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再批判与差异对话理论的建立为了克服现代性的理性危机，即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批判的工具理性的异化困境，哈贝马斯致力于建构以同质型主体间性〔homogenizedinter-ub-jectivity〕、普遍语用学〔univeralpragmatic〕与公共领域〔thepublicphere〕为核心要素的交往行为理论。
一方面，哈贝马斯成认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工具理性提出的质疑;另一方面，他试图通过交往行为理论的建构来重塑理性对日常生活的统摄地位。
由于这种重塑理性统摄地位的思维预设，交往行为理论的终极目的便不是交往行为本身，而是交往理性。
因此，哈贝马斯的理论建构也必须以理性对日常生活之流的抽象为根底，从而使交往行为丧失了实践性。
总览哈贝马斯的相关论述，交往行为理论往往处于对话性与理性的紧张冲突之中。
哈贝马斯既希望交往行为理论具备“由己及人”的对话性质，又希望这种交往对话时刻以理性共识为导向。
为了使交往行为兼具对话性与理性，交往行为便必须以“理想的言语情境〔idealpeechituation〕”为言语预设，而这种预设本质上仍是对日常生活的理性抽象。
由于其抽象性，交往行为理论只能被局部政治精英所掌控，为精英统治阶层的建制商讨提供理论支持，无法真正进入人民群众的日常对话之中，丧失了其实践性。
张汝伦曾对交往行为理论的以上问题进行过深刻的批判。
然而，张汝伦采取了以点带面的批判方式，主要以哈贝马斯对理性的形式化处理以及语言的理性化处理为突破口，并没有层次清楚地对交往行为理论进行整体批判。
这种以点带面的批判方式，使得后来的学者以“张汝伦先生误解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为借口，轻易跳过了张汝伦《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批判》中所提及的重要观点。
与此同时，不少学界同仁也对哈贝马斯的相关理论提出过质疑。
国外有学者从整体上对哈贝马斯进行过批判：迈克尔·加德纳〔MichaelE.Gardiner〕结合了巴赫金的相关思想，通过主体间性的伦理困境、杂语对理想语言的挑战、生活世界〔lifeworld〕的抽象化与日常生活〔everydaylife〕真实性三个层面的探讨，反驳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设想。
肯·赫希科普〔KenHirchkop〕那么重点批判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thepublicphere〕思想，他首先指出了公共领域的阶级垄断性与虚构性，进而从巴赫金的思想中归纳出公共领域群〔publicphere〕这一核心概念，借此对公共领域概念进行了批判，最后探讨了在公共时空中弱势者的发声、现代语言学的局限、未来的改良策略等问题。
国内对相关问题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主体间性、言语和领域三个层面上。
孔明安与谭勇比照了齐泽克与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思想，指出了主体意识双重化这一被哈贝马斯忽略的问题。
谭芳与于林龙比拟了巴赫金与哈贝马斯的语言观，说明了前者以一致共识为目标的倾向以及后者追求多元共存的偏好。
王晓升那么借用鲍德里亚对群众传媒的反思，质疑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设想。
在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根底上，本文借鉴了迈克尔·加德纳与肯·赫希科普关于生活世界与公共领域的批判性讨论，通过主体间性〔inter-ubjectivity〕、言语〔peech〕与领域〔phere〕三个层面的讨论，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进行层次清楚的总体批判。
我们通过对同质型主体间性、普遍语用学与公共领域这三个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要素进行批判性分析，结合列维纳斯与巴赫金的相关理论，进而提出差异型主体间性〔variantinter-ubjectivity〕、复调谈话〔polyphonicdicoure〕与公共领域群三个核心论点，最终确立“差异对话理论”。
本文认为，差异对话理论是以差异型主体间性为根底、复调谈话为媒介、公共领域群为场所保障的交往对话理论。
三者的共同作用保证了差异对话理论的顺利实践。
差异对话理论的提出，既使得人与人交往的对话性得以保存，又保障了这种交往的日常实践性。
一、从同质型主体间性走向差异型主体间性在交往行为理论的建构中，相互成认〔recogni-tion〕的主体间性是其结构的关键因素。
在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概念中，“实体主体〔entitativeub-ject〕”与“生活世界”构成了主体间性的根本单位与背景资源：每个主体都被预设为一个实体〔entity〕，进而主体都是一个理性的整全主体，其内部是和谐统一的;同时，哈贝马斯意识到交往行为永远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主体问的所有差异，他进而将那些暂时无法被转化为合理分歧的意识放置在生活世界之中。
生活世界充当着主体问交往行为的背景资源。
他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曾明确表示过：“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构成一对互补的概念。
”我们通过对实体主体与生活世界的批判，反思哈贝马斯的同质型主体问性理论，同时说明差异型主体问性的相关思想。
在哈贝马斯的同质型主体问性理论中，主体始终是作为一個实体存在的。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主体从未以整全实体的形式出现过，在主体内部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冲突。
任何一种对主体的整全论述，都是截取了主体内部的一个面向，进而将其充作整全的主体。
在一对主体问性关系中，主体起码具备两个根本的面向：面向自我的主体〔I-for-myelf〕和面向他者的主体〔I-for-the-other〕。
受到自由意愿驱使的主体往往会在这两个面向之间左右摇摆。
我将这种摇摆于各种冲突之间的主体命名为“分裂主体”，而差异型主体问性关系正是建立在这种分裂主体观的根底之上。
在同质型主体间性关系中，虽然不同主体在一开始被认为持有不同的分歧意见，然而他们都是作为自治的〔autonomou〕理性主体存在的。
在公共辩论的过程中，实体主体都受制于“我思”的整全把握，每个主体都把他者当作与自己思维方式相同的他人。
在交往理性思维的运作下，主体间的差异被抹平了。
如哈贝马斯所言，“谁如果接受了一个命令，他就会觉得有义务去完成这个命令;谁如果作出了承诺，他就会觉得在必要的时候必须履行自己的诺言;谁如果接受了一个观点，他就会相信这个观点，并把它当作行为的指南。
”在这里，主体是作为一个实体出现的，“谁”与“他”是绝对合一的，而主体间性关系中的任何一方都必须遵从这种理性主体的合一预设。
主体间性关系中的所有人都遵循同一规那么，而基于同一规那么的有效性保证了所有主体的同一，哈贝马斯指出：“一个规那么必须至少对两个主体具备主体间性有效性，如果一个主体能够遵守这个规那么，那么此规那么对另外一个主体来说效用相同。
”然而，在日常生活的亲近对话中，主体往往表现出内在的分裂，他常常处在多个面向的裂口处左顾右盼。
这里我将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为例如。
《穷人》的写作生动地表现了这种主体的分裂状态。
在杰武什金与瓦尔瓦拉的对话中，面向自我的主体永远处在对自我的不断调整之中。
这种调整的方向源自于我的他者〔the-other-for-me〕对主体的召唤，每一次调整都会使得主体内部产生一个面向他者的主体。
面对送给她盆花的杰武什金，瓦尔瓦拉对他说：“您知道吗，看来我非得跟您大吵一架不可了。
我向您发誓，善良的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接受您的礼物甚至使我难受。
我知道这些礼物要花您多少钱，您自己要节衣缩食，备受艰苦。
我对您说过多少次，我什么也不需要，绝对不需要，就连以前您给我的许许多多的恩惠我都无法报答。
那为什么还要送我这些盆花呢？……显然，您为我省吃俭用。
比方说，您怎么会突然想出来租这样的寓所？是啊，他们吵得您不得安宁;您住得又挤又不舒服。
您喜欢安静……”瓦尔瓦拉这段话内含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瓦尔瓦拉作为一个面向自我的主体，她不愿意成为一个给杰武什金经济生活带来负担的人;其次，瓦尔瓦拉作为一个面向他者的主体，她需要告知对方，自己是一个完全理解对方保护之情的人;第三，在之于我的他者层面，瓦尔瓦拉说明，在自己眼中，对方是一个将她的片刻开心看得比节衣缩食更重要的人。
在这样的互动对话关系里，主体在意识中总是给予他者之期待一个未知的位置，来自他者的每一次召唤使得主体去超越现有的固定身份。
通过这种召唤，主体得以不断地改善自身，又不断地获取自由向前的鼓励，主体双方进而形成了一种差异型主体间性。
基于这种分裂的主体观，主体间性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表现为差异型主体问性。
差异型主体间性与同质型主体间性的根本区别在于，在前者那里，“他者〔autre〕”与“他人〔autrui〕”并不等同：他者是之于我的一个位置，我总是感受到来自这个位置的声音;他人那么是另一个主体。
在差异型主体间性关系中，主体与他人永远无法正面相遇，因为主体所面对的永远是一个来自异己位置的声音。
主体无法肯定这个声音就等同于他人，所以主体无法肯定他人与自己或自己的某一个面相能够同一。
于是主体一直处于面向自我的主体、面向他者的主体与之于我的他者这三重驱力相互撕扯的裂口处。
假设以两个人的问性关系为例，主体间性便由“主体1—主体2”的同质型双重主体关系变为“面向自我的主体1—面向他者的主体2—之于我的他者某、面向自我的主体3—面向他者的主体4—之于我的他者Y”的差异型四重主体关系。
每一个分裂主体永远向未知的未来敞开，等待着他者的召唤，进而不断完成主体的创新。
在同质型主体间性理论中，生活世界永远是作为主体问交往行为的背景资源出现的，交往行为永远不发生在生活世界之中。
这种幕前与幕后的关系使得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在哈贝马斯的哲学体系中得以互补运作。
也正是由于这种关系，交往行为永远无法真正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对话。
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生活世界主要是通过吸收风险，回过头来去揭示大量的背景共识。
交往行为者的理解行为是在共同信念范围内活动的。
”然而，同质型主体间性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生活世界本身就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知识化处理，而哈贝马斯却将他的理论大厦构建在这样一个被抽象化了的概念之上。
但是，哈贝马斯挪用自胡塞尔哲学的生活世界〔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共时信息化歪曲。
“生活世界”是一个共时化的概念，它是静态信息资源的集合;“日常生活”那么是一个共时与历时相交融的结果，它总是作为事件发生于时间与空间的凝聚点上，因而带有一种时空体〔chronotope〕属性，内含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时间与空间的交融是日常生活的本质形式。
可以说，生活世界概念的创立，本质上是对日常生活的抽象化，使得具有时空体性质的日常生活丧失了时间的维度，彻底被空间化，沦为了一个单纯的信息库。
这与发生于当下的日常生活事件是格格不入的，日常生活从来都川流不息地融合在主体间性的交流对话之中，二者并不曾分开。
正如迈克尔·加德纳所说，“日常〔everyday〕是‘多维的〔polydimenional〕〔米歇尔·马费索利〔MichelMaffeoli〕语〕：它是流动的〔fluid〕、摇摆不定的〔ambivalent〕、不稳定的〔lab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