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文献综述
李新帜（中国人民大学2014级本科信用管理班）摘要：本文主要综述自国内外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文献。文献表明根据研究方法和调查数据的不同，其结论往往会不同。
关键字：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不平等。
一、前言
经济增长指的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经济增长率的高低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实力增长速度的标志。收入分配指的是企业对一定时期内的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利益总额在企业内外各利益主体之间分割的过程，而收入分配不平等指的是各利益主体之间收益不均，趋于两极。本文的目的是简要综述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的各理论文献。
二、正文
Kuznets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按照经济增长水平的高低划分为不同阶段：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迅速扩大；中间一个时期经济增长速度稳定，收入分配不平等保持短暂的稳定；后期经济进入成熟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逐渐缩小，即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服从倒U形曲线。他认为在收入水平较低的阶段,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相伴随; 然而当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 经济增长有助于缓解收入分配不平等。倒U型假说在理论上得到了Lewis（1954）两部门劳动力转移模型的论证，并经由Fei and Ranis（1964）发展成为严密的逻辑体系，S.Robinson(1976) 所得出的经典结论又为这一假说提供了数学推导依据。
Kuznets倒U型假说对于经济社会作出了一个美好的阐释, 从长期来看, 经济总是会回归到收入分配公平、和谐的地步。库兹涅茨的思想激发了大量经济学者对倒U型假说进行统计检验，这些统计检验可以分为两类(Kanbur，2000)：一类是利用一些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纵向检验，如Fishlow（1972）利用发展中国家时间序列数据，结果支持倒U假设的前半部分；Ram（1991）利用1947-1988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时间序列数据，结果拒绝倒U假说；Nielson和Alderson（1997）对1929 -1992美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数据进行了研究，没有发现倒U曲线形式，反而发现正U曲线拟合数据较好；Acemoglu （2002）发现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并不支持倒U假说。另一类是利用多个国家的截面或面板数据进行横向检验，如Adelman和Morris（1973）、Paukert（1973）、Ahluwalia （1976）、Braulke（1983）、Barro（2000，2001）、和Chambers（2007）等检验的结果均支持倒U 假说。实证结果既依赖于具体的国家类型，也依赖于数据选取的时间段；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检验的结果，大多数都拒绝倒U 假说；利用多国数据检验的，其中绝大多数都支持倒U假说。
Benabou(1996)总结了1992—1996年间对这一问题的13个计量研究，其中9个结论是不平等显著地损害经济增长。然而最近一批学者用不同的数据库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 其结论又倾向于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
计量研究结论的模棱两可给理论家以很大的想象空间，他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尹恒、龚六堂、邹恒甫（2002）将机制分类为4种，分别是政治经济机制、教育生育机制、社会稳定性机制和市场规模机制。
1、政治经济机制。
Persson和Tabellini(1994)使用OLG(overl appinggenerations)模型研究了在财政纯粹进行再分配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假定寿命为两期的个人只关心自己的消费, 不关心后代的效用。个人只在年轻时获得收入, 它依赖于全社会的平均禀赋或“基本素质”个人禀赋水平。他们研究的不平等体现在个人能力或禀赋上，能力或禀赋越高的人收入也越高。个人储蓄一部分收入用于年老时消费，但其年老时的消费还要受到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影响，它将储蓄超过平均水平的个人收入转移一部分给储蓄较少的人。在这一结构下他们研究了模型的经济均衡( 给定转移支付率、所有个人的消费—储蓄决策都是最优的)和政治均衡(投票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转移支付率)。
在经济均衡时，他们使用一次齐次的效用函数得到转移支付率越小，增长率就越高的结论。在政治均衡时再分配政策由具有中位数禀赋个人的偏好决定。他们证明若中间投票人的禀赋水平越低，转移支付率就越高。综合经济均衡和政治均衡，他们认为收入分配(初始禀赋分布)越不平等，转移支付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
Alesina和Rodrik(1994)使用一个劳动和资本作为基本生产要素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在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完全进入生产函数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假定私人生产需要政府提供诸如法律秩序等公共服务，因此其生产函数中包括资本、劳动和政府生产性支出的总水平，政府的收入来自于资本税。不平等体现在个人间初始劳动—资本禀赋比率的差异上。他们首先研究了经济均衡即个人效用最大化时的增长率及其与税率的关系。由于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个人的劳动和资本收入由边际生产率决定，由此可以确定个人的预算约束：即资本增量为总收入(劳动收入加上资本收入)减除消费。个人在预算约束下最大化终生贴现效用，这一简单的动态优化问题可得到个人的消费增长率和资产增长率，它是资本税率的减函数，与个人相对禀赋比例无关，因此个人的积累率均相同，他们的相对要素份额不随时间变化，即收入分配格局是稳定的。接着Aesina 和Rodrik借助政治均衡研究了税率的确定。他们先假设个人是政策决定者，研究他偏好的税率，即人在最优的资本和消费增长率约束下选择税率使效用最大化。他们从这一优化问题得到个人偏好的税率与其相对禀赋比例的函数关系，即个人的劳动份额越大，其偏好的税率就越大。因此，根据中间投票人定理他们也认为财富(收入)分配越不平等(中间投票人的财富越少) ,资本税率就越高，从而经济增长率就越低。
李宏毅和邹恒甫( 1998 ) 在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机制里, 假定财政支出具有消费、完全进入个人效用函数,得出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他们的这一结论并不是偶然的, Perroti(1993)的政治经济模型也表明，在贫穷的平均主义经济中不会产生任何增长过程，而收入分配很不平等的经济却可能取得较高的初始增长率。
尹恒、龚六堂和邹恒甫(2001)运用一个政治经济模型研究在财政支出同时具有生产性和消费性，同时进入总生产函数和代表性个人的效用函数时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其结论表明：在经济均衡时增长率与税率呈倒U型关系,随税率增加，经济增长率先升后降; 在政治均衡时，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实际资本税率就越高。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间存在Kuznets的倒U 型关系。
2、教育—生育机制
教育—生育决策机制。这类文献从个人教育—生育决策角度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教育—生育决策问题在经济增长的代表性个人模型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如果把代表性个人视为一个家族，就可以利用这些模型研究家族的初始财富与人力资本投资、生育决策间的关系。Perotti(1996)指出在教育决策方面，由于信贷市场是不完善的，富有的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较高，贫穷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较低。而生育决策是父母对其人力资本的机会成本和抚养小孩的直接成本权衡的结果。人力资本高的父母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大，其子女的教育成本也大，从而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小；人力资本低的父母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小，子女的教育成本也小，其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大。因此不平等的经济中穷人比例大，人力资本投资低，经济中人口出生率高。这样则收入分配不平等与人口出生率正相关、与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负相关。上述理论可引申出如下可供检验的结论：第一，收入分配不平等下降，则人力资本增加、人口出生率下降；第二，人力资本增加，人口出生率下降，则经济增长率提高；从而第三，收入分配不平等下降，经济增长率提高。Perotti(1996)检验了这些命题，他发现中产阶级的收入比重越大，人口出生率就越低，经济增长率就越高，而且这一计量分析结论在统计上十分显著。据此他认为从教育—生育决策角度考察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有前途的研究方向。
3、社会稳定性机制
这方面文献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导致产权保护薄弱，从而妨碍经济增长。在一个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社会中，人们有着强烈的冲动在正常的市场活动或者政治渠道之外进行有组织的寻租，从而引起社会不稳定。一些学者建立理论模型研究了社会不稳定影响投资和增长的机制：第一，造成政治、法律环境的不确定；第二，中断正常的市场活动和雇佣关系，直接危害生。在计量检验方面，这派文献一般运用两类指标度量“政治不稳定”：一类根据抗、罢工、政权更替、政治暴力、政变、革命等事件的数量构成社会不稳定指标；另一类指标反映产权保护的力度，它一般用一些国际投资中介机构提供的各种“国家风险指标”衡。计量研究表明“政治不稳定”、“社会不安全”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呈一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政治动乱、产权保护缺乏与投资和经济增长呈一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4、市场规模机制
Murphy、Shleifer和Vishny (1989)提出了收入分配通过市场规模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 即所谓收入分配的“大推动( big push)”理论。在宏观理论中人们一般运用单一商品假定以抽象掉商品的多样性，用这种方法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因为经济发展总是伴随着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就是说各种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是不相同的，恩格尔曲线正描述了这种现象。Murphy、Shleifer和Vishny也注意到了农业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因此选择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效用函数：人们对每种商品的消费有一个限度，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人们偏好于扩大消费品的范围，而不是增加某种商品的消量。利用这种很符合常识的效用函数，他们研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分配不平等的农业国，富人需求的是国外时髦的高档消费品，而穷人的购买力有限,这样对国内生产的工业品需求不足。而工业化要求充分大的国内市场以使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技术获得盈利性，这样不平等导致国内工业品的市场狭小，从而制约国内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Keefer和Knack(1995)检验了这一理论，他们用人口、GDP总额、贸易开放度等度量市场规模的变量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其计量研究没有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市场规模机制提供有力支持。
之后潘成夫（2006）也提出类似的分类。他将机制分为政治经济机制、社会冲突机制、金融不完全机制、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宏观经济稳定机制和其他可能不利于增长的因素。其中政治经济机制、社会冲突机制和其他可能不利于增长因素和上文中提到的观点有重复，故以下列举其他两类。
1、金融不完全机制
在资本收益递减假设下,新古典经济学得到经济收敛的主要结论,经济收敛的结果是个人财富将趋于一致。其中,经济收敛结果关键地依赖于资本市场完全性,正如Stiglitz(1969) 指出,在资本市场收益递减以及资本市场不完全情况下,个人财富将不会收敛在一个共同的水平, 产出总水平可能决定于经济最初的分配状况。简而言之,个人的发展机会随着财富分配的不同而不同, 穷人在生命中难以得到与富人相同的机会, 例如他们可能无法得到像富人一样好的教育, 或者无法像富人一样能够提供足够的资金以开始高风险、高回报的风险投资项目, 因而往往难以完全实现其潜力。因此, 在资本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 存在大量穷人或收入分配不平等更大, 经济将大大地低于其潜在的生产能力。从静态上看, 经济的生产可能性区域将更小, 从动态上看, 其经济增长则相对更慢。从2 0 世纪90 年代开始, 这种观点已经被GalorandZeira(1993)等经济学家模型化信贷市场不完全在这些模型中起着核心的作用。
信贷市场不完全意味着个人借贷能力受限, 有限借贷能力意味着投资收益率无法达到边际水平。信贷市场不完全一般表现在信息不对称或法律制度的欠缺上, 例如贷款人对贷款的回收可能由于法律强制性而不完全, 或由于破产法对借款者的保护而受阻。由于信贷受限, 个人能否充分实现投资机会取决于其财产或其收入的潜力。穷人的家庭可能倾向于放弃相对较高收益的人力资本投资。在这种情况下, 将财富从富人手中重新分配到穷人手中有利于提高投资的平均生产能力, 通过这个途径降低不平等将提高经济增长率。
2、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宏观经济稳定机制
经济波动是造成资源浪费的重要原因, 而不平等容易使经济产生波动。收入分配不平等越大, 意味着穷人在社会中的占比越大, 而穷人在经济波动中更容易受到伤害。
在发生外部冲击的情况下, 穷人将很难有手段( 如借款等办法) 平稳自己的支出。因此, 收入分配不平等将意味着更多人在平稳自身支出方面缺乏手段。信贷受限的人在受到外部冲击时, 支出水平不得不被动适应, 穷人占比越大的经济, 其平稳支出的能力越差, 外部冲击造成的经济波动将更大。Aghion、Banerjee and Piketty( 1999 ) 证明了在信贷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 对投资机会获得的不平等可能对经济产生内生的、持久的波动。
除了从机制方面来研究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国学者也对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的进行深入研究，陈宗胜（1994）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倒U 曲线进行了数学论证，提出了基于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与创新的“阶梯形”倒U 曲线。郭熙保（2002）认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来源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将呈现“倒U”变动趋势。如王小鲁、樊纲(2005)发现收入差距的变动并不是无条件地随着人均GDP 水平的逐步提高而先升后降,相反,它是其他许多因素影响的结果。这些因素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或缩小。尹恒等(2005)认为在中间人初始资本占社会份额以及他们对税率的偏好约束下,当偏好税率小于某一个水平时,社会分配差距越不平等,经济
增长会越快,经济增长是税率的增函数；反之，当偏好税率大于某一个水平时,经济增长就会形成税率的减函数。钱敏泽（2007）根据二元结构模型,结合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计算方法推导出二元结构分配差距的倒U 理论模型。
许冰、章上峰(2009)运用非参数局部多项式估计方法，测度中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倒U曲线函数性态。研究发现：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曲线表现为“过山车”模式，具有三个拐点，目前处于倒U型的左半部分；随着进一步经济增长，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但上升速度减慢。任燕燕、姜明惠（2008）运用中国3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8 1~20 05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没有阻碍经济增长。
三、总结
经济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分为两派，一是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利于经济增长，另一派是收入分配不平等会明显阻碍经济增长。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研究方法的差异，其结果往往会不同。所以，迄今仍不能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
参考文献
潘成夫：《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学术论坛》2006年第10期
任燕燕、姜明惠：《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统计与信息论坛》2008年第23卷第3期
尹恒、龚六堂、邹恒甫：《当代收入分配理论的新发展》，《经济研究》2002年第8期
尹恒、龚六堂、邹恒甫：《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回到库兹涅茨假说》，《经济研究》2005年第4期
许冰、章上峰：《中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倒U 测度研究》，《2009年博士生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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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产业安全理论研究综述 曹秋菊苏艳 [内容提要]随着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国际间流动的加快，国家产业发展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对产业安全理论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以期对我国在开放条件下应对国家产业安全问题有所启示。 [关键词]产业安全理论贸易理论投资理论 一、国家产业安全的理论起源 目前普遍的看法是，产业安全起源于国家经济安全理论。国家经济安全作为系统、科学的研究仅仅只有几十年的历史，有关国家经济产业安全的理论也正在讨论、构建和形成之申。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曾对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济特征进行过描述，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处于低生活水平、高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均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穷国与富国的经济、政治力量的悬殊。力量的悬殊不仅表现在富国占有控制国际贸易格局的支配地位，还表现在富国拥有决定以什么条件向穷国转移技术、外援和私人资本的专断权力"发达国家还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不切合后者实际国情的价值观、体制以及行为准则等，说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受着国外势力的控制和支配。以巴西学者T.D.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理论者认为"所谓依附，我们指的是若干国家的经济受到它们所依从的另一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扩大的制约"。他们认为，经济上依附将会产生国内经济不稳、加强外国资本主义的控制、受跨国公司的压榨等不良后果。 著名国际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曾说过，国际金融体系有内在的"疯狂、恐慌和崩溃"倾向。它容易不时发生债务危机、国际资本流动不稳、投机、为追求更高收益率或安全避风港而出现的资本抽逃。他认为，国际金融是同霸主国对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施加影响紧密相关的。霸主国既是国际金融体系的管理者，又是该体系中的主要收益者。总之，从发展经济学家以及国际经济学家和国际政治学家的著作中，我们都能发现蕴涵着国家产业安全的问题。① 二、国家产业安全的贸易理论基础 1.重商主义保护贸易论是产业安全经济思想的萌芽。国际贸易保护理论开始于15世纪的重商主义，它是代表商业资本利益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体系，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早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约翰，海尔斯和威廉，斯塔福，主要观点是:金银是财富的唯一代表，国家的一切经济活动和一切经济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取金银，为了国际经济贸易的顺差，国家必须干预经济。景玉琴(2005)研究认为，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非物质原因理论研究综述－－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前沿问题研究'迄今为止，学术界缺乏对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原因在 增长和经济 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很少将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素质作为人力资本或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方面，缺乏对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素质与家庭收入、贫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反贫困 中，缺乏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反贫困或非物质扶贫措施（如思想反贫困或思想扶贫）的 。探索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非物质原因，既是重大的学术关怀，又是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思想原因 （一）思想 人的经济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受其思想观念支配，受其思想 驱使。思想是中性的，先进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反之则反。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述已经涉及到人的思想观念及其转变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其“研究项目把‘发展’和‘不发达’的现实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佩雷菲特指出：“贫穷国家赶上富裕国家是可能的。追赶，首先是思想上的追赶。日本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转变，还会是一个被贪婪的西方蹂躏的封建 ”，尤其是“竞争信念的思想主导着日本的发展。”而“满清的墨守成规、固守传统、敌视创新，无政府主义，内战使中国在3/4的世纪里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失之交臂。但在10年或20年之后，随着国民思想的解放，轮到把中国奇迹列入经济发展的历史不是不可能的。”刘易斯也认为，思想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于物质的力量并指出：“人是由他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思想所激励的，这些思想能影响社会经济变化，并且是社会经济变化的首要力量。”“在不发达国家里，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通常是，这些国家如同缺乏资本和自然资源一样，在社会领域里缺乏各种思想以及实现这些思想的人。”赫希曼指出，思想观念的转变成为经济变革的障碍，经济发展需要转变思想观念。吴碧英指出：“扶贫要先扶思想，改变观念，在制定扶贫方针政策时重在唤起贫困者脱贫意识”。叶普万认为思想观念贫困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众多国内学者揭示了解放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国民从“左”的、姓“社”姓“资”的、姓“公”姓“私”等思想困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 （二）新思想 刘易斯认为，新思想是人们对创新、冒险等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第一，经济增长源于经济机会，“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或者“新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是抓住机会。因此，经济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第二，经济机会又源于冒险、创新等新思想。“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冒险思想，要求有适量的创新者”。因为，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将永远激励人去奋斗，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
范围经济:获得竞争优势的一种思路 2002-07—18 内容提要：企业所面临的市场需求变化,使得企业在竞争中寻求规模经济的同时，也在考虑通过实现范围经济来获得竞争优势,这类思考已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首先简介范围经济的概念；然后从内在和外部表现两个方面来分析范围经济所形成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为生产成本优势、差异化优势、市场营销优势、技术创新优势、抵御风险优势;最后阐述实现范围经济的几种途径，包括相关多元化、价值链整合、学习与经验交流、合作创新、发展企业集群等。 一、范围经济的涵义及其延伸 在市场经济环境里，企业面临的需求是决定组织生产的关键因素,这种需求决定了企业生产什么产品（或提供何种服务）、生产产品的数量以及以何种价格将产品投放市场。企业面临的需求趋同时,依靠大批量生产带来的规模经济发挥了显著的效应，如福特汽车大批量生产模式的成功；而当这种需求呈现多样化、个性化的时候，小批量、多品种、多规格的生产逐渐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企业要想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就应向市场提供具有更高让渡价值的产品，包括产品价格更具竞争力、品质更高、更具差异化、更便利的服务等。因此，随着市场需求多样性的发展,范围经济使企业显现竞争力的现象越来越受到重视。 范围经济(EconomiesofScope）,是指企业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而引
起的单位成本的降低，或由此而产生的节约。这与企业通过扩大产品的生产规模而使生产成本降低所获得的规模经济（Economiesofscale)
是有区别的.前者强调生产不同种类产品获得的经济性，后者强调的是产量规模带来的经济性。因此,要获得范围经济，一是企业必须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包括品种与规格)。二是产品的单位成本由此而降低或得到节约。 范围经济具有可度量性，计量这种成本节约带来的经济性可以用范围经济程度（SC)表示： 其中：C(Qi)表示单一生产Qi的产出所耗费的成本；C（Qi)代表各自生产Qi的成本之和;C(Q1，…，Qn）是生产Q1到Qn种产出所耗费的联合生产成本。如果SC>0,说明联合生产成本C（Q1,…，Qn）小于各自生产Qi的成本之和，这时企业取得范围经济；如果SC 请大家查阅2014年《经济研究》中有关经济增长的论文,写一份有关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字数在1000内，格式为“主题+主要结论+主要研究方法”。 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 本文基于哈罗德-多玛模型，主要谈论的是一个长期增长模型，在模型中接受除不变要素比例之外的所有哈罗德-多玛假定。与哈罗德-多玛模型相反的是，我认为在新古典中比较标准的条件下，单个复合商品由劳动和资本生产的。其中将比较详实地考察体系如何去拟合一个作为外生变量的既定的劳动增长率，从而看一看哈罗德所谓的不稳定是否出现。除此之外，还要分析价格-工资-利息之间重要作用的反应，然后，我会稍微将一些假定予以放松，看看会有什么变化。最后考虑更加“凯恩斯化”的关系和刚性后果。这些分析首先建立一个长期增长的基本模型K=sF(K,L0ent)上,该方程决定了在所有劳动力都就业下资本积累的时间轨迹。它的解给我们一个关于共同体的资本存量的唯一时间轮廓，资本存量将使全部可供劳动都实现就业。在可变化要素比率和不可变规模收益时，自然的增长率和有保证的自然增长率之间就有可能不发生简单对立，或许根本没有。然后提出要素固定比例不变、柯布道格拉斯以及规模报酬不变等三种情况来分析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关系。然后确定价格工资利率行为，并利用中兴技术变化、劳动供给、可变储蓄率、税收及人口的视角对理论进行一些拓展，和对工资刚性、灵活偏好、政策含义和不确定性进行修正。通过上述的分析，说明储蓄、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如何影响一个经济的产出水平及其随时间推移而出现的增长。 2014年1月-10月《经济研究》有关经济增长方面的论文还是比较多的，基本上每一期都有1-2篇关于经济增长方面的论文。我根据学者们在经济增长中 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成因与对策 综述：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 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调整取得积极成效。但是，居民收入在 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依然存在。这既有资源禀赋、市场竞争机制、发展阶段性等合理因素，也有体制机制不健全、政策措施不完善、发展不平衡等不合理 因素，特别是收入分配中掺杂垄断、寻租、腐败等因素，使问题更加复杂，不仅积聚矛盾， 影响社会稳定，也影响市场运行效率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深刻认识解决收入分配领 域问题的紧迫性，遵循增进公平、兼顾效率的原则，重新审视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倾 向性问题，以及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关注行业层面的垄断现象和企业分配 机制不合理的问题，注重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要求，加强政策研究和工作协调，推进机制改革和制度完善，抓紧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 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的成效与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 配关系的演变大体可分为向居民倾斜（～年）和向政府、企业倾斜（年至今）两个阶段。 ～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从下降到，下降个百分点，政府和企业占比则分别提高个和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从下降到（见表）。 .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无论是城乡之间、城乡内部，还是行业之间、地区之间， 居民收入差距均呈扩大趋势，低收入群体增收难度较大。 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年超过的国际警戒线之后，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年达到。其中，城 镇居民基尼系数为，农村居民为，分别比年提高和（见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 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从年的扩大到年的，绝对差距已经超过万元。就业人员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年，在城镇职工中，国有单位、集体单位、其他单位职工实际工资分别增长倍、倍和 倍；行业门类间的工资差距由年的倍，扩大到年的倍；年证券和纺织两大行业的职工平均工 资之比达到创记录的倍。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幅放缓，～年，城乡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分别增 长和，明显低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的增幅。 .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特别是腐败和灰色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收入分配差距，社会 影响恶劣。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王小鲁的一项研究表明，加上隐性收入后，年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 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从统计显示的倍扩大到倍。主要是企业家、个体经营者、专业技术人员、医生、教师、文艺工作者以及部分公职人员存在大量隐性收入。这些收入主要来自公共 资金的流失、银行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收费、行政许可中的寻租、土地收益流失、垄 断收益等。 二、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和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科技经济市场 1引言 500年至1500年，经济的年增长只有0.1%，在1000年的漫长岁月中，产出只增长了3倍，而18世纪的英国却取得了10倍于过去的增长率。这一现象第一次让人兴奋不已，古典经济学家们首先探讨了经济增长问题，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分析是由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为主要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核心工作，他们是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杰出前驱，斯密强调劳动专业化分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李嘉图则强调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马尔萨斯则强调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他们的研究视野都被局限在识别影响增长的因素和说明决定经济增长过程的机制上。 哈罗德1939年发表的《关于动态理论的一篇论文》和1948年出版的《走向动态经济学》，提出了经济学界的第一个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使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从定性走向了定量，1946-1947年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发表了二篇有关经济增长的论文。哈罗德和多马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既是对凯恩斯宏观理论的进一步扩展，又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起点，从而标志着主流经济学开始将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作为了重要的研究课题。 2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的开始 1870年以后，经济学主流关注的重点从供给转向了需求，经济增长的研究已远离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哈罗德-多马则开创了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研究，标志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复兴。 现代经济学的增长模型是建立在Harrod（1939）和Domar （1946）的基础上，按照Harrod-Domar模型，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的最主要因素有两个：决定全社会投资水平的储蓄率和反映生产效率的资本-产出比率。由于假设前提的局限，在他们的模型中，资本和劳动同时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状态的经济增长很难实现，即经济长期均衡增长呈现出“刀刃”特征。但Harrod-Domar模型标志了经济学界运用数理经济方法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开始，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次重大革命：他对资本积累和劳动就业的研究，对以后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将资本和劳动作为经济增长所必须依赖的两大要素，显然具有直接的影响。这一模型既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也是将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型研究的起点，同时，它也是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内生化进程的出发点。 Harrod-Domar模型强调物质资本的增长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意义。这是以后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经济增长率的起点，模型中四个外生的参数：资本-产出比、储蓄率、技术进步的速度和人口增长率，以后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发展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将这四个外生变量内生化而进行的。 3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基准 索罗在Harrod-Domar模型的基础上新引进了三个假设：（1）总 量生产函数象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一样具有新古典性质；（2）劳动和资本这二种生产要素在任何时刻都处于供求均衡状态；（3）劳动和资本可以相互替代。在此基础上索罗于1956年发表的论文《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成了近半个世纪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研究的基准点：（1）自索罗模型开始，新古典生产函数就成了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标准的总量生产函数；（2）在索罗模型的影响下，整个经济时刻都处于动态一般均衡状态成了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的通则；（3）索罗模型将给定人们掌握的技术下的劳动生产率内生化，于是在其模型中引入了那个著名的代表技术水平的变量A；（4）索罗模型还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确立了一个思想传统：它使经济增长理论变成了完全从供给方面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源；（5）在索罗模型的影响下，主流经济增长模型都以自己的长期增长稳态来解释形成“卡尔多稳态”的原因。 罗索模型通过假设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解决了Harrod-Domar模型中的“刀刃”问题，但它却不能解决没有外生给定技术进步时产生人均产出的长期增长，此外模型中的储蓄率也不是通过个人动态最优化行为内生决定的，更为紧要是的它能解决经济增长中的许多问题却不能解决经济增长本身！索罗模型的缺陷激发了经济学家们构造经济增长数学模型的冲动。其中，拉姆齐模型通过变分法解决了消费都在现在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有效折中，解决了最优化的储蓄、生产和消费的时间路径，沿着这条思路的研究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卡斯和库普曼斯在1965年作出的贡献：他们将拉姆齐的消费都最优化理论引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而使新古典模型达到了最完美的程度。 4将储蓄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经济理论没有考虑消费者的最优化决策行为，而是假设储蓄是产出的固定比例，并且是外生给定的，从而使这个模型缺乏微观经济基础。于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将资本内生化的基础上进行了将储蓄率内生化。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第二步内生化不仅导致了拉齐姆-卡斯库普曼斯模型（无限斯界模型）的产生，而且也导致了戴蒙德的世代交替模型的诞生。 按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将储蓄内生化，首要条件是建立附有对时间的主观帖现率的新古典的效用函数，在个人效用函数最大化分析中，重要问题之一是决策的时间范围，即决策的个人是将未来无限长时间中的效用最大化，还是仅仅将自己有限的一生的时间内进行效用的最大化，以前一种时间假定为条件建立的经济模型被称为“无限期界模型”（Infinite Horizon M odel）以后一种时间假设为条件建立的模型被称为“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 odel）。 拉姆齐以数学模型论证了最优消费行为下，一国储蓄所必须满足的条件（Ramsey,1928），但由于当时经济数学工具的限制，拉姆齐推导出的其实是每个时点上的最优储蓄，而没有依据基本的效用函数指出整个未来时期中最优消费和最优储蓄的动 经济增长理论文献综述 佘时飞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广东中山528402） 摘要：在哈罗德-多马将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的基础上，索罗将资本进行了内生化，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和戴蒙德则将储蓄进行了内生化，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此后沿着内生化方向，出现了大量的文献，将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内生化将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成为当前经济理论研究的主导方向，本文将对这一方向的发展作一个较为系统的综述。 关键词：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内生增长 经济研究 趦趻 2009年第8期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b715964825.html, 分享经济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作者：栗飞 来源：《时代金融》2017年第09期 【摘要】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分享经济也在国内外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为了更好认识这一新兴概念，本文归纳总结了当前国内外学者对分享经济的定义、理解及未来发展的政策建议，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当前学者研究所存在的不足。 【关键词】分享经济共享经济协同消费 一、研究背景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有效提高了闲置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了分享经济的发展。目前，美国“分享经济”产值已达1100亿美元，房屋租赁网站Airbnb和打车O2O应用鼻祖Uber就是分享经济在房屋短租和打车行业中的两个典型应用案例。本文将从国外和国内两个方面分别对分享经济的研究进行梳理。 二、国外文献研究 关于分享经济的由来：1978年，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Marcus Felson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Joe L. Spaeth在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合作式消费”的概念[1]。2010年，英国作家Rachel Botsman认为“合作式消费”将给人们的消费模式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在互联网时代，共享首先表现在代码的共享（如Linux），其次是生活的共享（如Facebook）和内容的共享（如YouTube），再次是现阶段的现实世界各种离线资产的共享。同时指出信息技术和开放数据、网络的普及是推动合作式消费的一个驱动力[2]。2011年12月，Sara Horowitz发表了《The Sharing Economy's Quiet Revolution》一文，使得“分享型经济”成为西方媒体的热点话题[3]。 对分享经济的认识、理解：Russell Belk认为，分享经济和合作式消费改变了我们过去“我们所拥有的才是我们的”观念，而是一种“你能使用的就是你的”观念；同时指出互联网，尤其是Web2.0的发展促进了分享经济和合作式消费的成长。Christopher Koopman等人认为，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让人们接触到了更大范围的商品和服务，消除了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可以让消费者搜索到更多更好的商品，也降低了搜索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促进了网上评价反馈机制的建立。互联网和分享经济的发展，降低了对市场经济中传统规章制度的依赖，而我们的公共政策也应该随之改变，适应现实的需要。 对分享经济的案例分析：Katie Finley认为分享经济有社会、经济和技术三大驱动力量。 通过对Airbnb使用者进行访谈，了解人们使用Airbnb的原因，使用过程中的担忧及最让你信任的几点理由，最后给出了Airbnb是一个让人信任的市场中介者的结论。Georgios Zervas等人 Value Engineering 0引言 随着1998年住房体制的改革，我国政府提出将住宅建设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房地产业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加速时期，房地产市场发展非常迅速，房地产投资增速高于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这使得房地产市场存在很大的泡沫风险。此外由于我国房地产业收益过高，这必然会引起社会上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各种资源涌入房地产市场，掀起国内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热潮，这也可能使得房地产投资资本积累过度，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因此对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主要回顾经济增长与投资效率的研究及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为后续进一步研究做好准备工作。 1经济增长与投资效率的文献回顾 在整个研究经济增长的发展史上，投资形成资本， 结合劳动力的投入，共同构成了社会生产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在经典增长理论中，投资（尤其是物质资本投资）是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实现高速增长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但仅仅依靠大量投资还不足以保证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宏观投资效率才是关键。通过对已有的文献的整理和分析，我们认为目前对宏观投资效率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从投资总量的角度分析是否存在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的问题；从投资结构的角度分析资本在不同行业、地区的配置是否合理。 分析宏观投资总量效率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根据新古典增长的动态效率理论，运用AMSZ 准则进行测算。宏观经济中动态效率的概念最早来自菲尔普斯（Phelps ， 1961），后来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索洛增长模型中有了精 确的数学表达。在索洛增长模型中，资本积累的“黄金律”水平，就是“使消费最大化的稳定状态”时的资本存量（记为k * gold ），可证f ′（k * gold ）=n+g+δ①。如果经济达到稳态时k * >k * gold ，则存在过度资本积累问题，这时经济处于动态无效 状态，其资源配置不再是帕累托最优的。从动态效率的定义来看，最直接判断经济中是否存在投资过度的标准，就是比较资本边际收益率与黄金律的水平。但在实际应用中准确估算边际资本收益率很难，幸运的是Abel 等（1989）提出了一个简便易行的AMSZ 准则：如果一个国家每年的总资本收益始终大于当年的总投资（D>I ），那么这个国家的宏观投资就是动态有效的，否则就是动态无效的。根据“黄金律”和AMSZ 准则，史永东、齐鹰飞（2002）和袁志刚、何彰勇（2003）研究了我国宏观投资的动态效率问题，认为中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且存在资本的过度积累问题。在此基础上，刘宪（2004）认为史永东和袁志刚等不应当将生产税净额从总收益中去掉，从而低估了我国经济总的总资本收益。刘宪修正后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经济从总体来看，近年来一直处于动态有效状态，并未发生资本的过度积累问题。项本武（2008）遵循AMSZ 准则，但运用更新后的总资本收益计算方式，对我国1994-2003的经济动态效率进行重新测算，得到在样本期内，我国经济的动态效率是波动的，投资率较高时，经济处于动态无效状态，投资率较低时，经济处于动态有效状态，这与我国经济的投资驱动型特征相吻合。 对宏观投资结构效率的评判方法主要是，资本边际收益率均一化准则。即通过测算资本边际收益率差异的变化趋势，来判断资本配置效率是否提高，如龚六堂、谢丹阳（2004）的表述“一般来讲，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差异变小就表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得到改善② 。在一般均衡理论 中， 当且仅当要素价格等于其边际生产率的时候，资源配置才是有效的， 经济整体也达到帕累托最优，我们也可以据此判断资本配置效率。然而在实际中我们看不到资本的—————————————————————— —作者简介：李文华（1982-），女，山东栖霞人，硕士研究生，教师，研究方向为会计电算化；李文龙（1985-），男，山东栖霞人，宁波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计量与风险管理。 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效率的文献综述研究 A Survey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 and Efficiency of Economic Growth 李文华①LI Wen-hua ；李文龙②LI Wen-long （①山东协和学院，济南250107；②宁波大学，宁波315200） （①Shandong Xiehe Institute ，Ji'nan 250107，China ；②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00，China ） 摘要：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近年来出现不少关于房地产投 资过度以及存在泡沫的言论，如何从我国目前投资体制以及政策引导角度分析房地产投资效率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整理和介绍了经 济增长与投资效率的文献及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尽量准确地介绍这些研究方法并相应作出分析和评述，为后面进一步深入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帮助。 Abstract:The real estate industry,as the basic and dominant industry,has promoted the growth of national economy.Has real estate over -invested?Is there a bump in real estate market?So the study of the efficiency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 has great mean in the background of our own investment system.This paper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researches about economic growth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and about real estat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关键词：房地产投资；经济增长；投资效率Key words:real estate investment ；economic growth ；investment efficiency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4-0195-03 ·195· DOI:10.14018/https://www.doczj.com/doc/b715964825.html,13-1085/n.2013.14.154 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论文《收入分配和金融发展的关系研究文献综述》 姓名 专业 学号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令世界瞩目。然而在高速发展下，我国国内居民收入差距也逐渐被拉大，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收入分配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金融是整个经济的命脉,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金融也是一种分配机制,对资源和财富具有分配和再分配功能。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本文是对研究收入分配和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一篇文献综述。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背景介绍，说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状况；第二部分文献综述，介绍相关研究成果；第三部分未来的研究拓展方向。【关键词】收入分配金融发展文献综述 Abstract During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y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 However, income gap is widening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old saying goes, "Don't worry about the amount of resources, worry about the distribution. Naturally, the issue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recent debate. As the lifeblood of the economy, finance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Also, finance is a kind of distribution mechanism; it has the function of distributing and redistributing resources and wealth. Through consulting related literature information，This article is a literature review to study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re are three parts，part 1 Introduce the background and part 2 reviews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iteratures，the last one i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research. 【Keyword】income distributi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literature review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主要是收入分配理论。这其中又包括收入分配的定义，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及其原因等方面。 在对收入分配的定义方面，我主要关注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观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将收入分配问题视作价格形成问题的一个方面。他们认为，在市场机制下公平的收入分配就是人们按各自的生产要素所得到的收入。例如，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认为，在一个竞争经济中，收入分配由生产要素的定价来决定，而生产要素的价格又与增加的总产量的货币价值相称。对于工人工资，他认为“在工资率（边际要素成本）等于企业出售边 际产品的额外收益（边际收益产品）时，达到雇佣的最优水平”。马歇尔等新古 典主义经济学家主要立足于“效率”来考察收入分配，但他们却忽视了“公平”的作用，忽视了雇佣工人所应得到的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这是他们明显的缺陷。[1] 再来看马克思对收入分配的定义，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主要集中在《资本论》第三卷第7篇的《各种收入及其源泉》中。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他认为商品的价值由劳动创造，收入分配是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分配。而具体劳动形成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因此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并且劳动力可以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这个价值可以分解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其中劳动力自身的价值取决于再生产这一劳动力所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也就是生产工人必要生活资料所需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得到的价值具体表现为工资。而剩余价值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并被进一步分解为利润，利息，地租等形式。其中利润归产业资本家，利息归银行资本家，地租归土地所有者。[2] 在收入差距问题方面，我关注了以下几种理论观点：（1）唐松年教授认为收入差距扩大会造成心态失衡，会给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造成一种潜在的不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因素。[3]（2）赵友宝教授认为收入差距扩大会形成恶性投资循环，即“大多数人的低收入意味着低购买力，致使国内市场狭小，投资引诱不 足进而导致生产率低下，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周而复始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5]（3）曹国安教授认为收入差距过大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由于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过大的收入差距会使经济资源不能达到最优配置状态，另一方面会出现 文献综述范文之一 关于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 一、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发达国家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相对比较完善，许多学者对于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内容扩展到了很多领域，Michael Hoel 和Tor Iversen（2002）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对强制保险和非强制保险下人们的行为差异进行研究，得出了在某些领域实施强制责任保险的必要性。William R Johnson（1977）对强制保险下的逆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科学合理的强制保险制度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经济效率。Adam Whitmore（2000）建议将强制保险制度引入环境保护中，实行环境责任强制保险，以化解因为环境污染而造成的气候改变的风险。 国外学者也从多个角度对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进行了研究，Michael G. Faure LL.M（Netherlands）（2004）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强制责任保险进行了研究。他在研究中阐述了目前国际学术界对现行强制责任保险的两个方面的争论，一是强制责任保险政策的制定者制定相关法律和规定时是否经过了深思熟虑，二是一个完全竞争的保险市场能够根据相关的法律政策提供相应的保险产品。在他看来，这些争论表明了现在强制责任保险发展的一个趋势：即从强制第三者责任保险向强制第一责任保险转变。 Michael（2004）教授认为当市场失灵时，对市场给予一定的干涉是必要的，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在此基础上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强制责任保险的功能、运行条件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另外还对强制责任保险运行中存在的道德风险、逆选择等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并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Paul Bou-Habi（University of Essex）（2006）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强制责任保险的作用作了阐述。他认为，适当的强制责任保险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他不赞同“家长式的强制保险”，而是提倡“非家长式”的强制保险（NPCI），只有这样才能让强制责任保险的实施走出困境。 Tony Sheldon（2003）认为，现行的强制责任保险保障范围太小，强制责任保险应该扩大保障范围，只有在某些关键领域和高风险领域实施相应的强制责任保险才能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 从国外的发展趋势和研究现状来看，发达国家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相对比较成熟，一般都有多个成功实施的强制责任保险险种，并且在强制责任保险的立法，实施和监管方面都积累了大量成熟的经验，形成了适合自己国情的运作模式，这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问题、成因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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