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的行动理论是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传统与米德符号互动理论以及当代语言哲学与批判理论的综合。
这种综合的目的是克服现代世界中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分裂。
而建立在生活世界概念基础上的普通语用学，在哈贝马斯看来，是现代人走向自由的必要手段。
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最负盛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在当代思想家中，像哈贝马斯那样致力于庞大的理论构建、在那么多领域作出深刻思考的人，几乎没有了。
哈贝马斯的影响遍及社会学、哲学、法学、历史学等各个领域。
90年代在国际汉学界引起广泛讨论的“中国市民社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动力之一就是来自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学说的特点，一是它的系统性，在西方社会理论界，在帕森斯以后，他可能是唯一致力于大理论构造的人；二是它的“对话性”，哈贝马斯的所有作品都是在与近代和当代著名学者的对话中展开的。
他的最主要的“对话”伙伴除了韦伯与马克思外，还有德国的伽达默尔，法国的列维•施特劳斯和德里达，美国的整个社会学派和当代实用主义哲学（分析哲学）学派。
两卷本的《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行动的合理性，德文版1981年；第二卷：功能主义理性批判，德文版1984年。
中文版：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是哈贝马斯思想的最系统的表达，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内在思想逻辑的框架。
在本书中，“哈贝马斯以理论建设与对经典思想家的思想进行历史重建相结合的方式”〔1 〕展开自己的思想。
这本书对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米德、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和帕森斯的著作进行了分析，实现他自己思想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一、行动的概念在《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中，哈贝马斯先比较简单地对行动与合理性概念进行规定，然后在对韦伯与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析中详细展开了他的关于行动与合理性的思想。
他区分出四种行动类型。
〔2〕第一种是目的性行动，又称作工具性行动。
这是一种目标取向的行动，在比较、权衡各种手段以后，行动者选择一种最理想的达到目的的手段。
哈贝马斯认为，在韦伯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中，所谓合理的行动，主要指这种行动。
但这种对理性的规定太过狭窄，并且把批判理论导入一个概念陷井：如果手段—目的的合理性行为是使现代社会得以发展的力量（韦伯），那么当它对人类处于压抑状态时，还能否提供另一个合理性方案呢？因此应该对合理性概念进行扩展。
第二种是规范调节的行动，即一个群体的受共同价值约束的行动。
规范控制行动严格遵守那些由个体组织起来的群体所具有的价值期望。
第三种是戏剧式行动，它指行动者在一个观众或社会面前有意识地表现自己主观性的行动。
这种行动重在自我表现，通过自我表达达到吸引观众、听众的目的。
“行动者在观众面前，以一定方式进行自我表述，……想让观众看到并接受自己。
”〔3〕第四种是交往行动，它是行动者个人之间的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
行动者使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作为理解其相互状态和各自行动计划的工具，以期在行动上达成一致。
相互理解是交往行动的核心，而语言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四种行为侧重于世界的不同方面。
工具性（目的论的）行动主要考虑客观的或外在的世界；规范控制的行动对应于社会世界。
这个世界从本体论上说虽由行动者个人组成，但规范关系才是最重要的；戏剧行动与主观及外部世界相适应；在交往行动模式中，行动者“从他们自己所解释的生活世界的视野”，“同时涉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以研究共同的状况规定。
”〔4〕因此，交往行动比其它行动在本质上更具合理性，因为它考虑了所有这三个世界。
交往行动组成的世界也是由日常语言支撑的世界。
这个世界哈贝马斯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即生活世界。
交往行动也是一种言谈行动。
言谈行动又分为三种有效的断言（陈述）：在“命题内容”或涉及外部或主观世界方面，陈述是真实的；在关于现存的规范关系或社会界方面，陈述是正确的；在表明经验者的意图与其主观感受方面，陈述是真诚的。
在现实的交往活动过程中，这三种有效断言能被提出、接受或被反驳，说明了交往行为比其它行为更合理。
哈贝马斯在文化与理解之间建立了联系。
他说，理解过程“发生在文化上根深蒂固的预先理解之背景中。
这一背景毫无疑问是作为整体延续的；知识储备中只有行为参与者在特定时间里使用和陈述的那一部分才被检验。
在由参与者自己所作的环境定义内，这个生活世界中的（被检验的）陈述部分是由参与者们以对自我更新的环境定义的协调来处理的。
”〔5〕因而，在通过交谈活动而获得有效性要求的过程中，行为者使用现存的环境定义或创造一个新的、规定其社会关系之秩序的定义。
这种定义既成为它们生活世界中知识储备的一部分，又成为据此提出、接受或反驳有效断言的标准。
由此，在通过交往活动所达到的理解过程中，生活世界用来判定有关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的有效断言的一个参照点。
这样，在哈贝马斯看来，真正的交往互动过程比工具型行动中包含着更多的合理性。
他说：“我们有以下四个概念总结了达到理解过程的合理的结构特征，第一，行动者的三个世界关系和相应的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概念；第二，命题真实、规范正确和真诚可靠的断言；第三，在合理的动机之上达成的共识，……第四，达到理解的概念，即认为理解是对环境之共同定义的合作性协商的概念。
”〔6〕二、互动生活世界与系统过程哈贝马斯首先继承德国社会学与哲学传统，他认为，交往概念没有确立，是近代德国学术史的一个局限。
理解是德国哲学（解释学传统）与社会学（韦伯的行动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中心概念，但是，韦伯的四种行动的理论，行动主体始终是孤立的个体，即使在其社会行动理论中，也不例外。
而德国的理性主义哲学，从黑格尔到伽达默尔，都将理解视为片面的，抽象的个体过程。
理论的局限导致了对现代世界的不同展望，例如，韦伯与法兰克福学派对物化的理解，导致了对现代资本主义无能为力的悲观主义。
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在理论上更加合理的，可以把现代人从悲观主义中解放出来的交往理论，就必须在理论上重溯源头。
这个源头来是米德的符号互动学派。
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米德把理解视为一种面对面的、相互理解的互动过程，从而在行为理论中实现“从孤独的合目的性向社会互动的视角的转变”；由于米德否认理性范式为孤立的意识，因此他比任何一个当代学者更进一步把理性范式设计为交往行动，并阐述它在人的解放过程中的作用，也因此，他的思想必然被包括在任何一种社会重建的方案中。
哈贝马斯特别注意到米德理论的两个方面。
第一，米德强调了作为个体的人与高踞于其上的社会和社区价值（理想、理性）的互动关系，而不像韦伯，把这种关系仅视为一种体现或实现的因此本质上是被动的关系。
米德说：“我所一直尝试做的是使合理性回到某种行为类型上来，这种行为类型中，个体使自己置身于他所属的整个社区态度之中。
这意味着整个群体都介入了某种有组织的活动，”个人的行动需要其他有机体的参与。
当一个有机体对所涉及的其他有机体的态度作出自己的反应时，我们称为理性的东西产生了……当他这样做时，我们就称之为“合理性的”，从历史观点来看，理性根于社区之中，它一出现，就会转变社区生活本身。
因为按照米德的说法：当进化过程在社会控制下完成时，它不仅变成了自我意识，而且变成了自我批判的。
〔7 〕也就是说，理性重新评价各种价值，合理地解决社会冲突，而且尽力改进它的从中产生的整个社会秩序：“对冲突的合理解决需要重建各种习惯与价值，而这包含着对社区的超越，……社区成员们在特定的时空中可以置自己于社区现存的各种价值之外，并且同意已经变更的行为习惯，和对各种价值的重新表述。
因此，合理化秩序建立一种思想在其中起作用的秩序，它的要求就是理性的要求。
它是一种把任何合理性都包含在内的社会秩序…… ”第二，米德用符号互动理论强调语言在人类活动中的作用。
在哈贝马斯看来，符号互动者们已详细探讨过使人类的同一性得以形成的各种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因而扩展了我们对生活世界的交往基础的理解。
生活世界与系统过程是《交往行动理论》的第二个重要概念。
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有三种解释模式，分别是关于文化或符号系统的、关于社会或社会制度的、个性导向或自我本体的。
关于第一方面，行为者内在地具有和共享有关文化传统、价值、信仰、语言结构及其在互动过程中运用的知识库。
关于第二方面，行动者知道如何组织社会关系，知道哪些协调互动的方式或模式是正确的和适当的。
关于第三方面，行动者理解人们想要什么，人们如何行动，什么是正常与异常的行动。
三种模式对应于社会的三种功能需要：通过交往行为达到理解以实现传播、维护以及更新文化知识的目的；互动的交往行为的协调以满足社会整合和群体团结的需要；交往行动的社会化以形成个人认同。
因此，生活世界的三个组成部分，即文化、社会、个性，通过交往行动的三个方面，即寻求理解、协调互动和社会化来满足社会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和个性成长的需要。
他说：“为了达到人对其环境的理解，交往行动的参与者置身于一种他们既运用又更新的文化传统之中；在通过对有效断言的主观认识来协调其行动，他们依赖于自己在群体中的成员资格并加强他们之间的合作；通过与能力者的互动，他们发展了童年所内化的价值取向并获得一般化的行动能力。
”在现实的社会中，生活世界与系统过程是相互联系的。
经济、政治、家庭及其他制度联系中的活动依赖于生活世界的各个方面：文化、社会与个性，不过进化的趋势是，生活世界分化为各自分离的文化，社会与个性的知识库，而系统分离为彼此区别的制度群，如经济、国家与法律，这种分化产生了将系统与生活世界再平衡再整合问题，正是在这些问题中，存在着现代社会的危机。
三、对现代社会的批判继承德国哲学传统，哈贝马斯认为，理性化或社会合理化的进程，或人类的进步历程不是线性的，而是充满矛盾的。
如何看待这些矛盾，如何构想出解决方案，是哈贝马斯不同于他的大多数德国先驱者的地方。
在他看来，韦伯虽然首先引进意义概念作为行动理论的基础概念，“但他不是根据语言意义的模式来说明意义，而是根据一个最初幻想地想象出来的主动主体意见的意图来说明意义的。
这种软弱的立场使韦伯远离交往的行为理论……不是以通过语言理解的、至少两个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个人内部关系作为基础，而是把一个孤立的行动主体的目的活动作为基础。
”〔8 〕由于韦伯把工具性理性作为理性的全部，而不像哈贝马斯那样，把工具理性作为四种理性之一，所以，当工具理性过于发达，金钱和政治干涉人的主观世界，动摇人的意义感时，韦伯对整个理性化过程也失去信心，成了悲观主义者。
韦伯的悲观主义影响到整整第一代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作了两点努力。
第一，他把理性概念扩充为四种，而把交往理性远远置于其它理性之上；第二，他认为应该在现实的交往过程中寻找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