介绍下吕叔湘先生的语法研究思想，仅供大家在以后的学习中参考下。

首先，就是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语法思想。

吕叔湘对西方传统语法和现代语言学理论都有深入的研究，对国际语言学的发展动态极为关注。他注重对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同时始终把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当作研究汉语自身规律的工具和桥梁。他主张，一方面，要防止谨守中国语言学的旧传统，对旧传统里没有的东西一概不闻不问；另一方面，也不能空讲语言学，不结合中国的实际。要学习西方学者研究语言的方法，而不能套用他们的研究结果。吕先生十分赞赏陈承泽《国文法草创》的“研究法大纲”里提出的三原则，即，说明的，非创造的；独立的，非模仿的；实用的，非装饰的。他把这三原则解释为：第一，语法规律应该从语法现象归纳，不能凭语法专家的主观来制定；第二，一种语言有一种语言的语法，研究汉语的语法不可拿西方的语法来硬套；第三，理论必须联系实际。

吕先生早年受到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和法国语言学家勃吕诺的影响。他的成名作《中国文法要略》发表于四十年代。这部汉语语法既借鉴了叶斯柏森和勃吕诺的语法思想，又充分考虑到了汉语的实际面貌，以意义范畴统摄表达形式，以功能综合形式和意义。《中国文法要略》是继承与借鉴、务实与创新的典范，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是迄今为止对汉语句法全面进行语义分析的唯一著作”，是“研究汉语句法结构变换关系的先驱”，它“提出了一个内部蕴涵有机联系的表达论体系，这也是迄今为止汉语研究中的最为完整的表达论体系”。

语法化问题浅谈

语法化问题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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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化问题浅谈

作者：陶立军

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08年第11期

语法化问题是近年来汉语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引起了汉语史学者和现代汉语语法学者的浓厚兴趣。其标志之一是从2001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的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两届会议的论文集。现就国内“语法化”研究作以简单回顾，对“语法化”研究特点作简要分析，以明确自己对“语法化”问题的认识。

一、什么是语法化

“语法化”在中国传统语言学中称为“实词虚化”，这个概念最早是由中国人于13世纪提出来的，西方学者也承认这一观点。元朝的周伯琦在《六书正伪》中说：“今之虚字，皆古之实字。”最先使用“语法化”这一术语的却是法国语家Meillet(1912)，他指出，“语法化”指语言中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并且认为研究“语法化”的目的就是研究“自主词向语法成分作用的演变”。

沈家煊认为：“语法化”一词偏重于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的产生和形成。例如主语与宾语这样的语法范畴以及主格和宾格标记这样的语法成分是如何产生的?因此“语法化”的范围似乎比虚化广。马清华(2003)指出，“语法化”还包括语法意义的再生现象，即词在虚义水平上的意义演变活动，一方面可以从不太虚向更虚义转化，如副词转化为连词；另一方面，演化前后的意义差不多处在同等虚灵的层次上，主要见于多义连词，语气词。由此看来，“语法化”其实是词汇“语法化”的简略说法，实词可以“语法化”，虚词也可以“语法化”。我们所说的实词虚化也只是词汇“语法化”的一种形态。Hyman(1984)曾把“语法化”限定为语用法，经过约定俗成变为语法的过程。也有人把“语法化”的范围扩大，如Levinson(1983)的定义是“在语言的词汇，词法／句法，语音等方面用编码来区分语义”，但这样的定义并不通行。

语法的规范化问题

语法的规范化问题

语法的规范化问题

语法规范问题就是根据汉语内部的发展规律，确立并推广现代汉语在语法方面明确的、一致的标准。要搞好语法规范工作,我们首先应澄清一些模糊认识：一是对语法规范对象——普通话的认识，二是对语法规范标准的认识。

一、现代汉语语法规范化的对象

现代汉语语法规范的对象是普通话。现代汉语语法规范的标准来自普通话言语实践。这两句话看似矛盾，实际上包含着深奥的哲学道理。普通话本身就是一个辩证的矛盾统一体。语法规范的标准应为从普通话言语实践中归纳出来的语法规则。以语法规则检验我们说的话、写的文章合不合语法，可以避免以经验代替语法的经验主义偏误，也可以避免以逻辑代替语法的理性主义偏误。坚持从实践中来，经常深入实践，可以避免脱离言语实际的空谈，也可以及时把握普通话语法律动的脉搏，适时完善语法规则，使语法规范跟上普通话发展的步伐。发展是绝对的，静止永远是相对的。只要普通话还在被国人广泛使用，普通话就不会停止发展的步伐，语法规范也随着普通话的发展而发展。吐故纳新，生生不息，是所有开放系统、自组织系统的共同特点。不要一味抨击、压制、镇压新的言语现象，要积极探索新现象产生的原因或机制，欣然接受符合发展规律的新事物、新现象。这样，我们就会在语法规范工作中少犯一些错误。

另一方面，也不要用现在的语法规范去评价前人的言语作品或语法规范工作，要知道语法规范也有时代性。确定语法规范，不但要进行共时的研究，还要进行历时的研究。要通过历时研究，探索汉语语法发展的规律，以之指导言语实践，并为语法规范化工作提供前瞻性意见。普通话语法规范应表现为一个个语法规则，既包括词法规则(用来规范新词)，也包括短语结构规则、句法规则。但由于规范化工作的特殊性，即理应面向国人、服务国人，必须兼顾语义和语用。也就是说不能只就语法谈语法，不能搞纯语法，要兼顾语义和语用。要描写语法规则，也要描写语义规则和语用规则，体现三个平面语法理论。如果可能还要把这三个规则的描写统一起来，使之融为一体。范晓先生在《关于句子合语法或不合语法问题》(《中国语文》1993年第5期)一文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这一观点。所有言语现象背后都隐含着一些语法、语义及语用规则。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规则挖掘出来，给予严密的表述，以之作为语法规范的标准。一条规则可能无法涵盖某一言语现象，一条不够就用两条，两条不够再用三条，总之不能留下无法解释的死角。语音的历时研究证明，语音规则无例外。语法规则、语义规则、语用规则等也理应没有例外。规则的表述越严密，越有可操作性，越能及时检验其真伪，及时予以更正，再次投入实践，从而不断走向精确、精密，使语法规则、语法规范和普通话一起走向成熟。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上述几点，我们的中小学甚至大学就不会再提“淡化语法”，语法会逐渐成为一门受人欢迎的学科。

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词类划分及术语演变问题

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词类划分及术语演变问题

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词类划分及术语演变问题

一、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回顾

（一）30年代以前的词类研究：

1898年，《马氏文通》的问世标志着汉语语法学的诞生。受国内与国外语言学的双重影响，他提出“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这可以看出，该书以词汇意义作为词类划分的标准。马建忠先生在《马氏文通》中，将词类分为9类，那时还未出现“词”这种说法，而是叫做“字”，故词类均称为“X”字，分别为实字和虚字。这个体系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后来的一系列的研究都是建立在这一基本格局之上，只有些许变动，数词和语气词分别从静字和助字中独立出来，增加了拟声词和量词。

黎锦熙先生的著作《新著国语文法》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这本书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现代汉语语法，在汉语语法史上影响甚大。黎锦熙先生提出“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1]（P19）他开始引入句子成分这一标准，他认为要按照词在句子中充当的语法成分来分辨词类，词类不能离开句子。书中将词类划分为9类，和《马氏文通》里的分类大体一致，只是名称略有变动，有了“词”的叫法。

（二）30——40 年代的词类研究：

20世纪30——40 年代的词类研究，主要受到马建忠先生的《马氏文通》和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的影响，主张以词汇意义作为词类划分的标准。 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产生于这一时期，书中认为划分词类的标准在于意义的虚实。吕叔湘先生按照意义和作用把词归为7类，他认为名词、动词、形容词意义比较实在，归为实义词一类；并指出凡是意义不及名词、动词、形容词那样实在的，一概称为辅助词，属于这一类的有限制词（副词）、指称词（代词）、关系词、语气词；为了便利起见，还添列了一些名称，如方所词、时间词以及日期等等。

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既有规律的描述，又有理论的阐述，从而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汉语语法新体系。关于词类划分标准，王力先生从意义出发，但虚词的划分考虑到了语法的意义。他认为“汉语里，词的分类，差不多完全只能凭着意义来分。”[2]（P42）王力先生把词类划分为9类，还有一个记号，即附加词缀，如“第”、“子”等。把系词、数词分别从动词、形容词中划出来，单独设类，这是王力先生的首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