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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战及其当代启示作者：徐绮蔚张传有来源：《决策与信息》2022年第05期[摘要] “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东西文化的差异性、两者的长短优劣以及文化出路等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论战。
支持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彻底批判以封建礼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完全接受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才能实现旧中国的救亡图存。
支持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则认为，东西方文化有着巨大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文化的高低，应当以继承传统礼教为主，在此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
在当代中国，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西方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和辩证看待，以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
[关键词] “五四”前后;五四运动;中西方文化论战;中西方文明互鉴;中国传统文化[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2）05-0014-07“五四”前后发生的东西方文化大论战，是近代以来中国围绕中外文化问题进行的一场大讨论。
其持续时间之长、争论范围之广表明我国向西方的学习不只局限于科学技术层面，还扩展为了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层面。
科学和民主从而成为“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
这场文化论战不仅引发了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关注和传统文化的反思，而且为我党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提供了重要基础，还为我们正确看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当代价值提供了有益启示和重要借鉴。
一、第一次论战：文化差异之争发生于1915年至1917年间的有关东西文化差异的争论，拉开了“五四”前后文化大论战的帷幕。
表面看来东西文化之争是指以中国传统文化和印度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与欧美西方文化的比较，其核心则是主张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派与主张学习西方文化并彻底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派之间的激烈争论（印度文化虽然有所涉及，但并非主流，论战的焦点仍集中于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
1915年陈独秀首先在《青年杂志》（次年改名为《新青年》）上发表了东西文化差异的观点，主张批判传统中国文化，接受西方先进文化。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中西文化的大规模交流与冲突始于鸦片战争，迄今已有一百六十余年的历史。
两种异质文化的相遇，交流与冲突是在所难免的。
陈独秀和梁启超是对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最早进行分析和总结的人。
陈独秀1916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梁启超1922年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都从器物（即物质文化）、制度（即制度文化）、观念（即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分析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过程，堪称精辟。
近代，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下节节败退，这使中国的有识之土痛感中国在技术装备上的落后。
于是林则徐、魏源等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结果，导致了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与物质文化为目标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
这是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物质层面。
但是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地方不仅仅是在物质技术方面，更有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于是，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进入制度层面。
由于中国封建制度已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因此，在制度文化这一层面的中西文化冲突则显得更加尖锐和复杂。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从政治上讲，有革命和改良的分别，而从文化的角度讲，要解决的却都是制度的问题。
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了一个“西式”的共和国，但是，袁世凯的篡权使这个西式的共和国有名无实。
“吾人于共和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
残酷的现实迫使中国人从心理层面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同时也加深了对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了解，进而发动了具有启蒙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这个时期出现的中西文化大论战体现了最深层面上的中西文化在精神领域的冲突，要解决的是文化深层即“国民性”的问题。
对于封建主义的中国来说，资本主义的西方文化具有双重作用：西方国家拥有先进技术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但其先进，一定程度是建立在对落后国家的掠夺上；中国在遭受西方列强的入侵后，由独立国家变成了半殖民地，但是其社会形态也由封建时代步入近代社会。
浅论近代中西文化之争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的拓展，西方文化也逐渐渗透到东方的各个国家，东方国家的文化面临着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
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触从古代就有，但引发反思是在近代以后。
于是处于社会大变革的近代中国遂成为中西文化之争的战场。
文化间的冲突，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里，绝不仅限于纯文化的性质，必然伴随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近代中西文化的矛盾，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和蓬勃向上的外部世界的矛盾在观念形态上的再现。
中西文化之争因此是伴随着中国的民族振兴之途而同步发展的。
由于各时代具备的条件和人们思维发展程度的不同，大致说来，近代中西文化之争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调和期，批判期和融合期。
鸦片战争失败到辛亥革命失败，这是中西文化的互相调和期。
太平天国运动是西方的基督教融合中国传统文化而产生的，这说明在传统文化即将崩溃的中国，西学蕴含的巨大的变革力量正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是历史上中西文化结合的第一次尝试，但毫无疑问，这个不成熟的农民阶级造就的不成熟的体系必然会走向失败。
下层阶级运动的失败，必然导致上层阶级的反思，于是，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了。
洋务派极力主张“中体西用”以达到自强求富，然而，由于洋务派和守旧派对西学的不完整的认识，加上新兴的不完整的西学与传统的中体的结合，必然导致矛盾，这不仅无法缓和中西文化的矛盾，还进一步加剧了二者的不平衡。
甲午海战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也就意味着中西文化的结合尝试在实践上宣告了失敗。
洋务运动的失败，维新变法接着兴起，康有为、梁启超以中学为形式，以西学为内容的“托古改制”似乎是找到了一条相对正确的道路，具有划时代的启蒙意义，维新派将向西方学习的层面、深度和广度都从原有的器物层面提高到制度层面，对中学，对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认识和反省也比前人深刻。
但是由于中国内外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和时代、阶级的局限性，也最终宣告失败。
但在这个时代，由于前面学习西方的成果在不断地被积累，学习西方文化、科技也好，政治思想也罢，涌现了一批像严复一样比之前的洋务派、维新派对西方文化了解更深刻的人，他们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对中西之学进行了初步的比较，宣传介绍了一整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尤其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民权、自由、平等学说以及进化论等，从而扩大了吸收西方文化的范围。
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现代技术与文化问题作者：周可来源：《江汉论坛》2010年第07期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看法。
在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率先注意到现代技术的广泛运用对于东西文化的影响,并以战争所导致的西方文化危机来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而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反对派起初没有意识到这一时代问题。
真正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是瞿秋白,他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导致现代科技不合理应用的根源,并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社会制度以化解现代技术与人类文化之间的冲突。
关键词:现代技术;文化;制度;革命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7-0066-05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这场论战于1915年在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与杜亚泉主持的《东方杂志》之间展开,后逐渐演变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思想论战。
近年来学术界对这场论战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派别、代表人物及其观点展开了深入研究,从不同角度对论战进行了重新评价,但对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论战中的观点与理论贡献关注较少,未能从根本上厘清马克思主义者与西化派之间的差别。
本文试图通过比较这场论战中的代表人物对现代技术与文化问题的不同看法,勾画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探索历程,以及由此形成的理论观点。
一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国家屡屡凭借坚船利炮侵入中国领土,这一残酷而屈辱的事实改变了中国人将西方科技斥之为“奇技淫巧”的观念,并激起了一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浪潮。
从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与学习逐渐深入而全面,受西方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①这成为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界的最强音。
尽管在学习的内容方面存在争论,如选择何种政治体制与实施途径等等,但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无疑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基本共识。
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现代技术与文化问题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这场论战于1915年在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与杜亚泉主持的《东方杂志》之间展开,后逐渐演变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思想论战。
近年来学术界对这场论战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派别、代表人物及其观点展开了深入研究,从不同角度对论战进行了重新评价,但对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论战中的观点与理论贡献关注较少,未能从根本上厘清马克思主义者与西化派之间的差别。
本文试图通过比较这场论战中的代表人物对现代技术与文化问题的不同看法,勾画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探索历程,以及由此形成的理论观点。
一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国家屡屡凭借坚船利炮侵入中国领土,这一残酷而屈辱的事实改变了中国人将西方科技斥之为“奇技淫巧”的观念,并激起了一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浪潮。
从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与学习逐渐深入而全面,受西方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①这成为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界的最强音。
尽管在学习的内容方面存在争论,如选择何种政治体制与实施途径等等,但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无疑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基本共识。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
战场上的血腥杀戮,战后的民生凋敝、信仰迷失等社会问题,暴露了西方文化的危机,也引发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怀疑与否定。
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眼里,西方文化开始变得不那么美好,哪怕之前被热烈讴歌的先进科技也受到了严厉批评。
一场关于东西文化孰优孰劣的论战由此展开。
1916年到1919年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和《新旧思想之折衷》等文章,鼓吹以东方文明的优势补足西方文明的弊病,从而形成一种调和中西文明长处的新文明。
在他看来,欧洲各国在战争中运用其先进科技所制造的武器来杀戮同类,充分显露了西方文明的弊病,因此,中国人有必要反省之前盲目崇拜西方的态度,并思考东西文化的优劣。
中国近代史上东西文化论战陈独秀在文化史上的贡献长期以来被忽略。
探讨陈独秀在东西方文化论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助于正确评价陈独秀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东西方文化论战实质上是国粹主义，全盘西化、折衷调和、综合创新等各种文化观相互抵制、批判、影响、吸收的过程。
这些观点纷繁复杂：折衷调和派中有派、全盘西化中有完全的全盘西化和不完全的全盘西化，新的文化观中有积极的偏激的文化观，旧的文化观中有改良的顽固的文化观。
如果不清楚发起人陈独秀在东西方文化论战中的态度和作用，就难以搞清楚一些文化观的由来和各种文化观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影响，也说不清陈独秀是如何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
一、对东西方文化的辨析在东西方文化的论战中，陈独秀做出了贡献，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区别异质。
1915年9月，陈独秀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等文章，将东西方文化两个不同质的东西加以区别，在当时是一个振聋发聩的话题，引起人们的重视。
由此，才有对东西方文化谁优谁劣、谁向谁学习的问题。
这很像黑格尔写《小逻辑》，马克思写《资本论》一样，都是矛盾分析法，从浑沌中找出差别，一切矛盾由此展开。
不同的是，黑格尔分析的是精神世界，马克思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陈独秀分析的是东方文化。
在陈独秀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将东西方文化与新旧对立联系一起思考，新派内部，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赞同的如汪叔潜（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916年2月15日1卷6号。
），反对的如张煊（注：张煊《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国故》1919年5月3期。
）、常燕生（注：常燕生《东西文化问题质胡适之先生》《现代评论》1926年8月9日。
），基本倾向是接受了陈独秀的观点：东方文化是旧，西方文化是新，认识新旧关系即认清了东西方文化关系。
（二）剖析模式。
为什么东西方文化同时存在而又不属于同一时代（东方文化代表了封建时代，西方文化代表了资本主义时代）呢？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抽出西方文化模式——法兰西为近世文明代表，对其进行典型分析。
他从近世文明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三个特征方面，具体说明法兰西人的突出作用，为国内新派提供西方文化的范本。
陈独秀说明东西方文化区别，从其质而不是从量的规定性入手，否定了东洋文明，这种方法影响了东西方文化论战首先集中于异同优劣的争论。
该文同时也暴露了陈独秀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绝对分开，将“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的绝对化的理论弱点。
（三）探求原因。
1915年12月，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提出西洋民族以战争、个人、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家族、感情为本位。
陈独秀从民族本性、根本思想的差异上分析两种文化的对立，这种新的分析方法刺激了中国知识阶层的觉醒和思想革命。
然而，观念活动本身不能说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最后原因。
陈独秀从民族思想的差异去说明东西方文化的对立，在方法上有漏洞：每个民族作为人类共同体一部分，都遇到战争与安宁、个人与家族、法制与感情等矛盾，将这些矛盾截然分开，列入西方和东方民族之两极，必然忽视东西方文化关联，民族思想相通的一面。
（四）提出标准。
如何比较东西方文化，有一个谁优谁劣的标准问题。
只有解决了比较的标准，才能回答谁向谁学习、如何学习的问题。
各种文化观都提出了自己的东西方文化优劣标准。
杜亚泉提出以文明人口的多少作为标准观。
张君劢说，中国文化应以中国人“良心”上的需要为准（注：张君劢《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东方杂志》1922年2月。
）。
陈独秀认为，谁优谁劣不在西洋大、中国小，而在于其文化和经济谁在上在下。
强调东方文明制度落后于西方经济能力，这是陈独秀东西方文化思想中的精华。
从社会政治结构和经济能力上找文化优劣标准，比以“良心”上的需要、文明人口的多少作为优劣的标准也深刻。
杜亚泉以维护学术统一为名，进一步提出用儒学作为国是来统一全国的学术和统整西方文化。
“统整”中国文化，是用东方儒教来统整，还是用西方文化来统整，是东西方文化论战中表现出来的“国故”与“国新”的矛盾对立。
陈独秀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驳斥。
首先，陈独秀认为学术发展比学术统一更重要，学术发展就要标新立异，引进西洋文化。
杜亚泉的学术“统整”以统治阶级思想为中心，必然是阶级“统整”，表现出学术思想上的专制作风。
其次，将科学标准引入东西方文化论战。
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就无需追摹国故，而去整理国故；追摹国故的人，无从学习西方新的科学精神，除了追摹还是追摹。
因此，讲不讲科学不仅是对东方传统文化的方法问题，也是态度问题。
陈独秀将科学标准引入东西方文化论战，影响颇巨。
新派中的胡适、傅斯年、毛子水等人谈到科学与整理国故关系问题，其思路皆出于此脉。
胡适认为不管有用无用，要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毛子水对国故则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注：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新潮》1919年10月2卷1号。
）。
旧派一些人开始以进化论、西方近代哲学依据，来反驳新派的片面性，使东西方文化论争以精辟化的形式出现。
（五）提供阵地。
东西方文化论战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起点，陈独秀这个历史地位，也是其他人不可取代的。
东西方文化论战尖锐化以1918年9月陈独秀写《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为标志。
在这以前，东西方文化两派只有“论”，而没有“战”。
此后，《新青年》与《东方》形成了两军对垒局面，并成为新派一方的主帅，（毛泽东称其为“总司令”）。
由《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为阵地的东西方文化思潮空前规模的激战逐渐形成，构成五四运动最雄伟的精神景观。
很多问题越辨越明，如功利主义是论战对方提出来的，促使陈独秀思考西方功利主义的意义；再如儒学与学术关系问题，也是杜亚泉提出用儒术统一国是之后，陈独秀在驳论中思考到的。
（六）阐述功利主义。
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物质利益为一定政治关系服务，表现为政治倾向的功利主义。
资产阶级讲功利，封建主义也讲功利，孔子言礼立教，也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
西方文化讲功利主义，既表现出高于近代东方封建文化的勃勃生机，也暴露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西方文化的弱点，因此受到旧派的反对。
赞成或阻截西方功利主义文化的输入，成为东西方文化观较量的一个焦点。
陈独秀旗帜鲜明主张“彻头彻尾颂扬功利主义”，从效用和贡献的角度来评价功利主义，对试图以反功利主义为手段来反对西方文化的观点进行了驳斥；另一方面，将西方文化的有效性归之于功利主义，是狭隘的。
陈独秀未从人类文化发展史角度看待东西方文化溶合，易导致误解。
二、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态度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文化遗产一部分，经过吸收消化，其中仍有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内容。
重新研究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换的过程，有利于人们正确地处理向西方学习和反对全盘西化的关系、正确地处理继承传统和发扬创新的关系。
（一）全盘西化。
学习西方文化，一种是选择为我所用的学习，另一种是“抄检”欧化，即全盘西化。
东方国家进行文化建设，不能“全盘西化”，因为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除了具有近代化、现代化等文化发展规律这一共性，还有各个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性。
对于西方文化内部矛盾性、特殊性以及局限性，新派、旧派甚至西欧一些学者都看到了。
旧派敏锐地感到了西方文化的种种弊端，明确否定全盘西化，认为“抄检”对欧化无增补。
西方一些否定全盘西化的学者认为西方文明不具有普遍性，出现了“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潮。
另一方面，如瑞士哲学家赫尔褒兹主张东方文化毫无价值可言，就有全盘西化的倾向。
在中国，全盘西化的观点首先在新派内部产生。
梁漱溟在1920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就说，新文化运动算不上中国的文艺复兴，只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
新派多数人看到了西洋思想中也有旧的矛盾，否定全盘西化，重新确定“新”的含义。
在全盘西化问题上，陈独秀观点前后有变化，不能简单地说他是或者不是全盘西化论者。
早年，陈独秀对学习西方持否定态度。
1916年10月1日，陈独秀说：“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注：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1916年10月1日2卷2号。
）。
说明陈独秀留日之前，对学习西方的意义认识不清。
1918年4月，陈独秀追求“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注：陈独秀《随感录（一）》《新青年》1918年4月4卷4号。
）。
陈独秀也有全盘西化的言论，如1918年7月，陈独秀提出“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注：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1918年7月5卷1号。
）。
陈独秀当时竖起“西化”这面旗帜，是有反封建主义的进步作用的，与社会主义条件下讲“全盘西化”截然不同。
而且，陈独秀全盘西化的言论，始终没有发展到如胡适那样系统。
胡适对西洋近代文明全面作了肯定，对东方文明作了全面否定。
他说，一部分西洋学者崇拜东方文明的议论，只是“一时病态的心理”，助长了东方旧势力的气焰（注：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1926年1月10日4卷83期。
）。
胡适为资产阶级文明作了无条件辩护，乃至把社会主义思想也看成西洋近代文明“有能力自救”的表现，不承认资产阶级文化的内在矛盾，说明胡适的思想开始有多元倾向。
后来，胡适也看到“全盘西化”有语病，改称“充分现代化”。
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明确反对“全盘西化”，提出西方一切不良社会现象无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所造成的；1924年4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说：“我们并不迷信西方已有的资产阶级文化已达到人类文化之顶点，所以现在不必为西方文化辩护”（注：陈独秀《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中国青年》第27期，1924年4月18日。
）。
说明陈独秀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同时，经历了从“全盘西化”到学习西方的长处、批判西方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再到否定全盘西化的认识过程。
（二）传统文化。
胡适说“新潮之来不可止”，不是说没有人出来阻止。
譬如，杜亚泉提出用儒家思想来“统整”西方文化；梁启超认为只有东方文化才能拯救西方文化；佛教徒释太虚说，西洋文化无非是一种“制造工具”以满足“动物欲”的低下文化（注：释太虚《东洋文化与西洋文化》《学衡》1924年8月。
）。
传统文化如一概抵制外来文化，等于剥夺了自己发展的手段，产生限制民族文化发展的偏见。
这种偏见打着民族文化复兴口号，形成自我孤立主义文化观，即“华夏中心论”。
“欧洲中心论”则以西洋文化统整东方文化。
陈独秀提出勿尊圣、勿尊古、勿尊国为学术三戒，批判了杜亚泉用儒家思想来“统整”西方文化的观点。
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陈独秀问道：封建时代文化“何能行于数千年后之今日共和时代国家时代乎？”有学者指出，关于传统文化已无法适应于现代文明生活这个道理，陈独秀比鲁迅阐述得更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