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违法所得”价格行为处罚问题的解决

2018年1月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a+ 2018第 47 卷第 1 期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Vol.47 No.1

论“无违法所得”价格行为处罚问题的解决智浩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

[摘要]对价格违法行为的处罚是价格执法工作的重点，关系到竞争秩序的维护和资源配置的优化。在 价格法上的处罚分为“有违法所得”和“无违法所得”两种情形，因对“有违法所得”采取的罚款措施是一定的幅度） 对“无违法所得”采取的罚款措施是最低的限额。这造成了一定情况下的有无违法所得处罚上的“轻重倒挂”问 题，这个问题影响了价格执法的有效性、权威性。解决这个问题，既要从现实层面分析问题，也需在理论层面进行 思考，并提出有效解决的建议。[关键词]价格违法行为）无违法所得）行政罚款）法律修改[中图分类号]:D922.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1 - 7623(2018)01 -0094-03DOI!0.3969$. issn. 1001 — 7623.2018.01.020

价格法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经济转 型过程中，价格法发挥了反价格垄断，保护消费者利 益等特殊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价格体制 改革提上日程，价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 作用需要进一步做适应性的调整。以《价格法》、《价 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法律、行政法规为主体 的规范市场价格行为法律体系，对我国市场经济中 的价格行为仍将继续发挥调整、引导与保护作用。然而，在价格主管部门的执法实践中却出现了 诸多问题，反映最普遍的问题之一即是价格违法行 为在有、无违法所得两种不同情况下，处罚结果的 “轻重倒挂”问题。这使得一些违法者在原本没有违 法所得的情况下，会谎称存在违法所得，以趋利避 害。这种现象既违反法律处罚上与事实相适应的原 则，也使得法律的专业性、权威性受到挑战。有必要 分析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问题的产生《价格法》第四十条规定了两种处罚的情形：有 违法所得和无违法所得。在前者情况下，“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 款;后者情况下，则处以警告，可以并处罚款”。国务 院《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四条至第十三条 规定了对价格违法行为的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处罚 的具体标准。对于有违法所得行为的处罚重复了上述的规定。对于无违法所得行为规定的处罚则设定 了多种情况下的不同处罚幅度，例如，“相互串通，操 纵市场价格，造成商品价格较大幅度上涨……没有 违法所得的，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较重的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 再如，有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等 行为，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 罚款。以此类推，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 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 ……且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 的罚款。最低幅度的是“采取抬高等级或者压低等 级等手段销售、收购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变相提高或 者压低价格的行为……没有违法所得的，处2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由于两种不同情形的处罚机制不同，有违法所 得的按照：违法所得X 5的公式计算；无违法所得 的，按照定额罚款，且最低罚款额度是2万。以2万 元为基础，与两种有违法所得情况处罚结果相比较， 可以得出如下结果。违法所得在1元一4 000元之间时，处罚额在2 万元以下；违法所得在4 000元以上时，处罚额在2 万元以上。经比较可知，只有在违法所得超过4 000元时， 所遭受的处罚才可能多于无违法所得的处罚。由

[收稿日期]2017-09-19[作者简介]智浩然，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理学。* 94 *第1期智浩然/论“无违法所得”价格行为处罚问题的解决此，便出现了处罚结果的投机行为。即原本没有违 法所得，但为了少承担处罚金额，宁可谎称有违法所 得，且违法所得不多（％〇〇〇元以下#这对于账目简 单，或没有规范账目的小微型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而 言，这种谎称因无法查实可能被认为其所报违法所 得额确有其实。于是，产生了一个悖论：有违法所得时其对社会 的危害更重，无违法所得意味着对社会危害较小或 为产生实质性危害，但对危害较小或无危害的行为 处罚却较重。由此产生了“过罚倒挂”现象。“过罚倒挂”可以给违法者带来缩减其罚款的获 得更多“剩余价值”的利益空间。事实上，法律规定 的通向该空间的道路有三条，一是上文所述的情形， 即确实没有违法所得，但谎称取得了违法所得（4 〇〇〇元以下#另一条通路是多次违法所得的前提 下因无法计算而产生。按照《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规定》第十八条规定，违法所得无法确定时，按照 没有违法所得的规定处罚。第三条通路是因无法查 实而形成的。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贯彻实施 新修改的有关问题 的通知》，单次违法金额很小，但有证据证明经营者 重复多次实施了违法行为，由于账簿和票据不全无 法查实具体数额的，按照违法所得无法计算进行认 定，也就是应按照无违法所得进行处罚。法律上规定的无违法所得的适用条件很容易达 到，使得实践中这类行为非常普遍。上述三种情况 的均按照无违法所得处罚显失公平。一是在同样是 违法，但处于“无法计算”和处于“可以计算”两种不 同情况下，将产生罚款上的巨大差距。二是对于一 次性实施的违法行为无所得，和重复多次实施的违 法行为的无违法所得的处罚可能大致相同。三是若 是单次违法金额很小，但重复多次实施了违法行为， 且账簿、票据齐全，而违法所得可以计算的情况，则 只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而无违法所得情况 下则要处5万元以上罚款。二、对处罚标准定位失当行政处罚的功能在于通过惩罚来警示、告诫违 法者，保护相关利益者及社会公共利益。行政处罚 应遵循“适度性”“比例性”的基本原则，“过罚相当” 是这一原则的具体要求，是违法者所受的处罚应与 其违法行为的情节严重程度和社会危害程度相适 应。简言之，“重者重罚，轻者轻罚”。我国《行政处 罚法》第4条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 危害程度相当。”在价格违法行政处罚领域，《价格法》及《价格违 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规定的处罚措施多为没收违 法所得或罚款。对于有违法所得者，以违法所得额 为基准确定处罚幅度；对于无违法所得者，并未以违 法所得额为基准，而是直接规定了数额巨大的罚款 幅度。法律法规对有无违法所得作区分对待是正确 的，然而区分对待的标准却产生了偏差，这是问题产 生的根源。设定处罚所依据的标准应当运用法经济学的分 析方法。从法经济学角度来看，违法的效益是促使 主体实施违法行为的动机所在。若违法的效益低于 成本，则违法行为可得到控制；若违法所获效益大于 违法成本，则违法行为会愈演愈烈。此时，行政执法 的难度会不断加大，执法成本也愈加升高。因此，要 遏制违法行为，就应增加其违法成本。同时，较重违 法行为的成本应当重于较轻违法行为的成本，从而 在不同程度违法行为之间形成合理的梯度序列。具体到价格违法行为领域，对有违法所得的行 为进行一定倍数的罚款是合理的，但对无违法所得 的行为进行罚款却丧失了合理性，原因在于：首先， 由于没有违法所得，罚款无法以违法所得为基准。 其次，若设定具体的罚款幅度，其势必会在一定区间 范围内高于对有违法所得者的罚款。再次，若设置 固定的罚款数额，除了会导致上述问题外，其僵化的 罚款额也难以适应复杂多样的现实情况。

三、问题的解决行政处罚的规范必须与行政责任的规范相当。 这是对价格立法的基本要求。具体言之，要求价格 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大小与行政处罚的轻重相 当。技术上，法律文本所设定的行政行为规范条款 和行政处罚规范条款之间建立内在有机的联系，做 到相关关系协调一致，防范人为跳脱并选择处罚的 轻重程度。准确认定事实。全面认定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 是对执法和司法的基本前提。违法事实包括违法的 时间、地点、对象，违法者的心理状态（故意或者过 失），违法的目的、动机，违法的手段，违法行为造成 或者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违法前后的表现等等。改变对“无违法所得”的处罚方式。如果无违法 所得确实社会危害性较小，可不再施加财产罚，而换 用其他处罚方式。按照行政处罚法的学理与规定，* 95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7卷行政处罚有行为罚、财产罚、声誉罚、自由罚四类，四 类处罚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及功能。没收违法所得与 罚款均属财产罚的范畴，是对违法者财产或所得的 剥夺。自由罚是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只能适用于自 然人，并不具有对价格违法行为的普适性。行为罚 是指对违法行为人行为能力加以限制或剥夺，主要 形式有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执照。现 行《价格法》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已经对 “情节严重”的价格违法行为规定了“责令停业整顿” “吊销营业执照”的行为罚。声誉罚，是对违法者予 以谴责或告诫，使其名誉、声誉受到一定损害的措 施，包括警告、通报批评。由于价格违法行为无违法 所得时，其危害程度并非太大，对其违法行为进行公 告、通报批评，使其声誉受到影响，让其意识到自身 问题，足可起到告诫警示作用。若其确为情节严重， 则有“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发挥作 用。因而，声誉罚是相对合理的处罚方式。建议将 《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中的相关 处罚规定修改为：“没有违法所得的，对其进行通报 批评”。细化对“有违法所得”的处罚幅度。权力具有扩 张性、侵犯性，作为国家公权力重要部分的行政权力 则更具有这样的特性。在法治之下，行政自由裁量 权必须得到有效控制。对法律赋予自由裁量权的行 政处罚行为更应加以合理的制约。我国现行法律法 规中的“ 5倍以下”幅度过宽，难以有效规范自由裁 量权的行使，存在权力寻租的空间，同时也会导致违 法者所受处罚力度的错位，有损于行政执法的权威 性和公信力。因而，对有违法所得者的处罚幅度应 当加以限制。我国正处于波澜壮阔的转型过程之中，这种变 革不仅是经济升级，而且有法治改革。实行依法治 国，建设法治国家，需要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十八 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 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指出要“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化 行政裁量标准，规范裁量范围、种类、幅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指明了全面深化市场改革的路 标，十八届四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号 角。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作为市场经济主要标志 的市场价格工作特别是市场价格行为规范工作面临 着巨大的挑战，相应法律规范体系的修改无疑也是 市场化改革和法治化建设的重头大戏。在《价格法》 及相关行政法规修改的过程中，矫正现存法律体系 中不合理的处罚规定、限缩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空间，必将与定价权放开的市场化变革一起为市场 经济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参考文献][1]王卫国，李东方，主编.经济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2008.+] 张树义，主编.行政法学:第2版[M].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2.+ ] 周佑勇.行政裁量治理研究------种功能主义的立场[M].法律出版社，2008+] 李曙光.转型法律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朱新力，主编.法治社会与行政裁量的基本准则研究 [M] 法律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