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汉代行政监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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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汉代行政监察制度
汉的行政监察网并不是一开始就建立的，而是在中后期才成网配套。
在西汉前期，主要是沿袭秦朝，其中央监察系统分为三部分：一为中央主管监察的机构御史府，一为主管行政但兼理监察的丞相府，一为地方诸侯王国的监察机构。
这三个监察机构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没有隶属关系。
御史府和丞相府的监察职任分别对皇帝负责，而诸侯王国监察机构则直属诸侯王，其官员由诸侯王任命，对诸侯王负责，它不是中央御史府的派出机构和下属机关，无论是御史府还是丞相府对诸侯王国的监察官员都没有任免和差遣的权力。
御史府，其监察对象主要是中央机关及其官员，基本不负责对地方的监察。
丞相府，其监察对象是除诸侯王国之外的直属中央的郡县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监察形式是由丞相临时派遣属员进行，不常置。
这种监察虽然是临时性的，但因其权力甚大，连监察御史也在其纠举之内。
诸侯王国的监察机构，其监察对象则是诸侯王左右官员及王国所辖郡县及其长吏。
但由于御史府不直接纠举地方官员，中央对地方官员的监察实际上削弱了。
西汉中期，主要是从汉武帝开始，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
公元前106年，汉武帝撤销监察御史，下诏将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即州)，每一州设一名刺史，刺史在州内有常设的官署。
他们除每年年底到京述职之外，其余时间在州内执行监察任务。
13个州的刺史皆隶属于中央御史府，由中央御史中丞具体督管。
西汉中期的州刺史有几个特点：秩卑，仅为六百石官员，只相当于低级县令；权重，负责监察地方两千石长吏，对其中的贪赃枉法者，刺史可以举奏弹劾·也可以直接拘捕。
地方两干石长吏一经刺史弹劾，轻者贬职免官，重者处死。
所以刺史是代表中央的，被认为是“居牧伯之位，选第大吏，所荐位高至九卿，所恶立退，任重职大”的官员(见《通典·职官典》)；赏厚，刺史在监察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可由六百石官员直接升为两千石官员。
这是其他六百石官员很难享受的优厚待遇。
同时，中央对刺史的监察权有一定的限制，使其不致滥用权力，明确规定其监察范围为六条，即所谓”六条问事”。
依此六条，刺史的监察范围主要是两干石官员的下列行为：违法贪赃；残害百姓；任人唯亲；放纵子弟；勾结豪强。
在六条之内，刺史可以调查核实，上章弹奏；六条之外，则不得过问。
如果刺史过问六条以外之书，便是“逾越故事，信意举动，妄为苛刻”，要受到弹劾处分。
由于州刺史无权监察两千石以下的官吏如县令、县尉、县丞等，因此，西汉中期，在郡一级置督邮，负责对县级官员的监察，也即对于属县长吏中的贪赃枉法者，督邮要负责查其罪状，然后上报郡太守处置。
当然，督邮的监察权力同郡刺史一样，是有严格规定的。
他们举劾县级官吏必须“应法”；他们只有监察权而无处性权。
对属县中违法官吏的惩处和对优秀者的提拔，督邮只能上报郡守决定，也即只有“分明善恶”之责，而无奖善惩恶之权。
督邮也有自己常设的官舍处理日常监察蛳务．他们也定期巡察部内诸县，定期向郡太守汇报。
他们虽然没有赏罚权，但他们是郡内唯一的专职监察官，他们依据监察结果所提出的意见常被太守采纳。
因而，他们对于属县长吏的升黜及吏治的好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使督邮一职在郡内也显得“任重职大”。
因此，《汉官仪》中说，“督邮，功曹，郡之极位”。
这对加强对县一级官吏的监察是十分有利的。
由上可见，到西汉中期，汉朝形成了从上至下的三级监察网：御史府监察中央级官吏；州刺史监察州郡两千石官员；督邮监察县级官员。
刺史和督邮之间没
有隶属关系，刺史对御史府负责，而督邮则对郡太守负责。
这种三级监察网显然使中央对地方各级官吏的监察更加完备，从而促进了监察以廉。
汉代监察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监察机构逐渐独立，自上而下垂直监察。
这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地方监察官直接由中央监察机构统领,由中央任免;作为“天子耳目”的监官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为监察制度的逐渐完善和监察效能的发挥提供了组织保证。
2. 有颇为系统的监督法律体系作保证：如制定了第一个专门性的地方监察法规——“六条问事”，它是古代最早的有系统的监察法规，成为汉代刺史行使监督权的法律依据，起到了约束刺史活动和防止权力滥用的作用；对官吏的监察和限制渗透于任用，考核、奖惩制度之中，并实行重奖重罚，如东汉实行的“三互法”，在理论上是较为完善和严密的法律。
与刺史制度相比，当代的行政监察制度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具体而言，就是当前的监察制度无法实现监察官员在采取自立行为的同时实现组织目标的目的，究其根源在于当前监察制度下，检察官员的利益无法脱离行政权力。
在当前行政监察制度中，监察官员的晋升取决于党政机关领导的同意，既然官僚体系中，官员的自利行为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获得晋升，那么官员在判断一种行为是否符合自身利益时，往往会先考虑如何取悦党政机关的领导，即便是这个行为违背了组织的目的。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很难想象监察官员付出足够的努力去行使自身的职能。
同时在现行制度下，监察官员的监察级别称号并不能为其带来实质的利益，决定其工资收入、福利和待遇的是其行政级别，而行政级别评定的决定权又被行政机关所掌握，因此对于监察官员而言，努力行使起职能并不能为其带来实质的经济利益，在有压力的情况下，监察官员并不愿意和行政机构对立，从而影响到其自身利益，大多数时候其优先选择的是对地方政府采取不作为态度。
在行政监察制度实际运行的过程中，监察官员对于其行使职权的另一个顾虑就是自身的身份权得不到保障；刺史能够直接得到皇权的保障，因此其行使职能时无需担心会受到打击报复，但当代的行政监察官员没有这样的保障，这一点对监察权的行使产生了反激励的效果。
与激励机制相对完备的刺史制度相比较，当代行政监察制度在设置上存在相当多的漏洞和缺陷，缺乏内在的激励机制以鼓励监察官员发挥其职能，相反，其制度安排会削弱监察官员的积极性，影响到监察机构职能的发挥。
刺史制度是对中国古代御史监察的继承与发展，是在地方监察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总结经验和教训，开创性设计的一套地方监察制度。
其蕴含了较为深厚的历史经验总结，体现出中国古代政治智慧，对于当前亟待改革和完善的中国行政监察制度，完全可以提供弥足珍贵的经验和借鉴意义。
从刺史制度的经验来看，一个完善、成熟的行政监察制度应当具有以下三个基本要求：第一、监察体系必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第二、监察机构拥有适当的权力，能够对行政机构形成全面有效的制约；第三、监察机构需要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
刺史监察制度是汉武帝为监察地方政府官员，维护地方统治秩序所设立的制度，是当时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主要职责是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纠举不法官员，监督地方官员对中央政策的执行情况。
汉武帝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维护纲纪，保持官员廉洁性所制定的地方监察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改善了吏治。
汉武帝所设置的刺史制度在职能上类似于当代的地方检察制度，其中某些制度和规定，体现出中国古代的
政治智慧，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其经验值得研究与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