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苏联的外交关系

国际观察OBSERVATION85摘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背景下，1931-1937年军国主义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期间，中国在远东国际关系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

文章从中国立场来审视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发展过程，研究了该时期中国外交政策在与苏联关系上的主要特征，揭示了战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苏联和日本之间外交策略的双重本质，分析了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作出重要决定的原因和后果，进而把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焦点在东方形成的最关键几年里，促成或阻碍中苏相互理解的内部和外部因素。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苏关系；中日关系；外交政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在远东国际政治格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时，中苏关系也经历了日本在亚洲扩张初期、远东战争温床形成时期两个阶段。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中苏合作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重温1931-1937年中国对苏联的外交政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日本在亚洲扩张初期的中苏关系（1931-1935）在满洲危机最严重的时期，中国领导人主动解除与苏联的关系并非偶然。

自19世纪末在中国的外交策略中，俄罗斯被视为对抗日本在亚洲大陆扩张的潜在盟友。

在甲午战争以清帝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为告终后，1896年中国政府在俄国的支持下首次试图遏制日本的侵略，其结果是俄罗斯帝国与中国签署了同盟条约，而沙皇俄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的扩大这也导致了俄日之间的直接冲突。

30多年后的1931-1932年，历史又在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身上重演。

他们的目的是让苏联卷入新一轮的中日冲突，从而让中国从中获利。

20世纪30年代率领中国驻苏联军事代表团的国民党军队副总参谋长杨杰将军在他的文章中承认了这一点[1]。

同时许多公众人物也持有类似的想法，例如在1931年10月18日的公开声明中，中国青年基督教协会的成员呼吁立即无条件地恢复与苏联的官方关系，他们认为苏联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即将爆发。

并非巧合的是，1931年9月以来李鸿章在中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各种谈话和讲话中多次出现了一句话：“联俄制日”[2]——这是大多数中国领导人在修改对苏联政策的真正目的。

二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在学习二战史时，我对这期间（1939年9月1日—1945年9月2日）的中苏关系很感兴趣，想对战前中苏的历史和战后中苏的关系发展有了一探究竟。

一、北洋军阀同沙俄二战前，中国当时当权的是北洋军阀。

北洋军阀同沙俄争夺外蒙的实际主权。

1911年，中国进行辛亥革命，沙俄趁机让外蒙宣布独立，处自己势力之内。

1915年，北洋军阀政府与沙皇俄国签定《中俄蒙协约》，中国在外蒙只保存了徒具虚名的领土主权。

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十月革命（1917年）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

1919年，外蒙向北洋军阀请求取消“自治”，中国驻军入外蒙，正式恢复领土主权。

因为直皖战争，中国驻蒙军撤回。

1921年，外蒙趁机成立“自治政府”。

坊间传言，当时许多来不及回国的在蒙华商被屠杀。

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1922年），中国与苏联纠葛开始了。

列宁执政时期，年轻的苏维埃曾想通过承认蒙古属于中国的方式，来得到北洋军阀对苏维埃的承认。

但是因为当时北洋军阀看不起苏维埃，认为得到苏维埃对中国在蒙古主权的承认并不能产生实际作用，所以忽略了列宁抛来的橄榄枝。

在斯大林执政期间，由于苏联开始强大，苏联已经在保住自己在俄国的执政地位的前提下，保证苏联对蒙古享有的控制权，所以，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在对苏外交上屡屡受挫。

（一）1924年，在苏联的扶持下，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

（二）1925 年，斯大林获得苏联最高权力。

（三）1928年6月，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时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在南京发动了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将列强在华特权分为五类，革命外交将分为五期进行，包括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收回租借地，以及收回铁路利权、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等。

（四）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苏外交停止。

这场冲突持续近5个月之久，双方动用的一线兵力超过20万，使用了重炮、坦克、飞机和军舰等重型装备，是中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冲突，其结局对于东北的局势乃至全国的时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实施背景及影响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这表明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在外交上的政治立场是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新中国继续坚持同帝国主义斗争[1]。

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真正确立下来。

直到六七十年代，随着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的变化以及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才随之终结。

表面上看，“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一条单线的外交路线，即中国的当时的对外交往只限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欲意依赖苏联，其实不然。

首先，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就已旗帜鲜明地宣布：只要是承认新中国政权，本着和平友好目的的，中国政府愿与之建立友好平等的外交关系。

这说明新中国的外交大门是为世界各国敞开的。

而“一边倒”只是作为新中国打开外交局面的重要一步。

其次，“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建立在独立自由基础之上的。

中国与苏联在双边关系上只是两个友好同盟国的关系。

新中国宣告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即第一个照会了中国政府，宣布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承认新中国政权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权，并断绝了同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

随后在1950年2月，中苏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加快了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步伐。

这说明苏联是承认新中国政权是一个独立的，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权。

所以，“一边倒”不是一条单线的外交道路，中苏之间也并不存在附庸关系。

“一边倒”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起构成了新中国初期外交的三大方针，从而打破了新中国的外交困境。

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因素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国际关系。

从国际因素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大阵营的对峙1949年4月，美国、英国、法国等签订《北大西洋公约》，建立起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美国欲以此利用西欧形成对苏联的限制，进而威胁社会主义势力的发展和苏联势力在欧洲的拓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苏关系发展史新中国建立后，中苏之间的关系成为世人所关注的话题，中苏关系一直在曲折中发展，充满了坎坷，充满了曲折。

一、中苏关系的演变过程对于中苏关系的发展历史，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阶段：——50年代，中苏结盟时期。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新中国的确立和生存具有关键的意义。

苏联诚心帮助了我们，结盟本身表明中国处于被保护的地位，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

回顾1950年初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存在着很多不平等因素，斯大林虽然在旧的中苏条约基础上做出了许多让步，但事实上仍然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保证了苏联的战略需求。

此后，由于中国人民在朝鲜战争中无私无畏的英勇表现，新中国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相对提高，而斯大林的去世又为中苏关系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性和新的转机，使苏联第二代领导人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

1953年9月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后，即开始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华政策，1954年苏共新的领导集团调整对华政策至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前，中苏关系进入历史上的最佳状态。

其对华政策基础的根本性转变，对此期中苏“蜜月”型关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60年代，从分歧到分裂。

1956年后到1966年是中苏开始论战并走向决裂的阶段。

分歧的开始，固然有思想意识上的关系，但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国家利益的矛盾。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双方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开始出现分歧,主要表现在：关于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关于台湾海峡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关于中东局势的分歧。

由于苏联当局坚持大国沙文主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致使中苏矛盾凸显。

到50年代末，中苏两国由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发展到两国关系上的分歧，由内部争论发展到公开化，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1960年是中苏关系演变的一个决定性年份：1960年7月，苏联片面决定撤走在华的全部专家、撕毁了243个合作书，废除科技合作项目257个。

中国50年代外交政策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外交总体上较为严峻。

这个时期有三大特征：一是中国在东北、东部、东南三方向面临着重大的安全威胁，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对新中国推行遏制政策所造成的；二是中国北部边陲十分安全，这得益于中国对苏联的“一边倒”政策及其两国间的同盟关系；三是中国政府推行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睦邻外交，促成了周边国家对华关系的好转，使得外交环境在50年代中后期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回复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为此，毛泽东主席早在建国前夕即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条方针另起炉灶:建国初期，我国实行的外交政策之一。

指的是不承认国民政府建立的一切旧的屈辱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平等的外交关系。

它有两层含义：对外“另起炉灶”宣布新中国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当作普通侨民对待；对内在建国初期周恩来提出要另起炉灶，创立新型的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外交队伍。

另起炉灶是新中国执行独立自主的基本保证，解决了新中国如何对待同帝国主义的不平等关系和不平等条约问题，建立了一支忠诚可靠的外交队伍，为迎接50年代第一次建交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在彻底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残余势力之后，再请客人进来，以免敌对者钻进来捣乱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同时也包含两方面的涵义：第一，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名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合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人民，共同奋斗。

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合国际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实施这三条方针，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步骤第一，我国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新中国的三次建交高潮第一次建交高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政策和方针，首要任务是建立和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就很快得到前苏联政府的承认，中苏两国于1949 年 10 月 5 日互派大使，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随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等欧亚社会主义国家相继与中国建交。

南斯拉夫于 1949 年 10 月 5 日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 年 1 月 1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越南民主共和国相互承认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新中国还努力争取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中国，并同他们发展友好关系。

从 1949 年末到 1950 年上半年，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以色列、阿富汗、印度尼西亚等一些亚洲国家相继承认中国。

随后，缅甸、印度、锡兰、印度尼西亚等国先后与新中国达成了正式建交协议。

第二次建交高潮50 年代中期以后，一大批亚非拉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

在非洲仅1960 年就有17 个国家宣告独立，这一年被称作“非洲独立年”。

这些国家在肃清殖民势力残余，发展本国经济等方面，迫切需要世界其他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帮助，它们愿意同中国建立和发展关系。

同时，由于遭受殖民统治和民族独立的共同经历，由于巩固主权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愿望，中国对亚非拉国家怀有较强的认同感。

50 年代中期到60 年代中期出现了第二次建交高潮。

1955 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23 个，到60 年代中期，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在10 年内增加了一倍多。

这一时期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有 24 个，除法国外全部是亚非拉国家。

它们是：柬埔寨、伊拉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几内亚、加纳、古巴、马里、索马里、扎伊尔、老挝、乌干达、肯尼亚、布隆迪、突尼斯、刚果、坦桑尼亚、中非、赞比亚、贝宁、毛里塔尼亚和民主也门。

评析新中国的“一边倒”外交政策摘要：“一边倒”方针是新中国建国之初确立的外交政策，即新中国在外交上倒向社会主义阵营。

而选择这样的外交政策是有怎样的原因呢？在当时它又起了多大的作用呢？从今天后世的眼光来看，这个外交政策的实行有怎样的利弊呢？本文主要分为三部分从“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内容，原因，和影响来浅析新中国的这项外交政策。

关键词：一边倒新中国外交成因影响正文：一“一边倒”政策的内容及含义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毛泽东在文中明确提出了新中国外交“一边倒”的方针。

那么，什么是“一边倒”？一边倒基本释义为比喻某人或某种力量，从相互对立的双方中间，完全倒向一方。

1每一个国家政策的制定都是要从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出发的。

从内政的角度来看新中国将跟随着苏联老大哥坚定地走着社会主义道路。

而从外交的角度看“一边倒”作为一项外交政策是指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际斗争中，将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而其实质就是与资本主义阵营对立。

但是这项政策既不意味着中国政府绝不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来往，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放弃独立自主，无原则地倒向苏联一边。

在当时的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方针政策，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外交政策呢？为什么一边倒不倒向美国资本主义而是导向苏联社会主义呢？二“一边倒“政策的成因（一）国内原因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俱兴，经济十分落后。

而一个国家的富强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建设的进展。

所以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最主要的是发展经济，进行经济建设。

当时的中国凭借自己微弱的能力，没有先进的技术是无法实现这一点的。

当时的美国扶蒋反共，而苏联和新中国拥有相同的意识形态都是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苏联与美国相比更愿意给中国以帮助。

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苏联就承诺给予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以援助和支持。

若此时中国保持一种所谓的中立立场,与美国和苏联实行等距离外交，那么苏联也会采取观望态度。

中苏关系发展史探析摘要：1949 年建国前，毛泽东曾与斯大林联系，商讨建国大计与两国关系问题，中共原计划1950 年1 月1 日建国，斯大林经过考虑，建议中方于1949 年当年建国，这样就可以避免苏俄在1918—1922 年被资本主义国家干涉、围攻的被动处境。

于是，中共决定于1949 年10 月1 日宣布建国。

10月2 日，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样，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政府。

关键词：中苏关系；历史发展；原因中苏关系是一部漫长的人类关系史，它大约经历了开端、深化、转折和分裂等几个阶段。

它不仅是两支文明力量在地域上的交锋，更体现了两国在起伏跌宕的国际风云形势下所左右的世界格局。

也可以说，中苏关系体现的是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一种微妙的变化，一种利益的均衡，一种发展模式针锋相对的较量谈起中苏关系的发展史，我们可以从俄国与清王朝之间的关系谈起。

俄国原是欧洲国家，与中国并不接壤。

俄国自中国清代以来，通过战争、条约、诡计占领了中国的许多领土，是占领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

被俄国占领的中国领土包括（自东向西）：库页岛、乌苏里江以东土地、黑龙江北至外兴安岭土地、贝加尔湖以东土地、唐努乌梁海等。

而随着二月革命的爆发，沙皇俄国的倒台，苏维埃政权开始走向历史舞台。

而此时的中国则处于军阀割据之中，在北京是段祺瑞把持的北洋军阀政府，在广州有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冯玉祥则各执一方。

中苏同时处于一片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

然而十月革命之爆发，仿佛有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

在北伐时期，中国的黄埔军校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

而与此同时，苏联的一五，二五计划也生气勃勃的展开。

此时中苏之间似乎有着志同道合的友谊。

在抗日战争末期，由于彼此之间利益关系的冲突，苏联方面强制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同时允许其在大连附近建立海军基地，同时并没有得到中方的承认，而与美方私自签订了条约。

斯大林模式对中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影响力的影响斯大林模式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20世纪初期提出的一种政治经济学模式，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国家的计划经济体系和单一的政治体系来控制和规范国家内部的各个领域，从而达到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的目的。

此模式对于20世纪的世界影响深远，其中包括对中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影响力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斯大林模式对中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影响力的影响。

一、斯大林模式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斯大林模式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斯大林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开始在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方面实行计划经济。

这导致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处于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之下。

在这个时期，中国大力支持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并积极寻求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关系。

此举旨在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对抗资本主义国家。

这种政策主张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并在国际上掩盖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不稳定因素。

第二，斯大林模式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影响表现为中国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倾向于实行自主性。

理论上，中国借用苏联经验来改进本国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越来越感到自己可以在外交政策中独立决策。

此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注重实际的、具体的事务，而非遵从一个较为全面的模式。

此转变主要反映在中国对南亚和南东亚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干涉上。

中国开始采取独立决策来应对对其国防的威胁，将隶属于苏联的外交政策置于二等。

二、斯大林模式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影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推行的模式对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一，这种模式使中国成为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

中国虽然不是一致团结的创始国，但它一直是最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

其次，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使得中国在后续对其他国家的战略方案中常常是一种威胁或希望。

其三，中国也是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同接受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国际声誉，其声誉种类包括“红色中国”，“贫穷的大陆”和“新中国”。

抗日战争的战时外交与国际关系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为了保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而进行的一场艰苦卓越的抗战。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表现出了坚强的斗志和顽强的毅力，但战争的胜利并非仅靠国内力量可以实现，战时外交与国际关系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从不同方面探讨抗日战争的战时外交与国际关系。

一、对外联络与援助1.1 亲邻友好国家的支持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积极与亲邻友好国家进行外交互动，并获得了大量的援助和支持。

苏联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苏联援助的战争物资和技术的到来，为中国的抗战力量提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向中国提供了支持。

美国通过著名的“飞虎队”援助中国，英国同样提供了物资和军事技术上的帮助。

这些国家的支持使得中国在战争中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和士兵，提升了战争的胜算。

1.2 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积极组织起全国的力量，建立了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八路军、新四军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与国民党军队形成统一战线，共同抗击侵略者。

这种统一战线的形成和维持，离不开良好的战时外交与国际关系的支持。

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手段，吸引各方力量加入到抗日战争中来。

例如，中国与国共两党的代表出席日内瓦会议，亲自向各国代表说明中国的抗日战争的情况，并号召他们给予支持。

这种外交活动有效地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和支持，为战争赢得了更多的同情和帮助。

二、对敌斗争与外交抗争2.1 抗战外交的巧妙运用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巧妙地运用了外交手段，与日本敌人进行外交抗争。

中国发起了抗日民众运动，可谓民族大义凝聚的时刻。

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世界传递了抗战的真相，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中国政府还在政治和外交层面上运用外交抗争手段。

比如，中国政府在外交上积极争取联合国的支持，争取将对日本的制裁纳入国际议事日程。

此外，中国政府还在各种国际场合发表演讲，阐述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并呼吁国际社会实施制裁。

中苏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关系。

民国时期，中苏关系一度由三条线组成：第一条线是外交关系，即苏联先后与中国北京政府、南京政府的外交关系；第二条线是党际关系，即苏联与中国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以前)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第三条线是苏联与中国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即与东北张作霖、华北冯玉祥、西北盛世才的关系。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苏关系从三条线演变成两条线，这就是苏联与民国政府的外交关系，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关系，从而形成苏联对华的“双重外交”。

一1949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交往，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这一年，建立全国政权已摆上中共的日程。

对长期在农村进行游击战争的革命党来说，建立全国政权、领导和管理全国经济，处理与外国的关系等，都是崭新的课题，都需要征求苏联“老大哥”的意见，向斯大林请教。

战后中苏两党主要是以互致电报或通过联络员传递信息进行交往，这种方式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迫切需要举行两党高层会晤，面对面地交换意见。

这一年，两党共举行三次高层会晤：第一次会晤是1月28日—2月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第二次是6月26日—8月14日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第三次是12月16日—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访问苏联。

三次高层会晤把中苏两党关系推上新阶段和新高度。

由于第三次会晤已超出苏联“双重外交”的范畴，故本文基本不予涉及。

毛泽东曾三次主动提出访问莫斯科。

1949年1月14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毛泽东不能以“游击队领导人”的身份来莫斯科，最好在中国新政府建立后，以政府首脑的名义前来。

为了避免由于毛泽东不能来访而推迟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斯大林提议派一名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并具体建议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完成这项使命。

当天，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说，“我们仍坚持您暂缓访问莫斯科。

因为目前您留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您愿意，我们可派政治局委员到哈尔滨或者其他地方见您，在哈尔滨或其他什么地方就您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