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容隐制度及其刑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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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隐制度,为何古人不让亲人师生互相检举?比如父母举报违法子女的藏身之地;夫妻之间互相检举斥骂对方的违法行为;儿女向社会、司法部门举报父母的违法阴私之事等等。
这些新闻为什么会让我们觉得不舒服,因为它违反了我们心里日常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价值。
当年张红兵举报了自己的母亲方忠谋。
方忠谋后被判死刑并枪决把我们自己代入其中,如果我们的子女、爱人、父母等犯法,我们会去揭发么?无论大家具体在亲情伦理和国法面前如何选择,这都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其困难和痛苦程度甚至会高于刑罚本身。
大部分国家为了让人们规避这种人性的挣扎,从法律上让出了一定的空间。
原因并不复杂,如果法律不给人性留下余地,人性就自然会崩塌给法律看。
而国家制定法律的一个目的不就是让人们保有人性么?所以从古至今很多国家(包括那些已消亡的国家)法律上认为亲人之间不检举、不揭发、不举报并不违法,这就是“容隐制度”。
(容隐制度在西方国家也被称为“亲属拒证权”)中国的容隐制度起源于西周。
在古代,维系一个庞大的皇朝,单纯地依靠强权和武力,自然是不可行的。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
通过构建共同的价值体系,将人们维系在一起效果更佳。
所以周朝开始提倡和建立礼仪制度,以此来规范和统一人们日常的行为和价值取向。
“亲亲”、“尊尊”是西周贯穿于周礼中的两条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宗法制度的萌芽。
“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要求上命下从,不许犯上作乱。
到了春秋时期,亲亲相隐的观念正式形成。
《论语·子路》中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句话出自孔子与叶公讨论“父亲偷了别人的羊,子女当如何”的对话中)到秦汉时期,容隐制度正式被列入皇朝律法中。
地节四年汉宣帝下诏: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
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
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浅析容隐制度在当代的活化作者:刘亚川琦来源:《法制博览》2015年第11期摘要:在人类社会演进的过程中,容隐制度也从一种家庭伦理的核心价值,逐步发展成了一项法律理念,并且长期存在于中西方的法律文化中。
容隐制允许家庭或者亲属可以不向国家“引渡”罪犯,增强人们的家庭责任感,也是整个家庭更加有凝聚力,从而更有利于国家的稳定。
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信任机制、家庭核心价值也受到冲击。
在这个家庭情感、责任淡漠的年代,我们有充足的依据来活化容隐制度,适度的确立以仁爱、人性为本的亲属容隐制度来挽救社会。
关键词:容隐制度;和谐社会;容隐权;活化中图分类号:D929;D9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5)32-0199-02作者简介:刘亚川琦(1992-),女,四川绵阳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专业,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
《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将容隐制度定义为:“亲属之间有罪应当相互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不论罪,反之要论罪”,也称为相隐制度。
黑格尔曾经说过:“存在即合理”,容隐制度从战国时期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存续达到二千余年,充分说明其存在的合理性。
本文拟从现代社会发展的视角出发对与容隐制度相关的问题进行法律思考,并试图站在人性化的角度,从中寻找如何重建亲亲容隐制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一、容隐制度的历史演变(一)中国容隐制度的兴衰史所谓容隐制度,即对于亲属犯罪知而不举告,帮助掩盖犯罪事实或通报消息及帮助逃捕,藏匿人犯及帮助脱拘,伪证或诬告,变造或湮灭证据,资助犯罪人衣食住行等一系列妨害国家司法行为中的一项或多项,予以免除或减轻处罚。
我国容隐制度萌芽于西周,“为亲者讳”便是我国的传统宗法伦理的原则。
汉宣帝颁布了一条诏令,才正式把“亲亲得相首匿”作为刑法原则确立下来。
我国元代,容隐制度更是发展到了高峰,连谋反这种国事重罪都可以容隐。
但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对封建的法律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和废除,即使我国的立法机关在1979年刑法典草案第22稿中规定“直系血亲、配偶,或者在一个家庭共同生活的亲属窝藏反革命分子以外的犯罪分子,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亲属容隐制度【最新版3篇】目录(篇1)1.亲属容隐制度的定义2.亲属容隐制度的历史发展3.亲属容隐制度的实施现状4.亲属容隐制度的利与弊5.对亲属容隐制度的建议正文(篇1)一、亲属容隐制度的定义亲属容隐制度,是指在法律规定下,亲属之间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互相隐瞒犯罪行为,不予揭发的一种法律制度。
这种制度旨在维护家庭和谐,减少家庭成员间的矛盾,但同时也引发了一定程度的争议。
二、亲属容隐制度的历史发展亲属容隐制度起源于古代社会的家族观念,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就有“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说法。
在现代社会,各国对于亲属容隐制度的立法和实践各有不同。
在我国,这一制度也经历了从古代到现代的演变过程。
三、亲属容隐制度的实施现状目前,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亲属容隐制度。
具体而言,刑法第 310 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属,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知道真相,但拒绝作证的,可以处以拘留、罚款。
”四、亲属容隐制度的利与弊亲属容隐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它强调家庭伦理和亲情,有利于维护家庭和谐。
然而,这一制度也存在弊端。
首先,它可能导致犯罪分子逃脱法律制裁,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其次,它可能使一些犯罪分子利用这一制度来逃避法律追究。
五、对亲属容隐制度的建议针对亲属容隐制度的利弊,建议在立法上对这一制度进行调整和完善。
一方面,可以适当放宽亲属容隐制度的范围,使其更加符合人权理念;另一方面,应当加大对滥用亲属容隐制度的惩罚力度,确保法律的公正和严肃性。
总之,亲属容隐制度是一种具有历史渊源和现实意义的法律制度。
目录(篇2)一、亲属容隐制度的定义和背景二、亲属容隐制度的发展历程三、亲属容隐制度的实施现状四、亲属容隐制度的积极意义五、亲属容隐制度的问题与改进正文(篇2)一、亲属容隐制度的定义和背景亲属容隐制度,是指在法律诉讼过程中,对于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在法庭上互相作证时,可以拒绝回答对对方亲属不利的问题。
容隐行为及其刑法立法因应的开题报告
一、写作目的
本文旨在探讨容隐行为及其对刑法立法的挑战,提出如何因应这种
情况,加强对该行为的打击和防范。
二、写作内容
1、概述容隐行为的定义与特点
容隐行为是指在知晓他人犯罪行为后,对其进行掩盖或不予揭发的
行为。
这种行为的特点是具有隐蔽性、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
2、分析容隐行为的危害性
容隐行为将犯罪行为从公众视野中移除,使其得以继续实施,严重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和民众合法权益。
同时,容隐行为也暴露出社会公
德和法治观念缺失的问题。
3、研究容隐行为的刑法立法因应
容隐行为对刑法立法提出挑战,需要在刑法中对其进行明确的规定
和制度设计。
因此,我国目前已经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如刑法中的公
职人员犯罪行为记录查询办法和行政监察法等,对容隐行为进行制约和
打击。
4、发挥社会作用,加强预防
除法律制度外,社会力量也应加强对容隐行为的打击和预防。
比如,要加强公民法治观念的普及,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加强互相监督,不
容忍容隐行为的出现。
三、写作结论
在加强对容隐行为的打击和预防方面,需要法律制度和社会力量相
结合。
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容隐行为的规制和监督,同时加强
公民法治观念的普及,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不让犯罪者和容隐者藏身于社会黑暗之中。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亲属容隐制度17100118 李雪艳【摘要】亲属容隐制度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思想法律化的代表之一。
亲属容隐思想从春秋时期开始萌芽,到后来形成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有着其存在的独特的价值合理性,同时对现代法制的构建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亲属容隐,儒家思想,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区别与其他法律,是以周礼、儒学、唐律为母法发展起来的东亚法律体系,它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以礼法结合、德主刑辅为基本特征。
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亲属容隐制度便是其儒家思想法律化的一典型。
亲属容隐制度产生的原因有一下两点:第一,长期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是亲属相隐原则产生和发展的文化原因。
在儒家思想中,“孝”占据着重要地位,《孝经》、《礼记·条义》分别提出“孝”和“孝”的具体含义:“孝有三,大孝至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
而亲亲相隐,尤其是最初的“子为父隐”则正是儒家“孝道”思想的具体彰显。
第二,家庭至上的社会意识一直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
这种重要性也让家族成员在犯罪时相互容隐已经成为一种必需。
这种制度有利于维护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
家国一体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典型特征。
儒家的“孝”与“忠”是相通的,也就从根本上维护了封建君主的“大家长统治”。
①本文即是针对亲属容隐制度进行的研究。
一、亲属容隐制度的含义及其历史渊源所谓亲属容隐制度,是指一定的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应告发的作证,若对法律规定应当隐匿的亲属进行告发,则告发者将被处以一定的刑罚。
②亲属容隐源于儒学思想。
儒学,作为中国历史中的正统思想,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有着至深影响。
被成为“生命的学问”的儒学,在“亲子之情”的基础上建构了庞大而复杂的伦理系统,这在人类几大文明传统中是一个特例。
而其中的亲属容隐制度更是其典型代表。
(一)亲属容隐制度的萌芽①参见孙玉萍:《亲属相隐原则述评》,载《经营管理者》2011年第2期。
论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亲属相容隐制度系别:人文社会科学系班级:1132法律事务姓名:黄路广学号:201121603228西汉初期,刑事法律多承袭秦制,但刑律有所约简,刑罚趋于宽缓。
西汉中期以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汉朝逐步确立了一些一些儒家化的法律原则,来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和宗教伦理秩序,这成为了刑事法律的核心内容。
刑事责任年龄、上请、恤刑和亲亲得相首匿,成为了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
所谓亲亲得相首匿,是指汉代法律所规定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大逆以外的罪行,有罪应互相包庇隐瞒,不得向官府告发;对于亲属之间容隐犯罪的行为,法律也追究其刑事责任。
从这一点来看,这似乎与维护公平正义的立法精神相违背,这岂不矛盾吗?那么,从其定立法律的原因来看大概可以概括为,一儒家学说影响的加深。
并且以“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指导思想立法。
更值得一提的是,亲属之间犯罪后相互包庇,是儒家的基本伦理要求之一。
最早提出亲亲得相首匿的是孔子,孔子说:“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
”二维护统治的需要。
汉成立之初国家经济凋敝,百姓流离失所。
其采用黄老思想无为而治,立法上“轻徭薄赋”、“约法省刑”。
从刑法体制来看,亲属相容隐也与此不无关系。
三秦朝短命而亡的教训。
秦朝立法特点,以法为本,依法家伦理为理发的指导思想,讲求“一断于法,轻罪重罚”;重视以法律手段调整社会关系。
众所周知“连坐原则”可能更能给人以清晰的认识。
那么,这与亲属相容隐制度明显的成为了一种鲜明的对比。
总的来说,亲属相容隐制度到底是好是坏。
如果是单一作此评价,我认为还是过于武断。
首先,从历史上来看,自汉宣帝下诏以后,亲属相容隐制度即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刑事法律原则之一,为后世封建王朝所沿袭。
这不的不说明此制度的优越性。
那么从理性上分析,它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儒家思想是分不开的。
它对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和专制统治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这一思想有深深的毒害着每一个人。
它是适应时代需要的,适合当时代发展的。
关于“亲亲相隐”原则在中国法律适用的思考“03年河南少年张鸿雁为筹哥哥张鸿涛学费而偷舍友4.5万元,张鸿雁的哥哥配合警方将弟弟骗到学校使其抓获;09年满文军法庭上证实妻子李俐组织关于吸毒聚会”的两个案例曾引发人们对于情与法思考,人们一度呼吁“亲亲相隐”原则纳入刑法中从而找到情与法的交融点。
2012年刑诉法修正案把“配偶、父母、子女可以不强制出庭”再次把“亲亲相隐”原则是否已纳入我国法律成为争论的焦点。
一、我国“亲亲相隐”原则历史沿革“亲亲相隐”制度也叫容隐制度,主要适用于刑事犯罪领域,是指亲属之间可以藏匿、包庇犯罪而不负刑事责任。
“亲亲相隐”的主张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孔子对“父攘羊,子证之”的案例的否定评价是雏形,《秦律》中“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
而行告,告者罪。
”是相隐原则法律化的开端;西汉汉宣帝首次正式颁布“亲亲得相首匿”之法令为后世立法提供蓝本;唐朝将汉时的“亲亲得相首匿”发展为“同居相为隐”扩大了“亲亲相隐”的范围;唐以后直至清朝容隐制度逐渐形成了周密的体系;清末到民国期间,相隐色彩淡化,开始慢慢作为权利形态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法学界对”亲亲相隐”原则视其为封建糟粕。
其实“亲亲相隐”原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结果,儒家文化的核心与宗旨是“礼”和“仁”,而礼与仁是强调传统的伦理道德,在中国历史上礼法不分、礼法交融的时代,将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纳入法律体系在情理之中,“亲亲相隐”原则被历代法律沿用也是必然。
二、“不强制出庭”是否包含“亲亲相隐”原则新的刑诉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对于“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强制出庭是否包含“亲亲相隐”原则是存在争议的。
持否定观点的认为不出庭作证与拒接作证、检举揭发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所以“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强制出庭不意味着亲属可以拒绝作证,也不意味没有检举揭发的义务,更不意味侦诉人员不能强制(非暴力)取证。
第27卷 第10期Vol.27 No.10北京印刷学院学报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 2019年10月Oct.2019浅析亲属相容隐制度及其现实困境周 倜(南京大学法学院,南京210093)摘 要:亲属相容隐制度自古代以来就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其自西汉时期入律,到唐朝时已经成为了一项体系健全的法律制度,至清朝㊁民国时期仍存在各种法律条文中㊂国外法律中也有关于容隐制度的规定㊂然而我国现行法律中却缺乏相关容隐制度的内容㊂实践中, 满文军案”等案件因为亲属之间的相互告发而亲情破裂,由此可见,亲属相容隐制度存在着重要的现实意义㊂但我国这一传统制度照搬援用并不符合当今法治社会的需要,‘刑事诉讼法“第188条关于亲属作证豁免权利的规定也有名无实㊂对待该制度我们必须要正确批判地对待,认清与传统制度的区别,也不能仅从制度改革的方式试图健全我国的容隐制度,需认清该制度在我国难以确立的实质原因并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㊂关键词:容隐制度;刑事司法改革;法律化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8626(2019)10⁃0068⁃06一㊁ 亲属相容隐”制度的历史发展(一)先秦时期亲属相容隐的萌芽在先秦就已经产生,周朝的统治者非常注重孝道,建立了一套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据‘礼记㊃文王世子“记载,对犯罪贵族执行死刑的时候,执行官要先上奏天子,而天子则会想办法赦免或减轻贵族的刑罚,如此反复,若最后将罪犯交由隐蔽处执行的时候,天子还会再派人进行说请㊂这从一定的层面上来说可以算作是 亲属相容隐”制度的萌芽㊂而春秋时期,孔子的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更是向民众宣扬了亲属之间应该相互容隐,但是亲亲相隐这一制度并没有得到法律上的认可,而仅仅是作为一种道德观念而被提倡㊂(二)秦秦朝的案件有 公室告”和 非公室告”之分, 公室告”是指对家庭成员以外的人犯有杀人㊁伤害㊁盗窃罪的,危害了国家和公共利益,也就是对整个统治秩序的侵犯,这类案件必须要向官府告发,而官府也必须受理㊂秦简‘法律答问“记载: 子盗父母,主擅杀㊁刑㊁髨,其子㊁臣妾是谓非公室告” 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㊂”由此可见 非公室告”指的是子女盗窃父母的钱财或者主人擅自杀死,伤害或 髨”㊁臣妾一类的案件告发到官府,官府不予受理,如果坚持要告发,则判处告发人有罪㊂这种将案件分为 公室告”和 非公室告”的做法是亲属之间相容隐的具体体现㊂在我国现行的刑法里也有关于子女盗窃父母㊁或者其近亲属的财物时的相关规定,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理时也应与社会上的作案有所区别㊂秦朝时,亲亲相隐已经由道德观念上升到法律制度,得到统治者的部分认可,然而这时候的亲亲相隐仅仅限于 子为父隐”而并未上升到父母为其子女隐匿犯罪,更没有涉及到父母以外的其他亲属㊂(三)汉汉承秦制,对秦王朝的大部分法律制度都有所保留,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传统儒学提倡 法治” 礼治”,董仲舒在德治的基础上吸收了法家的思想,提倡 德主刑辅”㊂除此之外,董仲舒还巧妙的把儒家经义引进法律之中,创造了历史上著名的 春秋决狱”㊂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也在另一方面为亲属相容隐制度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㊂汉武帝时,曾有一案例曰: 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关于这一案例,董仲舒这样认为: 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㊂‘诗“云 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㊂甲宜 收稿日期:2019⁃04⁃28匿乙,诏不当坐㊂”①由此可见,董仲舒是提倡孔子的亲亲相隐原则,并且将这种父子关系扩大为养父子这种拟制的血亲㊂直至公元前66年,汉宣帝顺应历史的潮流,颁布了 亲亲得相首匿”的诏书: 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尤蒙死而存之㊂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㊂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上请廷尉以闻”②这一诏令第一次从人性的角度解释了亲属之间相容隐的制度的立法缘由,自此,亲亲得相首匿制度正式被写入法令之中,为日后亲属相隐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㊂(四)唐至清亲属间容隐制度在唐朝发展到了一个全盛时期,‘唐律疏议“中对亲属容隐制度的规定十分完备㊂在总则‘名例律“中,将亲属之间相容隐的制度具体称为 同居相隐”,扩大了亲属的范围:同居的亲属皆可以相隐,无论是有服亲还是无服亲;部曲㊁奴婢可以为主人隐匿罪行;不同居的大功以上亲也可以相隐,部分不是大功以上亲也可以相隐;其他不同居的小功以上亲相互隐瞒罪行的,减凡人罪三等从轻处罚③㊂但是对于犯罪的性质有严格的规定,同居相隐原则不适用于谋反㊁谋大逆㊁谋叛三种重大犯罪㊂这也是统治者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的必要㊂而宋朝也基本继承了唐朝的法律制度,在‘宋刑统“中关于亲属间相容隐的制度几乎和‘唐律疏议“中所差无几㊂元朝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但是仍然保留了亲亲相隐的法律制度㊂明清时期是容隐制度发展的新时期,明清时候,除了将容隐制度的范围扩大到妻之父母和女婿之外,还明确规定不得逼令亲属作证,违者要治罪,容隐制度在明清时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④㊂(五)清末至民国清朝末年,社会动荡,变法盛行,虽然摧毁了许多封建专制的法律制度,但是亲亲相隐仍然得到了保留,这时候的容隐制度,不仅继承了传统中国法律的精华,而且还吸收了外国相关制度的色彩㊂综合‘大清新刑律“和‘中华民国刑法“来看,容隐制度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点:(1)为庇护亲属而藏匿人犯及涅灭证据不罚(2)放纵或便利亲属逃脱减轻处罚(3)为亲属利益而伪证及诬告免刑(4)为亲属顶替自首或顶替受刑不罚(5)有权拒绝证明亲属有罪(6)对尊亲属不得提起自诉等等⑤㊂清末至民国时期可以说是亲亲相隐制度发展的新时期,以上的一些规定至今在我国的台湾地区仍然有所沿用㊂(六)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民国时期的法律,亲亲相隐的制度也随之废除和禁止㊂我国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法律体系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没有关于亲属之间互相隐匿罪行的相关内容,而包庇罪㊁窝藏罪㊁帮助毁灭㊁伪造证据罪中也丝毫没有区分犯罪主体之间有无亲属关系㊂我们所提倡的是罪责刑相适”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的原则,任何人犯罪都要依法平等追究其刑事责任,并且要罪责自负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1款规定: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㊂”这就从制度的方面否定了亲亲相隐这一制度㊂国家鼓励公民在国家利益㊁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这样才符合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㊂因此经常有人 送子归案”或者是 劝夫自首”,知情不举虽然不是犯罪,但是如果在知道了亲属犯罪之后为其提供情报或者是掩护其逃脱的,那么就有可能构成包庇罪,需要追究其刑事责任㊂二㊁国外立法中有关容隐制度的规定亲亲相隐制度并不是中国古代所独有的,亚里士多德曾说 亲属之间理应有更深切的爱,任一恶行发生在非亲属之间,人们会看得很轻,但如果加到父母和近亲的身上,就成为伤天害理的罪恶㊂”⑥如此看来,中西方关于容隐制度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致的,而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容隐制度也具有不同的色彩,与中国传统的容隐制度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㊂(一)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容隐制度96第10期周 倜:浅析亲属相容隐制度及其现实困境①②③④⑤⑥孙喆.略论西汉法律中的德主刑辅原则[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9,8:92⁃95.孙喆.略论西汉法律中的德主刑辅原则[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9,8:92⁃95.贺婷婷.亲亲相隐制度的借鉴与批判[J].今日南国,2010 (5):143⁃145.刘响.浅析亲亲得相首匿制度及其当代启示[J].广东开放大学学报,2017(6):57⁃63.关振海.论中国古代的相隐原则与现行刑事法津的完善[J].理论界,2008(8):67⁃69.柴荣.论中西 容隐制度”及其当下中国相关法律的完善[C].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学暨2009年会.1.古罗马家父权贯穿于古罗马法律之中,而西方的容隐制度也可以说就是起源于家父权㊂古罗马众多法律条文之中可见亲属之间相容隐原则的雏形㊂如家属(子)不得告发家长对己私犯㊁在同一家长权之下亲属相盗不发生诉权㊁未经许可而控告家父者,任何人可对其提起 刑事诉讼”等等;而罗马法中也有类似于不得让亲属之间互相作证的规定,这与我国古代的容隐制度虽不是同一时期,但不谋而合㊂除此之外,罗马法中还规定,家长或父亲有权不向受害人交出犯罪的子女,可以躲避复仇或藏匿拒捕㊂古罗马时期,特别强调家父权,家子没有独立的人格,其人格依附于家父,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家长与家子在人格上是一体的,因此当然不能互相控告①㊂2.法国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第137条㊁248条分别规定: 任何人知道近亲属伪变造货币之犯行而不告及故意隐匿或使他人隐匿犯重罪之亲属,均不受处罚”1994年的‘法国刑法典“第434-1条㊁434 -6条㊁434-11条分别规定: 明知亲属犯重罪而不制止或告发者向犯重罪之亲属或共犯提供住所隐所生活费及逃避侦查之手段者,明知被拘禁或受有罪判决之人有无罪证据但为保护亲属而故意不向官府提出者,均不处罚㊂”②无论是1810年的刑法典还是1994年的刑法典,都明确在法律条文中规定了亲属相容隐的制度㊂而现行的‘法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 被审问人的近亲属自愿出庭作证时,可以不宣誓㊂”③这些制度都从一定的层面上体现出了刑法的人道主义㊂3.德国1871年的‘德国刑法典“中第157条㊁257条有关于亲属容隐的规定: 为亲属而伪证㊁帮助逃避或者阻碍刑罚执行者免刑”1953年‘德国刑法典“第139条,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项内容: 对亲属犯重罪企图与行为虽未告发,但已为真挚努力劝止者不罚”㊂而德国的刑事诉讼法中也有关于近亲属拒绝作证的法律条文④㊂1994年的‘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将可以拒绝作证人的范围分为三种: (1)被指控人的订婚人(2)被指控人的配偶,即使婚姻关系已经不存在(3)被指控人的配偶现在或者曾经在旁系三等亲内有血缘关系或在二等亲内有姻亲关系的人员㊂由此可见,德国对于容隐制度是采取积极的保留态度㊂4.其他国家在英美等国,刑法中虽然有排斥亲属间庇护的倾向,但是在具体规定上却又体现出了亲属之间相容隐的实质精神,如英国1898年‘刑事证据法“规定: 在一般刑事案件中,被告的丈夫或妻子仅可以充当辩护证人,并只能根据被告方的申请,不得充当控诉证人㊂但夫妻间互相伤害及伤害子女等案中例外㊂”⑤5.小结由此可见,国外对亲属容隐制度基本上都是采取赞同的态度,大陆法系国家几乎直接在法律条文中规定了亲属之间可以相互容隐,也不负作证义务;而英美法系国家虽在刑法中有排斥亲属相隐制度,也把容隐的亲属范围和可容隐的行为范围进行了大大缩减,但是仍然在判例中或是实践中找到容隐制度的影子,而这种对于容隐制度的赞同是将法律与道德结合起来的结果,容隐制度并不是我国古代所特有的,西方的容隐制度同样也源远流长㊂(二)中西容隐制度比较1.相同之处(1)都以一定的血缘关系为基础,不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容隐制度都是与家族制㊁家长制息息相关的,而其目的也在于维护家长的权威㊂(2)可容隐的罪行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存在一定的范围㊂中西方的容隐制度在这一点上达到了一致,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威胁统治者统治秩序的犯罪,是不包括在容隐的范围之内的㊂古罗马法律中明确规定不准对尊亲属提起刑事诉讼,也不准告发卑亲属,但叛逆罪和不效忠皇室罪除外㊂而唐朝的 同居相隐”原则也把谋反㊁谋叛㊁谋大逆排除在外㊂对于可容隐罪行范围的规定,充分体现出了统治者对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㊂(3)从容隐亲属的范围来讲,中西方都呈现出扩大的趋势㊂我国从最开始的 父为子隐”再到 亲亲得相首匿”和唐朝的 同居相隐”原则,亲属07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9年①②③④⑤里赞.中国法文化的历史与现实[M].法律出版社,2010.王庆廷.寻情于法 关于亲情的法律和法理[D].上海:复旦大学,2006.苏珊珊.刑事诉讼中亲属免证之制度设计[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8(4):37⁃40.丁志.我国亲属容隐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分析[J].法制与经济(下旬刊),2011(5):133⁃134赵婷.容隐制度探析 以当代法治为视角[D].济南:山东大学,2011.的容隐范围从父子之间到父子㊁祖孙㊁夫妻再扩大至同居的无服亲属㊁不同居的大功以上亲以及夫之兄弟等等;而西方也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容隐亲属的范围越来越广,连拟制的血亲也是可容隐的范围之内㊂2.相异之处(1)从思想启蒙上看,中国的 法自然”思想核心在于天人合一,认为自然现象中的风雨雷电都存在着君臣㊁夫妇㊁长幼㊁尊卑一样的关系㊂人际中的 三纲五常”不过是自然的投影与模仿㊂与中国的 法自然”不同,西方人强调 理性即自然”,理性即自然的思想,从人的主观理性来理解发展 自然法”㊂中国的传统法理学中是缺乏 理性”的思考的,认为天早已安排好了一切,包括为人类规定的善的本性本身①㊂并且在近代西方的法律思想史上,其传统法的精神在思潮中被格外张扬,尤其是自然法精神㊂因为法在限制甚至剥夺君主权力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得西方学者深为自己所具有的传统而自豪②㊂故而西方的众多传统法律制度能在现代得到继承并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容隐制度也如此㊂但中国的近现代法律思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战争等外界因素而被迫进行的,法律传统从古代社会发展到近代其内容架构都已十分零散了㊂甚至在建国初期,古代法的一些断狱㊁五刑等制度都被当做是封建制度的残留而被摒弃㊂但另一方面,我国的一些传统思想仍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观念,也正是这种观念与制度的差异使得包括容隐制度在内的一些司法制度存在与现实脱节的情形㊂(2)从内容上来看,中国的容隐制度强调的是尊卑远近亲属之间的不平等,而西方则并不看重这种不平等㊂具体表现在我国传统的有关 亲亲相隐”的律例中均有类似规定 即告近亲者罪愈重,告远亲者罪愈轻㊂而西方的法律制度则没有亲疏尊卑之间的差异,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的刑法精神强调平等,在该制度上就体现为亲属关系间不进行亲疏划分,规定了相同的权利义务㊂(3)从目的上看,中国古代是为了维护以 三纲”为核心的伦常关系,而西方则更看重个人权利的保障㊂古罗马帝政时期,子女可以在被家长虐待或者是侵犯其特有财产时控告家长,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如果子女控告家长,则会被认定为 不孝”,处死刑㊂仅仅是这一项规定就可以体现出中西方容隐制度在立法目的上的不同,其本质上也是思想基础的不同㊂三㊁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容隐制度的规定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关于容隐制度的具体规定,在容隐制度这一方面,我国的法律制度是缺失的㊂造成这一制度的原因在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与法律制度被迫卷入始于西方并被西方所主导的现代化进程㊂在新中国成立后,容隐制度在批判封建文化与封建法律思想中被彻底废除㊂但近年来,由于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问题在刑法中已十分流行,也为容隐制度的适用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法律基础㊂我国目前的相关规定如下:(一)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4项规定: 偷拿自己家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理时也应与社会上的作案有所区别”㊂2006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2款规定: 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盗窃自己家庭或者近亲属财物,或者盗窃其他亲属财物但其他亲属要求不予追究的,可不按犯罪处理”㊂这两条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从某种程度上带有容隐制度的色彩,这与我国古代秦朝的 非公室告”类案件有异曲同工之妙,云梦秦简中记载 子盗父母”为 非公室告”,即官府不予受理的案件,我国关于盗窃罪的这两条司法解释虽是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特殊需要,但是一定程度上也残留着一些古代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色彩,这是刑法人道主义的体现,是维护家庭和睦与伦理的需要㊂(二)窝藏㊁包庇罪中的容隐制度除了上述关于盗窃罪的两条司法解释中体现出了容隐制度的色彩之外,我国刑法中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更多关于容隐制度的规定,恰恰相反,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窝藏㊁包庇罪的定义是: 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隐蔽处所㊁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行为㊂”关于窝藏㊁包庇罪的17第10期周 倜:浅析亲属相容隐制度及其现实困境①②赵婷.容隐制度探析 以当代法治为视角[D].济南:山东大学,2011.马小红.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8.犯罪主体均为一般主体,并没有特别声明犯罪主体之间是否有亲属关系 即使是近亲属之间隐匿对方的犯罪行为,也要受到刑法的处罚㊂这虽然维护了社会的秩序,也实现了法律的公正,但是也有悖家庭伦理㊂但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5月发布的‘关于审理掩饰㊁隐瞒犯罪所得㊁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窝藏包庇罪的主体适用性找到了突破口㊂该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为近亲属掩饰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虽然达到犯罪的程度,但系初犯㊁偶犯,且认罪㊁悔罪并退赃㊁退赔的,可以认定为 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㊂并且在实务中, 近亲属”还应当采用‘刑事诉讼法“第106条第(6)项关于 近亲属”的规定,即近亲属是指夫㊁妻㊁父㊁母㊁子㊁女㊁同胞兄弟姐妹㊂从该条可以看出,在财产类的犯罪中,我国法律有条件地规定对 亲亲相隐”犯罪实行从宽处理,其也体现了司法解释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和对人伦常情的有条件认同①㊂同时还设置了 行为人认罪㊁悔罪并退赃㊁退赔”的前置条件,防止该从宽处理规定被人为滥用,导致失之过宽,这一规定,对于人性司法㊁立法完善都具有良好的探索与启示,为亲属间其他一般性犯罪从轻㊁减轻处罚提供公众能够接受的实践样本②㊂(三)刑事诉讼中的作证义务我国刑事诉讼中唯一有 容隐制度”体现的条文在于第188条规定: 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㊁父母㊁子女除外㊂”这一立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确立了不得强制亲属到庭作证的义务,但依然没有免除亲属一般意义上的作证义务,该法条还存在着较大意义上的缺陷㊂对于 不得强制出庭作证”,首先, 不得强制作证”并非表明可以 不作证”; 不出庭作证”不代表可以不通过书面㊁录音录像等方式作证;其次,该规定仅限于一审阶段,并未涵盖二审㊁再审,甚至之前的侦察起诉阶段㊂目前在我国 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审判情势中,法官普遍通过阅读检察机关移送的案卷笔录来展开庭前准备活动,对于证人证言㊁被害人陈述㊁被告人供述等言辞证据,普遍通过宣读案卷笔录的方式进行法庭调查㊁通过援引侦查人员所制作的案卷笔录来作出裁决㊂并且我国目前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率不足1%,刑事诉讼法仅片面规定不得强制亲属出庭作证在实际上并无多大意义㊂我国资深的刑诉法专家陈光中教授也表示: 该规定没有达到否定大义灭亲的程度”;这样的规定 与国际通行的亲属拒绝作证权相距甚远,颇有 犹抱琵琶半遮面’之感㊂”③(四)小结总的来说,从我国现行刑法㊁刑事诉讼法中的一些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容隐制度的性质定位是一种公民权利,在刑事责任上,采取的是有限免责,酌定从宽㊂其标志着我国法治的进步,法律越来越接近公平和正义,也越来越有震慑力㊂但是容隐制度的不完善也体现出法律中人性化和人道主义的欠缺, 大义灭亲”似乎成了一种荣誉,人们放弃亲情来维护法律的正义,这种制度的设定是否真的会带来高效的实施值得质疑㊂朱苏力教授曾在书中写道: 自清末以来,中国法律制度的变迁,大多数都是变法,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㊂这样的法律制定颁布后,由于与中国人的习惯背离较大或没有系统的习惯惯例的辅助,不易甚至根本不为人们所接受,不能成为他们的许多规范 这些东西,尽管从某种特定的法律定义出发可以否认它是一种法律,然而无法否认的是与这种制度和文化联系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仍深刻地存在于中国社会中,规范着中国社会,影响着中国现代国家制定的法律的实际运行及其有效性㊂”④容隐制度在我国已经经历了近千年的发展,已经深入民众的思想,或者说,这是一种道德自主性的体现,并不会因为现代法律的规定就完全割裂了人们的行为传统,它仍然隐性地规范和引导着人们的行为㊂四㊁我国当今容隐制度构建博弈中的思考容隐制度形成于封建社会,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发展壮大,势必带有封建社会的色彩,不适应当今社会的价值观,对于这种传统文化,我们必须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完成其与刑法的对接,使其27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9年①②③④郝邵彬.亲亲相隐”可从宽彰显法治进步[N].人民法院报[2015-06-07]:02.陆建红,杨华.现代法治条件下 亲亲相隐”制度之构建 从历史㊁比较研究和现实思考出发[J].法律适用,2017(3):20⁃27.陈光中.刑诉法修改中的几个重点问题[N].人民法院报: [2011⁃08⁃24]:6.苏力.法治与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16.。
中国古代容隐制度的当代价值【摘要】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道德原则和法律制度,自汉以降、直至明清,在中华民国时期的法律中仍有体现,后终成陈迹。
令人遗憾的是,即使是被现代化了的“亲亲相隐”——容隐制度,在我国现行刑事法律中也难觅踪影。
相反,容隐制度在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中却一直得以认可并传承。
容隐制度可以调节法律与人情之间的冲突,增加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感,进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容隐制度在我国刑事领域有极大的存在空间,应当在我国现行刑事法律中予以理性重构。
【关键词】容隐制度;当代价值中国古代刑法中的容隐制度,亦称“亲亲相隐”、“亲属容隐”、“亲亲得相首匿”,是中国古代法律中一项重要的原则或制度。
中国《法学词典》中将容隐制度表述为“亲属容隐”,对其释义是“中国旧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
”容隐制度有利于彰显伦理道德、维护家庭和谐。
作为一种极具人文关怀和智慧光芒的制度或原则,容隐制度对当前我国面临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重任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首次明确提出了“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指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
”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进一步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定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抓好的一项重大任务。
中华民族向来以“和谐”为最高价值追求,在中国历史上,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等关系的和谐美好相处,是太平盛世的当然标准之一。
首先,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的上位概念,和谐社会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建设法治社会,而建设法治社会理所当然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第9卷第2期2012年2月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Feb.2012Vol.9No.2中国古代的传统法律被称作是伦理法,它同以血缘、伦理、亲情为内涵的人情是一致的。
在封建社会中,儒家礼治思想为指导的法律的保留及延续,构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大特色。
容隐制度是我国古代法律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它是以儒家文化为思想理论基础,以它独特的生命力延续了两千多年。
然而,最讲伦理文化传统的中国却在法律的传承与移植中失却了这一契合中国法治本土资源的制度。
容隐制度能够长时间存在必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以及存在的意义,因而分析容隐制度的法律价值,解读其内在的合理性,传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重新构建容隐制度具有重要的法律与社会意义。
一、古代容隐制度的起源与发展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已产生了容隐制度的思想萌芽。
孔子《论语》中记有:“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论语·子路篇》)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孔子并不主张父子相互揭发,而认为父子应该相互隐,这是人伦,是社会存在的基础。
而在《孟子·尽心上》记载:“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土,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也’。
‘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鄙屣也。
窃负而逃,遵滨海而处,终身忻然,乐而忘天下。
’”假若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作为天子和人子的舜该怎么办呢?孟子的答案是,先让当时的执法者皋陶“执之而已矣”,尽到天子的责任;然后作为儿子的舜,又当“窃负而逃”,背着父亲一起到海边隐居,以完成人子之道。
从这两则故事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对于亲情与人伦的的深刻洞察。
关于亲属容隐制度的研究亲属容隐制度是在我国传统历史中盛行的一项富有儒家伦理思想的法律制度。
“容”是指“容许”、“赞同”的意思,“隐”是指“隐瞒”、“隐匿”的意思,所以,所谓亲属容隐制度,我们可以从字面上理解为:“容许亲属之间相互帮助隐瞒犯罪事实,隐匿逃避行踪的一项法律制度”。
而从历史的范畴来理解亲属容隐制度,人们大多会想到的是“亲亲相隐”与“亲亲得相首匿”这两个制度。
这两个制度代表的是亲属容隐制度的两个方面,即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这两种亲属容隐方式。
“亲亲相隐”主要倾向于指亲属之间相互容隐、不告发对方的一种不作为的消极应对的亲属容隐制度,而“亲亲得相首匿”则主要倾向于指亲属之间主动帮助对方隐匿逃避行踪的一种作为的积极应对的亲属容隐制度。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亲属容隐制度是指除了犯谋反,大逆等国家重罪之外,在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可以作出互相为对方隐瞒罪行,隐匿行踪等积极或消极的行为,并且对此行为,律法不以刑罚处之,同时,亲属之间不得互相告发,否则即为“不孝”或“不睦”,应以律法处以刑罚的一项法律制度。
由此,我们不禁可以看出,亲属容隐制度归根到底就是我国传统儒家伦理观念在法律方面所呈现出来的一个表现,是法律对于这种人类天生自然而存在的亲情所给予的尊重与肯定。
儒家思想是以“仁”为其根本的家庭伦理观,讲究的是以“仁”为本的和睦的家庭伦理关系,如果家庭之间可以相互告发,那就会破坏亲属之间的感情,导致以亲属之情维系的家庭破裂,因此,亲属之间不应相互告发,而应相互隐瞒罪行的亲属容隐制度从本质上讲就是为维护儒家伦理观念而存在的。
秦律中规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
而行告,告者罪。
”这个规定将子为父母隐,奴婢为主人隐确认为法定义务,在非公室告的情况下,子不得告诉父母,奴婢不得告诉主人,如若告之,官府不予对此进行受理,而如果子或奴婢不理律法反复告诉,就会对子或奴婢进行定罪。
这个规定在当时商鞅实行变法,严格规定“不告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容隐行为出罪论的法经济学分析我国刑法对于窝藏、包庇类犯罪的规定并没有排除亲属主体,运用经济学原理对亲属间容隐行为以及出罪化的定量分析,计算出成本、收益、效率等核心价值,客观论证了容隐行为人经过个人利益权衡以及立法者对容隐行为出罪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分析对比,得出容隐行为当出罪的结论。
容隐行为;刑法经济;成本;收益容隐行为出罪是将容隐行为从犯罪评定圈中排出,给予其合法性。
目前学界关于容隐行为出罪化的讨论各有所长,大部分学者对此持赞同态度,或源于社会的和谐,抑或源于刑法的伦理性、谦抑性,而有关对容隐行为人以及立法者在效用、价值、成本上的经济分析还为数不多。
在经济发展炙手可热的社会环境下,从理论上来看,理性的东西可以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加以解释、衡量,罪犯大多是经过理性的计算而施以行动,法律亦是经过人的理性考究而成的理性产物,将经济分析的概念与原理纳入到法律中来,于立法、司法以及刑事政策等来说都是有用的,分析现实的多种选择,使人们看到可供选择的制度方案的多样性,由此选择最佳方案。
一、行为人的交易权衡(一)容隐行为的历史解读“容”,容许、允许也,“隐”,隐瞒、隐匿也。
所谓容隐,即对于亲属间的罪行,知而不举,帮助其掩盖犯罪事实或通报消息帮助逃捕、藏匿人犯、助其脱拘、伪证或诬告、变造或湮灭证据,资助犯罪人衣食住行等一系列行为。
有关容隐思想的萌芽,可追溯至春秋时期,而最早将这一思想法律化则当属秦律。
秦律规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
而行告,告者罪。
(《云梦秦简·法律答问》)。
西汉初期,父为子隐在当时依然没有法律依据,到汉宣帝刘询继位时,双向隐匿的思想始出端倪。
容隐权利在实体上得到承认,程序上“强相掠理”以取证言的做法也逐渐消除,这便是容隐思想法律化的第二个阶段。
唐至清末,容隐思想进一步发展,并立法上起到导向性作用,双向隐匿制度正式确立。
《唐律·名律》中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
54《华商》【摘要】亲属相容隐是我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
本文简要介绍了该制度的基本内容,分析其合理因素及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局限性,并由此提出了传统的亲属相容隐制度对我国现代法制建设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亲属相容隐;合理因素;局限;启示 亲属相容隐是我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是指法律所规定的有血缘或姻亲关系的亲属之间,有罪应当相互包庇隐瞒,不得向官府告发,对于此类容隐行为,法律在一般情况下也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制度。
该制度贯穿我国封建社会二千余年,成为丰富多彩的封建法律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那么,该制度的合理性及价值何在,其对于我国现代法制建设有哪些启示呢?本文将给予简要的评析。
一.中国古代亲属相容隐制度的基本内容唐代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鼎盛时期,《唐律疏议》关于亲属相容隐制度的规定颇具代表性。
《唐律疏议》首先在“名例律”中规定了亲属相容隐的总原则:“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
部曲奴卑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摘语消息亦不坐。
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
”这个总原则包括四点含义:第一,同居共财之亲属,不论有服无服,均可相互隐匿犯罪,甚至部曲奴卑与主人的依附关系也视为某种拟制亲属关系,可以容隐;第二,尊长与卑幼负有相互容隐的双向义务;第三,不同居共财的亲属,只要在五服图中大功以上也可以容隐,如堂兄弟、堂姊妹、出嫁之姑、侄女、子妇、侄妇、孙等;第四,不同居的小功以下亲属(包括缌麻及无服亲)隐匿者,减原罪三等而轻罚之,也可以说有“半容隐权”。
为保证亲属相容隐制度的实施,《唐律疏议》还规定审官不得逼令亲属作证,其规定:“其于律得相容隐者……皆不得令其为证,违者减罪人罪三等。
”并且审问官要受罚。
当然,所有隐匿的犯罪只能是一般性犯罪,若该罪行危及王权及封建统治秩序,便不可容隐。
《唐律疏议》规定:“若(亲属)犯谋叛以上,不用此律(容隐律)”,因为“谋反、大逆及谋叛以上,皆为不臣,故子孙虽告亦无罪,约坐同(自)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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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刑法的思考
亲亲相隐 又称为亲属容隐、亲亲得相首匿,是指法律允许亲属间相互隐罪而不
追究或减轻其刑事责任的规定。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大家准备的我国现行刑法的思考。
不仅有罪可以相互包庇,为犯罪人通风报信,而且不准亲属间相互告发。这项制度
渊源于先秦儒家关于 孝 的伦理观念, 亲亲相隐 的思想在先秦时期还只是停留在儒
家的道德层面而未成为一项法律制度。如《论语 子路》里有这样的内容, 叶公语孔
子日: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其中体现的就是 亲亲相隐 的思想。
以法令形式确立亲亲相隐制度始于西汉,宣帝四年曾下昭: 父子之亲,夫妇之道,
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
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
上请,廷尉以闻。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亲亲相隐制度正式形成的标志。亲亲相隐制度的
成熟是在《唐律》,唐律中亲亲相隐原则形成了一个完备的规范系统。
唐以后的法律,容隐的范围更为扩大,不但直系亲属和配偶包括在内,只要是同居
的亲属,便可援用此律,即便是不同居的同姓大功以上的亲属,以及大功以下的孙
媳,夫之兄弟,兄弟妻和外祖父母、外孙也包括在内,明清律的范围且扩大及于妻
亲,连岳父母和女婿也一并列入。至于不同居的小功以下的亲属,其相容隐的权利则
论容隐制度及其刑法的思考 摘要:容隐制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外法律的共同传统。其并非为一般人所理解是封建主义的垃圾和民主法制的障碍。相反,他充分体现了刑法与伦理所应有的关系,与现代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刑法的三大价值以及刑法 的期待可能性理论方面都具有契合之处,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值得反思与重构。 关键词:容隐制度 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的价值 期待可能性
在人类思想史上,容隐的观念由来已久。所谓容隐制度,就是对于人们为亲属利益而为知犯不举告,掩盖犯罪事实,通报消息及帮助逃捕,藏匿人犯及帮助脱拘,帮助窝脏销脏,伪证或诬告,变造或湮灭证据,顶替自首及受刑,资助犯罪人衣食住行等一系列妨害国家司法行为中的一项或多项,予以免除或减轻处罚,又称为“亲亲相为隐”或“亲属相为容隐”(简称“容隐”)。[1] 中国的容隐观念可能始于春秋。《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① 孟子的学生桃应问他 :“舜为天子 ,皋陶为士 ,瞽瞍杀人 ,则如之何 ?” 孟子的学生桃应问他 :“舜为天子 ,皋陶为士 ,瞽瞍杀人 ,则如之何 ?” 孟子曰 :“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 ?”“夫舜恶得而禁之 ?夫有所受也。“然则曰 :”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鄙屣也。窃负而逃,遵滨海而处,终身忻然,乐而忘天下。”②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绝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但这时的“春秋绝狱”还没有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正式把它作为一项制度是汉宣帝时期。③汉宣帝地节四年颁布诏令: “父子之情,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④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汉末魏初高柔、卢毓等人反对“军征士亡, 考(拷) 竟其妻子”, 随后曹操就下令将其废止《 三国志·魏志 :高柔、卢毓传》 。东晋人卫展反对“考(拷) 子证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 南朝宋人蔡廓呼吁“鞠狱不宜令子孙下辞”, 其主旨都在反对强迫亲属之间互证有罪, 反对株连亲属。东晋元帝时 ,晋王大理卫展上书 :“今施行诏书 ,有考子证父死刑 ,或鞭父母问子所在”,有悖于亲亲相隐思想 ,相隐之道离 ,则君臣之义废 ;君臣之义“废 ,则犯上之奸生矣。” 南朝刘宋时法律规定 :鞠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 ,亏教“情 ,莫此为大。” 后来亲属相隐的范围逐渐扩大。北朝魏大臣崔纂认为 :“律期亲相隐之谓凡罪 ,况奸私之丑 ,岂为得以同气(兄弟姐妹)相证 ?” 这一思想表明当时已经有“期亲相隐”的法令 ,主张同气 (兄弟姐妹)即“期亲”中的一部分也可以容隐。使得容隐亲属的范围从原先的“父母子女、夫妻、祖孙”之间开始扩大至平辈的兄弟姐妹之间。 唐宋时期《唐律·名例律》中规定了亲属容隐制度的总原则,即“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其事,及摘语消息,亦不坐。” 宋律在容隐制度上完全地照搬照抄唐律的规定,如《宋刑统》中的“有罪相容隐”、“知情藏匿罪人”、“泄露其事”、“不合拷讯、“告祖父母父母”、“告周亲以下”、与囚金仞解脱”等条文、律文、疏议、问。 明清时期在容隐的范围上,将以前没有纳入容隐范围的岳父母及女婿,包括在相容隐范围内 还规定了亲属容隐以及干名犯义都不得适用于谋反、谋判、谋大逆等严重的国事罪。告父母祖父母所受刑罚比唐律轻。 这一诏令正式开创了中国法律的“容隐”传统。此后历代法典均因循此制并有所发展,到了近代法制变革仍然保留了容隐制度,如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第167条规定为亲属利益而藏匿人犯及湮灭证据的人免除其刑或减轻其刑1935年民国刑法典第351条规定为亲属匿脏销脏的人免刑。以及亲属拒绝作证权及不得令亲属作证等均有规定。上述有关规定,至今大多仍在我国台湾地区沿用。如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176条规定,配偶或五等内血亲,三亲等内姻亲图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人而犯藏匿,湮灭证据的,免除其刑。 二.容隐制度的刑法思考 (一) 容隐制度是刑法与伦理关系的体现 关于刑法与伦理的关系,刑法学中具有不同的观点。立足于犯罪的本质是规范违反的学者认为,刑法是伦理的一部分,刑法是伦理、道德的最低限度。“客观的社会伦理、社会道德对于维持秩序是必不可少,故将最低限度的伦理纳入刑法中予以强制推行是必要的(法是伦理的最低限度);道德没有外在的制裁,刑法具有制裁力量,将道德纳入刑法之中,就使道德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有效性(法是伦理的最大限度);伦理道德存在与国民的内心,将伦理道德纳入刑法,才能使刑法得到国民的承认,从而使刑法的效力得以充分发挥;更为重要的是,将人类普遍接受的道德纳入刑法,根据道德规范、伦理秩序确定处罚范围,可以避免‘恶法亦法’的局面。而立足于犯罪本质是法益侵害的学者认为,刑法应与伦理相分离,否则就会导致刑法的不安定性,从而有损国民的可预测性。将宗教的、伦理的价值观作为刑法的保护对象,必然使刑法的处罚界限变的模糊不清(因为在现代社会,伦理价值观具有易变性)。 笔者认为,法律与伦理的区分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法律伦理化与伦理法律化总在现实社会中发生,因而,值得重视的应是法律与伦理的合理定位,而非一概否定法律的伦理化或伦理的法律化,就刑法而言,关键在于合理确定刑法的伦理低限。国家不能将所有伦理道德规范都上升为法律规范(如中国古代刑法,就可以说是伦理化的刑法),使刑法承担过高的道德使命,而只能将维护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部分,伦理道德规范上升为刑法规范。恰恰由于容隐制度本身即立足于人性伦理方面的考虑,故有利于民众亲法,有利于维护刑法的权威的国家长远利益。 国家要长治久安,就必须要有淳厚的民众、和谐的社会,百姓要亲法、服法、守法。“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性同虚设。它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他的感情、他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他的信仰。”[10]道理很简单,“仅凭理性的推导与功利的计算,怎能唤起人们满怀激情的献身?不具有神圣意味的法律又如何赢得民众的中心爱戴?”[11]所以,托克维而通过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全面考察,极具洞见性的提出结论说:“法律只要不以民情为基础,就总要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民情是一个民族的唯一的坚强耐久的力量。”[12]他肯定:“一个只靠武力使人们服从其法律的政府,必然迅速毁灭。”[13]谢晖曾精辟地指出:“每个中国人,都在不自觉地感受着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并非‘天理’,而是‘人伦 ’„„‘天理’是强加给人们的世界各民族共有的‘奇理斯玛权威’ 而‘人伦’才是我们民族发自内心的、心悦诚服的,导引我们民族不断向前发展,同时也给民族史留下深刻创痛的‘奇理斯玛权威’”。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端重视伦常纲纪的社会,这一传统至今荏苒声声不息。国家的法律如果过于苛刻,违背人之常情、常理,违众人之愿,强迫人们不惜牺牲亲情,大义灭亲,以达到“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劂”,其结果必然会造成比放纵一般案件中的几个为亲戚所庇护的罪犯更为严重许多倍的后果——法律将变为一纸空文,法律的权威将会被严重地亵渎。因为,“若仅从效力的角度考虑法律,则我们使之丧失的便正好是效力。”[15]如果“剥夺了法律的情感生命力,则法律将不可能幸存于世。”[16]这样势必影响国家的长远利益,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 容隐制度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97年刑法第4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使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其是宪法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刑法典化。平等意味着“相同的人和相同的情形必须得到相同的或至少是相似的待遇,只要这些人和这些情形按照普通的正义标准在事实上是相同的或相似的。”[17]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是对法律格言“人皆平等”的制度化表现,从应然的层面上看,其意味着把他人当作人,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当作现代社会中的人,当作应当享有现代社会权利的人。但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并不意味着各方面绝对平等 。平等不等于平均,从实然的曾面上看,人与生俱来的能力是有差别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有着不可否认的自然基础,教育程度,生存环境,民族习惯,文明进化程度等因素而造成的不平等是现实存在的。基于这种客观上的不平等,刑法规范给予一定类别的人以不平等的对待,如未成年人,又聋又哑的人,以形式上的不平等追求实质上的平等。但是,应该明确的是,对一个“具体人”是奖是惩不是取决于人的地位,身份,而应取决于那些对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评价产生影响的因素。容隐制度所允许的针对特定的亲属之间存在的“爱”而发生的违反刑法规范的行为给予从宽处罚,(免除或减轻处罚),也就不违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而且应当看到的是,对容隐行为处罚与否与被隐之罪是否受制裁并无直接关系。容许亲属隐匿不等于国家就不处罚被隐匿之罪了。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强有力的政府有众多的刑侦 人员,头发达的侦察手段;而且容隐亲属犯罪仅是公民的权利,公民可能行使,也可能不行使 ,其他公民也可以举报犯罪,只是不强人所难要亲属都举报,拒匿罢了。国民在强大的国家面前已是十分渺小,处于劣势,就不要再往公民身上增加举证犯罪的重担了。因为这本来应该是刑侦机关的职责。况且,若立法本身没有规定一部分人可以隐亲另一部分人不可以,则人人都有这种权利,就没有什么不公平。因为权利本来就不以人人都实际行使了来论公平的。那么,这种制度实施起来,也绝不会违反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当然也绝不会违反法治的根本涵义,更不会有害法治。 (三)容隐制度与罪责相适应原则 我国97年修订后的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就是罪刑相适应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犯多大的罪,就应当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也就判处其相应轻重的刑罚,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行相称,罚当其罪;在分析罪轻罪重和刑事责任大小时,不公要犯罪的客观社会危害性,而且要结合考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把握罪行和、罪犯各方面因素综合体现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从而确定其刑事责任程度,适用相应轻重的刑罚,刑重于罪或轻于罪或不能恰当的维持罪与刑,此罪与彼罪的相当关系,就违背了公众所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公正观念,进而销蚀公众对刑法的认同感,影响刑法的权威。 容隐制度正是给那些出于亲属之间最原始,最本能的“爱”,基于人最纯朴的原始的权利„„亲权,而帮亲属隐罪之行为而设置的。其社会危害性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都明显不大。符合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可以对之认为是犯罪或即使 构成犯罪,也可减轻或免除处罚 。 (四)容隐制度与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现行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方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方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概括起来说,就是“法无明方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方规定不处罚。”这即是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第第39条的规定。至17,18条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封建刑法中罪刑擅断,践踏人权的黑暗现实,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罪行法定的主张,使罪行法定的思想更为系统,内容更加丰富。至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4条首次以刑事立法的形式明确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