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用事业规制改革路径：从新公共服务到新规制治理

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新公共服务20世纪80年代起出现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作为一场世界性的运动，在各个国家兴起的具体原因并不相同。

但是大体上可以区分出两种一般性原因：一种是由于内容、形式、手段等的不适当，国家提供的公共品质量和效率都无法满足社会的要求，并且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

在西方国家，这体现为所谓的“福利病”；另一种是由于财政薄弱，官员队伍软弱等原因，国家无法及时有效地提供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公共品。

就公共服务本身来说，这两种原因在表象上是一致的，即国家缺乏充足的财力来保证公共品的提供；政府部门缺乏适应新情况的能力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整个社会对公共服务产生了新的要求。

这些表面上一致的原因推动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世界范围的扩展，也为各国在公共管理改革的手段和方法上相互学习提供了可能。

这场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席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公共部门管理变革运动有诸多称呼:“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或“企业型政府”。

到90年代后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新公共管理”的概念。

对世界上最大的123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重要的政府改革正在全世界进行。

在很大程度上，类似的改革也发生在其他不同的国家。

这场运动从两个方面看是国际性的：首先，它已经扩展到了蒙古、瑞典、新西兰和美国等一系列国家。

其次，改革范围很广，政府已经利用管理改革来重塑国家的作用及其与国民间的关系。

由于各国具体实践的差别，对于新公共管理有诸多定义，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作的界定是：(1)企业管理技术的采用；(2)服务及顾客导向的强化；(3)公共行政体系内的市场机制及竞争功能的引入。

尽管表述不同，但各种定义的基本取向是一致的，即新公共管理是一种以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为特征的管理主义。

霍姆斯(Holmes)和尚德(Shand)认为新公共管理运动产生了一种相对于传统的韦伯式科层制而言的新的范式。

公私合作：后民营化时代城市公用事业改革的新议题
刘佳丽;谢地
【期刊名称】《学习与探索》
【年(卷),期】2017(000)008
【摘要】近年来,全球城市公用事业改革逐步解除了长达30年的市场与政府二元对立思想的禁锢,经历了从民营化到政府回购的一系列历程,进入了后民营化时代.中国城市公用事业同样经历了从过度依赖政府、几乎无视市场竞争与民营化的作用,到逐步重视市场化与民营化并广泛运用公私合作(PPP)模式、政府监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的历程.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喜忧参半、仍在半途.后民营化时代,如何有效利用政府规制与市场竞争互补融合理念,展现公私合作在缓解政府压力、满足城市化需求、兼顾普遍服务方面的优势,是中国城市公用事业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总页数】6页(P147-152)
【作者】刘佳丽;谢地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长春130012;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沈阳110036【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299.24
【相关文献】
1.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视角下的公私部门合作治理关系研究 [J], 岳佳彬
2.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川考察并出席推进川渝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合作座谈会大力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加快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共同推动新时代川渝全面合作迈
上新台阶陈敏尔彭清华讲话尹力唐良智介绍有关情况 [J],
3.超国家主义退潮下的新英欧互动——后脱欧时代英国—欧盟移民社会保障合作问题研究 [J], 王滢淇;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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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城市公交公私合作、逆民营化困境与对策 [J], 和军;任晓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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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运动型”治理到“可持续型”治理——中国公共治理模式嬗变的逻辑与路径作者:王洛忠刘金发 2012-7-3 来源:《未来与发展》2007年第 5 期【摘要】“运动型”治理的逻辑根源在于对中国传统治理模式的依赖、对自上而下行政运行体制的遵循以及将短期政绩作为政府治理目标的错位, 最终表现出治理效果不明显、公共权力异化、政府公信力下降等弊端。

“可持续型”治理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治理模式, 遵循既定的制度、规则和程序, 涵盖了制度治理、依法治理、参与治理和长效治理等理念。

实现“运动型”治理向“可持续型”治理转变, 确保公共治理绩效的可持续改进, 是转型期中国公共治理模式嬗变的路径与方向。

【关键词】运动型治理; 可持续型治理; 路径转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各种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不断涌现并积聚。

传统的“运动型”治理已经无法对复杂多变、日益专业化的公共事务作出快速反应和有效处置, 在理论上逐渐出现了“公共治理范式危机”,在实践中亦无法形成一套公共治理的长效机制。

“可持续型”治理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 在理论上将实现公共治理理念与范式的转换, 在实践中将增强政府对公共事务的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 并在此基础上真正推动中国公共治理模式的嬗变与创新。

一、“运动型”治理的逻辑根源与主要弊端( 一)“运动型”治理是政府公共事务治理的传统模式从名称上来看,“运动型”治理称谓繁多。

从经济建设领域到刑事 (行政) 执法领域, 再到社会治理领域, 各种口号式、运动式的“突击检查”、“行业整顿”、“集中整治”、“统一行动”、“严打”等“专项治理”行动层出不穷。

从过程上来看,“运动型”治理的大体程序如下[1]: 首先, 有重大社会问题发生, 引起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高度重视; 然后, 上级领导作出重要指示,下级主管部门召开紧急会议, 出台“从重、从严、从快”处理特定事件的专门文件, 部署专项整治行动; 进而,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在一起, 在全行业、全系统、全地区范围内进行声势浩大的政治动员, 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行政检查和行政处罚行动, 雷厉风行地对不法行为进行集中清剿;同时, 为了确保治理的成效, 上级领导以督导、检查或验收者的身份对下级主管部门的治理成果进行验收; 最后, 开会总结表彰, 撰写成果报告, 向全社会公布“专项治理”的一系列数字, 宣布整治取得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