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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取得了哪些成就在明清时期虽然中国处于闭关锁国时期，对外来文化予以排斥和不接受，但在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历史的趋势下，中西方文化得到交融，对中西方文化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下面是我对明清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所得到的成就的总结和概述。
一，西学中传明清时期，最早给中国带来西方文化的是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他们在中国宣传他们的信仰，同时也把西方的文化送到东方大地。
（一）语文学利玛窦着有西字奇迹一书，系用拉丁拼音注读汉字。
其后又有金尼合（Trigault Nicolas）着西儒耳目资一书，也是讲拉丁文拼音与注音的，其条理比西字奇迹更为完密，此为西人介绍拉丁文的最早著作。
当时中国学人多受其影响，方以智之作通雅，即曾引述该书。
荷兰人占据台湾，曾设学校，教授当地人学习拉丁文。
当时士人的应用文件，都采用拉丁文，朋人称为「红毛字」。
所以在明末清初，已有许多人懂得拉丁文。
（二）天文历法明清之际的西方传教士，对于中国最大的贡献是天文学和历法。
先是在万历三十八年，因为日蚀不验，发现旧历的错误，就有李之藻与五官正周子愚等上疏。
请采用西洋历法，以改良旧历，并推举庞迪我、龙华民、熊三拔等西洋教士。
朝廷未及采纳，而发生了南京反教风潮，而有禁止耶教、驱逐教土之令。
后来延至天启、崇祯年间，再发生日蚀的错误，旧大统历与回回历都不验。
明思宗便接受徐光启的建议，成立历局，以光启为监督，主持修订新历法。
即以崇祯原年戊辰为新历元年，名之曰崇祯历。
并起用李之藻，征聘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各布、汤若望等。
开局之后，徐光启便偕同李之藻、龙华民等，先从事译书研究与观察的工作。
第二年李之藻病故，崇祯六年徐光启也去世。
当光启病笃时，举荐当时通晓西学的前陜西按察使李天经继续主持历局之事。
后至崇祯七年，成历书一百卷，共分十一部，名曰崇祯历书，又名西洋新法历书。
崇祯六年又议订历法条议二十六则，历法虽成而明亡，竟未及施行。
后来清兵入关，即采用西洋教士所研订的新历法，并用汤若望为钦天监。
汤若望在明活动明朝的天主教是钻了地方官员的空子，以自鸣钟打开销路，才来到中国，来到宫廷，慢慢开始传教的。
与明朝相比，清朝采取了一种更主动接近西方文化的态度。
清朝初年，到中国的传教士主要是汤若望，他是从多尔衮摄政开始一直到顺治、康熙年间都最有影响的传教士。
汤若望是德国人，在晚明时期作为龙华明的助手已经来到了中国，在当时也是有一定地位的，他首先被派到西安去传教。
汤若望晚明时期，徐光启主持编修《崇祯历书》，因为在整个明朝基本上没有修订过历法，所以徐光启在修订历法时觉得应该利用这些有先进天文学知识的西方传教士。
他了解到目前在西安传教的汤若望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于是就把他调到北京参与修订《崇祯历书》。
可惜的是《崇祯历书》编完之后不久大明王朝就灭亡了，也正因为汤若望的存在，《崇祯历书》的成果才被清朝所沿袭。
汤若望用了西方一些先进的天文数学来编定历法，期间在明末宫廷的历局中还修了一批天文仪器。
除此之外他还帮助晚明朝廷制造大炮。
从佛郎机开始中国人就知道洋枪、洋炮比中国自己的厉害。
我们把最早来到中国红发碧眼的人称为佛郎机，同时把它们造的枪炮也叫做佛郎机，这与上古的西方把中国称为赛里斯，从而把中国生产的丝绸也叫做赛里斯一样，都是通过一种物质来认识一个民族。
所以汤若望也应明朝政府的要求来帮助他们造了二十门大炮，并且还和其他人合作翻译了一些关于造炮工程和使用炮弹方面的书籍。
当时满洲的军队始终在山海关之外骚扰中国的辽东，所以抗击满洲军队时，汤若望的火炮曾经起过作用。
但满洲军队最终还是在多尔衮的带领下攻破了山海关，进入了关内，大明王朝也随之灭亡了。
汤若望首先还是一个传教士，这一时期在传教方面的进展是他在宫廷里为一些太监受洗，较有影响的是一个叫常寿天的太监。
这些太监就成了比较早的宫廷天主教徒。
同时，在已经完全崩溃的明朝王室成员当中，天主教也成为他们的一个救命稻草，一些皇太后，皇后以及皇子都在太监的影响下入了天主教。
这就是汤若望在明朝末年的一些活动。
清朝对西方文化的传播与影响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清朝是一个强大而复杂的王朝。
尽管它不是中国自己的王朝，但在其260年的历史中，它对中国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清朝时期，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西方的崛起。
然而，清朝并非孤立在自己的封闭世界中，它采取了多种方式与西方文化进行接触，并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朝时期，西方文化的传播主要通过两种途径：第一种是由传教士传播来自西方的宗教和文化，第二种是通过官员和商人与外国联系和交往。
然而，无论哪种方式，西方文化的传播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清朝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始于16世纪，但直到17世纪末期，他们才真正开始在中国的内陆地区推广基督教和西方文化。
清朝政府不断加强对传教士的监管，但还是无法阻挡他们的影响。
传教士教授的知识包括基督教信仰、科学知识和西方文化中的一些价值观。
他们带来的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而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也开始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如信奉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
除了传教士，官员和商人与外国也实现了往来。
清朝有许多高级官员参加过外交使团，其中一些人掌握了一些西方文化知识，还带回了许多有价值的物品，如当时颇为流行的望远镜、光学和数学文献等。
商人经常前往西方国家进行贸易，这些人也为中国带回了一些西方物品，比如精美的手表、小雕塑和西洋乐器。
通过这种交往，清朝的知识分子也了解到西方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风貌，并对这些影响进行了接受和转化。
然而，清朝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一些知识分子批评西方文化缺乏中国文化中独有的价值观，如儒家思想。
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加成熟和优秀，而西方文化则是“野蛮人的文化”。
这些观点反应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优越性的自信，但也反映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误解和偏见。
尽管与西方文化的接触和影响十分明显，但清朝并没有完全接受西方文化。
清朝仍然保持了自己的儒家文化传统，而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只是一种间接的影响。
明清时期的基督教来华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形象作者：彭炫棋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5期摘要：在明清时期，基督教逐渐传入，并且在传教士的笔下构建了一个鲜明的中国形象。
中国形象的鲜明化也在不断的演变性得以发展。
最初，许多传教士描述的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后来逐渐有了清晰的整体，最后则体现了突然的转变，他们甚至对中国形象进行刻意的丑化。
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的变革。
因此，本文以文化发展的视角作为切入点，对基于明清时期的基督教来华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形象进行研究。
关键词：明清；基督教；中国形象中图分类号：K249；B9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5-0022-04中国形象在明清时期有着非常显著的变化。
从许多外域者的角度来看，它是多样化、不定化的。
特别是在世界文明史当中，传教士作为文化的主要传播者，以信息交流为目的，以书信、日记、游记等作为基本载体，对中国历史进行记载，使外国人更加的了解中国。
一、中国形象从模糊化转为清晰化（一）早期基督教的传播与中国形象的流传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起源于唐朝，从现有文字中可以进行追溯。
在初期阶段，基督教分为不同的分支和流派，其中景教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唐朝是我国文化、经济、政治都非常繁华的时代，它甚至可以称为封建社会的巅峰。
在唐朝，我国与世界间的来往也更加紧密，基督教也由此传入，甚至受到了许多人的尊崇。
但由于多种文化的盛行以及佛教的推崇，也曾受到排挤甚至中断。
直到元朝时期，基督教又得以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受到了大多数人的信任。
然而，元朝的覆灭使得在华基督教逐步走向衰亡，作为基督教的主要分支，景教的传播也受到了局限。
正是这种局限性，令教义传播的途径受到了阻碍。
大多数的文化交流都是在外国商业者的口中得知的，而他们也只是凭借商业交往的只言片语进行了解，并没有完整的文字来描述中国文化与中国形象。
当西方遇见东方——明清传教士（上）作者：赵伟董强来源：《百科知识》2014年第01期基督教在中国有1300多年的传教史。
唐代“景教”传入华夏；元代“也里可温”（又名“十字教”）在中土盛极一时；明代中叶，随大航海时代来临，基督教重获来华传教契机。
然而，前3次传教均偃旗息鼓。
直至晚清，传教士与船坚炮利的殖民者一道，最终叩响了中华帝国的大门。
明末传教活动欧洲冒险家扬帆远航、游历世界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东方明帝国的万历、天启两位皇帝却龟缩于深宫之中，醉迷黄老道学。
旌旗飘扬的西方商船早已在中国东南沿海大门口游弋，明廷以“闭关锁国”为名，严禁西人擅自登岸。
难以泯灭宣教意志的传教士凭借执著信念，开始在亚洲各国布施传道。
1552年，葡萄牙传教士在日本传教斩获新功。
与此同时，西班牙人沙勿略满怀信心地谋划在华传教。
令人叹惋的是，沙勿略最终只登临了珠江三角洲西南面的上川岛。
此岛距大陆触手可及，神父却只能望洋兴叹。
不久，沙勿略罹患疾症，含恨离世。
翌年，葡萄牙人贿赂明朝地方官员攫取澳门居住权，传教士便有了在华传教的基地。
1555年，一名叫巴莱多的神父为赎回葡萄牙水手与基督徒出狱，在广州停留两个多月。
期间，巴莱多与广州名仕公开激辩，竟遭唾面恶语。
1565年，巴莱多在澳门逗留两年后，一名叫培莱思的神父再入广州城。
培莱思向广东布政司衙门递送中葡双语书函，请求中国政府允许他驻穗传教。
传教士受布政使礼遇，茶歇闲话间，布政使问其是否精通汉语，培莱思直言不会，布政使抚须笑言：“那请您先做学生，学习我们的中国话以后再做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解你们的教义。
”培莱思遂作罢。
不过，返抵澳门后，培莱思创立了中国第一所耶稣会院，精心培养适合在华传教的神父，这便是享誉一时的圣保禄学院。
培养熟稔汉语、通晓中华文化的神父，与耶稣会印度传教团视察员范礼安的想法不谋而合。
范礼安未雨绸缪，行前留书指示，要求在华神父应勤学汉语，通晓中华礼教，为有朝一日在华传教蓄势待发。
明末清初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西学东渐作者：崔西平来源：《中国市场》2013年第29期[摘要]16世纪中期，随着西方的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东西方文明交流迎来新的契机，自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入华以来，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科学与文化艺术传入中国，掀起了一轮西学东渐的高潮。
本文通过分析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情况，对这一次西学东渐做简要评论。
[关键词]传教士；西学东渐；东西方文明[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29-0203-021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背景1.1宗教改革与耶稣会的建立自两汉时期起，亚欧大陆的文化交流便被纳入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当中。
15世纪，肇始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地理大发现开启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序幕。
1517年，德国人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天主教势力受重创，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遂将目标对准欧洲大陆以外的地区，借此扩张势力。
1535年，为了抗衡新教势力，天主教改革派西班牙贵族罗耀拉成立耶稣会，获得罗马教廷教宗的许可。
耶稣会最主要的任务是教育与传教，在欧洲兴办大学，培养出了许多具有深厚文化修养的人才，著名的如科学家笛卡儿。
自耶稣会诞生后，在教皇和欧洲皇室贵族的支持下，许多传教士来到东方，他们以传教为目的，为以中国为主的东方世界带来了先进的西方科学与文化，史学上称之为“西学东渐”。
1.2传教士在中国的立足西学东渐的主角是传教士，但对于这些西方人来说，要想在中国立足并非易事。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独立发展起来的封建帝国，体系完备，个性鲜明。
明朝时，为了避免倭寇骚扰，中国政府开始实施海禁政策，这就为传教士进入中国设置了障碍。
耶稣会创立者之一的沙勿略是首先到东亚传教的西方传教士，1549年，他踏上日本国土，使日本成为其在东方传教的重要基地。
沙勿略在日本站稳脚跟后，准备通过广东进入中国，怎奈明朝政府的锁国政策将其阻拦在广东近海的上川岛上，沙勿略不久病逝于该岛。
清朝对待外国传教士与基督教清朝（1644年-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对待外国传教士和基督教具有复杂的态度。
在这个时期，传教士的到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同时也引起了一些负面反应。
本文将探讨清朝对待外国传教士与基督教的态度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一、传教士的到来清朝初期对外国传教士持开放态度。
在明朝灭亡后，清朝政府致力于稳定国内局势，吸引了许多外国传教士的到来。
这些传教士带来了欧洲的科学知识、医学技术和文化观念，对中国社会起到了推动作用。
他们建立的教堂、医院和学校为中国人提供了教育和医疗服务，极大地改善了民生。
二、传教士的活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对传教士的态度逐渐转变。
一方面，一些传教士滥用他们的地位，进行迫害、诱骗和其他不当行为，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破坏了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传教士的活动也带来了一些文化冲突。
他们传播的基督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不同，引发了一些思想观念的摩擦。
三、政府的反应作为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拥有强大的政府机构和儒家思想的统治意识形态。
面对传教士的活动，清朝政府开始采取措施限制他们的行动。
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例如《钦定纲领》和《琉球教案》等，限制传教士的活动范围。
政府对传教士活动的限制主要是出于对稳定社会秩序和维护封建统治的考虑。
四、传教士的抗争然而，一些传教士并不服从清朝政府对他们的限制。
他们继续传播基督教思想，甚至通过一些非法手段来进行宣传。
这导致了一些事件的发生，例如《天主教闽浙教案》和《天主教汉中教案》等。
清朝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统一，对这些抗争行为进行了镇压，加大了对传教士的限制。
五、传教士遭遇的变化随着清朝政府对传教士的限制加大，传教士在中国的地位逐渐下降。
然而，并非所有传教士都经历了失败。
一些传教士通过融入中国社会，学习中国文化，逐渐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重和支持。
例如，罗汝才、曹光煜等人在中国留下了积极的印记，为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
明清之际，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对我国的殖民入侵，基督教第三次传入我国。
天主教的耶稣会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流派。
第一位到东方传教的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方济各·沙勿略。
他是受葡萄牙国王派遣，以罗马教皇使者的名义来华传教的。
沙勿略先抵达印度，在东南亚各地传教，然后进入日本。
当得知日本所奉行的佛教、儒教来源于中国后，他便试图进入中国。
他来到广东台山县所属的上川岛，但因明朝政府海禁较严，没有成功，最终病死于上川岛。
不过，从此澳门就成了以后耶稣会对我国内地传教的基地。
在沙勿略死后30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真正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奠定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基业。
利玛窦1552年生于意大利，19岁时加入耶稣会，28岁时任神甫。
同沙勿略一样他先是抵达印度传教，之后来到澳门学习中文。
次年来到广东肇庆，广泛结交各级官员文人，并向地方官员赠送了自鸣钟等厚礼，这才获得一块空地建起寓所和教堂，开始他在中国的传教。
利玛窦之所以能在中国取得成功，因其十分注重中国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取消了西方宗教仪式中强制推行的习俗，从而使基督教中国化，适应了中国的习俗。
利玛窦的传教事业不断发展，受洗人数不断增加。
当时的一批名流学者如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都先后入教，被誉为“教中三杰”。
利玛窦深刻意识到要使中国彻底接受天主教必须获得中国皇帝的信任，得到他的恩准。
经过多次周折，利玛窦终于获准进入北京，觐见当时的明神宗皇帝，献上圣像、《圣经》、万国图、自鸣钟、八音琴等欧洲近代科技产物。
神宗批准利玛窦在北京传教，并赐给他一所住宅，还在旁建立一座天主教堂，也就是今天北京宣武门内“圣母无染原罪堂”的前身。
利玛窦去世后，神宗还下令以陪臣之礼葬于阜成门外——后来成为北京教士公墓。
利玛窦去世后，意大利人龙华民接掌中国天主教教务。
因为他禁止教徒参加祭祖、祀天等仪式，人们对此产生反感，不久便爆发了“南京教案”。
礼部待郎三次向神宗皇帝上疏，要求禁教，认为天主教有违中国礼俗，西教士有窥国之意，反教风潮由此兴起。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外国来的传教士汤若望为何一度被处以死刑导语：在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和科学技术的成熟，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日趋频繁。
除了传统的商贸往来之外，也出现了很多的西方传教士的在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和科学技术的成熟，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日趋频繁。
除了传统的商贸往来之外，也出现了很多的西方传教士的身影。
而汤若望就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员。
可以说他是继最早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的利玛窦之外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
汤若望原名约翰·亚当·沙尔·冯·白尔，于1592年出生在德国科隆。
他受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卓越功绩所影响而决心成为像他们那样胸怀远大理想的人。
于是在1618年乘上轮船，踏上了前往东方的旅途。
他在中国生活了整整四十七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
他在促进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基督教传播，以及推广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在中国传播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因为中西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引起了朝廷中某些保守官员的不满和反对，最终发生了震惊一时的康熙历狱，又被称为汤若望案。
康熙五年，也就是公元1666年，当时的新安卫官生，同时也是穆斯林信徒的杨光先向康熙皇帝上书，认为汤若望等人编纂的《天学传概》十分不合理，尤其是对书中的“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是犹太人”这一点非常不满，是侮辱先祖的行为，因次以“为官叛国”和“妖言惑众”等罪名指控这些传教士。
经过官员们的审理之后，决定将汤若望一干人等判处死刑。
此时却出现了很多异象：天空出现彗星，随后又发生了大地震。
在一系列怪事的推动下，汤若望等人最终被赦免出狱。
但是直到康熙帝亲自处理政事的时候才决定平反此案。
这一案件反映的是东西方在文化交流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也可看出生活常识分享。
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 学生：李蔚东 指导老师: 邱惜华
【摘要】：明清时期，西方文艺复兴如火如荼，中华帝国专制主义高度发展，
却故步自封，封闭内部文化。然而，却正是在此时中西方文明发生了重要的交流。这场交流由西方传教士引领，将西方的先进科技文明及宗教文化润物细无声渗透入中国，为中国带来近代文明最初的启蒙。但是这场交流终究不敌封建势力的胁迫，走向末路，那一束仅有的文明之光也走向熄灭。
关键词：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文化，科技，影响
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在历史上首次开始真正的交流应是在新航路开辟后的明清之际，架起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精神上交往与沟通桥梁的，则是以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他们在客观上承担起西学东渐文化大使的历史使命。
一．西方传教士到中国的文化背景 中国与欧洲交往源远流长，但在欧亚两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希腊—拉丁和基督教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两种不同的精神文化成果，这两种文化在历史上首次开始真正的交流应是在新航路开辟后的明清之际，架起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精神上交往与沟通桥梁的，则是以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他们出于宗教热忱和献身宗教的精神，为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中国，也把自己送到了中国。 为了在传教中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消除中国人对西方宗教的隔阂和疑惧，他们往往以西方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地学，军事技术等近代科学知识作为传教的媒介，从而在客观上承担起西学东渐文化大使的历史使命。
二．科技文明叩开中华帝国的掩门 从16世纪开始，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的商人和传教士就来到了中国，实现了自《马可波罗游记》问世起在西方社会中所激起的对东方的向往、憧憬和追求。在明清之际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中利玛窦无疑是一位最为重要的人士，他所确立的知识传教政策对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局面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1583年到1610年，利玛窦在中国的二十八年岁月中，能够携带着西洋文化进入宫廷和士大夫群，在中国的士林名流中觅得知音，建立了以往任何传教士都无法比拟的极为广泛的社会联系。利玛窦之所以能立足于中国上流社会，使中国的士人阶层乐于与其交往，主要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利玛窦深深意识到，他所接近的中国民族和中国社会，已经具备高度的精神文明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就“政治制度和学术名艺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看成野蛮人，而且是没有理性的动物”。要想使西方的宗教思想被崇尚权威和正统思想的中国士人所接纳和理解，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他一方面尽力使天主教的礼仪适应中国的社会习惯，寻找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切合点；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所确立的知识传教政策，因为他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尊重学问和知识的国度。因此他在传教时尤其注重数理科学知识的传播，往往将西方的天文、地学、物理等科学知识作为与中国文士、朝臣、宫室结交的晋身之阶。正如他们所认识到的“中国士大夫对基督教的最初印象，与他们生活中的科学知识密切相联，然而科学的卓越成就还具有另外一个效果，导致他们接受一个外国人新信仰所必须的谦恭，以便使这个傲慢的民族减轻其心理优越感的枷锁。”基于以上认识和策略，因而使他在西学东传方面能够取得很大成功。 1584年，利玛窦在肇庆制作了第一幅世界地图，即《坤舆万国全图》，后将它进献给明朝神宗皇帝，图中绘有经纬度数、赤道、五带及注有各国风土异俗，首次在中国人面前展示了世界全貌，并向中国推介西方的天文历算、机械工程、军事技术等。时人冯应京以钦佩的口吻说：“利子周游八万里，高测九天，深测九渊，皆不爽毫末。”由此，科学知识成为西方传教士开启中国士人精神世界的钥匙，也成为西学东传的引子。
三．西方文明的在中国的传播和渗透 明清之际的文士当中，有不少人信奉了天主教，其中最著名的为中国天主教的三大柱石——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延筠。导致士大夫信教的重要根源是西方科学的吸引力，从十六世纪利玛窦来华开始到十八世纪末，耶稣会士在传布宗教神学的同时，译介了相当数量有关天文、舆地、数学、物理、医学、植物学和动物学方面的著作。有中文可考者，约计370种左右，属科学者120种左右。“西学”这个词，正是伴随着这一活动而来的，从传教士一开始译介西学的同时，中国奉教士大夫出于经世的考虑予以积极的合作。 1606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含有西方严谨逻辑推理科学方法的《几何原本》；李之藻与利玛窦合作撰写了《同文算指》，陕西人王徵（教名斐理伯）与教士邓玉函合作译绘《远西奇器图说》，以介绍西洋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而为学术界所推重。李之藻在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时，出于匡时济世的苦心，曾上《请译西洋历史等书疏》，欲破启锢闭，全面引入西学，他在上疏中写道：“……其书非特历书，又有水法之事，机巧绝伦，用之灌田济运，可得大益；又有算法之书，不用算珠，举笔便成。又有测望之书，能测山岳江河远近高深，及七政之大小高下，有仪象之书，能极论天地之体与其变化之理……格物穷理之书，备论物理事理，用以开导初学，有几何原本之书，专究方圆平直，以为制作工具本领。可见其对西学之推崇备至。 明朝末年，明廷为与东北满清抗争，亟需新式的军事技术，当时只有西方传教士能够向中国介绍和提供关于西洋火炮的新技术，西方耶稣会出于宏教的愿望，也极为有意将西洋火炮技术引入中国，以争取中国朝廷对传教工作的认可和支持。在所有来华耶稣会士中，以汤若望的铸炮业绩最为卓著。 西方传教士除以军事学、火炮技术贡献于朝廷 ，还以天文历算学知识进呈，耶稣会士汤若望在清兵入关以后，在推介西方天文历算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与成就。中国历代王朝，在天人感应思想的支配下，将天文历算视为通天和通神的重要工具，为此设有专门的机构钦天监等从事相关职事，中国的天文历算，不仅包含自然科学内容，也含有选择吉期等更要人文社会因素，明末利玛窦来华时，钦天监以两百多年未改之《大统历》屡推日食不验，利玛窦即建议大可籍西方天文历算之长为明朝推测天象，但未获准。崇祯二年。钦天监以《大统》《回回》历推算日食皆失误，大学士徐光启以西法推算独验，皇上乃命设立历局，命光启督修历法，徐光启引荐来华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等进入历局，推行改历行动，开明末西学东渐之先声。清军入关`后，汤若望仍籍西方科技服务于新朝，1644年9月出现日食，汤若望的比汉人及回回历官都准，年底清廷准用西法，由汤若望出任钦天监监正，这样在短短数月之间，即废止了有近两千年传统的中国历法，开启了中国天文学史上的新时代。 继汤若望之后，耶稣会士南坏仁由于精通西洋历法和铸造西洋火炮技术，再入钦天监掌管历法修订工作，且深得康熙皇帝赏识，康熙以南怀仁为密友，甚至于“当皇帝情绪不好时，只要一看见南老爷，情绪立刻就转过来了。”在南怀仁影响下，康熙对西学有了深刻印象，他把洋教士请进宫中，向南怀仁学习天文历算，向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学习几何学，对西洋的地理、医学、哲学、音乐、绘画已无不涉猎。他曾两次差传教士回欧洲招聘科技人员来华，并希望教廷派精通天文、律例、算法、内科、外科人员来华。康熙学习西学，提倡西学，与把西学骂作“奇技淫巧”的守旧派官僚不同，对西学采取较开明的态度，因而在康熙年间，西学东渐，洋为中用，曾一度蔚然成风。 四．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活动的衰落 明清之际，在一批注重学术教育的耶稣会士和中国信奉西教士大夫的推动下，在中国学界出现了一股西学风潮，它在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清新气息的同时，也引起了中国各阶层保守人士的竭力反对，因为传教士们所宣扬的基督教理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毕竟有着很大的差异和分歧，而他们传播的科学知识仅是传教士们传教的辅助活动，更基于传统的华夷之见，清初的保守派官员杨光先提出“宁可使华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的高调，向西方传教士发难，后由于西方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进而扩大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习俗和文化的歧异，1704年罗马教宗克勤门十一世发布上谕，明令中国信徒禁止祭祖祭孔，干涉中国内政，引起罗马教廷与满清王朝廷之间教权与皇权的对歧与冲突，到雍正皇帝时终于颁发了禁教令，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逐渐被禁止，由此开始了120年的禁教时期，经西洋传教士吹起的“西学之风”也渐趋衰落下去。
五．传教活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 明清之际西方宗教借科学与学术面目的传播经历，西方传教士在宗教、哲学、语言、天文、舆地、数理、医学、工程、军事诸方面留存的种种著述，如流星过夜天，其影响总体上是微弱的，正如近人蒋延黻说的：“在朝廷方面——无论是明清——外国传教士的地位是一种技术专家的地位、朝廷所以用他们，不过因为他们能改良历法及制造佛郎机炮和红衣炮。……我们从乾、嘉、道、咸时代的艺文著作里，能找到多少西洋科学方法及科学知识的痕迹呢？”但由这些热衷于宗教的传教士们带来的西学之风毕竟也产生过明亮的火花，给以八股取士制度下僵化陈腐的中国学界、文化思想界带来了一缕清新之气息。 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辈有志于匡时济世的士人，接受了西方的信仰，也接纳了西方的学术，及西方宗教的献身精神，把近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和中国传统的经世思想结合起来铸成了明清之际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特有的社会历史内涵，但由于朝中保守势力的排外和责备，刚刚吹来的西学东渐之风，在一派反对声中趔趄前行，但它却真实地反映出明清之际先进的中国人士，从华夷之见中探出头来接纳新知识的开明和勇气，为中国科技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只可惜这些竟未在我国引起一种精神运动，我国的文化依然保持了旧观，随着清朝的百年禁教历史，中国的知识界更加闭塞，迂腐和落后，这是文化的悲哀，也铸就了民族的悲哀。
参考文献：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卷4下册 百度百科“西方传教士”词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