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回避制度——以比较法为视角

构成要件论：从贝林到特拉伊宁陈兴良*在当前我国三阶层与四要件这两种犯罪论体系的争论中，当务之急是厘清构成要件的概念。

构成要件是近代刑法学实现教义学化的重要标志，这应当归功于德国著名刑法学家贝林。

正是贝林在1906年出版了《犯罪论》一书，阐述了构成要件理论，为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刑法学史上，我们往往推崇贝卡利亚、费尔巴哈的贡献，而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贝林的功绩。

在贝林之后，苏俄学者特拉伊宁建立了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可以说，四要件的犯罪构成是一个没有构成要件的犯罪构成。

在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论中，构成要件被遮蔽、被扭曲。

我国犯罪论体系的转型，除了应当对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一般学说进行批判性反思，还必须重新审视贝林的构成要件论，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回到贝林，并以贝林为理论起点重新出发。

惟有如此，才能实现我国犯罪论的拨乱反正。

一、贝林：构成要件论的基调奠定构成要件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其中费尔巴哈当然是不可回避的人物。

但是，在贝林之前，构成要件论的历史都只不过是前史而已，构成要件论的真正历史始于贝林。

可以说，正是贝林为构成要件论奠定了基调。

在德国刑法学史上，古典的犯罪论体系被称为李斯特———贝林体系。

其中，李斯特对犯罪论体系的最大贡献在于确立了违法与有责之间的位阶体系，从而为犯罪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基本的逻辑框架。

李斯特明确地指出：“刑法制度中的罪责只能在违法性学说之后来探讨。

”这就是说，违法性在逻辑上是前置于罪责而存在的。

在这句话下面，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的修订者施密特有以下注解：“在任何一个刑法制度中，在处理一个刑事案件时，均不可能反过来先探讨罪责后探讨违法性。

李斯特早在本教科书的第一版中就确立了正确的体系。

”〔1〕可以说，违法与有责的分立以及有责以违法为前提是犯罪论体系的基本原理，它在130年前（李斯特刑法教科书出版于1881年）就已经被揭示，但至今我国四要件的犯罪构*〔1〕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陪审制与参审制的共性与差异施鹏鹏内容提要 传统学说倾向于将陪审制和参审制对立起来,甚至将两者的区别作为区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重要标志。

勿庸讳言,陪审制和参审制存在结构差异和功能差异,但两者的共性更为卓著,主要体现为以民主代表性为核心的陪审员 参审员遴选制;以有限司法资源为条件的陪审制 参审制适用范围限制;以程序公正为保障的对抗式诉讼机制设计;以及以 谨慎量刑 为主旨的一致裁决制或多数裁决制。

正确认识陪审制与参审制的对立统一关系不管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对于现行的立法改革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陪审制 参审制 共性 差异 启示陪审制和参审制之间的共性和差异究竟何在?这既是比较法学者所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中国重构陪审制所必须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当前中国学界,由于对陪审制和参审制存在一些错误解读,两者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对立起来。

因此,本文便以消除误解为目的,拟对陪审制和参审制的共性和差别作一细致地比较研究。

陪审制与参审制的共性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陪审制与参审制之间存在诸多共性。

甚至可以说,两者间的共性大于差异。

第一,以民主代表性为核心的陪审员 参审员遴选制。

当前,不管是陪审制国家还是参审制国家都相当重视建构以民主代表性为核心的陪审员 参审员遴选制度。

这里所谓的 民主代表性 ,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遴选范围的广泛性。

原则上,具有完全民事能力和政治权利的公民都享有担任陪审员的权利,不得以财产、出身、人种、阶层等限制或禁止公民履行陪审职责。

其二,遴选人员的代表性。

即陪审员 参审员应广泛代表各社区、各阶层乃至各种族的意志。

各国普遍设立较为严格的筛选程序及回避程序以保证陪审员或参审员的代表性。

不管是陪审制国家(如英国、美国或西班牙),还是参审制国家(如法国),其对陪审员遴选程序的技术设计都秉承 民主代表性 的核心理念。

这既是人民主权价值理念的自然延伸,也是公正程序的必要保障。

也正因为如此,各国的陪审员遴选制度大同小异,几乎无太大差别。

浅谈免证特权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中的积极作用范治斌沈阳广播电视大学【摘要】免证特权制度是证据法中有关证人作证问题的一个环节。

免证特权制度在中国其实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中国古代，为维护既有的家庭社会伦理，就确立了“亲亲相隐”的制度。

现代西方国家，尤其像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自己的诉讼法律制度中也制定有相应的“证人特权制度”。

免证特权制度的广泛适用说明这一特定的证据制度尤其自身的价值和作用。

【关键词】免证特权刑事诉讼作用所谓免证特权在证据法上又被称为拒绝作证权或保密特权，它是指在案件事实查证过程中具有证人资格的公民在法定的条件下享有的拒绝充当证人或拒绝回答某类问题的诉讼权利。

它实际上是证人作证原则的一种例外，是当今绝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诉讼法律所规定证人的一项特殊权利。

目前，在外国的证据法中，这种免证特权一般包括配偶、近亲属特权，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特权、职业特权和公务特权等。

基于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建立免证特权制度，还存在一定的难度。

但是，作为证人制度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要看到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一、免证特权制度对维护社会伦理道德有着重要的作用道德是人们评价善恶、美丑、正邪的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

伦理则是涉及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的别称，伦理道德与其他社会意识一样也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它受作用并反作用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

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它是由世代相传的风俗习惯和意识发展而来。

虽然伦理道德具有阶级性，但人类社会中仍然存在客观的基本的道德衡量标准。

符合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方向的就合乎道德，反之，就是不道德。

在家庭关系中，道德褒扬亲人间的关爱态度和扶助行为，摒弃亲人间的仇视态度和排斤行为。

在于亲人有利的场合，道德肯定人的积极的作为，否定人的消极的不作为;在于亲人不利的场合，道德肯定人的消极的不作为，否定人的积极的作为。

2024年法律职业资格之法律职业客观题一真题精选附答案单选题（共45题）1、甲、乙、丙预谋第二天前往某个地点抢劫一家银行的分理处，但第二天甲改变主意，没有前往预约的地点，乙、丙久等甲未到，乙、丙共同抢劫银行分理处20万元。

对甲行为的定性正确的是：（）A.不构成犯罪B.构成包庇罪C.单独构成抢劫罪的预备犯D.和乙、丙构成抢劫罪的共同犯罪【答案】 D2、某市立法规定市区禁放烟花爆竹，但春节期间仍有很多人偷放，使禁放令成为虚设。

该市人大调查结果表明，69％的受访市民赞成对燃放烟花爆竹适度开放。

于是立法部门顺应民意修改规定，新法规定三环路以内为限制燃放地区，除夕、正月初一可全天燃放，正月初二至十五燃放时间为7时至24时。

下列哪一说法是错误的?（）A.集体违法和法律难以执行的情况，会损害法律的权威B.在立法中尊重民俗习惯是感情用事，有违科学立法原则C.立法应听取民意，建立法律草案的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D.运用立法预测技术，能保障立法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答案】 B3、根据行政程序法理论，（）属于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制度。

A.先予执行制度B.公示催告制度C.听证制度D.公示制度【答案】 C4、关于犯罪构成与犯罪形态的认定，下列说法正确的是？A.甲与邻居有仇，为了杀邻居的儿子乙（3岁），让乙去抓从电源插座中伸出的裸露电线，邻居及时赶来将乙抱走。

事后查明该房间内的5个插座都有电，但就是该插座无电。

由于甲的行为没有致人死亡的危险，故甲无罪B.甲拿出博物馆陈列柜中的枪支向乙射击,因其中没有子弹杀不死乙，甲成立故意杀人罪未遂C.夜晚，甲持刀砍杀女儿乙，并放火焚烧自己的房屋，之后在自杀过程中听到乙的呻吟，心生怜悯，想救助乙，便将乙拖到房屋门外，之后甲自己也因伤势昏迷。

不久，路人经过将乙送往医院抢救脱险。

甲的行为成立犯罪中止D.甲持刀欲砍死躺在床上的女儿的男友张某，砍了几刀后发现是自己的女儿丙，甲随即将女儿送往医院抢救脱险。

法学院00660122 知识产权法2学分48学时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本课程所指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商业秘密保护等方面的权利。

课程理论联系实际，首先对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理作简要介绍，然后分别介绍各类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立法目的、获取程序、权利的归属、权利的内容、权利的行使、侵权的认定、侵权的法律后果等基本内容。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们将具备知识产权法的基础知识，获得初步的实际应用能力。

00660132 合同法2学分32学时Contract Law合同法是人们法律生活中最直观的法律规则体系，也是法学家加工最多的领域，如何将生活事实与法律规则区分开是本课程的主要任务，同时掌握合同法的基本规则，与民法总则基础知识引证在一起，循序渐进，掌握民事法律行为之精神。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变更与解除、违约责任、各种类型的合同等。

00660202 法律与文学2学分32学时Law and Literature本课程包括经典阅读和小班讨论两个环节。

我们通过阅读若干部西方文学经典，深入考察西方人对人与世界以及法律在其间所起的作用的看法。

每个单元，选课学生须在仔细阅读文本的基础上，写出书面发言稿（每次不超过1500字）参加小组讨论（至少四次），课堂还有提问，平时成绩占70%，期末作业只占30%。

00660221 中国习惯法导论1学分16学时Introduction the Chinese Customary Law社会是依靠规则而构成的有机体，规则唯有与社会相联系才有意义，故须从社会现实生活中理解法，认识真实的法，探讨中国社会秩序维持机制，关注秩序维持中的中国因素，思考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的发展。

习惯法为最早的法，在现代社会也有重要影响。

理解习惯法，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

课程主要在讨论习惯法概念的基础上，介绍中国习惯法的基本内容、作用与特点。

新加坡商事调解制度化及国际化路径研究——以《新加坡公约》的实施为背景申 琛（辽宁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6）摘 要：新加坡商事调解从中国式和马来式调解为代表的传统调解发展成为独立的商事调解制度，实现了商事调解国际化的发展，为我国商事调解制度构建提供了完整的路径参考。

同时，新加坡是条约的首个批准国和生效国，在调解程序构造、适用标准、救济方式和救济申请程序等方面与《新加坡公约》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新加坡颁布《2020年调解法案》，落实该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并采用了双轨制衔接路径，为我国如何与《新加坡公约》衔接提供了经验参考。

关键词：商事调解；《新加坡公约》；比较法分析；新加坡中图分类号：D9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894（2024）02-0065-12一、问题的提出《新加坡公约》（简称《公约》）是国际商事争议解决领域立法的里程碑，对我国商事调解发展意义重大。

《公约》致力于解决调解和解协议缺乏可执行性的问题，促进和解协议的跨境流通，使得商事调解能够成为与仲裁、诉讼有同等地位的商事争议解决方法。

①温先涛（2019）认为，加入《公约》必然推动我国商事调解的发展，进而推动我国多元化商事争议解决的发展。

范愉（2020）认为，《公约》为我国商事调解发展带来重大契机，我国需要完善商事调解顶层设计，积极推动商事调解未来发展。

然而，国内对我国商事调解制度如何构建以及如何与《公约》衔接这两个问题存在争议。

就前者而言，有商事调解独立说和调解综合说两种观点。

商事调解独立说主张，商事调解应单独立法并独立于我国其他调解制度（唐琼琼，2019；连俊雅，2021）。

调解综合说则认为，我国制定综合性的调解法（高奇，2020；孙长龙，2020）或者调解相关的软法（蔡伟，2021）更加可行。

就后者而言，存在双轨制和单轨制两种观点。

双轨制主张，《公约》与我国现行调解制度在和解协议效力认定作者简介：申琛，辽宁大学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商务发展研究院（北京）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国际法、国际经贸规则、民商事争议解决。

浅析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情况综述[摘要]刑事被告人在诉讼中的权利问题，确有加以探讨的必要。

保障人权的国家义务决定了刑事诉讼在查明案件事实真相，适用法律以惩罚犯罪的同时必须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刑事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告人权利；刑讯逼供一、刑事被告人诉讼权利的概念由被告人自愿支配的排他的，任何人及组织均不得非法剥夺的诉讼中依法享有的权利。

二、刑事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具体体现（一）接受告知的权利1.犯罪嫌疑人有权及时获知被指控的内容和理由，获知所享有的诉讼权利。

2.犯罪嫌疑人有权得知从何时起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帮助，有权委托辩护人等，侦查机关应当即及时告知。

（二）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

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

（本人和家属都可以委托）（三）委托辩护人的权利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就是到检察院阶段），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四）申请回避的权利这是一项救济性权利，也就是犯罪嫌疑人如果认为侦查人员、检察人员、书记员、鉴定人、翻译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有可能影响到公证性的，犯罪嫌疑人有权申请侦查人员、检察人员、书记员、鉴定人、翻译人员回避，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有权申请复议一次。

这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阻止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介入，保证案件的公证性是非常重要的。

（五）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六）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聘请的律师有权申请取保候审。

1.取保候审的含义所谓的取保候审，是指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对没有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为了防止其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责令其提出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并出具保证书，保证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措施。

JournalofLawApplication〔1〕陈卫东：“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指导思想”，载《法制日报》2011年8月24日第12版。〔2〕宋英辉：“不必自我归罪原则与如实陈述义务”，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5期；卜思天儒佩基奇：“从刑事诉讼法治透视反对自证有罪原则”，王铮等译，载《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2期；杨宇冠：“论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

〔3〕熊秋红：“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与如实陈述义务之辨析”，载《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3期；卞建林、郭志媛：“英国对沉默权的的限制”，载《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2期；易延友：“论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载《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2期；游伟、孙万怀：“论刑事诉讼中反对被迫自证有罪的权利”，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3期；刘根菊：“在我国确立沉默权的几个问题之探讨（上）”，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

〔4〕《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世界人权宣言》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一起被统称为“国际人权宪章”。其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刑事诉讼法联系最为密切，该公约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确定为一项刑事诉讼国际准则：“不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截止到2010年8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已经有158个成员国，鉴于成员国通常不能对公约第14条规定公正审理的国际准则进行保留,所以他们应当在国内法中采纳其中不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我国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并没有批准这一公约，意味着这一公约在中国并未实际生效。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现行法律中包括刑事诉讼法中的许多规定与公约中的规定不吻合，阻碍了公约在我国得到顺利批准。2009年颁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提出，我们将创造条件尽早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此次刑诉法修改可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利条件。

论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可版权性——兼评新浪诉凤凰网再审案张俊发摘要：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可版权性存在较大争议。

独创性判断标准存在空洞化倾向以及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未能进行类型化分析是产生这一争议的重要原因。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独创性应适用“选择空间法”作为判断标准。

选择空间标准以选择空间的表达元素的多少作为作品独创性的判断工具。

在传播技术推动下，视频直播发生了由技术到技艺的转变,使得直播者创作直播画面的选择空间表达元素得以增加。

但是并非所有视频直播画面的形成均是运用直播技艺的结果，纯粹事实记录的直播依然存在。

运用技艺的直播形式属于演播室评议式视频直播,纯粹事实记录属于动态式视频直播。

前者运用直播技艺具有较大的选择空间表达元素,具备可版权性;后者因属于纯粹事实的记录，不具备可版权性。

新浪诉凤凰网所涉赛事直播画面属于演播评议式，具有可版权性。

关键词：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可版权性;独创性;选择空间；类型化一、问题的提出体育赛事是指由体育举办者组织开展的、有一定的规则要求,有裁判员、运动员等人参与的一项竞赛活动。

1-人们观看体育赛事除了在现场观赏之外，还可以利用电视、电脑以及手机等终端欣赏体育赛事直播画面。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是指通过有线或无线之方式，将体育赛事活动之实况传播给终端用户观赏所形成的一种实时活动图像。

2-随着各种体育赛事的推广，现代传播技术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利用各种终端观看体育赛事直播画面。

这使得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转播权成为体育赛事举办者的重要权利"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需求的增长，国家日益重视体育赛事直播产业的发展。

"法学博士，景德镇陶瓷大学法学系讲师。

,1-参见赵双阁,艾岚:《体育赛事网络实时转播法律保护困境及其对策研究》，载《法律科学+018年,2-参见郑家红:《论新媒体时代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可版权性》，载《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第4期。

93南大法学2021年第3期(总第7期)在2014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的文件，该文件提出，要放宽赛事转播权限制，除奥运会、亚运会、世界杯足球赛外的其他国内外各类体育赛事的转播权,各电视台可直接购买或转让"3-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转播权从行政管制走向市场配置,成为一项竞争性权益。

第36卷第2期 2021年04月研究生法学G r a d u a te L aw R e v ie wV o l. 36 N O.IIA p r. 2021我国疏明规则的原理探析与制度展开—对新《民事证据规定》第86条第2款的规范分析陈俊达_[摘要]2019年新《民事证据规定》第86条第2款属于疏明规则。

从比较法的发展脉络看，我国疏明规则创新性地实现了疏明与证明标准降低二者在规范层面上的分立。

从规范文义出发，疏明的适用范围首先应当限于程序事实，大致包括起诉、上诉与申请再审的前提性事实，申请行为的前提性事实以及异议行为的前提性事实三类。

其中，申请再审事由虽然属于疏明适用范围，但应当对其适用的具体法律效果进行目的性限缩。

疏明的法律效果呈现多元性，除证明标准的降低外，还包括解明度的减轻（对证据穷尽程度要求的减轻）与自由证明的适用（对证据调查程序严格性要求的减轻)。

[关键词]疏明证明标准程序事实解明度自由证明问题的提出201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新《民事证据规定》”)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其中第86条第2款*[1)是本次修改新增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理解与适用》”）一书指出，新《民事证据规定》第86条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109条规定基础上补充、完善而来，即在以第86条第1款重申《民诉法解释》第109条关于提高证明标准的规定的基础上，以第2款规定降低证明标准的情形。

[2]《民诉法解释》出台前，许多观点曾建议我国应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3]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民诉法解释》回应了这一建议，在以第108条确立“高度可能性”的一般证明标准的同时，又以第109条将欺诈、胁迫、恶意串通、口头遗嘱以及赠与的证明标准提高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但是并未对证明标准的降低进行特别规定。

在“谋事”与“成事”之间======================================================================【出处】《北理法学》创刊号【摘要】1993年出版的《比较法研究》第1期登载了季卫东教授的长篇论文《程序比较论》，虽然这篇文章看似更像一篇法理学的论文，但由于其率先在国内法学界系统地提出了法律程序存在的独立价值，因此对我国诉讼法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为破除“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依据。

本文即建立在对季卫东教授论点的解读之上，试图以历史的、社会的视角重新观察这一问题，在诉讼法之外为诉讼法的发展提供“司法的智识”。

【英文摘要】The 1993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published a long essay by Professor Ji Weidong in the first phase, "A ComparativeStudy of procedures", although this article seems more like a studyof jurisprudence, but due to the papers in the domestic law systematically puts forward the legal procedures exist independentlyof value, so the development of litigation in China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for breaking “heavy entity light procedure” provides theory of the tradition of the important basi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above Ji Weidong professor argument, tries tointerpret historical, social angle to observe this problem, in procedure for procedural law of development beyond providing"judicial intellectual".【关键词】程序；政法体制；司法的智识【英文关键词】procedures; political and law system; judicial intellectual【写作年份】2011年【正文】在我国近三十年来的诉讼法学研究中，季卫东教授于1993年发表的《程序比较论》一文无疑具有历史意义。

关于三大诉讼法统筹教学的思考——以法律类高职教育为例[摘要]本文立足于培养法律类高职人才的需要，从分析教学任务和学习者特征入手，通过对三大诉讼法整体课程设计、开发和执行的构想，对统筹教学方法进行了预评估，认为此法将有利于提高授课教师的教学效率及学生的认知水平。

[关键词]法律类高职教育；诉讼法教学；教学设计；统筹兼顾在我国，以宪法为基础加上民法、刑法、行政法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三大程序法构成了我国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继而体现在法学教育中，所有涉法专业都安排了上述科目的教学内容。

在这其中，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很多相通的理论和共同的法律规定，而法律类高职教育具有课程安排紧凑、课时相对压缩的特点。

因此，我们需要运用统筹兼顾的方法，使授课对象对三大诉讼法能够融会贯通，进而使诉讼法教学具有内在统一、协调、全面的理论支撑，并最终完成理论教学同司法实务的动态对接。

一、传统诉讼法教学模式的弊端及影响（一）当前诉讼法隔离教学的传统模式。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的学科，诉讼法与实体法相比较，其实务性、工具性更为显著。

目前的法科教育中，教师在系统地完成民法、刑法、行政法教学后，再进行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教学。

这是一个传统的教学流程，即依据不同的实体法分别进行程序法教学。

从目前法律类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和各专业教学安排上来看，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是单独开设的课程，两者是在完成相应的实体法教学后，紧接着学习程序法，而行政诉讼法则是同行政法合为一本教材在一门课中讲授。

也就是说，现行的教学安排体现了程序法同实体法间的关联，注重部门法的纵向联系，而缺少三大诉讼法间的横向比较教学。

这对于实际上只有三个学期法律专业学习的高职院校学生来说，理解、掌握并运用诉讼知识的难度相当大。

（二）隔离教学模式对学生的不利影响。

笔者就此问题分别对不同专业大二、大三的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这样紧凑的教学安排下，绝大部分学生无法就三大诉讼法共同涉及的概念加以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