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检察院反贪局资深检察官揭秘审讯贪官秘闻

每年过4次生日捞钱番禺区委书记受贿180万元以下是关于每年过4次生日捞钱番禺区委书记受贿180万元，希望内容对您有帮助，感谢您得阅读。

广受社会关注的原广州市番禺区区委书记梁柏楠受贿案近日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梁柏楠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他被法院认定的受贿总额接近180万元之巨。

梁柏楠没有提出上诉，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每年摆四场“生日宴”捞钱经司法机关调查，1993年中秋节，包工头莫某先投石问路式地送给梁柏楠1万元，梁柏楠笑纳了。

此后，每逢春节和中秋节，莫某都给梁奉上1~2万元不等的过节费。

10年来，梁柏楠仅此就收受莫某送的人民币26万元；此外，还以旅游名义收受莫某港币12万元、美金2万元。

作为回报，梁柏楠先后将南沙大部分市政工程安排给莫某的公司，还应莫的要求，多次为其催收工程款。

为帮助莫某提高承接工程的能力，以南沙开发区属下港安建筑公司转制为名，将该公司以260万元的低价卖给莫某，使莫某从原来挂靠其他公司承包工程的个体包工头，摇身一变成为具有三级资质建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梁柏楠还利用权钱交易和其他形式受贿。

1996年，南沙·开发区清理土地，使梁柏楠掌握了一批土地指标审批权。

在收受某房地产公司经理梁某贿送的十余万元好处后，梁柏楠无偿调拨了100亩土地指标给该公司使用。

梁某用其中70亩土地证到银行贷款1100万元，全部用于非法经营，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损失。

梁柏楠每年都借摆四场“生日宴”（本人的生日、妻子的生日、母亲的生日和孙女的生日）之机捞取钱财。

1993年至2003年每年春节和中秋都收受港口公司陈某送的礼金，共计人民币20万元。

1999年底他拟入住华南大厦2304房，竟向陈某索要装修费人民币20万元；2000年底又以重建祖屋为名，向陈某索要人民币47万元。

为了满足外出旅游所需要的奢华物质享受，梁柏楠还先后收受了陈某所送美金8800元、港币4万元。

自首并主动退赃酌情从轻鉴于梁柏楠在被纪委“双规”后能主动交代问题并向检察院投案自首，且主动退回了全部赃款，法院对他酌情作了从轻处理。

巨贪杨光亮的腐败样本作者：颜玉华来源：《检察风云》 2011年第15期文／颜玉华以赃生财如果单从杨光亮的上述犯罪事实来看，杨光亮并不十分突出。

人家从政几十年，从小小的大队书记干到区委副书记、区长，副县长、县长、书记，茂名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捞个几亿银子在贪官队伍中数额不算最高；官至副厅才发展2个情妇，那些跟他级别差不多却拥有“3位数”情妇的“老大哥”一定要嘲笑这位“个位数”小兄弟没能耐；至于14套房产、60多本存折，人们相信“不是最多，只有更多”。

贪官杨光亮与其他的腐败分子相比较，其独特之处在于他不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受贿，还将受贿所得运用于投资，以实现非法所得的“保值增值”。

生意人，老板，经济核算师……这些标签，将杨光亮和其他腐败分子区别开来。

他深谙“以赃生财”、“以钱生钱”的门道，“开创”了官员搞腐败的新方式，具有极其恶劣的示范效应。

杨光亮用手中的权力“运作”资本，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将资本进行“再运作”增值的主要方式是向企业参股投资，指使其情妇等人用赃款购买债券、基金、股票、放高利贷、经营房地产等，但凡能赚钱的“生意”，杨光亮都会也都在做。

而“收益”则是：获利达数千万元。

2006年至2009年，杨光亮利用担任茂名市常务副市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茂名市东园大酒店总经理谭某、茂名市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负责人林某的请托，对上述酒店批示减免调节基金以及在生意上予以关照，分别收受上述两人赠予的人民币总计60万元。

在杨光亮应占10%股份的情况下，该店负责人朱某另送给杨光亮1 0%的干股（价值人民币50万元），杨光亮将市政府的部分公务接待安排在该酒店，并于2009年批示减免了该酒店应缴纳的价格调节基金。

杨光亮似乎天生就是一个生意人。

早在他担任电白县副县长时，就以收受的不义之财购车承包电白至茂名客运专线来赚钱。

到茂名当上副市长后，他又以50万元参股茂名华海酒店，从2005年至案发，仅4年就分得红利40万元。

杨光亮还热衷于用赃款炒房，从1 997年到2007年，他以本人真、假身份证的名字以及亲戚、情妇等人的名字先后在茂名、广州、珠海购入房产14套，并在茂名和深圳购地自建房屋2套用于出售或出租，截至案发时已售出房产5套、自建房1套。

贪官庭审自述:受贿次数太多记不清以起诉书为准去年6月佛山市纪委通报，顺德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袁伟伦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昨天上午，袁伟伦贪腐一案的具体细节终于浮出水面，其涉嫌受贿罪在佛山市中院开庭审理。

检方指控袁伟伦在担任顺德区勒流街道书记期间，多次收受李以南等11人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243 .77万元，港币167万元，美元10 .5万元，约合计人民币400多万。

“次数太多了确实也记不清了，以起诉书指控的为准。

”被告袁伟伦对检方指控“照单全收”，但辩称自己有自首立功和退赃等减轻从轻情节，法庭没有当庭宣判。

担心招标生变老板送10万美金根据公开资料，袁伟伦系顺德本土成长起来的官员。

出生于1958年的袁伟伦1981年部队转业后任职当时的顺德县委，至2006年官至副处任勒流街道党工委书记。

按检方指控其贪腐的起止时间正是在勒流期间，至2011年升任顺德区人大。

佛山市检察院指控，因帮助佛山市建南水务工程集团获得勒流污水处理第二期工程的承接资格以及加快工程结算进度，袁伟伦于2007年至2014年春节期间，分数次收受该公司董事长李以南给予的财物，共计美元10万元、港币40万元、人民币26万元。

检方提供的证据显示，2007年勒流镇污水处理一期工程完工后，佛山市建南水务工程集团有优先承接二期工程的资格。

该公司董事长李以南供述显示，二期工程招投标进展缓慢，李以南怀疑袁伟伦故意刁难，且暗示送钱才能承接工程，李立即送上了10万美金，二期工程顺利中标。

在此后的每年中秋、春节等节日，李以南都会少则1万、多则10万向袁伟伦“进贡”，袁伟伦共计收受人民币26万元，港币40万元。

此外，2007年袁伟伦收受李以南赠予的价值11.5万元的日本罗汉松一棵；2007年，袁伟伦收受李以南赠予的价值3.5万元的红木家具一套。

李以南在2010年、2011年为袁伟伦的儿子装修店铺，为袁伟伦在博澳城的别墅装修，共花费人民币162727.5元。

原广州环保局长腐败案一、案情李维宇，陕西省延安人，1995年9月被任命为广州市环保局副局长，2003年5月起任局长。

经审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李维宇利用职权，多次进行权钱交易，收受他人贿送的钱款共计人民币65.3万元、美元4000元。

主要的受贿事实如下：（1）1996年6月至2003年10月间，李维宇先后多次收受广州市环境保护工程设计所负责人吴某送的人民币505000元，美元3000元。

期间，李维宇利用其分管建设管理与生态保护及主管广州市环保局全面工作的职权，在广州市环保设计所提交审批的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上予以审核签发。

（2）1999年底，李维宇为竞争广州市环保局局长的职务而收受广州环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发公司）总经理苗某平贿送的活动经费人民币1万元。

2003年5月，李维宇被任命担任广州市环保局局长后，先后多次收受苗某平贿款共5.8万元。

（3）2003年，广州新洲环保工业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洲公司）向广州市环保局提请审批新洲环保工业园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大纲，李维宇于2003年春节前在进行检查工作过程中，收受该公司负责人徐某滔贿款2万元。

（4）2003年7月，广州市环保局与广东某大学签订《技术服务合同》，由广州市环保局委托广东某大学对人工湿地系统在城市污水处理方面的应用进行研究，技术服务费总额为人民币30万元。

随后，李维宇分别于2003年8月、9月审核划拨研究经费共计人民币25万元到广东某大学。

该课题研究组负责人汤某君收到研究经费后，分别于同年9月送给李维宇人民币1万元；于2004年2月交给李维宇考察费人民币2万元。

基于上述事实，2004年12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李维宇被认定收受他人贿送的钱款合共68万余元，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1。

二、主要法律问题分析受贿罪的社会危害体现为受贿人利用职权为行贿人的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社会经济管理正常秩序。

原花都区委书记因受贿、争女明星判刑12年8月1日，媒体报导广州市花都区原区委书记、区人大主任潘潇因犯受贿罪已于去年12月被广州市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潘潇除了经济问题，还有生活作风问题。

原区委书记潘潇与别人争女明星网络纷传潘潇因与人争女明星而被查，并指潘潇还有许多没有披露出来的黑幕，“花都区委书记潘潇，贪29个亿，26名情妇，家属已全部移民，全球各地有38套房产，到澳门豪赌一次就输1.3亿。

”据称潘潇在法庭说：“有人搞了上千亿，你们为甚不抓？谁敢说他不贪不色，请他出来说话。

”民众在网络留言称，潘潇错不在贪腐，错在与别人抢女人。

潘潇受贿为了讨妻子欢心据称，潘的三任妻子都是美女，其受贿就是为了讨得现任妻子“选美小姐”的欢心。

潘潇三任妻子，一任强过一任。

第一任妻子是校花，第二任、第三任妻子均是“美在花城”的选美小姐。

潘潇比现任妻子大24岁，为取悦妻子，他放任妻子与岳母穿名牌、开豪车、出游只坐头等舱，“并最终因此走上受贿的道路”。

而网上消息则透露，潘潇包养了五个情妇，个个都是貌美如花的空姐：“区委书记潘潇平时非常疼爱这5个空姐。

据悉，潘潇甚至给5个空姐都分别配置了一幢别墅、一辆BMW车、外加1000万元的人民币……”港媒指，潘潇也曾很高傲地说：“花都风景好，山清水秀，人也越来越漂亮。

目前我们这里住了很多空姐，出来都是拉着拖箱，一个比一个漂亮。

先来花都看看，若是我说的是真的，就赶快来买房子。

”潘潇曾带头“反腐败”2011年4月，因涉嫌违纪，潘潇被带走接受调查，同时被带走的还有另外两名区相关部门负责人。

在花都区政府网站，至今仍可看到潘潇出席各类反腐倡廉会议的发言。

据统计，自2005年至2011年，他每年都会有至少一次的反腐讲话，就已有资料来看，仅2006 年，即他到任花都区区委书记的次年，就有至少4次。

2011年3月2日，在被带走接受调查前不久，潘潇在花都区第12 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上，面对全区700多名党员干部表示：“要毫不动摇地反腐败”、“规范领导权力的正确行使”。

走私犯立功供出后台牵出幕后公安局副局长广州梁耀华特大走私集团窝案又牵出一条蛀虫！新快报报道，昨日上午，花都公安局原副局长潘启华在广州市花都区大法庭过堂受审，在与公诉方花都区检察院女检察官的激烈交锋中，潘启华当庭推翻自己原来的大部分供词。

多次收受贿赂为梁开“绿灯”2002年12月19日，梁耀华被广州市中级法院一审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死刑，梁不服，遂向省高级法院上诉。

2003年，梁耀华意图立功，供出花都公安局原副局长潘启华曾收受他多次贿赂现金、财物和好处。

据花都区检察院女检察官指控，潘启华在1994年至1997年任职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司机、局长专职秘书期间，非法收受梁耀华贿赂的“红包”人民币6万元、在澳门葡京赌场提供的赌款10万元港币、价值12.95万元的意大利名牌手表及5000元港币零花钱。

为此，潘启华分别于1995年为梁进口的汽车零配件货物办了“关照”放行手续，1996年为梁所开酒楼开“绿灯”等。

庭上，公诉方出示了梁耀华的供词和潘启华写的自首书和多份供词。

用旧表与梁换戴名表？昨日庭审中，潘启华称，他在澳门葡京赌场赌完后带走梁提供的10万元港币，但其中至少有5万元港币是自己在赌博中赚取的，应属合法收入，即使算是受贿，最多也只能算5万元港币；对于收受6万元人民币“红包”的指控，潘辩解说，这其中的5万元是自己之前在梁耀华某公司的集资款；至于那块意大利名牌手表，潘启华表示，那是在一次聚会上，他看到梁手上戴的表很好看，就用自己手上价值4000元的旧表与他交换，当初只说好换戴一段时间，他根本不知道梁的手表价值12.95万元，主观上也没有真正交换的意思。

潘启华只承认结婚时确实收了梁封来的1万元人民币“红包”和去欧洲考察期间在香港收取的5000元港币零花钱。

由于双方存在多处争议，主审法官宣布休庭，择日宣判。

广东财政厅原副厅长贪腐案揭秘：一手批钱，一手收钱作者：暂无来源：《农家科技·城乡统筹》 2014年第11期近日，记者从纪检部门获悉，广东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危金峰涉嫌收受他人贿赂和非法获利3000多万元，另有4000多万元无法说明来源。

据广东检察机关消息，危金峰案目前已进入司法程序，正处于二审阶段。

纪检人士认为，财政部门手握“收、支、监、管”四项大权，如不加强监督，很容易出现“灯下黑”，形成“批出来”的腐败。

给钱不给钱财神爷说了算利用掌管财政资金的审批大权，危金峰连同市、县财政系统和受惠企业，形成了骗取国家财政专项资金的腐败链条。

相关资料显示，2003年9月起，危金峰历任广东省财政厅企业处处长、工贸发展处处长、省财政厅副厅长等职，负有管理和监督省财政扶持企业资金、企业亏损补贴、税收返还、环境保护(治理)资金等专项资金的职责。

这一块块“唐僧肉”，给谁不给谁，危金峰有极大的话语权。

广东梅州老板陈卫奎是“受益者”，却也因此获罪。

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显示，从2003年至2011年，陈卫奎曾9次向广东省财政厅申请各类专项资金补助，每次他都会打电话请危金峰“关照、协调”。

在危金峰亲自签批或协调下，三家企业获得财政专项资金补助890万元，陈卫奎则先后四次向危金峰及其妻子饶小云行贿325万元。

“2003年9月我任省财政厅企业处处长后，就陆续帮陈卫奎公司申请财政资金补助，陈卫奎的公司基本上每年都能获得一笔财政资金，除了我援疆的那两年半。

”危金峰在作证时坦承，“我交待有关经办人员跟踪关注一下陈卫奎上报的项目，经办人员做方案时就会倾斜一下那些项目。

我跟踪那些项目，确保项目顺利过关，并尽可能审批获得更多资金。

”一些市、县“财神爷”也充当了危金峰的“帮凶”。

广东纪检部门查明，危金峰在广东省财政厅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和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贿赂，通过非法倒卖土地获取暴利。

其家庭财产达7000多万元人民币，其中收受他人贿赂和非法获利3000多万元，另有4000多万元无法说明来源。

反贪审讯技巧与策略探讨陈海潮【摘要】反贪审讯是获取证据、揭露和证实贪污贿赂犯罪的重要手段.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往往身份特殊,反侦查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较强,一般都会拒不供认以逃避处罚.侦查人员在对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审讯中,必须熟悉案件材料、全面了解审讯对象的基本情况、准确把握被审人员的心理、制订周密的审讯方案,并合理运用瓦解法、单刀直入法、四面楚歌法、火力侦察法、密切配合法等方法,攻其要害,迫使其在心理上认罪伏法.【期刊名称】《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0(031)002【总页数】5页(P99-103)【关键词】反贪审讯;谋略;技巧【作者】陈海潮【作者单位】湛江市人民检察院,广东,湛江,52403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F793反贪审讯是指检察机关的侦查人员为查明贪污贿赂案件的事实，搜集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进行面对面审查的一项重要侦查活动，其实质是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心理战。

近年来，贪污贿赂犯罪智能化、隐蔽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而检察机关由于缺乏特殊的侦查手段，很难在外围取得证据，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仍然是获取证据的重要途径。

同时，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法定证据形式之一，在证明关系和证明力上属于直接证据和主要证据，能够最直接有效地证明贪污贿赂犯罪的客观方面和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故意，是定罪和量刑的重要依据。

古人云：“用兵之道，攻心为上”，反贪审讯也是如此。

侦查人员只有根据贪污贿赂犯罪分子的心理状态，有针对性地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审讯策略和审讯方法,才能突破口供、扩大线索、查清案情，达到反贪审讯的目的。

笔者拟结合自己的反贪工作实践，就如何在反贪侦查审讯中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略谈拙见，以就教于同仁。

一、审讯前的准备工作反贪审讯犹如打仗，要打有准备之仗，匆忙上阵必然是胜少败多。

因此，做好审讯前的准备工作，是完成审讯任务的重要环节。

审讯前应当从以下方面做好准备工作：一是认真研究案件材料。

查处巨贪钟学周贪挪1.6亿的巨贪钟学周终于落马了，长达10年的上访终于平息了。

贪腐厂长落马，全厂职工欢腾，本是大好事。

但读此报道，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还有不少问题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钟学周贪腐1.6亿，如此巨贪是怎么炼成的？作为广州市(国营)九佛电器厂厂长、法人，(国营)九佛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法人，仅2002年间，就涉嫌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国有资产8407万元、港币270万元，并在经营管理改制后的九佛电器有限公司的过程中，挪用公司资金7802万元用于个人营利活动，此外还涉嫌在1994-1997年之间，向前任厂长行贿折合人民币339万元。

其捞钱之大手笔，实在让人触目惊心、瞠目结舌！其实也没什么出奇的，不就是走过了“行贿搞掂一把手——自己当上一把手——肆无忌惮大捞特捞”的路线图？这其间，关键的逻辑是：用钱可以买到“一把手”，做了“一把手”可以大肆捞钱(包括卖官捞钱)。

按这些人的逻辑：官是买回来的，当官以后一定要赚回成本、大捞特捞，自是顺理成章！由此可见，“买官卖官”危害之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钟学周贪腐如此之巨，群众在10年前早有举报以至酿成上访社会事件，为何今日才被查处？上访才得以平息？为何不早些介入调查？或许这里面“水太深”？背景太复杂？钟学周若果真靠贿赂当上“一把手”，身为“一把手”的他，自然更有办法搞定一些人为其充当“保护伞”，为接连不断的上访灭火消灾，以致于让上访延续10年之久。

我们不禁要问，钟学周背后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人？是些什么人？都做了些什么？应该给广大群众一个交代！该厂职工上访延续10年，绝非“群众不听话”，而是“领导不像话”。

这对我们处置类似越级、连续的群体上访，加强社会管理，提出警思：必须找准根源，对症下药。

对涉及的贪腐行为和不正之风，必须及时查处、坚决严厉打击，而不能视百姓为“刁民”乱加打压。

因为，温总理说得好：“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

揭秘死刑执行：多数犯人会吓瘫有人检举求饶南都讯死刑犯在最后关头，会有怎样的表现？高官落马沦为阶下囚之后，又有哪些表现？近日，记者前往采访了广州中院神秘的司法警察队伍。

法警，是警察当中的特殊部队。

广州中级人民法院的法警，则更为特殊，他们除了要担负日常的保卫工作、押解犯人的工作，还是依法执行死刑的纪律部队。

在不断深化司法公开、信息公开的大背景下，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支队的神秘面纱被缓缓揭开。

押解：手铐在前在后有讲究广州中院法警支队成立于1996年，隶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警务部。

法警支队在工作中，受省总队和广州中院的“双重领导”。

广州中院法警支队队长肖伟告诉记者，2012年仅刑事押解一项，就押送5700个嫌犯。

2013年，这一数字降为4800余人次。

肖伟说，法警在押送犯人的过程中，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上到厅局级干部，下到黑帮老大，失足犯罪的少年。

对于法警队伍而言，在押送犯人的过程中，其考虑的往往不是这个犯人曾经做过多少错事、在社会上有多大的影响力，他们更多的是考虑这个人的年龄以及身体状况。

在押送犯人的过程中，对于老弱残犯，法警往往是采取将其双手置前戴上手铐，并且在押送过程中，观察其身体状况。

执法的人性化，还表现在“戴头套”的取缔上，法警在经过综合考虑之后，会不给被告人戴上头套。

例如，在对广东省中山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启红进行押送的过程中，法警考虑到其身体状态特殊、年龄较大，就没有让其戴上头套。

而对于身强力壮的、暴力犯罪的被告人，法警往往会采取较为严格的措施，这点尤其表现在对于黑帮分子的押送过程中，手铐采取后铐的形式，在押送的过程中也往往会让其戴上头套，防止同一团伙的罪犯进行串供，特殊情况下，甚至会请武警支援。

死刑犯：多数吓瘫有人要检举死刑的执行，一直是鲜为人知的司法程序。

广州中院法警支队的众多资深法警告诉记者，近五年来，他们明显感觉到了与以往的不同。

“随着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不断深入贯彻，这些年来，被执行死刑的人数大为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