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从无原则下的情理推断
【摘要】疑罪从无是刑事法律发展的趋势，刑事审判中的疑点更加容易引起关注。对证据的理解、对法律的适用的理解甚至是对社会政策的理解，都是形成“疑罪”的原因。而司法对待“疑罪”最终的态度，还是需要通过司法审判活动才能有最终的结论，审判人员在对证据、法律、政策的理解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将采纳情理推断的审判方法。
【关键词】疑罪从无；自由心证；情理推断
一、疑罪从无原则
长期以来，疑罪究竟从无还是从有从立法层面上看属于刑事立法指导思想的问题，而从更广阔的社会管理的角度上思考该问题，则属于社会在行为控制尺度方面的政策问题。这也正是刑事司法发展的过程中，对于“疑罪”的认定，先后经历过“疑罪从有”、“疑罪从轻”、“重疑罪从无”等几个阶段，并都作为特定社会背景或特定年代下的刑事司法指导思想。
刑法通常以刑事打击为手段，通过刑事审判为平台，实现刑法起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双重作用。因此在研究“疑罪”究竟是从无还是从有，实际上是在解决这样一个命题：对于涉嫌“疑罪”的犯罪嫌疑人究竟应当进行一般预防还是特殊预防？当涉嫌“疑罪”的被告人已经卷入刑事诉讼程序，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国家的刑事法律规定已经起到了相当的震慑作用和教育作用，如果刑事审判程序就此结束，那么刑事法律的一般预防目的已经达到。在此基础上发现案件存在疑点，是否有必要让刑事审判程序继续下去，是否有必要用有罪判决的方式，更进一步地对被告人起到刑法特殊预防的效果。
二、认定疑罪的标准
（一）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均不足而造成的疑罪
刑事证据是刑事判决的事实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就“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这一规定较为严格地对刑事证据的适用进行了限制和约束，四十二条的查证属实，同样适用于对有罪证据的查证属实和对无罪证据的查证属实。
犯罪的复杂性和刑事侦查的事后性决定了，在刑事侦查工作开展时，许多证据已经无法查证属实，或出现有罪证据、无罪证据同样充分的情况。[1]以刑法中常见的诈骗罪为例，诈骗罪在客观方面的特点为：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而非法骗取他人财物。如在行为人涉嫌以借款投资为名而实施的诈骗的案件中，侦查机关在对犯罪的客观方面进行侦查时至少应当查明以下两大事实：（1）被告人以投资为名向受害人借款时陈述的款项用途是什么；（2）被告人在借得款项后的实际用途又是什么。只有在通过证据证明被告人所陈述的借款用途和最终的实
浅谈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 无罪推定原则，简单来说，就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这一原则是贯穿于刑事诉讼法整个过程的一项最基本原则。这一原则首先是由意大利人贝卡利亚在其著作《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的，随后成为了一项国际性的刑事司法准则。而它为什么能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原则呢？原因在于其蕴含的深远意义。 刑事诉讼过程本是一场公权力与个人权利相对抗的过程。在这之中，公安司法机关出于主导地位，这可以理解为：国家公诉人对个人进行公诉，实际上已经隐含着相信此人有犯罪倾向的意思，这样，无疑不利于个人权利的保护而将个人置于一个绝对劣势的地位，而法官必须做到不偏不倚，公正地做出裁决，否则公民的权利更加不能被保护。无罪推定原则实际上是在判决前给予个人应有的权利而将公民置于合法地位，这会使得公权力与个人权利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是正当法律程序所追求的精神，是保障人权的体现。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认有罪。”这条规定体现着无罪推定的一些原则，比如严格区分“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的称谓，废除了检察院免于起诉的制度，明确由控诉方承担举证否认责任。这些表明中国是朝着一个正确民主的目标前进着。但就无罪推定的真正内涵来讲，我国还尚未确定这一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是说在确认有罪之前不能当成有罪，这是一种含糊的说法，即不能确定你有罪但又不承认你无罪。如果说真正的无罪推定是对或是或非的一种确认，那么第12条却是对或是或非问题的一种回避。其次，我国刑事诉讼法始终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以沉默权。依无罪推定原则来看，控方负责举证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义务，并且第12条的内容已涉及此方面，这就间接说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可以在审讯中保持沉默。但《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如实回答。”这实际上是要求犯罪嫌疑人做出承认自己有罪的陈述或是说明自己无罪，再往前推一步便可以想象出，这是有罪推定的体现。无罪推定原则应该强调人权的保障，犯罪嫌疑人有的是证明自己无罪的权利，而不是义务。 由此看来，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的确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阻挡在我们面前的，其实是中国的封建思想。有时候，文明也是一种包袱。大多数国民脑海中的封建思想太过根深蒂固，而这些思想总会在现实生活中制约着我们，而我们竟然毫无察觉。这在刑事诉讼法上的直接体现便是到目前为止还未明确无罪推定原则。在处理案件时，公诉人还是会不自觉的以 统治阶级的眼光来看待犯罪嫌疑人，这源于中国过去过分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比如，佘祥林案件。这也是完全违背无罪推定原则的体现。这让我想起
浅论沉默权 （一）沉默权的由来 许多人对“你有权保持沉默”这句美国警察式的告知已耳熟能详，甚至把沉默权等同于美国的“米兰达规则”。其实，据有关学者考证，从立法上最早确立沉默权制度，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当时星座法院在审理约翰.李尔本出版煽动性书刊案时，以被告人拒绝宣誓为由，判定被告人犯有蔑视法庭罪。但两年后议会掌权，议会经审理认为星座法院的判决不合法，并判决禁止在刑事案件中强迫被告人宣誓，其理由是：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宣誓回答使他的生命或自由处于危险之中的问题，随后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遂成为英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制度。但一提及沉默权却不能不提美国的沉默权，由其是将沉默权制度在美国推到极限的“米兰达规则”。1996年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米兰达等四起案件一并进行了评议，于1966年6月13日由美国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以5比4的表决结果确立了著名的“米兰达规则”，其要求警察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前，必须先告知四句话：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选择回答，那么你所说的一切都将用作对你不利的证据；你有权要求律师在讯问时在场；如果你没有钱雇请律师，将为你指定律师。如果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没有向他作上述的告之，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将被法庭作非法取证被排除。米兰达规则把英国17世纪确立并由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重申的以“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为基本内容的“默示”的“审判”沉默权制度演变为“明示”的“审讯”沉默权制度，从而使西方沉默权制度发展到了“颠峰”。
; （二）沉默权的概念 什么是沉默权？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沉默权本质领域的追问。即从现象到本质的推论。本质是事物的内在联系，是决定事物存在的根据；现象则是事物的外在表现和外部联系。根据这一理论，沉默权的现象是指能够凭直观的方式可以认识的沉默权的外部因素联系的总和，是直观的感性对象。 就沉默本身而言，沉默是一个人不说话或者停止说话的状态；那么沉默权就是享有这种状态的权利。在司法活动中，沉默权就其表相而言，一方面表现为任何人有权在对他的审判中不提供证据；另一方面表现为不能强迫任何人作不利于本人的供述，比如，如果一个问题是由某个试图发现一项罪行是否已经发生以及是谁所为的人提出，那么任何人拒绝回答这样的问题都不构成任何犯罪，也不能因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而成为相反的评论对象。有这两方面，让人们很容易感觉到沉默权是以消极的形式反对自证其罪的行为。但众所周知，美国总统克林顿因与白宫实习生莱文斯基有不正当的性关系而被独立检察官穷追猛打，这一诽闻被众多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传遍世界各地，从诸多报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哪家批露过：被传唤的克林顿因享有沉默权而拒绝回答检察官的提问。独立检察官斯塔尔一而再，再而三地传唤克林顿，他都规规矩矩地接受了询问，尽管他表现得颇不耐烦，但还是非常不情愿地逐一回答了检察官的提问。由此看来，在沉默权盛行的美国，即使贵为总统，也未必真的享有这种保持“不说话或者停止
论疑罪从无原则 摘要：司法机关怀疑行为人有罪，但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定罪的一种状态就是“疑罪”“疑罪从无”。就是不能够确证的罪为无罪，绝不让无辜的公民受冤屈。“疑罪从无”是对公民权利的维护，是“以人为本”在法律上的表现。 关键词：“疑罪从无”，人权保障，成效，存在问题 一、引言 “疑”在字典中的解释就是：不能确定是否真实，不能有肯定的意见，不能解决的，不能肯定的。字面理解，“疑罪”就是司法机关怀疑行为人有罪但没有肯定的证据来定罪的一种不确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被告人也许有罪也许没有罪。坚持“疑罪从有”的话，被告人就被判有罪；坚持“疑罪从无”的话，被告人则被判无罪。“疑罪从无”是在“有罪”或者“无罪”无法肯定的情况下，按“无罪”判决；“罪重”还是“罪轻”无法肯定的情况下，按罪轻判决，遵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疑罪从无”是“无罪推定”派生的第一原则。疑罪从无原则又叫“有利被告原则”。因为现有证据一不能证明被追诉人的犯罪行为，二不能全部排除实施被追诉犯罪行为的嫌疑，按照无罪推定原则，推定被追诉人无罪，由此终结诉讼行为的原则。 现代法治的精神要求法律保障人权、尊重人权、促进人权，以保障公民的自由及权利为目的和取向。按照“疑罪从无”原则，防止刑罚滥用，虽然可能会放纵罪犯，使刑事犯罪行为得不到惩罚，但这不是“疑罪从无”的本意，而是要求提高查案水平和得到证据的能力，在有确凿的证据基础上定罪，排除审判带有个人主观感情的臆断，先惩治罪犯不以冤枉没有犯罪的公民为手段，“宁枉勿纵”虽然达到了惩治罪犯的目的，却要付出更多的冤魂，定罪是必须有足够的证据，通过严格的程序，谨遵法律的规定，才能进行，否则就是漠视公民的权利。每个公民的自由、财产及生命要处于确定的状态，那就不能根据有疑点的证据来判定。缺失“法律安全”比受犯罪分子的侵犯更加恐怖。冤枉人的是国家的法律，那它就是不义的，承担赔偿损失责任的就是法律的执行主体——国家，所以“疑罪从无”和《国家赔偿法》的理念是一致的；而“疑罪从有”这个原则本身就潜藏着冤案，国家也不会承担冤案受害人的损失。 二、疑罪从无原则的法理阐释 不纵不枉无疑是刑事司法追求的最高境界，但疑罪案件让案件处理很难达到这个境界。疑罪案件简单说就是以现有的证据不能确定有无罪的案件。“疑罪从无”是“有利被告”体
数罪并罚的处理 一、不同情况下数罪并罚原则的具体适用 ㈠判决宣告以前（判决已经宣告并发生法律效力以前，即判决生效前）一人犯（异种）数罪的合并处罚——折衷原则 我国刑法中数罪并罚原则的适用——以限制加重原则为主，以吸收原则和并科原则为补充的折衷原则 1、吸收原则——死刑或无期徒刑 2、限制加重原则——同为有期徒刑（最高不超过20年或者25年）、同为拘役（最高不超过1年）、同为管制（最高不超过3年） 甲犯A\B\C三罪，分别应判8年、9年、10年，宣告前都被发现，则处理结果如下：【10≤X≤（8+9+10）27】∪【数罪累计总和刑期不到35年的最高刑期为20年】【10≤X≤20】 3、并科（相加）原则——附加刑 （1）主刑与附加刑 （2）附加刑之间也要并科。例如，甲犯AB罪，分别被判处罚金1万，对甲决定判处罚金2万元。 对犯罪分子所犯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㈡判决宣告（并发生法律效力）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同种或异种）漏罪的并罚——“先并后减” 在第一审法院的判决宣告以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检察院提出抗诉，在判决未发生法律效力时，第二审法院在审理期间，发现原审被告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还有漏罪没有判决的，应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第一审法院重新审判的，适用刑法69条规定，因为70条规定的先并后减中减去的是已经执行的刑罚，而判决还没有生效，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刑罚还没有执行。 【例】某甲因抢劫罪被依法判处12年有期徒刑，执行7年后，又发现判决前尚有一强奸罪未被判决，该强奸罪应判10年有期徒刑，则此时对某甲的刑期如何确定？（或者说此时对某甲还需要执行刑期最长是多少、最低是多少？） 【分析】在此情形下，抢劫罪（本罪）刑罚执行期间又发现的强奸罪相对于本罪而言是漏罪，应适用“先并后减”的规则： 第一步，先并的结果是12年以上20年以下（两罪相并之和的最高是22年，但注意有期徒刑并罚最高不能超过20年的限制）。 第二步决定执行刑期后再减去已经执行的7年，结果是5年以上13年以下，即此时对某甲的刑期应在5年以上13年以下确定。注意此时结果应该是一个幅度刑，除非有一罪的宣告刑为无期徒刑或死刑的。 此外，如果问甲还需要执行刑期最长是多少、最低是多少，则取5～13年这一幅度的两端即可，即还需要执行的刑期最长为13年，最低为5年。 ㈢判决宣告（并发生法律效力）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同种或异种）新罪的并罚——“先减后并” 【例】某乙因抢劫罪被依法判处12年有期徒刑，执行7年后，又因一琐事对同监舍犯人大打出手，致对方重伤，依法被以故意伤害罪而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则此时对某乙的刑期如何确定？（或者说此时对某乙还需要执行刑期最长是多少、最低是多少？如果没有获得减刑、假释，某乙实际被执行的刑期最长可能达到多少？）
以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为视角从十八世纪人权运动兴起以来，人权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热点话题，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对人权的保护。通常，人权的内容一般被认为有三大类，即人身权、财产权（包括生命权、生存权、人身安全权、人格尊严权等等）；政治自由和权利；经济、文化、社会权利。其中人身权是享有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引申出的“疑罪从无”理念，标志着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符合我国国情的人权保护体制。但笔者认为，我国无罪推定原则未能充分地得到贯彻，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特别是人身权的保护方面仍然存在问题。本文对无罪推定原则对人权保护的价值、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粗浅的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议。一、无罪推定原则的渊源、内涵及价值（一）无罪推定原则的内涵。无罪推定，是有罪推定的对称，起源于古罗马诉讼中的“有疑，为被告人利益”的原则，由于古代刑民不分，故又称之为无责任推定，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任何被怀疑为犯罪或者受到刑事控告的人在未经司法程序最终确认为有罪之前，在法律上应假定其无罪或者推定其无罪。无罪推定原则最基本的内涵是，任何人非经专门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被确定有罪之前，不能被认定为有罪，享有被认为无罪的权利。除此之外，无罪推定还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内涵：（1）、追诉者与被追诉者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2）、侦查、追诉及审判机关负有全面调查收集和提供证据的职责，所调查收集的证据必须具有证明有罪的可靠程度，排除合理怀疑。（3）被追诉人享有诉讼保障的权利，禁止对被追诉人和证人采取刑讯逼供、骗供、诱供等措施，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二）无罪推定原则的渊源。最早表述无罪推定思想的是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他在1764年所著的《论犯罪和刑罚》中指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任何人，当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明的时候，根据法律他应当被看作无罪的人。”此后，无罪推定原则逐渐法律化，至今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司法原则之一。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第9条规定，“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之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即使认为必须予以逮捕。”此后，无罪推定原则被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所重视。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1项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依法公开审判证明其有罪前应视为无罪。”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2项规定：“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经依法确定有罪之前，应假定其无罪。”在社会主义国家，无罪推定原则也得到认可，前南斯拉夫《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被告人在其罪行未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确定之前，不认为是犯罪的人。”1978年前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的决议中指出：“被告人（受审人）在其罪责未依法定程序被证明并被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定之前，被视为无罪。”我国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也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世界上很多国家将无罪推定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被归定在宪法中，如《美国联邦宪法》第5条和第14条修正案规定：“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1982年《加拿大宪法》第11条规定：“在独立的、不偏袒的法庭举行公开审判中，依法证明有罪之前，应推定为无罪。”《土耳其宪法》第2章第38条第4款规定：“任何人在未被法院证明有罪以前，应推定为无罪。”《越南宪法》第5章第72条第1款规定：“在没有具备法律效力的法院判决书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被看作有罪并要受刑罚。”《俄罗斯联邦宪法》第2章第49条规定：“每个被控告有罪的人，在其罪行未被联邦法律所规定的程序证明和未被法院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之前，都被视为无罪。”（三）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突出表现在其在人权保护方面的价值。无罪推定原则以人权思想和人权理论的发展为契机，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封建法律制度的落后、野蛮、残酷，在“天赋人权”的思想下提出的，无罪推定原则本身孕含了人权思想。无罪推定原则也必将推动人权保护的发展，它能够有效避免冤假错案、刑讯逼供的发生，从而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保障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利，保障公民的名誉、人
“疑罪从无”司法理念之探析 [内容摘要]“疑罪从无”原则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采用的一项司法制度，其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在我国诉讼制度中的确立和推行，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重大进步。“疑罪从无”司法原则的确立折射出我国刑事司法系统中对法律价值的重新协调和平衡，即是在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之外，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和尊重。然而我国现实司法实践中对这一理念的认识和贯彻尚存在一些不足，“疑罪从轻”、“疑罪从挂”、“疑罪不敢从无”等传统观念和办案方式普遍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确认疑罪从无的办案原则，坚持疑罪从无的刑事司法理念。强化“疑罪从无”司法理念依赖于保障人权、程序正义和控方举证规则等几个基础理论：“保障人权”，是疑罪从无的根本思想理论基础；程序正义是贯彻疑罪从无司法理念的理论前提；“控方举证规则”是彻底贯彻疑罪从无司法理念的保障。 [关键词]：疑罪从无司法理念保障人权 “疑罪从无”原则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采用的一项司法制度，是现代刑法“有利被告”思想的体现，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内容之一。“疑罪从无”司法原则的确立折射出我国刑事司法系统中对法律价值的重新协调和平衡，即是在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之外，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和尊重。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为此均相继下发通知或联合下发通知，在办理刑事案件中要“贯彻疑罪从无原则，坚决排除非法证据”。然而，我国现实司法实践中对这一理念的认识和贯彻尚存在一些不足。笔者试图通过对疑罪从无原则理论上的探讨，揭示疑罪从无原则的司法理念，从而更好的指导司法实践。 一、“疑罪从无”司法理念的内涵 “疑罪从无”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派生，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当刑事案件事实情节处于认定上的真伪不明状态，证据不够充分确凿，不足以形成对指控犯罪的确证，不能确定被告人有罪与否，从而推定被告人无罪，对被告人作出无罪的宣告和裁判。“诉讼的起点由被告人无罪开始,证明的天平首先向有利于被告人一侧倾斜,公诉人的责任是逐一搬出证明被告人有罪的砝码堆放在对被告人不利的一侧,直至天平完全 向被害人一侧倾斜达到法律要求的定罪标准。”i对没有充分确实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案件，必须作出无罪判决，而不能作有罪判决或搁案处理。以法律工作者与医生的比较为例：医生的角色参照系使他变得特别细心、谨慎，总是会把来访者设想成为病人，试图着手诊断，这就是有病推理。而法律工作者呢？他的角色参照系使他特别关心人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在确认某人有罪之前不能设想该人有罪，这就是无罪推理。ii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案件复杂程度、证据暴露程度及湮没状况不一，人们的认知能力和证明技术有限，并非所有的案件都能够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定案证据不足、不准确的情况时有发生，疑案疑罪的形成也是必然。
数罪并罚
量刑制度一：累犯、自首、立功 量刑制度二：数罪并罚与缓刑制度 ↘ 第四节数罪并罚 一、数罪并罚的概念 数罪并罚：是指人民法院对一人在法定期限内所犯的数罪分别定罪量刑，然后按照法定的并罚原则觉得应执行的刑罚的制度。 即就是对一人所犯数罪的合并处罚制度。 是指法院对一人犯数罪分别定罪量刑，并根据法定原则与方法，决定应当执行的刑罚。 数罪并罚的特征： 1、一人犯数罪 2、2、数罪发生在法定期间内 a、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 b、判决宣告后， 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刑的犯罪人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漏罪） c、判决宣告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人又犯罪的（漏罪） d、被宣告缓刑或假释的犯罪人在缓刑或假释考验期内又犯罪或发现漏罪的。 吸收原则：是将数罪分别定罪量刑，然后选择最重的一种刑罚作为执行的刑罚，其余较轻的刑罚都被最重的刑罚吸收。 并科原则：也称为相加原则，是将数罪分别定罪量刑后，然后将各罪所处的刑罚相加在一起全部执行。
限制加重原则：是以数罪中的最高刑罚为基础，再加重一定的刑罚作为执行的刑罚，或者在数刑的合并刑期以下，依法酌情决定执行的刑罚。 二、数罪并罚的原则 数罪并罚原则，是指对一人所犯数罪合并处罚的准则。 我国的数罪并罚原则： 刑法第69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确立了以限制加重原则为主，以吸收原则和并科原则为补充的综合原则。 1、吸收原则的表现：决定宣告的数个主刑中有死刑或无期徒刑的，采用吸收原 则。 吸收原则 2、限制加重原则表现：判决宣告的数个主刑为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的，采取 限制加重原则（依据《刑法》第69条第一款规定）。 刑法第69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
试论无罪推定原则 论文提要：当今，无罪推定原则已被不少国家确立为一项宪法性原则，并逐步演变成为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理论基石。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法规与司法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但仍有完善之必要。现从无罪推定原则的概念、历史渊源与基本内涵的认识、价值与具体规则及此项原则在我国的体现、不足与完善等层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无罪推定原则体现不足措施 一、无罪推定原则的概念 无罪推定①，是有罪类推的对称，是指任何人在法院没有以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有罪以前，不得认为其有罪或者应推定其无罪。无罪推定的核心意义在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无罪推定原则又称有利被告的原则。在现代社会，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项在国际公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在各国宪法及刑事诉讼法中具有不可动摇的法律地位。 二、无罪推定原则的历史渊源及其基本内涵 （一）无罪推定原则的历史渊源 在与古罗马与雅典时期，无罪推定已经萌发。在当时的诉讼中，侦查与起诉的职能独立于司法机关之外。当需要收集、补充证据时，由当事人自己凭借专职官吏赋予的权限去完成。在法庭上，原告和被告的地位是平等的。无罪推定虽然没有明确写在法律文件中，但是，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了。 （二）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内涵② 无罪推定原则已经成为现代各国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和刑事司法的最低限度标准之一，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基本内涵进行分析：
1、只有法院才可以做有罪决定的宣告，其他任何机关和组织都没有权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新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该原则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内核，明确了只有人民法院享有定罪权的法制要求。从中不难看出该原则包括以下基本含义： (1)、确定被告人有罪的权力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定罪权是行使审判权的核心，人民法院作为我国唯一的审判机关，代表国家统一独立行使刑事审判权。 (2)、人民法院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组成合格的独立的法庭进行公正、公开的审理，并须予以被告人一切辩护上所需的保障。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是唯一有权确定某人有罪和决定刑罚的机关。在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审查起诉程序中，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可以认为犯罪嫌疑人有罪，但这不是最终定性。只有人民法院依法所作的定罪判决，才具有确定某人有罪的法律效力。 2、法院应当用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不能推定或假设。 对于诉讼中事实的认定，应根据有关的证据作出；没有证据，不得认定事实。要求法官必须依证认定事实，同时限制法官的自由心证，如无证据能力、未经合法调查，明显与事理有违或认定事实不符之证据，也不得作为自由心证之根据。 3、在判决生效之前，被告人是无罪的，不能因为其被逮捕、被起诉、被审判而认为其有罪。 无罪推定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在未经判决以前，应先推定为无罪，这是一种法律拟制。法律拟制的一项重要作用在于，对某些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在无充分确实的证据条件下，确定有无、是非的方法。 三、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及其具体规则 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项确定和保障被告人法律地位的基本法律准则，已成为
浅谈“疑罪从无”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摘要]疑罪从无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其直接来源于无罪推定原则。意在保护相对于强大的司法机关而言弱小的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同时限制国家刑事司法权利的滥用，减少并防止冤假错案的出现。基于此，从疑罪从无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现状出发，分析其所面临的冲突与异化，结合证据裁量与情理的探究，提出了解决其困境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疑罪从无；刑事审判；情理；法理 刑法的主要功能是保卫社会安定有序和保障个人权利自由不受侵犯。即一方面刑法要最大限度的防止并控制犯罪的发生，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刑法担负着保障人权，防止司法权被滥用，实现社会正义的重任。疑罪从有或疑罪从无是两个相对应的概念，非此即彼，具有绝对的排他性。二者的冲突正好集中反映了刑法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之间的价值冲突。正如德国法学家耶林所说：“刑法是把双刃剑，使用不当就会两败俱伤。”疑罪从有便可能刑及无辜，滥用刑罚权力，违背保障人权的原则；而疑罪从无又可能放纵犯罪，违背有罪必罚的宗旨。 [1]我国的司法机制是如何落实无罪推定原则的，疑罪从无原则是否切实保障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限制了国家刑事司法权利的滥用？ 一、“疑罪从无”原则的适用现状 （一）疑罪从无原则在我国刑事审判中的适用现状 在我国，地方人民法院每年审结的一审刑事案件大约在50万件，而在疑罪从无制度确立之后，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而宣告无罪的案件，多则几千件，少则几百件，且在这些被宣告无罪的被告人中真正属于因为“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不足一半。 从客观的数据分析来看，疑罪从无原则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很好地落实。许多法院的法官对存疑案件都不敢也不愿果断宣判无罪。取而代之的是“疑罪从轻”、“疑罪从挂”，即使有，也基本上是能够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各大媒体争相采访报道的重大案件，法官迫于社会公众压力及舆论支持而最后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坚持疑罪从无原则。 （二）疑罪从无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异化 疑罪从无原则虽然已在我国确立多年，其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偏差和很多不合理的司法现象。 1.“存疑判决”的回潮 “疑罪从轻”是指案件虽然存在疑点，但依旧认定被告人有罪，只是在量刑上给予适当减轻的制度。当审判者发觉案件事实存在疑问时，也许就会觉得自己（代表审判及公诉方）存在理亏，既然双方都有不足，那么何不各退一步，顺顺利利地把事情愉快地解决了呢？在这种情况下，审判者更愿意运用减轻情节的原则，在认定有罪的同时判处一个比法律规定的刑罚相对或大大减轻的刑罚。多数法院对该判无罪的案件的普遍做出“疑罪从轻”（包括对该判死刑的，判死缓）的策略选择。[2] 2.“疑罪从挂”现象的“正当化” “疑罪从挂”是指当案件存疑无法判决时，将案件搁置，暂不做判决的做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宗旨要求判决必须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做出。既然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那么如何依法做出裁判呢？于是乎
致力于打造高品质文档对“疑罪从无”原则的运用 一、疑罪从无原则的由来与内涵 在现代司法实践中，非常强调证据的依据，在刑事申诉中对于认定被告是否有罪，对于被告的量刑，对于案件的裁决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在相关的刑事诉讼和审判过程中，某些环节的证据缺失，应该及时地补救和完善，以便于合理地估量受害人的损失和赔偿。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存疑案件的处理原则(即疑罪从无原则)做出了明确规定，但是在我国目前理论界与学术界对如何运用该原则却存在较大的分歧，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遇到此种案件，各级与各地的执法部门作法也是种类各异，所以笔者认为对疑罪从无原则的理解与运用确有探讨之必要。 (一)内涵 对于没有确凿证据的疑罪，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的规定，不予定罪，这也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刑事诉讼原则之一。但是目前我国的理论界和学术界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在小同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各级各地的司法部门的做法也是各小相同的。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之第162条的第3项规定，证据小充分的小能判定被告人有罪，应做无罪判决。虽然在相关法律上做了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受到传统司法观念和习惯性做法的影响，在学术界和司法界中对于如何运用疑罪从无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因此在实际情况中的做法也是千差万别的。 1998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之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没有经过法院判决的任何人都是无罪的，这就在刑事诉讼法中首次明确的提出了疑罪从无的前提:无罪推定原则，将它提高到法律条款加以明确。也就说在人民法院判决之前的任何人，都应该视为无罪。以此推理，没有充分和确凿的证据证明有罪的被告，都应该当作无罪对待。这些条款和做法遵守了疑罪从无的要求，在小能用确凿证据证明被告人或者嫌疑人有罪的情况下，该判决其无罪。 (二)现状 1疑罪从无原则在我国刑事审判中的适用现状 从客观数据分析来看，疑罪从无原则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很好地落实。许多法官对存疑案件都小敢果断宣判无罪。而是采用权宜之计，即疑罪从轻疑罪从挂。 2疑罪从无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异化 与无罪推定原则相对的是有罪推定的思想。在我国长期的司法实践过程中，有罪推定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被告人是审判过程中的客体，甚至是执法机关为达目的可以任意使用的工具和手段，而非诉讼的当事人之一 20XX年以前尚未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并未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可以保持沉默的权利，面对讯问如实回答是其应尽的义务。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在被确定的那一刻即被认定为是有罪的，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坦白从宽。当然从法庭的布局来看，被告人是身穿囚服，已经被认定为有罪而接受审判，有的时候甚至身处囚笼，千夫所指，成为共同讯问的对象。有些情况下法官甚至要求被告人出示证明自己没有犯罪的证据，这已经是假定被告就是罪犯了，完全背离了控方举证原则。
内容提要：数罪并罚是我国刑法适用基本制度之一，其对遏制犯罪现象的发生，创建良好的社会秩序意义重大，以下将分析数罪并罚原则，浅谈司法理论和实践中的几个热点难点问题：数罪并罚原则是指对一人所犯数罪进行合并处罚的原则，其功能在于确定对于赎罪如何实行并罚，数罪并罚的原则是数罪并罚的核心和灵魂，它一方面体现着一国刑法所奉行的刑事政策的性质和特征，另一方面从根本上制约着该国数罪并罚制度的具体内容及其适用效果。关键词：数罪并罚数罪并罚的原则数罪折中原则合并原则数罪并罚是我国刑法适用基本制度之一，其对遏制犯罪现象的发生，创建良好的社会秩序意义重大，以下将分析数罪并罚原则，浅谈司法理论和实践中的几个热点难点问题：数罪并罚原则是指对一人所犯数罪进行合并处罚的原则，其功能在于确定对于赎罪如何实行并罚，数罪并罚的原则是数罪并罚的核心和灵魂，它一方面体现着一国刑法所奉行的刑事政策的性质和特征，另一方面从根本上制约着该国数罪并罚制度的具体内容及其适用效果。各国所采用的数罪并罚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种：（一）吸收原则。即对数罪采取重刑吸收轻刑的处罚原则，在对各罪分别宣告的刑罚中，选择最重的一种刑罚作为应执行的刑罚，其余较轻的刑罚被最重的刑罚吸收，不予执行。采用这一原则对于某些刑种如死刑、无期徒刑是适宜的，且适用颇为明显，因为其违背了甼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有重罪轻罚之嫌，致使在犯数罪和犯一重罪承担相同刑事责任的条件下无疑等于鼓励犯罪人或潜在犯罪人实施一重罪后，志实施更多的同等或较轻的罪，所以单纯采用吸收原则是不科学的。（二）合并原则指数罪分别宣告刑罚。这一原则来源于“一罪一罚”“数罪数罚”的思想，但实际弊端甚多，如对有期徒刑而言，采用绝对相加的方法决定执行的刑罚期限，往往超过犯罪人的生命极限，与无期徒刑的效果并无二致。已丧失有期徒刑的意义，再如数罪中若有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者，则受刑种的限制药厂，根本无法采取绝对相加的原则予以执行，并且逐一执行所判数人无期徒刑或死刑，也是极端荒诞之举。所以，合并原则作为单纯的适用的数罪并罚原则实际上既难以执行，且无必要，亦过于严酷，有悖 （三）限制加重原则。于当代刑罚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性质精神，采取单纯合并的原则也不科学。 指对数罪分别定罪量刑，然后以其中最重的刑罚为基础，再加重一定程度的刑罚，作为应执行的刑罚。或者在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数刑相加的总和刑期一定的情况决定执行的刑罚，法律同时规定决定刑罚的最高不得超过的限度，克服了吸收原则和合并原则的弊端，既使得数罪并罚制度贯彻了有罪必罚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又采取了较为灵活，合乎情理的合并处罚；但该原则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对死刑无期徒刑根本无法采用。因而当然不能作为普遍适用于各种不期而遇鹷的并罚原则。（四）折衷原则。指对一人所犯数罪的合并处罚不是单一的采取吸收原则，合并原则，合并原则或限制加重原则，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兼采上述原则，以分别适用于不同刑种和宣告刑成结构的合并处罚原则。我国现行刑罚采取的正是这种原则，因其取长补短，针对性强，灵活性强，适用面广。[!--empirenews.page--]一数罪中既有判处有期徒刑的，又有判处拘役或者管制的，即不同种类的有期自由刑之间应如何并罚？对于这个问题，刑法上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有几种常用的解决办法，一是吸收说，主张对不同种有期自由刑的合并处罚，采用重刑吸收轻刑的规则决定执行的刑期，即有期徒刑吸收拘役或者管制只执行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吸收管制药厂，只执行拘役其主要理由是这种方法既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又符合并罚的原则，且简便易行。二是分别执行说，主张对判决宣告的不同种有期自由刑，应先执行较重的刑种再律诗行较轻的刑种。既先执行有期徒刑，再执行拘役、管制或者先执行拘役再执行管制药厂。这一思想实质上是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罚。这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是相违背的。三是有限酌情分别执行说。主张对于不同种有期自由刑仍应采用体现限制加重原则的方法予以并罚。即在不同种有期自由刑的总和刑期以下，最高刑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罚。其结果是或仅执行其中一种最高刑的刑期或酌情分别执行不同刑种自由刑。四是按照比例分别执行部分刑期说。主张对于不同种有期自由刑，应从重到轻分别予以执行，但并非分别执行不同有期自由刑的全部刑期，而是分别执行不同种有期自由
试论无罪推定原则(一) 【摘要】 在现代社会，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项在国际公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已被相当多的国家确立为一项宪法性原则，并逐步演变成为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理论基石。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司法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此项原则,但仍有完善之必要。本文拟从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历史渊源及其基本内涵的认识、价值与具体规则及此项原则在我国的体现、不足与完善等层面进行论述，以期抛砖引玉之作用。无罪推定，是有罪推定的对称，滥觞于古罗马诉讼中的“有疑，为被告人利益”之原则，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任何被怀疑为犯罪或者受到刑事控告的人在未经司法程序最终确认为有罪之前，在法律上应假定其无罪或者推定其无罪。在现代社会，无罪推定原则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司法原则之一，并承载起体现和尊重人权之重任。在我国，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作了重要修订。新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无罪推定等先进的思想，确立了疑罪从无的处理原则，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刑事司法活动中对涉案人员有罪推定的历史。随着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尊重和保护人权”宪法原则的确立，在此背景下深化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认识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就此项原则作一次肤浅的探讨。 一、无罪推定原则的历史渊源及其基本内涵 在法律发展史上，无罪推定思想是由意大利法学家贝卡丽亚作了最早表述。他在1764年所著的《论犯罪和刑罚》中指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任何人，当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明的时候，根据法律他应当被看作无罪的人。”此后，无罪推定原则被广泛认同与接受并逐渐法律化。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第9条规定，“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之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即使认为必须予以逮捕。”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1项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依法公开审判证明其有罪前应视为无罪。”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2项规定：“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经依法确定有罪之前，应假定其无罪。”在社会主义国家，无罪推定原则也得到认可，前南斯拉夫《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被告人在其罪行未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确定之前，不认为是犯罪的人。”1978年前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的决议中也指出：“被告人（受审人）在其罪责未依法定程序被证明并被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定之前，应被视为无罪。” 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将无罪推定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规定在宪法中。如《美国联邦宪法》第5条和第14条修正案规定：“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1982年《加拿大宪法》第11条规定：“在独立的、不偏袒的法庭举行公开审判中，依法证明有罪之前，应推定为无罪。”此外，《土耳其宪法》、《越南宪法》以及《俄罗斯联邦宪法》等都对此项原则作出明确的规定。 尽管无罪推定原则已经成为现代各国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和刑事司法的最低限度标准之一，但对其基本内涵却有不同的认识，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无罪推定是有罪推定的对立物。既然有罪推定是指司法人员在刑事被告人一经确定，即主观地认定其是罪犯，其诉讼活动都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那么，无罪推定当然应是与之相反。然而，无罪推定尽管与有罪推定存在这种对立，两者还是有一致之处，即都是在刑事诉讼进行过程中，而不是在结束之时(判决后)，在刑事案件事实尚未搞清、没有充分确凿的证据条件下，对刑事被告人有罪与否的一种主观认识。同时，无罪推定中的“推定”，不同于科学研究中的假设，因为假设并不是主观认定，而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也不同于法律中常有的根据已知事实对未知事实的推定，因为这种推定只是在法院的审判中才有意义，并不作用于整个诉讼过程。 第二种观点认为，无罪推定是指司法人员在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刑事被告人有罪以前，
浅析询问笔录 随着无罪推定原则在司法界的推行，当事人有了申辩权及沉默权，询问笔录不再是定案的依据。曾作为“证据之王”的询问笔录逐渐褪去光环，“重证据轻口供”成为了办案准则。公安机关就出现过零笔录案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虽然暂时还没有类似的尝试，但询问笔录在案卷中的证明作用也较之以前大为弱化。为此，一些办案部门也逐渐忽视了对询问笔录的制作与运用。笔录真没有作用了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一条第一款规定：“证据有以下种：（一）书证；（二）物证；（三）视听资料；（四）证人证言；（五）当事人的陈述；（六）鉴定结论；（七）勘验笔录、现场笔录。”在上述七种证据中，证人证言和当事人的陈述都可以涵盖在询问笔录的范畴内，由此可见，询问笔录属于法定证据，是判明案情、处理案件的重要依据，也是办案人员查清案件事实、发现新证据、验证所取证据的重要方法。 询问笔录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询问的时间、地点、被询问人的姓名、职业、工作单位和住址。有条件的应该记录下有效的联系电话。 （2）询问的内容，这是询问笔录的主要部分。应该遵循两个原则，其一以事实为根据原则，要客观、真实地记录、反映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不扩大不缩小。其二是以法为准绳原则，首先要依据程序法的规定告知被询问人的权利和义务。其次是以当事人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和处罚所需条件重点询问。任何违法行为都有构成要件，是案件定性的依据。例如：无照经营构成要件是未取得营业执照、从事了经营活动。处罚所需条件例如：〈〈公司法》中对擅
白改变主要登记事项的行为规定先责令限期登记，逾期不登记的才可处以罚款。询问笔录中就应对责令当事人限期登记的内容、期限予以记录。还有一种情况，例如依据〈〈广告法》处罚的案件是以广告费为标准予以没收或罚款，而依据〈〈广告管理条例》处罚的案件是以违法所得为标准予以没收或罚款，因此在询问笔录中应根据处罚所依据的不同情况加以明确。 (3) 询问人和记录人签名，注明年月日。 一般案件的询问笔录，根据调查阶段的不同，可以大致分为： 初次调查笔录、深入调查笔录及通问笔录。下面以分局查处的北京建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信公司)提供虚假评估报告一案为例予以说明。 一、初次调查笔录是在案件调查初期，办案人员对当事人基本情况、违法行为的情节、范围、后果等还没有客观、准确认识的情况下，向当事人了解基本情况时所制作的笔录。笔录大多是在案件调查现场临时决定制作的，询问人及当事人双方都没有充分的准备。因此, 初次笔录可不必过于深入，但询问的范围要广，涉及面要宽。如：当事人基本情况、上级单位或关联单位情况、人员构成及分工情况、实际从事的经营范围情况以及经营的规模、渠道等等。力争通过初次笔录，使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各种情况有初步的了解。 例如：在建信公司一案中，办案人员首先调取了该公司留存的涉嫌虚假 的评估报告底档，然后与其法定代表人进行了初次询问，了解了公司 的基本概况，人员构成，重点是人员分工、制作评估报告流程及要求。 第一次笔录没有涉及报告虚假的内容，但为后面深入调查笔录进行了 铺垫。 二、深入调查笔录是在初次笔录及取得初步证据的情况下，针对调查重点、可疑点进行深入、细致的询问。调查笔录一定要深入、详尽，要
如何理解和把握“疑罪从无”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时间:2006年06月20日08时52分作者: 杨宇冠郭志远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疑罪既可能涉及事实认定问题，又可能涉及法律适用问题。疑罪是法院作出判决时对被告人是否应作有罪判决还没有确定，从而作出无罪判决的一种法律评价。 ●从广义角度看，疑罪可以划分为三种情形：案件事实认定上的疑罪；犯罪性质认定上的疑罪；罪数与刑罚适用上的疑罪。 ●“疑罪有利于被告”是法院作出判决时适用的原则；与之相比较，无罪推定着重于被告人的权利和待遇。 “疑罪从无”这一理论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对刑事司法中的定罪量刑，乃至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个刑事司法的最基本的功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疑罪从无这个提法现在被广泛使用，成为刑事司法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熟悉的一个概念。但是，如何理解、怎样把握“疑罪从无”仍有不同认识，笔者对此探讨如下： ■对疑罪概念、种类的界定与划分 （一）关于疑罪的几种观点 疑罪从无首先必须分析何谓“疑罪”，这个概念不仅我国相关立法及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且学术界也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以下观点： １．疑罪是指“主要是指事实不能查清或者不能完全查清的犯罪”。 ２．疑罪是指“有相当的证据说明被告人有重大犯罪嫌疑，但全案证据尚未达到确实、充分
的程度”。 ３．疑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对受理的刑事案件经审查在定罪与否的问题上存在疑问且未得到合理排除的一种状态”。 ４．疑罪是指“诉讼主张虽有证据予以支持，却达不到证明程度所要求的标准，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或其罪行轻重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而处于悬疑状态”。 ５．所谓疑罪，有人称之为疑案，是指“因证据不足或适用法律上存在疑难而导致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等难以认定的案件。由此可见，疑案包括三种情形：一是证据不足的疑案；二是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存在，但在犯罪性质的认定上存有疑难的案件：三是认定某人的行为应定为一罪还是数罪的疑案”。 从对案件事实及案件性质的认定角度论，上述观点可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是仅从案件事实的认定角度而言，疑罪仅指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够作出是有罪还是无罪的判断的案件。第二类是从对案件事实与案件性质两方面认定而言，疑罪不仅包含从证据、案件事实方面无从作出有罪还是无罪的判断，而且还包含了在作出准确的案件事实认定后，该行为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或重刑与轻刑之间无从判断。笔者认为第一类疑罪属于狭义疑罪的范畴，第二类疑罪属于广义疑罪的范畴，正如有学者所言，“目前在我国备受关注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疑罪从无’实际上就是从狭义上理解疑罪的概念的，即认为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存疑的案件才是疑罪案件，对这类案件，应按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事实上，疑罪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疑罪不只是罪疑，还存在适用法律存疑的情况，如果只将疑罪理解为是否有罪存疑，则是将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疑罪案件简单化了”。 （二）关于疑罪的分类 要想准确把握疑罪的概念和种类，笔者认为应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疑罪发生于审判即将结束，法院须作出判决时，对被告人是否应作出有罪判决还不确定，处于两难境地。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只是涉嫌犯罪，没有被排除无罪的可能，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作为控诉机关，负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审判阶段指控成立的责任，即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并构成何罪。因此，案件没有经过法院的最终认定，犯罪嫌疑人在事实上既可能有罪，也可能无罪是正常情形，是符合诉讼规律的； 第二，疑罪既可能涉及事实认定问题，又可能涉及法律适用问题。从事实认定角度论，现有的证据虽足以让法官形成指控的案件事实成立的确信，相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但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