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妇女犯罪问题的研究
唐宋之际是社会深刻变革之际, 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期间政治上出现了汉政权的宋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局面；经济上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并最终南方的经济超过北方；科技上出现了闻名世界的指南针、印刷术、火药；思想上程朱理学日益兴起，程颐之后理学成为正统，儒学在贞节观上日趋严苛，因此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妇女地位在宋代急剧下降。但具体的研究宋代的妇女婚姻家庭法律地位会发现宋代处于妇女地位逐渐下降的过程中，但并非急转直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宋史研究的开创期，就有陈东原、全汉升等学者开始宋代妇女史的研究；新时期，宋代妇女史研究与宋史研究的复兴几乎同时起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妇女史研究颇有成为显学之势。研究的领域也从最初的妇女劳动、妇女婚姻等专题，扩展至法律、物质生活典籍释读等领域。本文将从妇女犯罪的角度，通过宋代不同阶层妇女犯罪的类型，处罚，唐宋妇女犯罪的一个简单比较的分析，考察宋代妇女犯罪的一般规定及司法实践。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不同阶层妇女与法律的关系，还可以看出程朱理学对妇女的约束是否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从横向---不同阶层妇女比较，纵向----唐宋妇女的比较来研究妇女的法律地位，将是具体的，生动的，同时又是多维的。
关键词：宋代妇女不同阶层法律地位唐宋比较
何为妇女，古代书籍《说文》云：“妇，服也。”《汇苑》云：“未嫁谓之女，已嫁谓之妇：”《公羊传》云：“其称妇何？有姑之辞也。”①则"妇”字之始用，或系对于姑舅而主称之。由此可知“妇”是古代对已婚妇女的称呼。在古语境中，妇女既可以专指“已婚女人”也可以指“在室”未婚的女子。
到了宋代妇女按其社会地位可大致的分为以下几种
(一），有尊贵地位的妇女------内外命妇。
受到特殊优待的“贵”妇人叫命妇，即有封号的妇女。命妇又有内、外之别。内命妇在皇后之下，分为两大等级。第一大等级是妃嫔，系皇帝的腾妾，其位序为：“第一等，皇后第一名。第二等，夫人四级：贵妃、淑妃、德妃、贤妃，视为正一品。第三等，嫔十五级：其中淑仪、淑容、顺仪、顺容、婉容六级、被视为从一品，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九等，被视为正二品。第四等：婕妤，被视为正三品。第五等，美人被视为正四品。第六等，才人被视为正五品。” 第二大等级是女官，系宫中服务人员，有的可望晋升妃嫔，主要供职于尚书省内。其长官为司宫令或知尚书内省事（正四品），下设六尚（正五品）、二十四司（正七品），职责类似于外朝的御使台官员。不少女官有国夫人，郡夫人、郡君、县君之类的封号。
外命妇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皇室的女性亲属，如皇帝的女儿封公主，姊妹封长公主，姑母封一国大长公主，姑祖封两国大长公主；太子、亲王的女儿封君主、县主。另一类是高中级官员的母亲和妻子，如宰相、使相之母封国太夫人，妻封国夫人；枢密使、副使、参知政事、尚书、节度使之母封郡国太夫人、妻封郡太夫人直学士以上给谏、大卿监、观察使之母封郡太君，妻封郡君；少卿监、防团以下至升朝官之母封县太君，妻封县君。④政和年间，改动外命妇封号，“各随其夫之官称封"，具体规定为：“通直郎以上封为孺人，朝奉郎以上封室人，朝奉大夫以上封宜人，中散大夫以上封恭人，太中大夫以上封令人，待郎以上封硕人，尚书以上封淑人，执政官以上封夫人。”①这类妇女身份的由来要么是出身贵族和皇族有血亲关系，要么是因夫因子为官而荣受品阶，要么是具有一技之长才能为官服务于皇宫。
①《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五年；并参照《尔雅释亲》。
（二）普通家庭里的妇女，一般的平民家妇。这类妇女是指被统治阶级中广大平民家里的妇和女。是古代妇女人数最多的代表层，没有上层妇女依靠男权社会夫、子带来的光环，相对于低下的奴婢来说也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权利。她们在社会认可上属于良民，法律上属于编户齐民。
(三）女使之类------受到特殊歧视的“贱”妇人，包括娼妓，姬妾、婢女和女使。（1）娼妓是家妓、官妓、营妓的统称。妇女一旦失身妓籍，相要脱籍从良，很不容易。士大夫李文清闲居富春（今属浙江），系当地一霸，官妓蔡闰为李“所盼”。李“每欲与之脱籍而未能”，岂止未能，反而受到知县的嘲弄以致“面发赤”
②娼妓改变身份之难，可想而知。（2）大夫普遍拥有姬妾，姬妾平时生活优越，但毕竟是买来的，身份地位低下，妾与婢无严格的界限，“婢妾”往往连称。宋朝禁止“以妾为妻”，妾上升为妻也绝非不可能，但颇费周折。如宗室赵宗景“丧其夫人，将以妾继室”。办法是“先出之于外”，再“托为良家女”，然后“纳焉”。他也因违反"以妾为妻“的禁令受到朝廷的惩罚：“坐夺开府，既而还之。”③但是其爱妾的身份却发生了剧变。（3）婢女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犯罪奴婢、掠卖奴婢、雇佣奴婢三类。④与前代相同，宋代犯重罪者，其妻子儿女没官为奴婢，服杂役于官府，这一类属于犯罪奴婢。宋法律上是禁止掠卖奴婢“诸略人、（卖略）(略买）人，为奴婢者绞”⑤但禁而不止，略卖奴婢的时有发生。如《宋史》卷300《周湛传》载：“江之民掠良人，卖岭南为奴婢。”但大多数奴婢是系迫于贫困，不得不受雇于富豪，成为雇佣奴婢。雇佣奴婢的常况是“雇主于使令之际，常多呵斥”。（4）由于婢女呈现出向雇佣制演变的趋势，女使这一新名称在宋代使用较普遍。女使泛指受雇于人的女性家内服役者。和婢女向比她更多的是因为家计受雇于人，具有更多的自愿因素，在社会认可上属于良民。北宋真宗时规定：“自今人家调赁，当明设要契及五年”。⑥南宋法律亦规定：“雇人为婢，限止十年”，“其限内转雇者，年限价钱各应通计”①从上可知，受雇期上限是10年，期满以后可以复还其家，亦可续立雇契，或者改雇于他人，主人无权干涉女冠，女道，僧尼，特殊身份的人。
（四）女冠，女道，僧尼，特殊身份的人。道教自张道陵天师初立,经过魏晋南北朝时的丰富发展与改革,及至唐代,已达到一个繁荣鼎盛时期。而唐代的道教,还有一个颇为显著的特点,即女性入道成为当时社会的风尚、女冠人数众多。到了宋代社会上很多妇女为了逃避动荡的社会环境也纷纷出家为尼。所以宋朝时期她们也是一个庞大的成熟的社会群体。
宋代是宋明理学兴起的时代，人们把“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夫为妻纲”
①《宋大诏令集》卷164，《改命妇封号御笔》。
②周密:《癸辛杂识》后集，《先君出宰》。
③《宋史》卷245，《镇王元偓传》。
④参看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第4编第5章《奴婢和人力、女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⑤《宋刑统》卷十九，《略买良贱》
⑥《文献通考》卷一一。
⑦《罗鄂州小集》卷五。
还有男女授受不亲、笑不漏齿、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贞洁牌坊、裹脚布、宋朝都是小脚老太太，等等贬低之词都赠给了宋朝的女人们。宋代妇女的地位卑下, 无论家庭, 婚姻, 生活都是没有自由的, 听从男人的安排和摆布的。但是查阅资料，朱熹是有生之年可以说是抑郁不得志的, 不但学说不受到政府的承认和重视, 连朱熹自身也受到排挤。所以过分的强调理学对妇女的影响妇女的束缚是不全面不科学的。要科学理性的研究一个群体就需要首先对这个群体的劳动生活进行探究。那么宋代妇女的劳动是一个怎样的状况？
在中国封建社会“男主外, 女主内”的传统分工模式下, 妇女所做的大多是无报酬的家务劳动。这种传统经济角色, 客观上使妇女失去了社会地位及权利, 成为男子的附属品。宋代妇女也大致如此。但比起前代, 宋代妇女的状况略有改观, 一些妇女, 主要是中下层妇女, 开始投入到了社会劳动中。宋代妇女绝非有些人认为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们则是广泛的参与社会劳动之中，丰富着人们的生活。同时这里所说的妇女劳动就业是指妇女参与家务劳动以外的、有独立计量收入的经济活动。宋代妇女就业的种类不是十分广泛, 主要局限于服务性、商业性、手工业等行业。(一) 与农业、家庭手工业相脱离的纺织业等。在宋代, 妇女就业在很大程度上仍遵循着传统的“男耕女织”的习俗, 即以纺织业为职业,，与农业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宋人的著作中多称这类妇女为“蚕妇”。如《司马光奏议》卷33“乞省览农民封事札子”(元丰八年九月上) 就说:“农夫寒耕热耘, 沾体涂足, 戴星而作, 戴星而息, 蚕妇育蚕治茧, 绩麻纺纬, 缕缕而积之, 寸寸而成之, 其勤极矣”。这里的蚕妇只是一种家庭手工业者，她们的工作性质只是为了补贴家用，并不是把养蚕织布作为自己的一种职业。但是在宋代的妇女中也还是出现了冲出家庭成为与农业相脱离的手工作坊(机坊) 主或雇工。例如《宋史》卷355《贾易传》载: “ (贾易) 无为人,七岁而孤, 母彭氏以纺绩自给, 日与易十钱, 使从学”。“都昌妇吴氏, ??为乡邻纺缉? .扫除之役, 日获数十百钱, 悉以付姑, 为薪米费”。①宋代妇女不但使纺织冲出了家庭, 还把诸如缝纫、制鞋帽等发展成为她们的就业门路。在宋朝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 的相国寺, 每月开放5 次, 让百姓自由交易。其中有两条走廊, “皆诸寺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等。 不但如此, 甚至养猪也成为妇女们大显身手的行当。《夷坚志》三志己卷二《姜七家猪》记载: “姜七之祖婆, 缘在生之日, 专养母猪, 多育豚子, 贸易与人, 一岁之间, 动以百数, 用此成立家计”。
(二) 商业
宋代的商品经济十分繁荣, 大大超过了前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给宋代妇女就业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在宋代, 无论是乡村, 还是城市, 很多妇女都投入了商品经济的大潮, 开旅店, 如“庐多逊南迁朱崖, 逾岭憩一小店, 店妪举止和淑, 颇能谈京华事”;做小买卖, 如“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 名一窟鬼茶坊, 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③川东地区“有妇人负酒卖, 亦如负水状,呼买之, 长跪
①《夷坚志补》卷一。
②《东京笔华录》卷三《相国寺万姓交易》。
③吴自牧《梦梁录》卷一《茶肆》。
以献”。①经商贩卖的妇女数不胜数, 有些人甚至成为富婆。如“宋五嫂者, 京酒
家妇, 善作鱼羹, 至是侨寓苏堤。光尧召之,询旧凄然, 令进鱼羹, 人竟市之遂成富媪。”②甚至于妇女经商的人数不断增加，男子对妇女的征税不便，在税场上出现了专门检查旅程上妇女，以防止她们偷税漏税，这种排检之人被称作“女栏头”。同时随着妇女从事商业职务的增多，在宋代社会也出现了类似今天的职务中介所。这些职务中介人也主要由女性担任，称为“女侩”、“女僧”、“牙嫂”等, 她们成为人们雇用、买卖女性不可缺少的帮手。如《梦梁录》卷19《顾觅人力》记载, 在北宋首都汴京, “如府官员, 豪富人家, 欲买宠妾、歌童、舞女、厨娘、针线供过、粗细婢妮, 亦有官私牙嫂,及引置等人, 但指挥便行下来”, 十分方便。又如赵与时《宾退录》卷七载, 孝明皇后之弟王继勋,“强市民家子女以备给使, 小不如意, 即杀而食之”, 因此, 他家买妇女、棺木十分频繁, “女侩及鬻棺者, 出入其门不绝”女侩、牙嫂、女僧已成为宋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职业。
(三)由妇女的生理所决定的两种特殊职业———乳母、娼妓。
在宋代,许多妇女因为家中贫困,不得不抛弃家中嗷嗷待哺的幼子,而成为别人孩子的乳母。同时宋代宋代政府还创办了居养院、婴儿局等, 收养贫困无依靠的老弱病残儿以及弃婴。对弃婴, 官府每年花费一定的钱雇请乳母, 在雇佣的乳母中选一人为头。如袁甫《蒙斋集》卷12《湖州婴儿局增田记》载: “有弃儿于道者, 人得之诘其所从来, 真弃儿也, 乃书于笈, 使乳母乳之, 月给之粟, 择媪五人为众母长, 从乳各哺其儿。又一人焉, 以待不时而来者, 来者众, 则益募乳收之。”再次皇宫中亦常常选雇大量乳母喂养皇子、公主。并且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 一些官吏还要拉拢她们, 以为自己的靠山。宋代娼妓主要有四种: 官妓、营妓、家妓、野妓等, 她们多半是因为贫穷而被迫卖身的。在商业繁华地段, 娼妓十分多。如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 “大街有三五家开茶肆, 楼上专安著妓女, 名曰花菜坊。”③“或有路妓不入勾栏, 只在要闹处做场, 谓之打野呵。”④她们的地位十分低下。
(四)娱乐业
由于女子善于歌舞的天性, 因此, 宋代从事娱乐业的女子十分多, 她们或为官府乐部艺人,或自由组合民间班组, 到处表演。如“慈明杨太后养母张夫人善声, ..或导之入慈福宫为乐部头, 后方十岁, 以为杂剧孩儿。”⑤据《梦梁录》卷20《妓乐》载, 在首都临安的大街上, 特别逢节日时, 往往“有乐人三五为队, 擎一二女童旋唱小词, 专沿街赶趁。元夕放灯, 三春园馆赏玩,及游湖看潮之时, 或于酒楼, 或花衢柳巷妓馆家
祗应, 但犒钱亦不多, 谓之荒鼓板。”《梦梁录》卷19《社会》记有“女童清音社”, 可能是歌女的一种组织。宋代女子还从事一种特别的娱乐业———相扑,她们象男人一样格斗, 供人们观赏。宋代女子就业种类除如上述, 还有帮别人做家务的佣人, 从事卖卦、巫术等迷信活动的, 以及女冠、女道士等等。
宋代妇女的就业主要集中于中下层妇女，很多上层妇女仍养尊处优，成为
①陆游《入蜀记》。
②宋人轶事汇编》卷三《高宗》
③《梦粱录》。
④《南宋市肆记》。
⑤《宋人轶事汇编》卷三《杨后》。
男人的附属品，她们甚至以此为荣, 而以就业挣钱为耻。对宋代中下层妇女而言, 就业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还没有成为她们的自觉行为, 妇女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她们求解放的第一步。大量的妇女就业, 只是因为家庭贫穷或无男人可依靠, 否则, 她们是根本不屑于参加社会劳动的, 甚至认为这是低贱人所干的事。虽然宋代妇女就业存在种种局限性, 妇女生产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还很小, 但她们毕竟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宋代妇女在就业劳动中有所差别，这种差别一部分是由经济潜在的规律推手形成的。但在古代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往往会制定法律条文，这些条文往往都带有人为的阶级差异性。故而研究这些带有人为差异的法律条文，细致的探讨不同层别妇女犯罪法律的规定，更能打入妇女这个弱势群体内部，一探在男权社会下不同阶层妇女的差异。
根据宋代史实和小说可以把宋代妇女的犯罪大致的归为杀伤、乱伦于通奸、窃劫与坐脏、妖教四类。
一：杀伤
按照妇女杀伤的对象可以分为亲属的杀伤和非亲属的杀伤。就前者而言史记记载妻杀夫的最多，接着是母杀子女，还有妻婢妾相杀。至于妇女对非亲属的相杀多半是因为钱财，这一部分会在窃劫中讨论。故此这一部分主要讨论妇女对亲属的杀伤。
在古代社会，妇女虽有经济活动抛头露面接触社会，但那也只是一部分人或者是某个时段，妇女大部分的时间还是以家庭为主的活动，接触最多的也还是自己的亲属。在杀伤罪中，妇女杀伤尊长亲属触犯了男权社会，不仅会受到古代文人墨客的笔伐，还会受到宋律的严惩。妇女杀伤卑幼则涉及管教权，合法与否必须视血缘亲疏和受伤程度而定。若卑幼因此而死亡，妇女多会受到社会的谴责，受到法律制裁的机会则比杀伤尊长的机会要少许多。有关妇女杀伤的对象莫过于同居的亲属。宋律不仅把这类案件纳入伦理尊卑的框架之下，并给与身为尊者妇女较多的权力；相比之下，身为卑幼的妇女则处于弱势的地位，更容易遭受到严厉的刑责。
1，妻杀伤夫
宋代妇女比现代妇女结婚早很多，除了在娘家一段时间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生活在夫家，接触最多的是自己的丈夫。夫妻相处时间和亲密程度远胜于其他亲属，更容易因为生活琐事发生口角，情绪激动时可能破口大骂，甚至拳脚相加。根据宋律规定：“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论。........过失杀伤者，各勿论。”又云：“妻欧夫，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人三等，死者斩。........过失杀伤者，各减二等。”①从律文来看，丈夫杀伤妻子的刑责较轻，是因为法律把夫妻关系定为尊卑关系，因此丈夫杀伤妻子如同长者杀伤卑幼，得以减刑；相对的，妻子杀伤丈夫，加重其刑。若是夫妻一方因此而死亡，则是要被判死刑的。但是宋律中很少记载有丈夫杀死妻子而判死刑，不是没有这类的案子，而是因为宋代的统治者对这类案件不愿顾及。如“宋周御八娘诉其妹死因不明，妹夫吴曾三坚称是因为难产而死”宋吏不愿顾及这类的案子，草率判决为“合听吴夫曾三，从便葬殓，周御八娘不得干预”。②由此可知处于夫妻卑幼关系中的妇女，虽法
①《宋刑統》，卷22，《夫妻妾腾相殴并杀》，页345-346。
②《清明集》，卷13，《姊妄诉妹身死不明而其夫愿免检验》，页501。
律上规定因亡而判对方死罪，但实施起来却是一句空话。妇女的权利在男权社会下是没有保障的。古代史书极少提到妇女杀伤丈夫的原因，但通过古代文学小说可略知一二，大体的可以分为情感、家暴、复仇、贫困、意外等。以下就略详的对情感这一动机做个说明。
就伦常和法律而言，妻子唯一的伴侣是丈夫，但丈夫的感情对象不限于妻子一人。按伦常法律妻子对丈夫要服从卑幼，但现实社会的夫妻感情关系总是多样的。妻子杀夫的动机可以分为通奸和妒忌。前者是妇女向丈夫以外的男子寻找慰藉，从而引发杀机。如仁宗时，“录事参军宋儋年的小妾与小吏有奸，两人下毒杀死了宋儋年。”①“宣州妇女与奸夫将杀夫之罪嫁祸于人。”②“神宗元丰六年(1083),邵武君妇人原本与奸夫共谋杀夫，最后由奸夫一人动手。”③这类妇女与人通奸，唯恐东窗事发，或是想除掉绊脚石，抱着一不做、二不休的心态，谋杀亲夫。
此外妻子也会因妒忌生恨杀掉丈夫，古代三妻四妾制使许多的妇女处在等待，勾心斗角争宠的境遇中。若是长期的受到冷落，虽有些妇女虔心信佛来转移感情上的寂寞，但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能在这种情况得到解脱。如仁宗庆历中叶，官员薛纯中宠爱某位官妓，妻子李氏得知，愤怒之余，持刀杀死丈夫。③就文案的推断是李氏希望得到丈夫的重视，丈夫薛却宠爱官妓，伤了自己的自尊，逐杀之。然而这里面也不乏李氏的妒忌心理。还有孝宗乾道中叶，富家子胡生娶善妒的张氏为继室，他却钟情于一位女尼，还在外筑室，被张氏知道后犹如晴天霹雳，抓起火灰灭向他的眼睛。④诸如此类的案件还有很多。在古代三妻四妾是合理的状况下，人们更多的不是指责男子，而是认为妇女不守妇德。
在宋代妇女因为感情杀伤丈夫的案件不少，这是何种原因？或许从古代的婚姻方式中找到答案。传统的婚姻在以两姓之合，而非男女双方的意愿。所以，夫妻不一定对彼此感到满意，双方关系也不一定和谐美满。
2、妻妾婢
妾婢固然是家庭成员，但她们于宗法制度无关，和主人也不是对等的配偶关系。根据宋律规定，妻子杀伤妾，等同于丈夫杀伤妻，减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论。若是出于过失杀人，则不论罪。相对的，妾殴妻如同殴夫，徒一年半年；伤重者，加凡人四等。⑤可见妻杀伤妾，比妾杀伤妻的罪行还低。揭示了妻与妾的法律地位属于不同的阶层，两者的地位秩序不能颠倒。婢女的地位比妾更低，主杀婢，轻则杖一百，重则徒一年。若婢女杀伤主人或其亲属，轻则处于徒或流刑，蓄意或过失杀伤则要判死刑。⑥法律对卑妾的保护不如妻子有保障，即使妾卑受宠仍然要遵从妻子的指示。妻妾婢的杀伤大致的可以分为妻子杀伤婢妾，婢妾杀伤主亲属，以及妾婢间的杀伤三类。
(一）妻子杀伤婢妾
在古代男权宗法社会下，妻子的法律地位高于婢妾，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地位妻子杀伤婢妾的事件在古代社会是大量存在的。下面就略举一二。太宗朝,
①《宋史》，卷314，〈范纯仁传〉，页10286
②《宋史》，卷318，〈胡宿传〉，页10366。
③张师正著，《括异志》，卷7，〈牛用之〉，页5-6。
④洪遇著，《夷坚志》丁志，卷12，〈胡生妻〉，页640
⑤《宋刑统》，卷22，（夫妻妾藤相殴并杀），页346。
⑥《宋刑统》，卷22，（良贱相殴），页342.
宗室赵元份的妻子李氏性残酷，常鞭打宫婢致死。①仁宗嘉祐初年，赵奉常之妻
虐待美妾王媲奴，媲奴向奉常哭诉，赵奉常却不敢管这件事。②又如神宗元丰中叶，胡宗甫妻张氏嫌婢女云英与主调笑，英走投无路，只得自杀。③高宗绍兴八年（1138），京官朱倧妻不能容妾，趁丈夫调任，对妾施以毒手。④翻阅正史或许记载有妻子杀伤婢妾的事例不是很多，但是你要是翻阅宋代笔记小说你会发现这类的事件多如牛毛。从这里可以折射出社会上出现了妻子虐待婢妾的事例很多，但是报官的却很少。这是因为在古代虽三妻四妾是合法的，但是在家庭中妻的地位是高于婢妾的，有时候妻子的有些决定丈夫也是不能改变的，虽生活中妻子虐待婢妾，她们也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告官妻子不一定会受到惩罚，反而会使自己的处境更加的尴尬。
(二）婢妾杀伤主人亲属
妾婢经由买卖、雇佣等方式到主人家服务，并长期居住在主人家，融入生活，与主人的亲属人际活动频繁，难免会发生冲突。
先来看妾婢杀伤主人妻的案例。仁宗庆历八年（1048),太子太师张耆之子，张可一与一宠婢杀死妻子。⑤这些婢女到主人家服务，成为杀妻的帮凶。有些婢女是在主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杀害其妻。如仁宗至和中叶，两名婢女趁薛周不在，下毒杀害了卧病在床的薛妻。其中一名婢女还怀有数个月的身孕。⑥就本案来看，婢女杀害主妻或许为了子的继承权，也可能对照顾主妻感到厌烦，加上主妻无力抵抗逐将其杀害。除了杀伤主人之妻外，婢女也可能杀伤主人的其他亲属。如国子博士陈世儒之妻李氏厌恶婆婆张氏，便唆使婢女杀之。陈世儒知晓此事却不制止⑦。可见诸婢杀伤主人亲属，与主人的教唆有关。当婢女受主人教唆，主人为被害人亲属，又是共犯，不太可能主动揭发事件。婢女往往为了在主人家过得舒服些往往都会按照主人的意思去做。
（三）妾婢间的杀伤
虽然婢妾的地位处于弱势，但是她们也会经常发生冲突。如太宗次子赵僖的妾张氏，捶婢僕致死。⑧这样的妾杀伤女婢的也不在少数，一般妾依仗主人对其的宠爱，对婢女暴力相向。由于宋律对婢女的保障甚少，只规定主人或其亲属不得滥杀，婢女即使遭到虐待，也没有主动告官的权利。不过婢女的家属可以代之提告。如果婢女的家属没有诉讼，则这些杀伤婢女的案件则就不告而终了。
综上值得注意的是，妻妾婢的权利地位属于阶梯状。法律赋予妻子管教婢妾的权利，妻子往往借此来虐杀婢妾。史书中妻子虐杀婢妾的案例很少，是因为丈夫偏袒妻子或是怕坏事外扬，通常对外宣扬妾婢死于外伤，很少报官，自然史书的记载就比较少了。然而妻杀婢和妾杀伤婢也不同，妻凭借的儒家赋予她们的管教权，后者依靠的是主人对其的宠爱。但是这两类杀伤都说明了婢的弱势地
①《宋史》，卷254，（商王元份传），页8699.
②《青琐高曦》前集，卷3，（媲奴记）页31 ---32.
③朱或著，《萍洲可谈》，卷3，页46.
④《夷坚志》支已，卷7，（朱司法妾），页847---848.
⑤李编，《长编》卷164，六月壬午，页3953.
⑥张师正著，《括异志》卷9，（薛比部）3--4.
⑦《宋史》卷340，（稣颂传）页10864.
⑧《宋史》卷245，（昭成太子元僖传）页8698.
位，这也是为何婢杀伤妻妾少之又少的原因。
3 母子
亲属间的杀伤还有母子之间，在古代杀溺婴很多。但在古代杀婴是不应许的。宋律中有对弃养或杀伤子女的规定：“生子孙而弃之，徒二年。杀者，徒三年。收生人共犯，虽为从杀着，于同罪。弃者，徒二年半，并许人告。若地分及邻知而不告者，徒一年。弃者，减一等。”①可见朝廷利用法律限制对子女的生杀权，但实际效果如何，则不得而知。妇女除了生子不养，还有可能其他原因杀害自己的子女。宋律将关系定为长幼秩序，基于亲亲相隐的原则，不鼓励父母子女互告。尤其是卑幼告尊长。即使尊长有罪，告发的子女也要受罚，反应出卑幼处于弱势的地位。再加上一妻多妾，再婚再嫁收养立嗣等因素，使妇女的母职名目繁多，妇女与子女的关系也变的很复杂。妇女有可能为了自己子女的子嗣权杀害刚刚出生的女儿，或者非亲生的子女。或者由于养不起子女而出现杀伤婴儿的现象，更或者是违反了社会道德，难以启齿，胎死腹中。当然这些子女都是没有反抗能力的，如果私下杀之，不易引人非议。
二乱伦与通奸
在传统社会中，基于男女设防的观念，性成为人们人们敏感不谈的话题，尤其是涉及性的犯罪。乱伦通奸皆属于性犯罪，前者的主体是亲属，通奸的判刑和亲疏的远近有关系。如奸父祖妾、伯叔母、姑，子孙之父、兄弟之女者绞，即奸父祖所幸婢，减二等；奸从祖，祖母姑、从祖伯叔母姑、从父姊妹，从母及兄弟妻，兄弟子妻者流二千里；奸缌麻以上亲，及缌麻以上亲之妻，若妻前夫之女，及同母异父姊妹者，徒三年。。。。折伤者绞，妾减一等。②法律禁止乱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长幼尊卑的人伦秩序。除了乱伦还有通奸，宋律规定：“奸者徒一年，有夫者，徒二年。”并在疏议中提到：“诸和奸，本例无妇女罪名，与男子同。强者，妇女不坐。其媒合奸同，减奸者罪一等。”“女居父母丧，妇人居夫丧，及女冠，尼奸者，并加奸罪二等”③。由此可见，通奸罪的轻重大致随着有无丈夫，主动被动，身份三项要素所决定。
对于乱伦，如若被发现，妇女经常处于孤立无援尴尬的境地。例如阿张与公公蒋八或有奸事，丈夫蒋九带着阿张离开蒋家，但阿八反告阿张不孝。官员以阿张离间蒋家父子，判阿张与蒋九离婚，充为军妻。④在这件事中阿张既没有得到公公蒋八的保护，也没有得到当局者弱势群体的同情。自己的丈夫即使念情想保护也可能无能为力，因为相对于公公自己的丈夫处于弱势的卑幼地位，很难为自己的妻子争得有利的情势。即使丈夫对公公不满，也不得告官。如黄十控告父亲黄乙对自己的妻子阿李无礼，官员却以黄十阿李不孝，判二人杖刑。⑤这些个案件都没有得到官府的正确处理，最终以离婚作为终结。妇女也最终成为事件的埋单者。除了公公之外，妇女也有可能和与夫兄弟、伯叔、子孙等发生乱伦。这些个状况常常会引起家庭间的谋杀争端。除了妻有可能与亲属乱伦外，妾也可能与亲属乱伦。对于两者的处理方式若是被告发，妻有可能被离婚。而妾与夫本就没有婚姻关系，法律上更得不到保障，如若发现了这类状况，往往则会危及到自己的性命，除非有丈夫的恩宠才能得以保全。对于乱伦通奸所生的孩子要不就是
①陈传良著，《止齐先生文集》，卷44，（桂杨军告谕百姓榜文）页2---3.
②③《宋刑统》卷26，（诸色犯奸），页421--422.
④《明清集》，卷10，（妇以恶名加其舅以召免罪），页387--388
⑤《明清集》，卷10，（子妄以奸妻事诬父），页388.
把他送走要不就是偷偷的把他杀掉。
三窃劫与坐脏
（一）窃劫
宋律议疏对窃盗的解释为：“潜行隐面而取，盗而未得者，笞五十，得财一尺，杖六十，一匹加一等，。。。。。。以次而加至藏满五匹，不更论尺，即徒一年。每五匹加一等，四十匹流三千里，五十匹加役流”劫盗则是“以威若力而取其财，。。。。。若与人乐酒及食，使狂乱取财亦是。”“不得财徒二年，一尺徒三年，二匹加一等，十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其持杖者，虽不得财，流三千里，五匹绞，伤人者斩。”①由此可知，两者的区别则是是否是暴力取得财物，而劫盗容易杀伤他人，故而罪行要重一些。
（二）坐赃
所谓坐赃，名称有六，一为受财枉法，二为受财不枉法，三为受所监临即私占自己主管的财物，四为强盗，五为窃盗，六为坐赃。大体上妇女涉及坐赃主要有两种情况，即为受贿和行贿。涉及受贿的妇女，多是官宦或权势之家的女眷，她们利用丈夫或其他亲属的权势，受人请托，收取报酬。真宗咸平五年（1002）官员王钦若任职于贡院，任恣通过两名僧人，先与王钦若之妻李氏搭上线，李氏再将贿赂一事透过家仆传给丈夫。最后，任恣竟然为官。②对于行贿，妇女涉及犯罪或者是争诉，容易用钱财贿赂官吏，借此来逃避刑责。例如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咸平系张斌的妻子虞氏，与养子张质争讼，贿赂官员惩治养子。③由上可知妇女行贿受贿是为了钱财，要么就是自己身陷诉讼逃避刑责。
四妖教
这类犯罪有两种类型：一是听信神鬼之说；二是民众因信仰杀人，此类罪犯多信仰秘密宗教。根据宋律规定，“造妖书及妖言者绞，传用以惑众者亦是，其不满罪者流三千里，言理无害者杖一百。”④律文对这类犯罪非常的严格，目的是为了避免有人假借传道集结群众，行谋反之事，危及朝廷的统治。而且散播谣言和皇权高于神权相冲突，抵触皇权的正统性，进而被列入惩戒的对象。同时信徒也必须受到惩罚。
妇女参加这类犯罪往往是因为无知，受人蛊惑所致。对于妇女这类犯罪的说辞，官府一般是妇女宣扬宗教在外活动，与儒家提倡的女主内不相符，并且在外和男子接触和男女设防相悖。更主要的是集众威胁了朝廷的统治。
以上讲了妇女犯罪的类型，在古代不管统治阶级制定出什么样的法律都是为维护其统治的。有时候为了更好的维护其统治，统治阶级会制定一些人性化的条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宋代刑罚对于妇女这个弱势群体的一些人性化的或者特殊化的规定。
（1）有尊贵身份的妇女可以奏请皇帝八议的优待。
八议主要包括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一般和皇帝有血缘关系的妇女亲属议亲，议亲即指议皇帝袒免以上亲，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缌麻以上亲，皇后小功以上亲犯罪须奏请皇帝裁决的刑罚制度。这种制度一方面使有尊贵地位的人获得荣耀，一荣俱荣，荫及周亲；另一方面是的与这些有尊贵地位妇女有亲属关系的妇女在法律上获得了绿色的通道。同时深层次的不过是男
①《宋刑统》，卷19，（强盗窃贼），页300---303。
②李寿编，《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庚戌。页1119。
③李寿编，《长编》，卷86，大中祥符九年正月壬子，页1976
④《宋刑统》，卷18，（造妖书妖言），页289---290。
权阶级社会统治下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颜面做出的举措。同时属于八议范围之内人的亲属妇女也可以因夫因子获荫。例如议贵，宋律规定五品以上的官爵荫及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犯流罪以下的，各减一等。当然特殊的大罪是没有赦免权的，例如谋反，叛逆等危害社会统治的。对享有议、请、减特权的女犯人，在审讯过程中禁止拷训，其定罪依据是“众证”，即三人以上的言证。（2)妇女受罚的年龄优待
《宋刑统》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者应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余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十以下者，虽有死罪，不加刑，即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若有脏应备，受脏者备之。”从这个规定上看，年龄上的优待也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年龄越老或者越小所犯罪责可以酌情收赎、上请。但是这个年龄也必须在七十以上，十五以下者。这些条文规定表面上在说明宋朝的统治者，在矜老爱幼和体恤妇人的名目下，渲染轻刑的思想，借以笼络人心。实际上这些老妇儿童缺乏危害封建统治秩序的力量，统治者才对其作出如此的规定。但是对于那些直接威胁其封建统治的十恶大罪，原则上是遇赦不宥，个别矜其老疾，也还要移乡遣返，不许其回到原来的住处。
（三）妇女孕妇身份的优待
“诸妇人犯死罪，怀孕当决者，听产后一百日乃行刑。若未产而行刑者，徒二年。产讫限未满而决者，徒一年。”“诸妇人怀孕犯罪，应拷及决杖笞，若未产而拷决者，杖一百，重伤者，依前人不合捶拷法。产后未满白日而拷决者，减一等，失者减二等。”①这些法律条文是对狱官的一些规定，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怀孕期间妇女犯罪受罚是要考虑她的孕妇身份的，孕妇可免戴刑具和免受杖责的，所受罪责要在其产后进行，如若没有狱官是要受到惩罚的。
（四）奴婢犯罪，主人求情上的优待
奴婢犯罪主人求情上的优待也只是限于奴婢犯了较轻的罪责，在前面也有讲过奴婢和一般的良人相比是没有优待的，更别说是冒犯了主人。但在古代这种本该死罪却可因主人求情得以减免。“奴婢贱人，律比畜产，相杀虽合偿死，主求免者听减”②奴婢杀死了奴婢本是较重的罪，却可因主人求情得以减免，清楚的说明了奴婢在封建社会里同样处在被奴役的地位，其生死命运完全掌握在奴婢主的手中。
(五）作为社会劳动力的考虑
“诸犯徒应役而家无兼丁者，徒一年，加杖一百二十，不居作，一等加二十。若徒年限内无兼丁者，总计应役日及应加杖数，准折决放。盗及伤人者不用此律。”
③其中妇人犯罪，户内无男夫二十一岁以上，五十九岁以下的，就叫家无男丁。家无男丁，如若妇女犯了徒刑，要被人罚作奴隶，供人使役并加以侮辱的刑事处罚方法的可以免去她得徒刑而改用增加杖责的办法。这个一是为了防止社会上缺乏青壮的劳动力影响粮饷的供应，另一方面是恐其家内贫穷，有老人和小孩要养。
纵观古代女性犯罪，她们的犯罪领域主要还是在家庭，宋代也不例外。这主要是因为，女性就其的人生阶段的活动场所而言，与男子比较，主要还是家庭，她们的行为较少的危害到封建社会的根本统治。这也是她们为什么能够得到体恤和优待的原因。
①《宋刑统》，卷29，（断狱律推断怀孕妇人）页558.
②《宋刑统》，卷6，（官户奴婢犯罪）页100
③《宋刑统》，卷6，（老幼犯罪）页104.
总之，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从案件的审理、囚禁到行刑的整个运转程序中，女性出于自身的特殊条件，受到法律的特殊优待，客观上获得了一定的人生自由和安全保障，是其社会地位较高在法律上得表现；尤其是连坐和待亲的规定，改变了以往刑罚中过多牵连妻子的局面。同时处于统治和家庭的考虑，若家无兼丁者可以免徒和编管。妇女在法律上能够受到特殊的优待，首要的是她们是弱势群体，所犯的罪责多和家庭有关，所犯的罪行是不会危害到统治阶级的统治的。其二是妇女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构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统治者出于国泰民安的思想下维护其统治的考虑。其三是妇女劳动力的考虑。宋代封建租佃契约关系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劳动人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减弱, 相对自由, 社会地位提高, 在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下, 妇女作为劳动人民的一个阶层, 其权利扩大、法律地位提高乃是历史之必然。所以说宋代妇女的法律地位的整体变化还是不同层别妇女之间的细微差别，它都是在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大的框架下的受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文明高度发达影响的一种正常反应。
宋代的女人 本来想好好准备一下的，就凑合听吧,最好还是多交流,以后整理出一个系统。 在古代父系社会人类文明史上，中国妇女地位应是最高的，而宋代又是中国妇女最高的时代。 一提到古代中国妇女地位高就会有人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三从四德，夫为妻纲。妇女地位高？”其实这都是人类社会普遍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而中国的程度是最轻的。 男尊女卑是人类古代文明社会共有的现象与事实，谁也不能否认。对比才能看出高下。西方妇女地位一直低下，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乃至到文艺复兴以后妇女地位依旧不高。 我想讲为什么宋代妇女地位高的几个方面 第一、从法律上说宋代妇女地位最高。中国只有宋代妇女享有法定财产继承权，嫁妆是自己的，不是夫家的，改嫁可以带走。宋代妇女嫁妆在中国应是最厚的，而拥有财产就意味着拥有地位。 宋代妇女还拥有一定的法定离婚权，宋代法律上新给予宋代女子离婚权益有： 1、“不逞之民娶妻，绐取其财而亡，妻不能自给者，自今即许改适。” 2、“已成婚而移乡编管，其妻愿离者，听。夫出外三年不归，听妻改嫁。” 3、“被夫同居亲属强奸，虽未成，而妻愿离者，听。” 宋代妇女离婚权益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大 第二、宋代三从四德观念最淡薄，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宋代到南宋时只有两从了。南宋判牍的集论《名公书判清明集》明确记载：“夫亡妻在，从其妻”、“母已出嫁，子欲卖产业，必须出母著押”这就是宋代妇女地位提高的标志，这有别于传统的“三从”的观念。实质上宋代妇女也不见得从夫，另外宋代有较严重的怕老婆现象，许多女子实际上是一家之主 第三、宋代女子挣钱能力最强，经商现象突出，宋代女人经商能力很强，如许多店铺是以女性的名字命名的，如李婆婆羹、曹婆婆肉饼、王小姑酒店、陈妈妈泥面具风药铺、丑婆婆药铺等等，这种现象在其他朝代或国家都是罕见的。许多宋代女子的商业才能并不比男子逊色。宋人陈普写诗道：“女不专桑柘。内外悉如男，遇合多自嫁。插花作牙侩，城市称雄霸。梳头半列肆，笑语皆机诈。新奇弄浓妆，会合持物价。愚夫与庸奴，低头受凌跨。” 第四、宋代女子受教育程度最高才女质量最高，这一点其他文明其他朝代都难以比拟。 先笼统的讲这几点，以下是补充： 中国才女所作对女性进行“三从四德”、“男尊女卑”思想教育的书籍“女四书”分别为《女诫》﹑《女论语》﹑《内训》﹑《女范捷录》。其中汉朝占一个，唐朝占一个、明朝占两，而做为才女质量最高甚至数量最多的宋代却一个都没有。这说明宋代才女们根本不屑于这些传统理念。宋代女子是最自由的，喜欢游山玩水、饮酒作乐，这些现象都是罕见的。宋代甚至出现有阴盛阳衰现象，陈傅良《淳熙三山志》：“市廛阡陌之间，女作登于男”。 而在西方文明中，妇女的地位与东方则有所不同。西方文明把女人看成罪恶之源，甚至都不完全把女人当成人看，中国文明则从来一直把女人当成人。
中国古代女性社会地位的历史变迁 摘要中国历史上，女性曾占据过主导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男女在社会的分工发生重大变化，男性成为社会的主导者，而女性地位逐步降低，渐渐处于从属于男性，成为其附庸。妇女逐步被排除于历史之外，成为历史的幕后者。到了近代以后，女性社会地位有了逐步提高的趋势，但是要真正做到男女平等，还任重道远。 关键词：中国女性社会地位历史变迁
引言 女性地位是指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享有的威望和拥有与控制家庭或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权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女性地位大致来说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一是妇女相对受到男子的尊敬，即原始社会早期的妇女地位；二是男子至高无上，女子无权，即传统社会的妇女地位；三是男女平等，即现在和未来社会妇女的地位。原始社会，中国处于母系氏族制度时期，对偶婚为其主要生化方式，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女性地位远远高于男子，并且受到尊敬。到了封建社会，尤其是宋代理学的传播，禁欲思想成为主流，强调“三纲五常”，压抑妇女的地位，使女性逐渐成为男性的附庸，生活地位低下。现代，随着新思想的传播，男女平等日益成为主流思想，女性也重新开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独特地作用。因此，对女性地位的考察具有重大意义。前人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深刻的研究，所以本文中笔者对女性地位的变迁仅仅是再做一下浅陋的阐述。 一、先时期 母系氏族时期，主要从事采集果实,及简单的生活工具制做。女性天生的优势就充分发挥。由于女性在这些活动中表现突出,成为社会活动的主角。人们只知其母而不知有父，在古人眼中，孩子的血统仅维持在母亲身上。古代典籍中常称圣人乃其母感神而生。如《尚书·尧典》说尧是其母庆都感龙而生。种族的繁衍、氏族的维系似乎由女性起主要作用，使女性具有较高的地位。这一时期并不是女性压迫男性，而是女性和男性在地位上具有一定的平等性。如《史记》：“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 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的产生,这时男子先天的优势就显现出来。男子成了战争的主要力量。男子在战争中获得的俘虏变成奴隶,自己成为奴隶主，进入了父权时期。到了奴隶社会后期，为了巩固和强化男性的支配地位，便制定出了一系列宗法伦理的信条，女性地位更加全面低落。沦为男子的附庸。如《诗经》：“乃生男子,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弄之瓦。”男女从出生时便被定，女子生来就注定无法与男子享同等的权力。女子地位低下由儒教的出现而形成的。周朝时期，已婚妇女地位卑下，婚姻关系能否维系取决于丈夫的好恶。丈夫愿意维系，她是丈夫的附庸；丈夫不愿维系，就要被丈夫扫地出门。——《氓》 二、汉时期
宋朝服饰目录[隐藏] 宋朝服饰概述 宋朝服饰简史 宋代皇帝朝服 宋代皇后礼服 宋代贵妇礼服 宋代官员朝服 宋代妇女襦裙 宋代背子 宋代大袖 宋代胄甲 质朴保守话宋装 [编辑本段]宋朝服饰概述 多姿多彩的唐没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宋。政治上虽然开放民主， "但由于程朱理学"的思想禁锢，和对外政策的妥协退让--服饰文化不再艳丽奢华，而是简洁质朴。宋代女装拘谨、保守，色彩淡雅恬静，襦衣、褙子的"遮掩"功能加强，一切的"张狂"刹时都收敛了许多。宋时不论权贵的皇亲国戚，还是一般的百姓，都爱穿着直领, 对襟的背子，因为既舒适得体，捷又显得典雅大方。 南宋后期，"一钩罗袜素蟾弓"表明妇女裹足渐成大势，这种农村的习俗残害了古代农村女性的身心，能幸免于难的就只有那些劳苦的从事田间耕作的妇女！缠足，是中国妇女血的历史；青楼，是我国女性泪的根源。除了盛行残酷的缠足之风，青楼文化也是宋代特殊的一面。青楼女子虽然命苦，却不乏才貌双绝者。人称"秦淮一片明月"，以文采称著的这类女子多居住于长江沿岸，衣着扮相自然别有一番韵味。 [编辑本段]宋朝服饰简史 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 宋朝时候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做事的时候就把衣服往上塞在腰带上，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 当时退休的官员、士大夫多穿一种叫做「直掇」的对襟长衫，袖子大大的，袖口、领口、衫角都镶有黑边，头上再戴一顶方桶形的帽子，叫做「东坡巾」。 宋代的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 男服服饰： 冕服：宋朝开始减少冕服的种类，大典礼穿非冕服的情形，就经常出现。 朝服：宋代在劲下加上特别的装饰谓之「方心曲领」。 公服：宋代以常服为公服。 女服服饰： 礼服：其服色大致与唐代相同。 常服：均以大袖上衣，长裙、霞帔为常服。
宋代女子服饰 宋代的服饰，从社会风尚看来，是趋于比较拘谨和保守的，式样变化不多，色彩也不如以前鲜艳。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 当时，程朱理学居于统治地位。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人们的美学观点也相应变化了，这便影响了衣冠服饰。当时整个社会舆论主张服饰不宜过分豪华，而应崇尚简朴，尤其是妇女的服饰，更不应当奢华。 袁采所著的《世范》一书，就提出女服“惟务洁净，不可异众”。 （袁采，生年不详，卒于1195年，字君载，信安（今浙江常山县）人。 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官至监登闻鼓院。《衢州府志》称其“登进士第，三宰剧邑，以廉明刚直称。” 淳熙五年（1178），任乐清县令。在乐清县令任上，为官刚正，并重建县学，纂修《乐清县志》十卷，后被称为乐清最早的县志。 曾三入雁荡山实地考察，纠正了雁山图的误差，撰写《雁荡山记》一篇，记叙了当时的雁荡名僧、建寺及新辟景观的史料，为雁荡山开发贡献甚巨。 著有《政和杂志》、《县令小录》和《世苑》三书，今只有《世苑》传世。其详细事迹已不可考。） 礼服：其服色大致与唐代相同。 常服：均以大袖上衣，长裙、霞帔为常服。 一、礼服 1、宋代皇后礼服——袆衣 周礼所记命妇六服之一，后妃、祭服、朝服“三翟”中最隆重的一种。（古代王后的三种绘有翟的祭服。翟，山雉。《周礼·天官·内司服》：袆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缘衣六服，前三服称为三翟。袆衣，绘翬雉，玄色；揄狄，绘鹞雉，青色；阙狄，绘雉形而不画彩色，赤色。狄，通“翟”。《南史·梁纪》：“后宫职司贵妃以下，六宫袆褕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无锦绮。”）因周礼的传统典范作用，袆衣成为后世皇后最高形制的礼服，既是祭服，也是朝服和册封、婚礼的吉服。周礼中袆衣为玄色，刻缯彩绘翚文（彩绢刻成雉鸡之形，加以彩绘的纹饰），所用衣料为黑色纱榖,为了衬托出衣上的纹彩,特地在衣内缀一层白色夹里，即《周礼》所谓的“素沙”。 宋代以后袆衣深青质（应该也算黑色系，但是偏蓝），织成领袖，五采重行，文以翚翟十二等（翚翟纹12行）。 宋代，皇后在受册封、朝会等重大的礼仪场合时穿袆衣。 袆衣是上衣下裳连成一体的连体式服装，用以象征女子在感情上的专一。其制为深青色、五彩翟纹。领、袖、裾（衣服的前后襟）都有红色云龙纹样的镶缘。穿着这种服装，必须戴凤冠，内穿青纱中单，腰饰深青蔽膝。另挂白玉双佩及玉绶环等饰物，下穿青袜青舄（鞋）。 与之相配套的是华美的九龙四凤冠，其上有大小花枝各12枝，并在冠的左右各有两个叶状饰物，称为博鬓或掩鬓。 2、宋代贵妇礼服 宋代大袖衫、长裙、披帛是晚唐五代遗留下来的服式，在北宋年间依然流行，多为贵族妇女所穿，是一种礼服。虽然在宋代，连宫中服装也以窄袖为主，但宽
宋代的生活习俗简介 北宋初年，对各级官员的服色都有严格规定 北宋初年，曾对各级官员的服色做出严格的规定，如三品以上穿紫色，五品以上穿朱色，七品以上穿绿色，九品以上穿青色。至于普通百姓，就只能穿黑白二色。 缠足 缠足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陋习。女子用布帛紧扎双足，使足骨变形，脚形尖小，以为美观。元末明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缠足》 载：“《道山新闻》云：(南唐)李后主宫嫔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令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由是人皆效之，以纤弓为妙。以此知扎脚自五代以来方为之，如熙宁、元丰以前人犹为者少。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在清代，1664年(康熙三年) 曾下令禁止缠足，1668年又取消禁令。太平天国也曾禁止缠足。辛亥革命后，缠足之风始渐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彻底根绝。 在宋代，从穿戴上，可辨认出士、农、工、商从事行业的特点 宋代对士、农、工、商的服饰，限制极为严格。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民俗》记载：“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当铺)掌事，即着皂(黑)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可见，在宋代，除从服饰上可以看出等级差别外，还可以看出他们所从事的行业。 衣食住行 衣：宋代服饰体现了等级性和不同的行业特点。衣料也有较大的变化，由麻布向棉布发展，麻布还是最主要的衣料。 食：宋代食品种类很丰富。南北饮食交流普遍，但总的来说，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主要吃米饭。茶和酒是常用的饮料。 住：城市居民住瓦房，农-民住茅屋，官-僚、地-主和富-商住园林式住宅。各种家具种类繁多，而且高脚家具广泛使用。 行：宋人代步的工具分为水陆两大类，主要有轿、车、马、骡、驴、牛、驮。大海船还有指南针。 饮食
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的现状 一、我国被拐及走失儿童的现状及特点： 现在很多人问过我，中国到底有多少失踪儿童，这个数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官方数据，但宝贝回家网站上现在已经登记了一万多例，可是宝贝回家现在只是个民间组织，很多人对他们并不了解，所以，在该网站上登记的数据也只是失踪儿童的一少部分，2008年宝贝回家到杭州组织过第一届全国寻亲大会，当时昆明市去了十二个家长，他们带去了一份262人的昆明市2001年到08年失踪的儿童的名单，当时我们在网站上核对了一下，只有四名儿童在我们网站上登记了，公安部公布了2014年打拐专项行动解救了四千多个被拐儿童，这些孩子中，只有十几个在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了登记，所以，宝贝回家现在网站上的数据应该与实际数据还有很大我差距，这个比例可能至少要加上几十倍，也就是说，我国的累计被拐儿童应该是数十万甚至过百万。 尽管从建国以后，我国对拐卖妇女儿童现象进行了几次专项打击，但拐卖儿童现象却是越来越严重，具体分析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从个人分散作案，到集团化拐卖儿童。从一个人拐了孩子后直接找买家到现在拐运销一条龙，甚至出现了一些专门批发被拐儿童的人贩子，从境内作案发展到跨国作案，从单纯的拐孩子传宗接代到强迫孩子做非法盈利活动，拐卖手法也从单纯的偷发展到明抢明夺，甚至为了拐卖儿童出现杀害儿童亲人的恶性案件。有一个案例，人贩子从陕西拐了孩子卖到河南，这个跨省拐卖案件从拐到卖，仅用了三个小时就完成了跨省交易过程，由此可见，现在人贩子的拐卖活动达到了非常专业的水平。 二、拐卖儿童的根源在哪里，打拐为什么越打越多，屡打不止？如何整治这种现象？ 1、我国养老保障不到位及生育基本国策的共同影响，使拐卖儿童现象逐渐增加。 我国的很多地区的妇女在生育了二胎以后，他们就会被强行做了绝育手术，而在农村都是靠养儿防老的，所以，家里没有男孩的这些家庭为了老有所依，就不惜一切代价买个男孩为自己将来养老做准备。当然也有一些一些残疾人，由于没有家庭，家里就会买个孩子给他们，留做以后给这些残疾人养老。 2013年广西5·19案件中解救的覃晓翔就是卖给了一个傻子当儿子，那个傻子傻到生活都不能自理，覃晓翔一直生活在傻子的妹妹家，他们打算等覃晓翔再长几年，能够做一些简单家务了，他们就让覃晓翔与那个傻男人生活在一起，照顾他的日常生活，负责为他养老送终，如果覃晓翔不是及时被解救，他的一生都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生活。 2、一些地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使一些地区购买女孩的现象加重。 近年来，由于一些地区重男轻女的影响，很多人在怀孕以后去做性别鉴定，如果检查出胎儿是女孩就打胎，结果致使很多地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而这些地区原有的女孩，很多长大以后到大中城市打工，他们在这些城市增长了见识也不愿意再回到偏远的山村去生活，所以很多农村的男孩长大以后娶老婆都是个难题，因此，有些精明人家就趁孩子不大，几千块甚至几百块就买回个女孩养着，等这个买来的女孩长到十几岁，就直接给自己的儿子当媳妇，这样，就比娶一个媳妇的成本低出很多。另外，有些地区流行娶媳妇收彩礼，而且彩礼金额非
宋朝服饰：宋代妇女头饰 宋代妇女的头饰和发式非常丰富，特别到了宋朝的后期，由于禁令松弛，妇女的头饰，尤其是贵族妇女的头饰就更加的绚丽多彩了。为了能使自己更加美丽，她们还在发髻的上下左右插上簪钗，常见的簪钗有鸟形、花形、凤形、蝶形等等。 冠梳是北宋妇女发髻上最有特点的一种装饰。冠梳种类繁多，其中有一种白角冠配合白角梳使用的冠梳是最流行的。冠是用漆纱、金银和珠玉等制成的，一般很大，有的冠长达三尺，有的和两肩一样宽，冠上插的梳子也很长，而且不止一把，这种装饰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宫中出现的，后来普及到民间，并成为妇女的一种礼冠。 宋朝妇女崇尚插梳，可以说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有的时候，由于左右插的梳子过多，在上轿或进门的时候只能侧着头进。这种情况还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对冠和梳的长度做了规定。这样，冠梳的奢靡情况才有所收获。但是一直到南宋的时候，妇女插梳的现象仍然是十分普遍的。 另外，宋代妇女还有戴花冠的习俗，她们头上除了戴冠，插簪以外，还插上各种各样的花，有的是鲜花，有的是假花。当时有一种叫“一年景”的花冠就是把四个时节的花齐备地插在冠上、很受妇女们的喜欢。宋代妇女戴的有白角冠、珠冠、团冠、花冠、垂肩等。在发髻上插上的有金、玉、珠、翠、花枝、簪子、钗、篦、梳等。发髻崇尚高髻，另外还有“不走落”(在头顶的发髻)、芭蕉髻(椭圆形的)、大盘髻、小盘髻、便觉、朝天髻、包髻等等。 《对镜理红妆图》·宋冠梳 戴花冠的宋代妇女（南薰殿旧藏《历代帝后图》局部） 宋代的贵族女子冠饰，在沿袭前世高冠、花冠的基础之上，冠的形状愈加高大，装饰也愈加丰富。其中冠高有达1米的，冠宽与肩等齐。冠后常有四角下垂至肩，冠的上面装饰有金银珠翠、彩色花饰、玳瑁梳子等。戴这种高大的冠饰坐轿子时，必须侧着头才能进轿门。 戴凤冠、穿衫裙、挂缨络的妇女（山西永乐宫三清殿壁画）
第九课：南宋的城市生活导学案【知识目标】 1.知道宋朝城镇的规模、特点、著名城市（开封、杭州、苏州、武昌）及《清明上河图》、瓦瓦舍勾栏。 2.了解宋代的基本衣食住行，以及娱乐、体育和传统节目的内容。【重点、难点】 宋代城镇规模的扩大变化的特点，及市民衣食住行和文化生活是重点。任何体会宋代城市生活是难点。 【课堂训练】 1.宋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大幅增加，南宋时，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是 A 杭州 B 泉州 C 广州 D 健康 2.宋代城市中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而且有固定的娱乐场所。这种娱乐场所的名字叫 A 民众乐园 B 瓦舍 C 剧院 D 茶馆 3.《水浒传》中，高俅因踢一脚好球而得到宋徽宗的赏识平步青云。这里的“球”指的是 A 蹴鞠 B 门球 C 马球 D 篮球 4.《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宋代哪个地区的商品经济的繁荣 A 汴京 B 杭州 C 广州 D 景德镇 5.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行》中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演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与此诗无关的是 A 宋代社会生活，B宋代乡村生活C 人们精神文化生活 D 宋代海外贸易 6.两宋时期的经济非常发达，与汉唐相比，宋元经济的发展特点是 ①经济重心移至江南地区，②商品经济活跃，出现了纸币③对外贸易频繁，转为海路为主④手工业部门已经有商标，广告意识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③④D ①②③④ 7.下列关于宋代生活描述错误的是A市坊不再截然分开B 麻布衣是大众所穿的衣料 C 北方人一粟麦为主食，南方人一稻米为主粮 D 城市居民多住在瓦房里，没有背椅和高桌子 8.在“瓦肆”里我们能做的或是能看到的是 ①看杂剧②观看踢球③欣赏京剧④用“交子”卖古玩，字画。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②④ D ②③④ 9.“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王安石
浅析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的犯罪现状、成因及其预防 拐卖妇女、儿童罪是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自建国以来，我国对拐卖妇女儿童现象进行了几次专项打击，但拐卖儿童现象却久经打击而不绝，并呈现出以下新特点：从个人分散作案到集团化拐卖儿童；从境内作案发展到跨国作案；从单纯的拐孩子传宗接代到强迫孩子做非法盈利活动；拐卖手法也从单纯的偷发展到明抢明夺，甚至为了拐卖儿童出现杀害儿童亲人的恶性案件，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为了预防和惩罚这种犯罪，《刑法》中除了规定了拐卖妇女、儿童罪以外，还规定了收买赦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和聚众阻碍解救收买的妇女、儿童罪等相关犯罪。但是，由于这些犯罪情况复杂以及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严厉的刑罚并不能铲除滋生犯罪的社会土壤，因此，拐卖犯罪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不仅要从法律上预防，还应当从社会中打击，进一步遏制这一严重侵犯儿童身心健康的犯罪。 一、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历史沿革 拐卖儿童罪的前身是1979年刑法中规定的拐卖人口罪。拐卖人口行为在旧中国曾经非常猖獗。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府的严厉打击，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现象基本绝迹。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80年代初，拐卖人口犯罪数量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并开始出现拐卖儿童犯罪。基于严重恶化的治安形势，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3年9月2日做出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拐卖人口犯罪被列为“严打”重点，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 1985年以后，随着“严打”活动接近尾声，人口贩卖现象又出现强劲反弹，直至1990年仍然增势不减。针对这种严峻的形势，1991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对1979年刑法中规定的拐卖人口罪做了重大修改与补充。根据司法实践中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大量发生的现状，将拐卖人口罪修订为拐卖妇女、儿童罪，并规定了更为严厉的刑罚，增加了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由此展开了对“人贩子”的又一轮严厉打击。1997年修订刑法时，拐卖儿童罪及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被纳入刑法，基本延续了“决定”的内容。2000年3月20日，公安部、司法部等6个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关问题的通知》，又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内规模空前的打拐战役。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初，打拐连续进行了四次，成效显著。2000年以后的数据显示，拐卖妇女儿童案件数量直线下降，每年有2000起左右。然而，2007年至今，拐卖犯罪死灰复燃，很多地方还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二、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的现状 （一）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的状况 近年来，我国被拐卖儿童的数量逐年攀升，数目惊人，这使得拐卖儿童罪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拐卖儿童犯罪摧残人性，践踏公序良俗，严重侵犯被拐卖儿童的人身权利，致使许多家庭骨肉分离、家破人亡，并由此引发一系列 社会问题。因此，要求严惩拐卖犯罪、保障孩子安全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对于拐卖儿童犯罪，我国始终保持“严打”的高压态势。自1991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以来，我国侦破并依法处理了一大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根据有关数据，2008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1353件，比2007年上升9.91%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2161人，同比增长11.05% ，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的1319人，同比增长10.1%，重刑率为61.04%，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的重刑率45.27%。2009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妇女、儿
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与作用要了解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认识家庭中的女性都包括什么。它包括：祖母、外祖母、母亲、媳妇、女儿等。对于已婚女性来说，她在家庭中身兼母亲和妻子的双重重要角色，对家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是很多人都说，女人在家不就是做做家务、带带孩子么，很多女人也这样认为，从思想上就忽略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真的是这样么？真的只是带带孩子做做家务这么简单么？其实不然，我从下面几个方面分析一下，就能看出，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简单的概括就是女性是构建和谐家庭的基础力量 社会如大海，家庭像港湾，女性是港湾的守护者。老人要在此安度晚年，孩子要在此培育成长，事业之舟要在此补充给养、维护修整。女性作为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青少年教育中，家庭与学校的教育责任同样重要。家庭教育是“人之初”的教育，是生活化的教育，母亲是孩子性格、习惯、品格的教导者和示范者。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女性作为妻子、作为人母，以往更多地承担家务劳动，而新社会、新形势下的现代家庭，对女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女性的家务必须从传统的“围绕灶台转”赋予新的内容，让有知识、有道德、有修养的女性引导家庭成员自强自立、积极进取，以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构筑幸福美好的生活、精神充实的具有较高生活层次的现代家庭，女性便成为构建和谐家庭的基础力量。具体分析一下： 一、女性是家庭稳定的重要保障者。 家庭的主要关系就是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而女性在这些关系中均占很大比例，所以一个家庭的稳定与否，某种意义上取决于女性作用的发挥。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夫妻关系默契，必然会为子女心理，生理及智力发展营造融洽的和谐家庭氛围。反之，子女的方方面面就会遭受不良影响。 二、女性是对子女进行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和实施者。 我们从古今中外的家庭事例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一个人的成长、性格的养成、人生价值观的培养，跟母亲（包括继母）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当然也包括生活在一起的祖母或外祖母的影响。但主要是来自母亲的影响。 可是如果继续深入追究下去，这个所谓的母亲，其实当初也是一个女孩子而已，也是一个生活在母亲影响之下的女儿、一个小女孩。也就是说，今天的一个母亲，当她还是一个女儿的时候，就已经在接受她的母亲的影响了。 不仅如此，一个还没有自己孩子的女人、女孩、女子，在没有成为母亲之前，她就已经在成长为一个合格的或不合格的母亲了。也就是说，一个女孩成为什么样的母亲，并不是从生孩子那一刻开始的，而是这个女子过去所有年月的人生修养的总的结果，就是她今天的这个样子。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因为他有一个慈悲助人的母亲。 爱迪生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发明家，因为他有一个自信自强乐观的母亲。 拿破仑希尔之所以成功学的鼻祖，因为他有一个民主平等爱心的继母。 家庭是塑造人，教育人的第一所也是最重要的一所学校。《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家庭是人们接受道德教育最早的地方。”而母亲由于其双重身份，其作用又是最重要的。母亲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中国有句俗话“看孩子，先看娘”，可见母亲对孩子的有着其极其巨大，深刻、久远的影响，而且对孩子的智力、意志、情感、品性等方面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可见，母亲的教育、教化直接影响下一代的成材与否。 三、女性是家庭成员情感的呵护者和治疗者。 家庭永远是人情感的栖息地和避风港。家庭所提供的特有的温馨和谐氛围是家庭成员身体、
?【法规标题】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 ?【颁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 ?【发文字号】法发〔2010〕7号 ?【颁布时间】2010-3-15 ?【失效时间】 ?【法规来源】https://www.doczj.com/doc/ac11619898.html,/paper/html/2010-04/02/content_6807.htm ?【全文】 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 法发〔2010〕7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印发《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 为加大对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现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为加大对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力度，贯彻落实《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就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1.依法加大打击力度，确保社会和谐稳定。自1991年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以来，侦破并依法处理了一大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犯罪分子受到依法严惩。2008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1353件，比2007年上升9.91%；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2161人，同比增长11.05%，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至死刑的1319人，同比增长10.1%，重刑率为61.04%，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45.27个百分点。2009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1636件，比2008年上升20.9%；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2413人，同比增长11.7%，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至死刑的1475人，同比增长11.83%。 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在部分地区有所上升的势头仍未得到有效遏制。此类犯罪严重侵犯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身权利，致使许多家庭骨肉分离，甚至家破人亡，严重危害社会和谐稳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从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出发，进一步依法加大打击力度，坚决有效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上升势头。 2.注重协作配合，形成有效合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提高案件办理的质量与效率，保证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切实做好有关案件的法律援助工作，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各地司法机关要统一思想认识，进一步加强涉案地域协调和部门配合，努力形成依法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整体合力。 3.正确贯彻政策，保证办案效果。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往往涉及多人、多个环节，要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综合考虑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依法准确量刑。对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组织策划者、多次参与者、拐卖多人者或者具有累犯等从严、从重处罚情节的，必须重点打击，坚决依法严惩。对于罪行严重，依法应当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要注重铲除“买方市场”，从源头上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坚决依法追究。同时，对于具有从宽处罚情节的，要在综合考虑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的基础上，依法从宽，体现政策，以分化瓦解犯罪，鼓励犯罪人悔过自新。 二、管辖 4.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依法由犯罪地的司法机关管辖。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犯罪地包括拐出地、中转地、拐入地以及拐卖活动的途经地。如果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司法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司法机关管辖。 5.几个地区的司法机关都有权管辖的，一般由最先受理的司法机关管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人数较多，涉及多个犯罪地的，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或者主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司法机关管辖。
宋代妇女地位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继唐之后又一个经济繁、文化发达、思想活跃的朝代。在这一时期,历来为儒学礼教所提倡的价值尺度——包括阶级、婚姻、贞节等,在社会上产生了动摇,人们的思想呈现了一种特有的开放趋势,这种开放趋势反映在妇女身上更为突出。宋代妇女,离婚、再嫁等方面都体现了历代少有的自由,这种自由,一方面是宋社会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为妇女放开手脚、展示才华、为宋社会的发展繁荣作贡献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本文试图通过对宋代的离婚、再嫁进行阐述、分析,说明宋代妇女并非一般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被紧紧禁锢在封建儒教理学的樊笼中死气沉沉、毫无生气,而是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其地位也曾一度得到提高。 1宋律对离婚的规定 总的来说,中国封建社会,对婚姻不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有着种种规定和限制,特别是离婚,一直为封建礼教所不容,其条件则更为苛刻。但离婚既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存在,因此,不同时期的各朝代在法律上对离婚又作出了各不相同的管理和规定。在宋代,由于经济的繁荣,市井生活的丰富多彩等原因,一般说来,宋人对离婚态度是宽容的。宋代法律从来就不曾禁止过妇女离婚,而只是在离婚的形式上作出一些笼统的规定。宋律一般沿袭唐制。 《唐律·户婚》把离婚分为三种形式:其一“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其二“诸犯又绝者,离之。”其三“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伏,而出之者,徒一年半,虽犯七出而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可见,唐律中的离婚条例也包含有比较开明的成份。 在这方面,宋律除了尚用唐律外,也根据现实需要作了许多补充。《宋刑统·户婚律》规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这是为维护封建礼教而定的,封建社会下,子女对长辈必须无条件服从,反映在婚姻上亦不免,法律上也大力维护这种制度。另在“同姓及外姻有服共为婚姻”条中对同姓为婚、缌麻以上为婚,同父异母兄妹为婚等婚姻现象均加以禁止,以离婚处理。这种规定显并不完全科学,但它在一定程度上禁止了近亲为婚,仍不失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和娶人妻”条中“诸和娶人妻及嫁之者,各徒二年,妾减二等,各离之。”“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另外,宋律对奴娶良人为妻、户令,州县娶共部下百姓为妻、监临官娶所监临妇女为妻以及娶逃亡妇女为妻、婚嫁妄冒等皆予离婚处理或杖责或流徙。 宋律对离婚的规定大体如此,可见宋代的婚姻立法并没有对离婚作出比之前后代更为过分不合理的规定,虽然在这些法令中,仍含有不少局限性和不合理性,但总的来说,宋律中并没有一条是禁止离婚的,说明宋统治阶级对离婚的态度是比较开化的。
宋辽金夏习俗史之宋代物质生活习俗 发布时间：2009-6-6 阅读次数：91 字体大小: 【小】【中】【大】 宋代物质生活习俗 （一）食俗 民以食为天，饮食对人身体健康关系至为重要，合理的饮食可以促进人的健康，增加人对疾病的抵抗能力。良好的烹调方法，可以防止病菌和有害物质侵入人体，还可以保持食物的营养成分，并且增加食物的鲜美。饮食关系着民族的发展。饮食文化体现了人类的文明，各民族、各地区、各历史阶段人们都有不同的饮食习俗，饮食习俗也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 宋朝经济发展，都市繁荣，饮食文化也有很大发展。北宋都城是东京汴梁（今开封），地处中原，盛产小麦，且在黄河之滨，鱼类丰富。地理条件决定了北宋都城人以面食为主食，以各种肉类和蔬菜为副食。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都城食店，多是旧京市人开张（《都城纪胜》）。饮食方面既具有北方带来的特点，又融汇了南方饮食的习俗，呈现了南北合流的特色。吴自牧《梦梁录》卷十面食店一条有说明：向者汴京开南食面店，川饭分茶（饭店），以备江南往来士人，谓其不便北食故耳。南渡以来，几二百余年，则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宋代统治阶级，尤其是南宋统治阶级讲究享乐，使宋代饮食更趋于精美、丰富、奢华。 宋代主食花样品种很多，除了饭食以外、更有面食、■■、馄饨、米面，还有从食，包括各种饼，各种馒头、包子等，另外还有各种粥。根据《东京梦华录》卷二、卷三，《梦梁录》卷十六、《武林旧事》卷六、《增补武林旧事》卷八等所提供的材料，我们把宋代主食分列于下： 面： 晻生软羊面桐皮面大燠面（《东京梦华录》卷二） 猪羊盒生面丝鸡面鱼桐官面盐煎面斋面面筍淘面 插肉面 三鲜面胡蝶面笋拨肉面血脏面炒鸡面大麃面 子料浇虾燥面（《梦梁录》卷十六） ■■ 馄饨粥 拔刀鸡鹅面家常三刀面大熝■■大燥子料浇虾■■燥丝鸡■■三鲜■■丁香馄饨（《梦梁录》卷十六） 七宝素粥五味粥糖豆粥糖粥馓子粥绿豆粥六） 各种菜面（《都城纪胜》） （《梦梁录》卷十六） 栗米粥糕粥肉食粥（《梦梁录》卷十 饭： 石髓饭 大骨饭 泡饭 软羊浙米饭（《都城纪胜》） 麸笋羹饭菜羹饭 （《梦梁录》卷十六） 馒头： 荷包白饭随饭（《东京梦华录》卷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的三起典型案例 目录 1.吕锦城故意杀人、拐卖儿童、黄高生拐卖儿童案 2.何聪拐卖儿童案 3.李中梅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案 案例1 吕锦城故意杀人、拐卖儿童、黄高生拐卖儿童案（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吕锦城，男，汉族，1985年7月17日出生，农民。 被告人黄高生，男，汉族，1965年9月5日出生，农民。1988年4月6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1991年1月7日刑满释放。 被告人吕锦城、黄高生为拐卖儿童牟利，密谋偷盗被害人黄金花（殁年26岁）刚出生不足8个月的男婴黄某某，并商定如被发现就使用暴力抢走婴儿。后二人为此进行了踩点，并准备了撬门和行凶的匕首、啤酒瓶等物，黄高生通过潘荣国（同案被告人，已判刑）联系了买主。2008年9月2日3时许，黄高生骑摩托车载吕锦城到福建省南安市罗东镇罗溪村黄金花家屋外，由黄高生在屋外接应，吕锦城潜入黄金花和黄某某的卧室。黄金花和黄金花的奶奶戴术治（殁年75岁）发现后呼救。为制服被害人以抢走婴儿，吕锦城持匕首先后捅刺黄金花和戴术治，致黄金花失血性休克死亡，戴术治因右颈静脉离断致失血性休克并脑功能障碍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后二被告人抢走男婴黄某某，将其以37000元卖出。 （二）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被告人吕锦城与黄高生以出卖为目的，绑架儿童，其行为均构成拐卖儿童罪；吕锦城在实施绑架行为时，持刀捅刺，致两名被害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罪行极其严重，应数罪并罚。黄高生所犯拐卖儿童罪造成两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但没有与吕锦城共谋杀人，亦未具体实施杀人的行为。据此，依法以拐卖儿童罪判处黄高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吕锦城死刑，以拐卖儿童罪判处其无期徒刑。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罪犯吕锦城已于日前被依法执行死刑。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ac11619898.html, 宋代妇女奁产权研究 作者：杜洋洋 来源：《学习与科普》2019年第22期 摘要：奁产，即女方嫁妆，是女方家为新婚夫妻提供的财物，随女子嫁到夫家。根据具 体情况，宋代妇女对奁产的权利有所不同，本文试以寡妻为中心考察宋代妇女奁产权，这对于了解宋代女性状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宋代;奁产权;妇女 《宋刑统》明确规定：“诸应分田宅者，及财物，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1]妻财即奁产独立于夫家其他财产，不在分家范围内，属妻子和丈夫建立的小家庭私有。“在法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又法妇人财产，并同夫为主，”用奁产等物置办的家产，亦仅属于夫与妻所组成的小家庭特有，且以夫为主。那妻子在丈夫去世后将怎样处置这份“同夫为主”的奁产呢？宋代对此并没有明确法规，只能在个别案件中根据不同情况具体分析。 一、守节 妻子在丈夫去世后为夫守节，不再出嫁，就能替代亡夫地位成为小家庭的家长，并承担亡夫所有义务，“有夫死子幼，而能教养其子，敦睦内外姻亲，料理家务，”[2]即教养子女、敦睦姻亲、料理家事、照顾老人等。作为回报，妻在守节时就获得了对亡夫遗产（包括奁产）的继管权。 有子守节寡妻拥有对奁产的处置权。《宋刑统》规定“兄弟之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法主体，则诸子均分”，如有子，其子才是亡夫财产的合法继承人，并不是寡妻本人。但在宋代现实社会，这种律法并没有真正实现。丈夫去世后，寡妻成为小家庭家长，法律意义上虽规定子可继父财，但他只是名义继承，并未在真正意义上继承，家产还掌握在寡妻手中。“凡是同居之内，必有尊长，尊长在，子孙无所自专。若卑幼不由尊长，私辄用当家财物者，十匹答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如子擅自处置家财，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可见，寡妻作为家庭中的尊长，对奁产和其他家产有很大处置权。 守节寡妻即使无子，亦可承分夫家旧产，“寡妻妾无男者，承夫分。若夫兄弟皆亡，同一子之分。”[3]宋代法律规定夫死后财产由其子继承，并非由寡妻继承，除非夫妇二人无子，寡妻才能继承亡夫遗产。[4]无子守节寡妻可继承包括奁产在内的全部夫家财产，但不能随意处置，“诸寡妇如无子孙，擅典卖田宅者杖一百，业还主，钱主、牙保知情与同罪。”[5] 可見，寡妻守节，不论是否有子，都能继承包括奁产在内的所有夫家财产，即享有嫁妆奁产的所有处置权。 二、归宗
宋朝服饰色彩分析 多姿多彩的唐代没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宋代。政治上的保守，“程朱理学”的思想禁锢，“焚金饰、简纹衣”使得宋代服饰不再奢华艳丽，而是趋于质朴简洁。事实上，其服色、服式多沿袭了唐代，但这一时代的服饰将以前（南北朝至唐代）的影响已完全有机地吸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与传统融合得更好、更自然。由于理学逐步居于统治地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人们的美学观点也相应变化，在服饰上的反映尤为明显，整个社会舆论主张服饰不应过分豪华，尚简朴，尤其是妇女服饰。 (1) 皇帝服饰色彩 黄色仍为皇帝的专用服色。宋代皇帝服饰有大裘冕、衮冕、通天冠服、履袍、衫袍、窄袍、御阅服等。大裘，青表里，黑羔皮为领、，朱裳，被以衮服。衮服青色，七章，红裙五章、白罗中单、金龙凤革带，红袜赤舄。皇帝朝服仅次于冕服，是皇帝在大朝会、大册命等重大典礼时穿着的服饰，相当于群臣百官的朝服。所穿纱袍用绛色，衬里用红色，领、袖、襟、裾均缘黑边。下着纱裙及蔽膝也用绛色。颈项下垂白罗方心曲领一个，腰束金玉大带，足穿白袜黑舄，另挂佩绶。皇太子在大典礼时也穿这种服装。（图一为皇帝朝服） 图一皇帝朝服 皇帝服饰色标： (2) 皇后服饰色彩 宋代皇后礼服——这种服饰穿礼服、戴龙凤珠翠冠，是宋代皇后最贵重的服饰，平时很少穿着，只在受皇帝册封或祭祀典礼时服用。其制为深青色的“织成”（一种织物的名称）、五彩翟纹。领、袖、裾均是红色镶缘，上缀云龙纹样。穿着这种服装，头上必须戴凤冠，内穿青纱中单，腰饰深青蔽膝，下穿青袜青舄。
（图二为皇后礼服） 图二皇后礼服皇后服饰色标： (3) 宫廷男性（官吏）服饰色彩 宋代诸臣百官服饰，有祭服、朝服、公服等。百官公服宋代也称常服。百官常朝视事，皆穿公服，唯在祭祀典礼及隆重朝会时穿着祭服或朝服。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色，五品以上服朱色，七品以上服绿色，九品以上为青色。北宋神宗年间改为四品以上为紫色，六品以上为绯色，九品以上为绿色。凡绯紫服色者均加佩鱼袋。（图三为官吏公服）
论拐卖妇女儿童罪既遂标准 摘要：我国的79刑法在第141条规定了拐卖人口罪，91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对《刑法》进行补充修改, 增设了拐卖妇女、儿童罪。对于《决定》中的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既遂问题已经产生了争议。笔者在总结理论上争议的基础上，对于各家看法进行分析，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拐卖既遂行为犯 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二款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罪，刑法理论界中有着很大的争论，不仅仅对于其犯罪对象的争论，对其既遂未遂的标准也各有说辞。 一，理论上对于既遂的标准的争论： 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1997 年《刑法》第240条的规定，只要行为人主观上以出卖为目的，实施了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这6 种行为之一的，均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由于这6 种行为的性质不同，因此，其既遂形态的判断标准也不完全一致。在这6 种行为中，拐骗、绑架和收买行为属于手段行为，只要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置于行为人的控制之下即应认定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既遂；中转和接送行为属于中间行为，实施中间行为的，应以行为人将被害人送到指定地点或交给指定人员为既遂；贩卖行为属于结果行为，实施结果行为的，应以行为人将被害人贩卖出手作为判断本罪既遂的判断标准。1 第二种意见认为，拐卖妇女、儿童罪是行为犯而不是结果犯，应以行为人行为的完成作为本罪既遂形态的判断标准。在单独犯罪或者简单的共同犯罪中，行为人实施手段行为如拐骗、绑架、收买的，应以行为人实际控制被害人为既遂标准；行为人只实施结果行为即贩卖的，应以贩卖出手为既遂标准。在复杂的共同犯罪中，应以手段行为的实际完成即被害人被实际控制为本罪既遂形态的判断标准。中间行为如接送、中转是以其他犯罪人已经实际控制被害人为前提的，因此，中转、接送行为本身无所谓犯罪既遂与未遂。2 第三种意见认为，在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既遂形态进行判断时，应当结合1997 年《刑法》第240 条对本罪构成要件的规定进行具体分析。从1997 年《刑法》第240 条第2 款的规定可以看出，本罪是行为犯，应以法定行为的完成作为犯罪既遂形态的判断标志。因此，行为人只要以出卖为目的，实施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或者中转妇女、儿童行为之一的，无论被害人是否被卖出，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是否已经达到，均齐备本罪的全部构成要件，从而成立本罪的既遂。3 1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典型案例评析及法律法规精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年版，第230~233 页；刘宪权主编：《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法律对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163 页 2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 年版，第890 页。 3陆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既遂与未遂》，载《人民法院报》2001 年2 月13 日；王明主编：《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年版，第143 页；周道鸾、张军主编：《刑法罪名精释———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罪名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