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现代大学一今人提到大学理念、大学理想、大学制度时，浮现在中国学人脑海中的理想模式就是蔡元培主政时期的北京大学以及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这是古典大学模式在中国的最好时光。
1916年12月，蔡元培在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第一次发表的演说中提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
学生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1917年初，蔡元培发表演讲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若“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
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饱受德国古典大学理念浸染的蔡元培将大学视为研究高深学问，追求真理之机构，学法科不是为了个人做官，学商科不是为了个人发财。
但是，纵观今日之高校，MBA、MPA、法律硕士等独领风骚于全球，读书已成为做官、经商、谋生之必经途径。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冲破了蔡氏理想中的古典大学的边界。
故20世纪6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说，大学应该为社会提供服务，是一个以社会为对象的服务站。
由象牙塔到服务站，高等教育的地位、作用、功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从西欧中世纪走来的中世纪大学，到现在已有近千年历史，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大学组织在不断变革。
但是，大学的真正伟大变革是在“二战”之后，自美国始出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浪潮，高等教育组织日益多样化，大学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一致的、高度同质化的学术组织，高等教育所关注的组织体系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所指的“大学”。
今人每每怀念过往，痛斥今天，但是，蔡氏时代的古典大学已经是落日余晖，残阳夕照，是余音绝响，我们今天的大学不可能回到古典大学时代。
大学已经从古典大学发展到现代大学，大学的理念、制度、模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企业化组织模式越来越成为大学的组织模式，大学的知识生产已由自由探索为主发展到协同创新，大学的学术共同体正在走向一个分裂的整体，大学正由古典大学进化到现代大学时代。
二早在1928年，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在牛津大学演讲时说过，大学像其他人类组织——如社会、政府、慈善组织——一样，处于特定时代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
大学不是孤立的事物，不是老古董，不会将各种新事物拒之门外；相反，它是时代的表现，是对现在和未来都会产生影响的一种力量。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时代的到来，现代大学的黄金时代来临了。
现代大学表现出与古典大学不同的组织形态。
由古典大学到现代大学，大学组织的角色与地位发生着变化，大学由社会的边缘进入到了社会的中心，由“象牙塔”成为“社会服务站”进而发展成为“发动机”。
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培养的人才主要面向社会多种需求，提供多种就业人才，经费来源也日益多样化，为社会服务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职能。
1991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卡斯特教授在一次讨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会议上系统地论证了高等教育在人类社会现代化中的作用，明确地把大学称作是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或“火车头”（engine of development）。
高等教育被视为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发展的新动力。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大学不仅仅是、也不可能是远离世俗、远离社会的“象牙塔”，而是越来越成为“服务站”。
正如美国学者德里克·伯克所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是象牙塔的说法过时了。
相反，有一张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把大学和社会其他机构联系起来。
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日益取决于社会的需求与变化，高等教育已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而是成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有机连接的子系统，并且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子系统，“世界发展的动力之源”正是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新定位。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中东阿拉伯动荡，人类期盼科技革命引领世界走出困局，希望科技革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
大学作为发动机，在推动科技革命，引领世界走出困局方面将发挥决定性作用。
由古典大学到现代大学，大学组织的知识生产性质正在发生变化，知识的价值正由非功利性、公益性、公共性走向了功利性、现实有效性。
大学已不再仅仅是知识生产机构，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知识传播与普及、扩散机构而存在。
大学往往被称为“学问之府”、“知识的加工厂”，并且大学所加工的知识并非一般的知识，而是高深的知识，这种高深知识具有专业化、自主性等特性，强调发现真理、探求新知。
大众高等教育时代，高校更加强调知识传播。
换言之，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是高等学校的三种职能。
但并不是每一所高等教育机构都要承担这三种职能。
只有少数既从事知识传播，更重视知识生产的研究型大学才能承担这三种职能，而一般院校只承担教学职能，从事知识传播工作，以培养各种人才为主要任务。
众所周知，知识生产具有创新性、创造性，“十年磨一剑”，“板凳要坐十年冷”，知识生产短期内难以见效，要求实行同行评价，给教师充分的学术自由。
现代高等教育中，只有少数教师从事知识生产，而大部分教师从事的是知识的传播与应用工作，是对知识生产的再加工、再创造，这种工作除了同行评价之外，而且应该加入顾客评价、消费者评价和社会评价。
这也正是当代问责制、绩效评价在高校兴起的原因。
由古典大学到现代大学，大学组织的知识生产模式正在发生变化，知识生产的优先排序由基础科学、应用科学、技术知识变化为技术知识、应用科学、基础科学。
高等教育由注重学术本位到更加重视社会本位，日益强调知识的应用价值，强调高等教育机构为社会做出的现实价值；由注重知识生产到注重知识生产与应用并重，重视产学研相结合，建立大学—企业联合应用中心和科学工业园区，尽可能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专门立法，联邦政府提供给大学研究经费，大学则需要把研究成果转化权利优先给予本国企业，促进了产学研的结合。
当然，注重知识应用，重视社会本位并不是不重视大学的研究功能、不重视基础研究。
从美国经验看，联邦政府拨给高校的科研经费中，80%给予了100所左右的研究型大学，而这些研究型大学承担了美国80%的基础研究任务。
美国每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高居世界首位，而这些获奖者基本上都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
由古典大学到现代大学，教师职业群体发生着质的变化，由单一的同质化学术群体变革为多元的异质化职业群体，高校教师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术人员，如美国，终身职和终身轨道职教师的比例从1975年的57%下降到2007年的31%，非终身职教师比例则大大增加，目前已经接近69 %，且大多数非终身职教师是兼职教师。
终身轨道职教师处于教师群体的上层，还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教师，是终身教职的拥有者。
全职非终身职教师只是全职工作，但得不到终身职特权的保护，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教师了。
兼职教师一般只承担教学任务，不参与学术事务管理，不享受各种福利。
同样，教师中形成了新的分工模式，即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承担着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工作，而是只有少数的教师从事这三项工作、特别是科研工作，而大多数教师则主要从事教学工作。
如对1998-1999年度美国高校全职教师时间分布分析看，70%的教师基本不从事研究工作，60%的教师不从事社会服务，即大多数教师的职责是从事教学工作，他们主要分布在教学型高校，社区学院的大部分教师和研究型大学的部分教师。
我国高校在对教师的考核要求中，都列举了教学、科研、服务三项工作，并且评价与晋升职称主要就是看科研成果，这是不合理的，一般高校并不存在做原始创新研究的条件，要教师承担课题、发表论文是不合理的，其结果也是教师撰写低水平重复论文。
同样，我国的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及其他基金项目应该主要由研究型大学的教师承担，教学资源、教学条件等可以向一般高校倾斜，但是科研项目、研究经费却不应该搞倾斜制，应以研究能力、研究水准为条件评审。
最近，我国的浙江大学决定实施教师岗位分类管理，把教师岗位分为“教学科研并重岗”、“研究为主岗”、“教学为主岗”、“社会服务与技术推广岗”和“团队科研与教学岗”。
改革方案的最初设想是：各学院内大约30%的教师将被“分流”到社会服务类岗位，告别学生和学术。
对不同岗位的教师提出不同的工作岗位要求，实行不同的考核评价方式。
在我国现实条件下，这种分类岗位虽然有些个别问题可以商榷，但总体上符合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和建立高水平一流大学的发展要求。
由古典大学到现代大学，管理群体发生着深刻变革，出现了专业化管理团队和大规模职员队伍。
现代大学已经变成了人员众多，专业领域广泛，组织结构复杂的大型组织，随着学校规模扩张、多样性的发展和职能的增加，高等院校中的教师人数相对稳定，而专业管理服务人员却快速增长。
例如，从1975年到2005年，美国大学管理职位类别如校长、助理、主管等增加了85%，专业管理人员增加了240%，但教师只增加了51%。
高级管理人员控制着预算、规划和其他权力，从而削弱了教师权力和学术自治，教师的权限仅限于学术领地。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学生规模与学校职能快速扩张，学校管理职责与管理人员会以比教师增速更快的速度发展，这是国际趋势。
根据对欧美10所世界一流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师资与职员结构进行分析，其平均师生比为9.62：1，师职比为0.24 ：1，生职比为2.15：1。
其中，公立大学师职比为0.23 ：1，私立大学师职比为0.25 ：1，公立大学的生职比为3：1，私立大学生职比为1.26：1，差别并不显著。
而我国国内10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师职比为1.27：1。
较少的职员数量和较低的师职比反映了我国高校教师得不到相应的辅助支持，不得不分心做许多杂务，教师人力的滥用和浪费必然妨碍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提升。
并且，我国高校职员分布呈“▽”倒金字塔型，职员主要分布在校部机关，大多数院系等基层教学科研单位的职员数量远远不足，有时是一个教学秘书对着上千名学生和数百名教师。
而国外大学职员主要分布在院系，职员分布呈“△”金字塔型。
所以，我国高校建立学术权力体系并不意味着要减少职员数量，关键是合理布局职员在院系和学校的分布，科学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使他们专注于服务师生而不是管理师生。
由古典大学到现代大学，学生群体发生着深刻变革，不仅是学生规模的急速扩张与增长，还意味着学生来源的多样化、需求的多样化、人才培养类型和规格的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多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