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生气”:一种心性论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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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理生气”:一种心性论的解读作者:乐爱国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03期〔摘要〕朱熹讲“理生气”,但不赞同解读为如同“母生子”,而是以孟子所谓浩然之气“配义与道”“集义所生”,从心性论的角度加以解读。
清代刘源渌、吴廷栋阐发这样的解读。
与此相类似,现代学者唐君毅从人的道德生活入手进行解读,牟宗三又用孟子所谓浩然之气进行解读,最后把朱熹“理生气”解读为“气之依理而生,依理而行”,或“依傍这理而气始有合度之生化”。
冯友兰晚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虽然没有对朱熹的“理生气”作出解读,但非常强调“气和理的关系是‘依傍’”。
至此,朱熹的“理生气”已经被解读为“依傍理而有气”,并得到合理的解释,而成为定论。
〔关键词〕朱熹;理生气;刘源渌;吴廷栋;唐君毅;牟宗三〔中图分类号〕B24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3-0118-08《中国哲学史》2016年第3期登载沈顺福所撰《论朱熹的“理生气”》,以为“朱熹之理不可能生气。
或者说,朱熹不可能有‘理生气’的观念”,但又认为,理气关系“绝不会为经验性的母子关系,即,理不可能生气”。
这里有两个问题不可混淆:其一,朱熹是否说过“理生气”;其二,“理生气”是否只如同“母生子”。
前一个问题是史料问题,后一个是对“理生气”的解读问题。
前一个问题,陈来作过论证。
①朱熹是否说过“理生气”?王力的座右铭是其研究生导师赵元任的批语“说有易,说无难”。
〔1〕无论如何,至少有一事实,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明代胡广《性理大全》、吕柟《朱子抄释》等都认为朱熹说过“理生气”。
后一个问题比较复杂。
的确有人把朱熹的“理生气”解读为如同“母生子”,但大多数学者反对这种解读。
清代刘源渌、吴廷栋以孟子所言浩然之气“集义所生”解读“理生气”,现代学者牟宗三也认为孟子所言浩然之气“配义与道,集义所生,则以理生气之意甚显”。
这种从心性论角度对于朱熹“理生气”的解读,或许可以开出新的研究思路。
一、“理生气”与“母生子”朱熹讲“理生气”,与他将周敦颐的“太极”释为“理”相关。
周敦颐讲“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朱熹则说:“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
阴阳既生,则太极在其中,理复在气之内也。
”〔2〕朱熹讲“理生气”,但“理”如何生“气”?宋淳熙十五年(1188年),朱熹与林黄中论《易》《西铭》。
朱熹认为,林黄中把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关系看成是“太极包两仪,两仪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这一看法“与圣人所谓‘生’者意思不同”。
对此,林黄中说:“惟其包之,是以能生之。
包之与生,实一义尔。
”朱熹则说:“包,如人之怀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子在母外。
恐不同也。
”〔3〕显然,朱熹不赞同把“太极生阴阳”或“理生气”解读为如同“母生子”。
①牟宗三说:“即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亦不是说万物从‘无’生出来,一如母之生子。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3年,338页。
又据《朱子语类》袭盖卿甲寅(1194年)所闻,云:“‘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此如母生子,子在母外之义。
若两仪五行,却是子在母内。
”曰:“是如此。
阴阳、五行、万物各有一太极。
”〔4〕朱熹认为,母生子,子在母外,而“太极生阴阳”或“理生气”,则太极在阴阳内,或理在气内,所以,“太极生阴阳”或“理生气”不同于“母生子”。
元代的吴澄重申朱熹对“理生气”不同于“母生子”的说明。
他说:“《系辞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是说卦画。
周子因夫子之言而推广之以说造化。
言卦画,则生者生在外,有两仪时未有四象,有四象时未有八卦。
朱子谓‘生如母之生子,子在母外’,是也。
言造化,则生者只是具于其中,五行即是阴阳,故曰‘五行一阴阳’。
……朱子又言:‘生阴生阳之‘生’,犹曰为阴为阳云尔,非是生出在外。
’惟朱子能晓得《太极图说》之‘生’字与《易·系辞》之‘生’字不同。
”〔5〕在吴澄看来,《系辞传》的“生”如“母之生子”,而周敦颐《太极图说》的“生”则不同于“母之生子”。
稍后的许谦还明确指出:“太极、阴阳、五行之生,非果如母之生子,而母子各具其形也。
太极生阴阳,而太极即具阴阳之中;阴阳生五行,而太极阴阳又具五行之中。
安能相离也?”〔6〕既然在朱熹那里,“理生气”不同于“母生子”,那么,又有谁会把朱熹的“理生气”解读为如同“母生子”呢?明代王廷相反对朱熹所谓“理生气”。
他说:“理载于气,非能始气也。
世儒谓‘理能生气’,即老氏道生天地矣。
”〔7〕这只是把朱熹的“理生气”解读为老子的道生天地。
当然,在老子那里,“道”为天地母,道生天地,如同“母生子”。
①在这个意义上说,把朱熹的“理生气”解读为老子的道生天地,已经蕴含了如同“母生子”之意。
刘宗周对“理生气”多有批评。
他说:“理即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外。
”〔8〕又说:“理只是气之理,有是气方有是理,非理能生气也。
”〔9〕他还说:“天地之间,一气而已,非有理而后有气,乃气立而理因之寓也。
就形下之中而指其形而上者,不得不推高一层以立至尊之位,故谓之太极;而实本无太极之可言,所谓‘无极而太极’也。
使实有是太极之理,为此气从出之母,则亦一物而已,又何以生生不息,妙万物而无穷乎?”〔10〕认为在朱熹那里,“太极之理为此气从出之母”,实际上就是把朱熹的“理生气”解读“母生子”。
在现代朱熹哲学研究中,陈钟凡于1931年发表的《〈两宋思想述评〉(七):第十二章“朱熹之综合学说”》引述朱熹所言“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
阴阳既生,则太极在其中,理复在气之内也”,指出“是理为根本,气由理生”〔11〕,并且注曰:“理何以生气,熹以动静言之。
《全书》四十九曰:‘当初元无一物,只有此理。
有此理便令动而生阳,静而生阴。
静极复动,动极复静,循环流转,其实理无穷,气亦与之无穷。
自有天地,便有这事物在这里流转。
’此其说明由理生气之理由也。
特当初元无一物之前,此理何所附,则熹未尝言也。
”〔12〕同年,蔡尚思所撰《中国学术大纲》在论及周敦颐的心性理气时引周敦颐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并引朱熹释之曰“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
阴阳既生,则太极在其中,理复在气之内也”,指出:“是周濂溪以太极言理矣。
”〔13〕1934年出版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把朱熹的“理”和“气”诠释为古希腊哲学的“形式”和“材质”,后来又诠释为西方新实在论的“共相”和“殊相”;把朱熹所谓“理先气后”诠释为“逻辑在先”,但没有直接对朱熹的“理生气”作出解读。
1936年,唐君毅先后发表《论中西哲学问题之不同》和《论中西哲学中本体观念之一种变迁》,其中对朱子的“理”作了讨论,并反对把“理”诠释为西方新实在论的“共相”。
对于朱子所言“凡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先于气。
气生于理”,唐君毅说:“从表面看去,朱子之所谓理,颇与新实在论者之所谓共相(Universals)相同。
但是我们看朱子,一方面说物各有理,一方面又说万物只是一理。
所以他一方说‘一物一太极’(太极即是理),一方又说‘统体一太极’。
我们说一物一理之理是共相,还说得通;说万物之统体是一共相,则朱子曾说,理为‘包括乾坤,提挈造化,无远不周,无微不到’,理若是抽象之共相,如何能有此作用?”为此,他说:“在我看来,朱子之理只是一形容万象之交遍融摄的原则,因为万象处处都息息相关,所以交遍融摄的意味,在每一物均表现得出,因此才说‘一物一太极’,前所引‘包括乾坤,提挈造化,无远不周,无微不到’,正当作如是解释,‘理生气’,亦当作是解。
”〔14〕又说:“宋代理学一方面可谓集大成于朱晦庵,但是关于纯粹形而上学之讨论,亦以朱晦庵为最多;明道、伊川的理在宇宙中的地位亦愈高;‘理生气’的说法也正式成立。
”〔15〕1947年,唐君毅发表《朱子理气关系论疏释(一名朱子道德形上学之进路)》,反对冯友兰所谓“逻辑在先”。
其中还说:“物直接由气而生,非直接由理而生,只有理不能直接生物,……然理虽非直接生物者,而气之生物则本于理为必有气以实现之之理。
此之谓‘理生气’。
理生气乃生物。
故理为真正之生物之本。
故曰生理,生生不息之理。
”〔16〕1954年,牟宗三发表《世界有穷愿无穷》,其中“六、文化所以悠久之超越原则:以理生气”,对朱子所谓“理生气”多有发挥,指出:“中国文化是在‘以理生气’之原则下进行,故知文化所以悠久之道。
此即‘世界有穷愿无穷’‘维天之命,于穆不已’。
先由生命之凸出逆回来而呈露‘无我无人之法体,统天先天之悲愿’,故能‘以理生气’,引生无尽的未来,而决然主张文化不断也。
故文化不断之超越原则即是由悲愿无尽所成之‘以理生气’。
”〔17〕1960年,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出版。
该书认为,在朱熹那里,“‘理’是先于物质存在的实体,是产生万物的神秘的根源”,同时还引《周子全书》卷一“集说”朱熹所言“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
阴阳既生,则太极在其中,理复在气之内也”,指出:“这里明白地规定出‘理生气’的唯心主义命题,堵塞了一切作二元论误解的道路。
”而且还认为,朱熹讲“理生气”“理在气先”,表明“‘理’是永恒的本体,它不随‘山河大地’即物质世界的变化而变化,它是永恒地在那里独存。
……‘理’是先验的、第一性的”。
〔18〕稍后,1961年4月11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署名“武仁”的文章《研究朱熹哲学的几个问题》,指出:“朱熹自己也很难贯彻他的‘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的思想,因此他在实际上又必得承认‘理’在‘气’先,而且不仅是逻辑上在先,时间上也须在先,所以他说:‘太极生阴阳,理生气。
’这里所言‘生’是‘产生’的‘生’,不是指逻辑先后,而是指时间先后,因为是与宇宙构成对比起来讲的。
”〔19〕显然,这里已经接近于把朱熹“理生气”解读为如同“母生子”。
汤一介在《学术月刊》1963年第1期上发表的《略论王弼与魏晋玄学》中指出:“王弼‘以无为本’的立论是:‘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
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
’这是对《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注解。
在《老子》书中,‘有生于无’还是讲的宇宙构成问题,‘有’和‘无’的关系是一个生另一个的关系,如母生子。
”并且还认为,王弼的“有”和“无”的关系“颇似朱熹的‘气’和‘理’的关系,不是哪一个生另一个,而是哪一个是基本的一面。
但是,主张抽象概念是基本的一面的哲学家,往往也不得不承认抽象概念在时间上也先于具体事物而存在”。
又有脚注:“参见作者另文‘研究朱熹哲学的几个问题’,载《文汇报》1961年4月11日。
”(汤一介:《略论王弼与魏晋玄学》,《学术月刊》1963年第1期,18页)此后,1966年出版的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不仅对早年《朱子理气关系论疏释》一文作了肯定,指出:“该文于理先气后之说明,则首取证于人之道德生活中,恒是先知一当然之理,而后志气随之,以证理之呈现于先,气之随从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