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卷第3期
2012年3月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Mar.2012Vol.9No.3
一、文学的地域性及作家群的地域分布问题
袁行霈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总绪论”在谈到“中国文学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时，提到了“地域的不平衡”这一现象。
该书指出：“所谓地域的不平衡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在不同的朝代，各地文学的发展有盛衰的变化，呈现此盛彼衰、此衰彼盛的状况。
”“二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体孕育生长，从而使一些文体带有不同的地方特色，至少在形成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如此。
”[1]
“地理是历史的舞台，历史即地理之骨相。
读历史如忽略地理，便失去其中许多精彩的真实的意义。
”[2]由此，文学研究既要注重其时间关系，又要注重其空间关系，地域环境是文学家产生及开展文学活动的舞台，深入了解文学家产生的地域环境，有助于理解文学家的思想性格及其文学作品的内容，为从另一个角度解释我国文学史上一些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3]
目前学界较为公认的淮河流域地理范围的界定为：淮河流域位于北纬31°－36°，东经112°－121°之间，西界嵩山、伏牛山和桐柏山，东临黄海，北以黄河南堤和泰山、沂蒙山脉与黄河流域接壤，南以大别山及其向东延伸的皖山余脉与长江流域分界；流域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包括今河南省的中部和南部、安徽和江苏两省北部及山东省的南部。
淮河流域的西部、南部和东北部为山丘环绕，中部是自西北向东南倾斜的辽阔的黄淮大平原。
二、汉魏时期淮河流域作家群的分布
淮河在宋代以前是独流入海的。
汉魏时期，淮河流域辖今河南省的南部、安徽省北部、山东省的中部和南部以及江苏省的北部地区，地域广大。
作家群体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淮河流域为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据学者曾大兴根据谭正璧先生所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统计结果来看[4]，在上起春秋、下到近代的6千多名文学家中，汉魏时期在文学家地域分布的基本情况见下列表1、表2所示：
表1：
汉魏时期文学家地域分布情况
表2：
汉魏时期文学家地域分布数量统计
由以上两表可知，汉魏时期淮河流经的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四个地域作家人数众多，已成为当时文学创作的重要集聚地，具体作家群分布如下：
（一）两汉时期淮河流域作家群
两汉时期，淮河流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才辈出，文化发达。
无论是从政治、经济、军事还是从文化来分析，淮河流域在全国的地位都是十分重要的，该流域人才辈出。
1．西汉时期围绕政权中心的政治与文学团体
西汉时期，淮河流域仍然保持着战国以来的优良传承，不仅皇帝刘邦起于淮北的丰、沛，而且名士辈出，诸如：生长或主要生活于淮河流域上游地区的张耳、陈余（大梁人）、栾布（梁———商丘南部人）、灌婴（睢阳———商丘南部人）、郦食其（陈留高阳———杞县人）、申屠嘉（梁———商丘南部人）等；生长或主要生活于淮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即今苏皖北部一带的刘邦（沛县人）、项伯（下相———今宿迁人）、萧何（沛县人）、韩信（淮阴人）、曹参（沛县人）、审食基（沛县人）、英布（六安人）、卢绾（丰县人）、樊哙（沛县人）、周勃（沛县人）、王陵（沛县人）、彭越（昌邑———金乡西北人）、叔孙通（薛———滕县人）、夏侯婴（沛县人）、周昌（沛县人）、刘安（寿春）、韦孟（彭城）、朱浮(沛国———今安徽萧县)人、枚乘（淮阴）等。
这些名士围绕着中央政权和诸侯国地方政权在历史的舞台上活跃，形成了诸多以政治为重心、文学相辅的集团。
其中淮南王宾客学术与辞赋群体在文学方面最为显著。
淮南王刘安集宾客千人，大力倡导黄老道家学术，编修集大成著作《淮南子》。
其罗致的人才中不乏优秀的辞赋家，而且他本人也是一个高产赋家，淮南王作赋
82篇，淮南王君臣赋44篇。
2.东汉名士与学者群体
东汉初的开国功臣“云台二十八将”中，位于淮河流域的颍川一郡之人便占四分之一。
龙亢（今怀远）桓氏以经学起家，自桓荣以下，五世先后为6位皇帝或太子的老师，代代为高官，门生故吏广为分布。
汝颍一带名士特别众多，例如汝南的
汉魏时期淮河流域作家群的分布及其文化阐释
李艳洁
（蚌埠学院文学与教育系，安徽蚌埠233030）
摘
要：文章以淮河流域为地理中心，对汉魏时期该流域作家群的分布进行研究，梳理汉魏时期淮河流域作家
群分布的轨迹，并结合淮河流域地域背景，分析作家群分布与地域政治、文化、经济、地理等多方面的密切联系。
关键词：汉代文学家；地理分布；淮河流域；重要意义；地域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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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凭、钟兴、许慎、周举、蔡玄，颍川的张兴、丁鸿等都是著名经师或学问家。
据学者王春芳统计，东汉一朝任命的三公有姓名可记者共有226人次，出自淮河流域的汝南和颍川的便有33人次。
汝南袁氏四世居三公之位，门生故吏遍天下。
东汉末年与宦官作斗争的士人楷模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之中，汝南陈蕃列居三君，颍川李膺、荀翌、杜密列居八俊，汝南范滂、蔡衍名列八顾，颍川陈翔列名八及，35位之中汝颍名士占了五分之一。
[5]可见此时淮河流域士人之众多，文化之发达。
（二）曹魏时期淮河流域作家群
1.魏初文官与武官群体
汉末魏初，曹魏政治集团中，由于曹氏家族起于沛国谯（今亳州）地，所以其武官集团成员诸如曹仁、曹洪、许褚、夏侯等，多为淮河流域之人；而其文官集团中的名士则多为汝颍之人，如荀攸、荀鸖、徐庶、陈群、枣祗等。
还有相当多的名士，是通过荀鸖等汝颍名士引荐来的。
说明此时该流域的人才更加密集，在曹魏政权中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
[6]
2.魏末“竹林名士”中淮河流域的代表——
—以嵇康为中心
曹魏时期，名士如林。
最著名的是“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两大集团。
“正始名士”其主要成就在哲学方面；“竹林名士”又称“竹林七贤”，其中最负盛名者为阮藉和嵇康。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县西）人，是曹魏后期淮河流域文学成就最高的代表者。
三、汉魏时期淮河流域作家群分布的文化阐释
汉魏时期淮河流域作家群的分布，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政治因素：在两汉时期，陕西的长安、河南的洛阳作为皇都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聚集全国的文化精英，催生了大批文人学士的产生。
淮河流经的河南、山东、安徽等地域是仅次于陕西的政治文化中心，尤其是在东汉时期，黄淮之间的洛阳所在的河南作为政治中心的位置始终吸引政客和文人的移入，聚集了一批批的达官显贵、高士名流、闲散文人，形成了相对集中的文化圈。
（二）历史因素：文化历史渊源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一旦形成，就有相当的稳定性。
中国古代的文化历史渊源，河南、山东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中心之一，具有较为凸出的文化优势。
曲阜、临淄、济南、开封、洛阳等汉魏时期文化繁盛地区在淮河尚未改道而独流入海之时，或是淮河必经之地，或是处于淮河和黄河流域之间，明显地属于淮河流域广大的范畴。
深厚的文化底蕴、悠久的文化传统、丰厚的文化积累都促使汉魏时期淮河流域涌现出大量的文学人才，形成为数众多的作家群。
（三）经济因素：汉魏时期，淮河流域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人口增加很快。
汉武帝时，先后从东瓯山东大规模徙民移居江淮一带，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经济的刺激下，该流域的一系列城市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东汉末年，淮河流域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商业几乎停顿。
魏初时期，地处南北政权对峙形势下的淮河流域城市遭到了严重破坏。
曹魏统一北方后，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淮河流域的商业活动逐渐复苏。
从宏观上看，历次战争以后，为适应政治、军事的需要，淮河流域恢复和重建的城市建设有较快的发展，经济成分明显增长。
[7]
（四）地理因素：从中国古代史分裂时期各政权的割据形势来看，一般都形成了南北对峙这样一种局面。
在南北对峙现象中，多以淮河为其分界线或准分界线，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淮河作为南北交通的必经之路，就地理条件而言，地理上的开放得天独厚，交通的便利，是文化繁荣的前提。
交通的发达，为文化的交流和建设提供了物质交流和人员往来的优势。
物质交流的频繁促进了文化交流的活跃，人员交流的广泛与频繁推动了地域文化的建设，文化的繁荣便是接踵而来的结果。
四、总结
汉魏时期淮河流域分布着为数众多的作家群，丰富和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而此时期该流域政治、文化、经济、地理等多方面的综合因素正是这一文化现象的最好注脚。
（注：本文系安徽省高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项目批号：2009SQRS102；蚌埠学院淮河文化研究中心科研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号：BBXYHHWH2010C03）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总绪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王恢.中国历史地理·编著大意[M].台北：台湾世界书局，1975.
[3]段学会，张世禄．我国文学家地域分布特点及成因初探[J]．重庆文
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26（5）：96-99.
[4]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
—兼谈文学的地域性[J].学术月刊，2003，（9）：88-94，24.
[5]王春芳.汝颍士人及其在东汉末年的流向[A]；李修松.淮河流域历
史文化研究[C].合肥：黄山书社，2000.
[6]李修松.先秦秦汉时期淮河流域的历史地位[J].安徽大学学报（哲
社版），2003，27（6）：1-7.
[7]王鑫义.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M].合肥：黄山书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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