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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启华：回归历史的本位：“北洋史”研究(笔谈)——北洋视角与近代史研究作者：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点击数：551 更新时间：2014年09月23日摘要：台海两岸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均深受革命党视角影响，近年来，有学者试图以“现代化范式”作为替代的可能选择，却因其浓厚的美国化色彩受到学界质疑。
也许包容多种脉络、多元化的理解视角，更可让近代史研究丰富化。
若从北洋的视角来考察近代史，从清末到抗战，北洋派都是重要的政治、军事、外交力量，甚至在实业、司法、教育等方面，都举足轻重，这期间许多历史脉络的连续性可能远超过断裂性。
北洋时期实不宜只被视为无足轻重的过渡时期。
若能打破过去南北隔绝对立，以北洋与革命相对立竞争的史观，改以南北统合的视角来重新考查民国历史，可能会对民国史有相当不同的体悟。
北洋视角过去长期被革命史观遮蔽，当务之急，应是刊布北洋史料，保留北洋视角，为北洋研究奠定档案史料的基础。
关键词：北洋史北洋视角北洋外交台海两岸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受革命党视角影响很深，常以1911年辛亥革命、1925－1927年大革命及1949年作为重要分水岭，着重革命的原因及影响，强调历史发展中的断裂与变化。
近年来“革命史观”或“革命史范式”遭到质疑，许多研究指出该史观基本上反映前苏联的世界观，在近代中国史事之诠释上常不能自圆其说，处处露出破绽。
有些学者试图以“现代化范式”作为另一个替代的可能选择，着力于探讨近代中国现代化历程。
然而，现代化理论常因其浓厚的美国化色彩受到学界质疑，并不一定是恰当的诠释架构。
事实上，任何一种全面性的诠释架构，都会有不足之处，外来的理论，与本土的经验更常是圆凿方枘。
也许包容多种脉络、多元化的理解视角，更可让近代史研究丰富化。
笔者多年来研究北洋外交，感觉到清末民初以来，洋务新政似乎是一条重要的脉络，而主导此方向的可能是所谓的“北洋派”，从北洋的视角来考察近代史，或许可以提供更合乎中国国情的历史诠释角度。
“五四”丰碑阴影下的北洋外交作者：暂无来源：《读报参考》 2015年第36期1926年10月4日，比利时古城布鲁日，圣安德鲁修道院为一位中国老人举行了更衣礼。
他是陆徵祥，时年五十六岁，曾经的中国外交总长，现在的名字是修士彼德。
不久前，陆徵祥的比利时籍夫人病逝。
他膝下无子，百病缠身，饱受内政纷争的折磨、弱国外交的打击，心如死灰，遂变卖家产，将夫人安葬于布鲁塞尔故里，从此了断俗缘。
到布鲁塞尔安葬夫人的同时，陆徵祥悄然安葬了他在尘世另一个最后的、最沉重的挂牵——民国元年至民国九年的外交总长室秘电，其中详细收纳着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和北洋外交部收发电文原件。
他全数交给了中国驻比利时使馆。
很难想象，一个远走他乡誓不回头的病弱老人，是怎样携带一百多箱档案漂洋过海，辗转欧陆。
他为什么要把档案带走，而不留在国内？如果怕人发现，为何不亲手销毁？陆徵祥仿佛等待着时过境迁有缘人到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80余年后，有缘人终于出现。
2007年，台湾历史学者唐启华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发现了一批新上线的档案，正是陆徵祥交给驻比使馆保存档案的全部电子版。
原来，这批档案于1983年被台北“外交部”转交给“中研院”，经过整编扫描，于2007年末提供在线阅览。
唐启华也许不是第一个看到的人，但他是第一个利用这批档案作出研究成果的人。
他完成了著作《巴黎和会与北洋外交》，2014年7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恰逢一战爆发一百周年。
袁世凯开启和会筹备工作在翻阅档案的时候，唐启华感到“手真的会发抖，史实原貌怎么可能和百年来的刻板印象差距这么大？”一战爆发后，袁世凯政府于1914年8月6日宣布严守中立，然而9月日本便登陆山东与德开战，很快取代德国占领青岛，中国政府屡次要求其撤军均被无视。
袁世凯急召在欧洲休假的陆徵祥回国，组织全国一流的外交家和国际法学者，包括曹汝霖、顾维钧等，研究怎样解决青岛问题，至袁氏倒台之前，他们召开了数十次研究会议。
从顾维钧回忆录看北洋政府的外交09级中国近现代史：杨柳学号：200920524062顾维钧1904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12年回国后就开始担任外交工作，亲身经历了民国初年外交的现代化，先后担任了驻墨西哥、英国、美国等国公使，1919年作为全权代表之一参加了巴黎和会并拒绝在协定上签字。
可以说他是这一时期外交活动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从1912年到一战前的时期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时代，国内政府更替频繁，国外列强趁中国政局不稳，纷纷扩张势力。
这一时期由于中国政府频繁更替，外交部也频频改组，虽然由于国力的原因，在外交上一直未能取得可喜的成果，但是可以看出中国外交在这个时期逐渐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外交斡旋也为维护国家利益做了一定努力。
这个时期的中国外交只能在列强的夹缝中生存，这时的外交策略只能是在遭一国侵犯主权时寄希望于与该国在远东有利益冲突的列强出面干涉，而在独自面对列强的无理要求时只能采取拖延策略。
在这一时期中重大的外交事件有中英关于西藏的谈判，中俄关于外蒙的谈判和中日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
顾维钧在1913年中英北京谈判中是作为翻译参加的，他当时担任外交部秘书。
1913年袁世凯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就在北京关于西藏问题开始谈判，据顾维钧回忆说他是历史学习了西藏地理方面的许多知识，而英国方面也有一位武官对西藏十分熟悉，谈判拖延的症结是前、后藏的划分问题。
前藏与四川接壤，中国政府权力可及；后藏则不然，实际上完全不受中国管辖。
可见当时袁世凯政府实际上已同意英国对“后藏”的领土要求。
而在其后的西姆拉谈判中，中方代表陈贻范擅自签约，导致了极为不利的状况，此后西藏问题被搁臵。
英国对中国西藏提出领土要求，而中国实际上也放弃了对“后藏”的管理，这表明中国在单独对英谈判中居于劣势，且英国大使朱尔典又是个中国通，英国代表对中国、西藏问题都很了解，中国在谈判中只能坚持前后藏的划分界限，拖延谈判。
而在远离北京的西姆拉谈判，英国勾结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制定了西姆拉条约，其中规定：“中英两国政府，同认西藏为中国宗主权之国，并认外藏有自治权……”这表明中国政府在代表私自签约后，竭力声明不予承认，但是至少是外交上，中国政府只能在西藏问题上维持现状了。
试述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外交上若干政治文明的体现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段分裂的时期，但它比之于晚清政府仍有一定的进步，外交上的进步就是其体现之一。
由于外交史与培养爱国精神密切相关，因而深受政治影响，加之外交档案开放的限制，就阻碍了对北洋政府时期外交的进一步研究。
[1]回顾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外交情况，大致有以下几个大的外交事件：1.不承认1913年西姆拉会议上英国背着中国政府划定的中印边界线。
2.不承认沙俄策划的外蒙古独立，并且应国民要求，出兵收回了内蒙古全境。
3.关于“二十一条”，对日本的外交。
4.“府院之争”关于中国参战问题，中日中美外交。
5..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但又是弱国的外交策略（最终没在和约上签字）6.华盛顿会议上英日同盟瓦解，关于山东问题收回了日本在华的部分权益。
7.五卅运动后的修约外交。
8.广东国民政府北伐时期收复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同英国的外交等等。
在上述外交事例中，不乏有表现北洋政府在外交上政治文明进步的事例。
其中以巴黎和会更引人注目，因为这场外交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世界为之震惊，甚至成为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水岭。
所以本文拟以巴黎和会为例来说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政治文明进步的一些体现。
一、巴黎和会之前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积极准备活动众所周知，中国参加了一战，站在协约国一方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中国在战时虽未出兵，但却派出了数十万劳工等，为大战协约国一方的胜利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并维护自身合法权利是理所当然的。
早在巴黎和会之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就发表了其著名的十四条宣言，倡言国家不分大小和强弱一律享有平等权利，并且强调成立国联，维护世界永久和平等。
对此，中国的许多人是非常看好的。
他们抱有极大的希望去收回应得的主权。
就连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都说“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用光明主义来代替他”。
[2]p(151) 这充分展示了自清末以来中国人民的觉醒，尤其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民思想的一大进步，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群体强烈的国家和主权意识。
弱国也有外交北洋时代是弱国有外交的时代，北洋外交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了可圈可点的一页。
北洋后期的外交努力和斗争，已显示出中国作为远东大国的政治地位与作用。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接受《纵横》杂志记者采访时说得对：“中国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国家，它没有像印度那样彻底沦为殖民地，这是中国外交艺术的一大胜利。
”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相当不简单，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居然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大致维持完整，是个不可忽视的成就。
（陈钦《北洋大时代》，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一大转型中国外交经历了从古代外交（以磕头为礼的夷务外交时代），到近代外交（以鞠躬为礼的洋务外交时代），再到现代外交（以握手为礼的国务外交时代）的转型。
自秦汉以来，中国古代外交主管部门鸿胪寺的地位低下，朝廷六部建制之内，没有“外交部”。
1901年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改组为外务部，中国外交向现代外交转轨。
中华民国成立，外务部改组为外交部，中国外交向现代外交并轨。
中国外交体制从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型与近代外交向现代外交转型正好在时间上重合和同步。
北洋外交时代完成了向以条约体系为基础的现代外交的转型，换句话说，北洋时代中国外交在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基础上实现了与国际的接轨。
这次转型的历史意义非常重大。
陆征祥是第一个在中国创立职业外交体系的人，对中国现代外交体制的建设贡献卓著。
陆征祥出任北京政府首任外交总长，这是中国外交建制和管理走向现代化的开始。
陆凭借多年出使欧洲时积累的经验，着手革除清朝官场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
他从1912年在唐绍仪内阁任外长始，先后进行了三次改革，旨在引进较富科学性的管理制度。
第一次改革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机构模式拟订外交部组织法，并据此制定了《外交部官制》，设总长、次长各一名，日常事务由一厅四司一室负责，即总务厅、外政司、通商司、交际司、庶政司、参事室。
陆氏第二次改革是把中国驻外使馆和领事馆改为专业性机构，规定凡驻外使馆人员，一律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任职，外交人员随即成为职业外交官。
巴黎和会与北洋政府的外交成就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举行“和平会议”。
中国代表提出：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但是，英、美等国操纵会议，拒绝中国的正义要求，并无理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改日本。
这一消息传到中国，立刻激发了郁积在人们心中的愤慨，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
5月4日，北京大学等校三千所名学生到天安门前集会，举行游行示威。
他们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等口号，要求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
北京学生的爱国行为，不断遭到军阀政府的镇压。
为支援学生的爱国斗争，自6月5日起，上海工人罢工。
从此，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高中历史》必修166页-167页。
“五四运动”的对立面：“卖国”的北洋政府一说起五四运动，人们立刻就会想到那个热血沸腾，慷慨激昂的年代，并且很快联想到五四运动的起因——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即中国代表团准备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如此丧权辱国的消息传回国后，立刻被国人视之为国耻，当即便引发了学生们的抗议游行。
五四运动的性质无疑是爱国运动，期间提出的著名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更是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了人奋发图强的爱国热忱。
既然五四运动被人们视为由学生发起，由工人扩大的爱国反帝运动，那么它自然就有斗争的“对立面”；在我们的教课书中，这个“对立面”非常清楚，即“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所涉及的“争国权和惩国贼”。
我们所学的历史课程告诉我们：“争国权”无疑意指“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惩国贼”往小了说是指因秉承北洋政府意志与日本交换“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使“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的驻日公使章宗祥，以及参与对日借款事宜而被学生们烧了自家私宅的“卖国贼”曹汝霖等人；往大了说，则是指躲在这些小“卖国贼”们的背后操纵全局，想要把山东的权益出卖给日本的大“卖国贼”——北洋政府。
从1912—1928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国外交之细探摘要：北洋集团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反动的政治军事集团，是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它既兴起于封建专制政权之中，又卵翼于帝国主义势力之下，更以“共和国”的形式执掌中国十六年的统治大权。
这一政权一直被习惯称之为北洋政府。
在国内，它是一个军阀政权，对外它始终是中华民国的合法代表，是十六年统治时期的对外统一体。
北洋政府在16年的外交斡旋中可谓“弱不禁风”，当时的统治者以出卖国家利权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来扩充实力，进而建立并巩固自己的发动统治，维护其统治地位；而另一方面，当帝国主义采取赤裸裸的对华剥削政策时，其行动侵犯到当时北洋政府的个人集团利益时，北洋政府则通过内政、外交多途径地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抵抗，虽然外交谈判的结果往往被“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的潜规则所挫败，但我们不能认定北洋军阀政府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未做任何抵抗，同样，我们更不能认为北洋军阀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华扶植的代理人，我们应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本文即对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的外交状况进行细探，试还原以本来面貌。
关键词：怀柔外交；金权外交；灵活外交；外崇国信民国初期，北洋军阀领袖袁世凯上台执政后，国家财政空虚，政局不靖，“至于外交，棘手尤甚，中俄协约难成，而库伦独立，尚未取消，西藏交涉，至今而英人不肯让步。
”①面对内忧外患，袁世凯在强化独裁统治的同时，在外交上承袭了前清故伎，不惜以牺牲部分主权来换取列强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支持，这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可谓“明智之举”。
一、袁世凯与“怀柔”外交①○1徐有朋：《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上海广益书局1914年。
袁世凯刚刚取代孙中山的位置，根基未稳，倘若对外采取强硬态度，西方列强既可通过军事手段来颠覆这一新生政权，又可支持北洋军阀的反对派，以扶植其傀儡政权来为维护列强在中国的利益，这样，刚刚到手的政权就要土崩瓦解，袁世凯在上任之初所采取怀柔的外交政策不能认定其“卖国媚外，残民以逞”。
北洋政府时期的国民外交一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外交运动兴起的背景自从英美等殖民者的足迹踏上这片已在历史的长河里洗礼了五千年的神舟大地开始，这片土地上渐渐地发生的变化，而使之一步一步更加接近世界。
外交，已经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职能之一。
而中国外交运动的蓬勃发展时期，便是北洋政府时期。
究其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两点：内部因素。
“清末新政”关于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措施，培养了高素质的外交人才，之后大部分便形成了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
如顾维钧，他早年受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学，这为其以后从事废约外交活动做了充分的知识储备。
而且，日益加重的侵略压迫，使国内民族主义意识觉醒，并迅速而壮大地活动起来。
中国民族主义在北洋政府时期体现为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捍卫民族生存，而其最迫切者则为解除中华民族所遭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求得独立、自由和发展的空间。
外部因素。
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已使国内上下有志之士达到了容忍极限，他们迫切地需要找寻除战争以外的其他路径，以摆脱这种困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于结束，恰恰给了中国一次机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的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帝国主义阵营发生了松动，这为中国争取平等与自主的斗争创造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
二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外交运动的概况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大规模的国民外交运动贯穿了其整个统治时期，外交运动作为直接的政治参与的手段，它可以满足国民参与政治的愿望，增强国民的主人翁责任感，促进国民对政治权威的认同，有利于形成政治服从与政治权威方面的平衡与一致，是强化政治权威的政治地位所不可缺少的。
关于北洋政府时期的国民外交的阶段划分，根据不同的参照，可以有不同的分法。
比如，以国共合作为分界点，可分为国共合作前的国民外交运动和国共合作以后的国民外交活动。
以下，我们以从民国建立开始，依据五四运动及国共合作为分界点，直至南京政府建立来划分，来了解一下，各个时期阶段的内容。
・专题研究・“北洋外交”研究评介唐启华“北洋外交”指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时期(1912—1928)对外交涉的表现,①属于近代中外关系史领域下,外交史中一个较短的时段,过去一直不受重视。
“北洋外交”长期被忽视,既有中国外交史研究共同的问题,也有其特别的原因。
台海两岸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依据旅美历史学者唐德刚的说法,是民国史研究中与西方汉学界研究水平差距最大的领域,②并指出主要原因在于外交史、国际关系史未曾成为真正的专业。
这种说法或许过重,但是确实反映出外交史研究的一些问题。
主要原因应是近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民族主义强烈,外交史与培养爱国精神密切相关,因而深受政治影响,加以外交档案开放的限制,更减损了外交史研究的学术性。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中国外交史研究在蒋廷黻等前辈学者的提倡下,曾有相当不俗的成绩。
当时的外交史名作中,如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对北洋外交比较能实事求是的看待与评价。
③但此后因国难日亟,加以国、共两党长期执政,政治宣传日盛,压倒自由学风,外交史位于“爱国主义”教育前沿,长期扮演宣传“反帝”的“列强侵华史”角色,因此只强调列强侵略,及国人英勇抵抗的一面。
主题太过鲜明,使得外交史与政治宣传关系太过密切,学术研究的空间遭严重压缩。
“北洋外交”在近代外交史研究中,又属先入为主刻板印象较深的领域。
北洋政府时期依据过去对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区分,常被切成两半,未被当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阶段。
北洋政府一向被定义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下,欺压人民、维护列强利益的反动政府。
对这段时期的历史研究,集中在军阀派系及其间的内战,强调军阀乱政祸国殃民,主要是当成革命的对立面看待。
这段期间的外交表现,也就是“北洋外交”,常被视为军阀向列强献媚投降的“卖国外交”,若非爱国群众的监督,以及广州革命政府不断地向列强抗争,国权早就被出卖殆尽了。
在此史观影响之下,“北洋外交”长期被史学界忽视与误解。
外交档案等一手史料长期不公开,也对严谨的学术研究形成障碍。
由于过去长年的动荡,民初档案史料或散佚或尘封,或因保密因素,当时的外交档案公开给学者做研究的很有限。
再加上研究外交史,通常需要大量参阅相关外国档案,在过去经济条件较差的情况下,不论是到外国使用档案馆,或是大量购买外国档案微卷,都不容易。
近年来出国深造的学生较多,但是①②③如该书第6卷(1933年)第397页“编者赘言”云:“综观二十一条交涉之始末经过,今日以事后之明论之,中国方面可谓错误甚少。
”唐氏称:“国人以汉文治国史最弱的一环,便是近代中国外交史。
”见《唐德刚先生序———读王尔敏著〈晚清商约外交〉的心得和感想》,王尔敏:《晚清商约外交》,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Ⅶ页。
“北洋政府”一词带有贬义,并非严谨之学术用语。
正式名称应是“北京政府”(1912—1928)。
用“北洋外交”来称呼民初北京政府之外交表现意涵比较明确,本文因此使用“北洋”一词,但绝无贬义。
历 史 研 究2004年第1期 做历史研究的还很少,而且欧美史学界近年来外交史也非热门。
种种原因,造成两岸中国外交史研究,确实与欧、美、日有不小的差距。
外交史研究受民族主义及政治影响,在欧洲各国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现象。
19世纪到20世纪初,西欧各国的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研究十分兴盛,当时的外交史都以各个民族国家为主体,民族主义色彩很强。
其长处在于重视使用档案,翔实重建谈判过程;其短处则在于各国都以自我为中心,外交史研究多在为本国的行为辩护,总认为谈判失败都因对方不肯让步,战争都是对方挑起的。
这样的研究结果,对内虽可增强国民同仇敌忾的意识,对外则益增各国间的误解及敌意。
加以传统外交史研究只重视上层精英的作用,脱离下层社会人民大众,忽略了长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
迨欧战爆发,带来空前大浩劫,部分欧洲与美国史学家反省传统外交史研究取向,警惕到民族主义的负面作用,质疑义战(J ust War)的观念,抨击帝王将相的秘密外交,逐渐体认到历史研究应该是促成国与国之间彼此的了解及相互间的认识,是减少国际冲突的一个重要桥梁,不应该是拿来制造种族仇恨,或两国争端的工具。
于是国际关系史(In2 ternational History)逐渐取代传统外交史,主张破除民族主义狭隘的偏见,强调多国档案对照研究,研究范围由传统的外交谈判扩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层面的往来,并深入研究外交政策的内层,如决策过程、压力团体等内政外交之间的互动关系。
研究取向上也趋于多元化,引用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如国际关系学的体系研究法等等。
欧美学界这种发展的历程,或有可作为中国外交史研究借镜的地方。
事实上,近年来学界中革命史观及民族主义的色彩已日渐淡化,近现代史中许多长期被抹黑扭曲的对象,已有重新评价的呼声。
就外交史而言,在步入“全球化”时代的今日,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国际地位上升,逐渐在全球事务中扮演关键角色,似应以平允开阔的世界观,回顾中国参与近代世界体系的历程,平衡过去强调反帝、充满“民族主义”悲情色彩的外交史论述,协助国民建立健康的“历史观”,昂首迈入21世纪。
在这个趋势之下,“北洋外交”似乎是近年来外交史研究中较有可能做到这种突破的领域。
近十多年来在大陆、台湾与日本,都出现许多对北洋外交的新研究成果。
研究群体逐渐成形,在研究水平、研究范式、使用一手史料、使用外国档案等各项学术要求上,都有提升,并可望为近代外交史以及民国初年的历史,提出新的理解角度。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或有值得将“北洋外交”研究近年来的发展情况,做个评介的必要。
以下就个人所知,分台湾、大陆、日本、欧美四部分,介绍“北洋外交”的研究成果与趋向。
笔者无意也无力做巨细靡遗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成果介绍,仅以个人所知及研究心得,试图理出一些初步的头绪。
野人献曝,纯属个人见解,疏漏之处,尚请方家多多赐正。
台湾“北洋外交”研究近况台湾在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上,享有得天独厚的一手史料优势。
清末总理衙门、外务部及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的主要部分,都随国民党政府迁移到台湾。
①1956年这批“外交档案”(1861—1928)移转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该所草创时期可说就是以整理这批珍贵史料起家①日本北海道大学法学部助教授川岛真,撰有《台湾、中国における档案の保存、公开状况,1994—1997》一书,其中第三章《中华民国外交档案保存、公开の现状》(原载《近现代东北地域史研究会N EWS L ETTER》第6号,1994年12月,第15—38页),详细介绍并比较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台北“国史馆”三处收藏的民国外交档案,甚具参考价值。
“北洋外交”研究评介的,许多前辈学者因而练就扎实的史料基本功。
该所除了刊行一系列的外交史料之外,也做出许多受国际汉学界瞩目的研究,以专刊形式出版,奠定了全球中国近代史学界中“南港学派”的基础。
1968年曾编辑“外交档案”初步目录,并有限度的供学界使用。
使用“外交档案”编辑的史料系列中,与北洋外交相关有《中俄关系史料》(1959—1975年陆续出版)、《中日关系史料》(1974—1996年陆续出版)、《澳门专档》(1992—1996年陆续出版)、《欧战华工史料(1912—1921)》(1997年)、《加拿大华工订约史料》(1998年)等。
与北洋外交相关的近史所专刊,有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1963年)、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册(1966年)、陈存恭《列强对中国的军火禁运,民国八年—十八年》(1983年);陈三井《华工与欧战》(1986年)、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1986年)等数种。
王聿均对北京政府之对苏外交评价不佳,认为外交部“缺乏通盘的计画,临时因应,随时修改,动辄陷于被动。
最初惟协商国的马首是瞻,态度过分谨慎……处处徘徊瞻顾,坐失时机。
外交当局虽不乏熟谙俄情才智出众之士……然消息尤欠灵通……焉能厘订一完善的外交方针?”(第507—508页)李毓澍大量运用“外交档案”,于二十一条要求形成过程论证甚详,但因为先入为主地认为袁世凯为寻求日本支持其帝制而对日妥协,不肯采信对袁氏有利的说法,有欠公允。
陈存恭大量使用英国FO档案,对1919—1929年间列强对华军火禁运,做出十分扎实的研究,他指出列强虽有禁令,但各系军阀都秘密派私人代表向欧、美、日购买军火,尤其是广州政府从苏联处取得军火最多。
陈三井则使用中、法档案,研究20万华工对欧洲战场的贡献,加强了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的地位。
李健民以“外交档案”为主研究五卅之后全民反帝情绪高涨,促成条约口岸时代的结束。
此外,与北洋外交相关的专书有王纲领《民初列强对华贷款之联合控制———两次善后大借款之研究》(台北: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2年)、《欧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林明德《近代中日关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李绍盛《华盛顿会议之中国问题》(台北:水牛出版社,1973年)等。
相关论文有张水木使用“外交档案”撰写之《一九一三年列强对中华民国政府之外交承认》、《德国无限制潜艇政策与中国参加欧战之经纬》、《巴黎和会与中德协约》等,多收录于《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台北: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1986年)第二十三编“民初外交”(上、下)两册内。
整体而论,当时台湾史学界受国民党国民革命史观影响,于民初历史注重广州而贬抑北京,在外交史方面,多强调“革命外交”的传统,①对北洋外交向来并不重视,评价也较差。
1990年代以来,台湾出现一批研究北洋外交的新成果。
此与“外交档案”进一步的整理与开放有关。
“外交档案”于1985年开始全面重新编辑目录,1989年完成,1991年出版《外交档案目录汇编》(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编),其中第二册即北京政府时期。
近年近史所正执行档案数字化典藏计划,将“外交档案”进行数字影像制作,并提供检索查询等项于网站,供大众使用,十分方便。
至于南京、重庆国民政府时期的“外交部档案”,近年来也陆续整理开放使用,其中包括一小部分北京政府时期档案,可能是当时调阅相关案件旧档时遗留下来的,细心搜寻,也颇有可补近史所“外交档案”不足之处。
加以中研院各所历年收购大批英、美外交档案微卷,其中最重要的是近史所郭廷以图书馆收购的英国《外交部档案》(即FO档案),以及①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3年)可称是代表性作品。
近史所、欧美所图书馆收购之美国国务院档案微卷,及出版之FRUS 档案,其中与清末民初中国外交相关部分堪称完备,使得台北中研院隐然成为研究中国外交史的最佳环境之一。
此外,一批留学欧、美、日,接受外交史专业训练,具备较开阔国际视野的年轻学者回台后,逐渐成长,组织讨论会,建构网站,一个学术社群正隐隐浮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