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多余人形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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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的特点和意义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是一个重要的艺术构成,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对这个形象的描绘和刻画,作家们表达了许多深刻的意义和思考。
这篇文章将以揭示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特点和意义为主线,通过举例分析,探讨多余人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表达的内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多余人形象的特点。
多余人形象常常指的是社会中边缘化的群体,他们在社会中无法找到自己的地位和意义。
他们可能是生活在贫困中的底层人民,也可能是受到排挤的知识分子,亦或是身份不明的流浪汉等等。
他们通常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生活状态困顿、孤独寂寞。
他们的存在常常被社会所遗忘,他们的命运往往是孤独和无望的。
在《罪与罚》这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现了一个典型的多余人形象:主人公罗迪昂·罗斯托夫。
罗迪昂原本是一个有前途的学生,但因为贫困和所谓的“多疑症”,孤立自闭,最终陷入了犯罪的漩涡。
他在社会中既不被接纳,也无法接触到像样的工作机会,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物。
罗迪昂的命运代表了社会对于多余人的冷漠和漠视,也揭示了社会对于弱势群体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帮助。
多余人形象在《钦差大臣》这部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描绘。
作品中的多余人形象是主人公切尔里科夫,他是一个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地位的人,整日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
切尔里科夫经常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成为社会中不被重视的存在。
切尔里科夫的形象让人们看到了社会中许多被边缘化的人们,他们没有奋斗的目标,没有充实的生活,他们只是一个多余的存在。
多余人形象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社会中的不公平和边缘化现象,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样的形象的刻画,提醒人们对于社会中边缘群体的关注和关怀。
多余人形象是作家们对社会中虚弱群体的关怀和呼唤,是对人们共情和同理心的唤起。
通过揭示多余人的命运,作家们希望唤起社会对于这些人的关注,改变社会对于边缘群体的态度和偏见,使他们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帮助。
多余人“多余人”的精神个性“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主要产生于二十至五十年代的俄国贵族革命时期。
当时,一些受过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具有较高天赋和才华的贵族知识分子,既不满上流社会的腐败,愤世嫉俗,又无力与本阶级决裂;既有朦胧的追求,希望有所作为,又脱离人民,远离革命,结果,在碌碌无为中虚度一生,成为“既非孔雀,又非乌鸦”的“多余人”。
“多余人”形象主要有普希金《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皮却林、屠格涅夫《罗亭》、《贵族之家》中的罗亭和拉夫列斯基、赫尔岑《谁之罪》中的别尔托夫、涅克拉索夫《萨沙》中的阿加林、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
这些“多余人”形象不仅是十九世纪前半期俄国文学的中心主人公,而且是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重要角色,是世界文学画廊中的珍品。
苦闷忧郁、愤世嫉俗的奥涅金奥涅金患上了不治之症,到如今这种病原因不明,跟英国的Spleen(忧郁症)有点相象,正是所说的俄国式忧郁病。
现在总该查一查病源,不过,他没有自杀倒算万幸。
他不想尝尝子弹的滋味,但是对人生早已是心灰意冷。
跟哈罗德一样忧郁苦闷,无精打采,出入于客厅。
无论是社交界的流言蜚语,还是波士顿或是秋波送情,以及有失礼貌的高声叹息,这一切他都是无动于衷。
……于是,他又无所事事了,内心里感到无限空虚,坐下来汲取别人的智慧,俗话说得好:展卷有益。
架上摆满一排排图书,他读了又读,了无头绪:有的枯燥乏味,有的谎话连篇,有的昧着良心,有的毫无意义,本本都带着受束缚的烙印,古书陈腐,新书更加陈迹。
就象抛弃那些女人一样,从此搁下书,如行丧礼,用黑色塔夫绸蒙上书架,连同上面那些尘封的书籍。
我跟他一样,远离闹市,抛开社交界的缛礼繁文,彼此情投意合,结为至交,我喜欢他的性格超群:常常于无意中陷入幻想,头脑冷静,智慧过人,连他的怪癖也不可模仿。
……我们倾吐积愫,置腹推心,谈得投机,津津有味。
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形象在文学理论中指语言形象,即以语言为手段而形成的艺术形象,亦称文学形象。
它是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特殊形态。
下面是店铺整理的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欢迎大家分享。
“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主要产生于二十至五十年代的俄国贵族革命时期。
在当时,一些受过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具有较高天赋和才华的贵族知识分子,既不满上流社会的腐败,愤世嫉俗,又无力与资产阶级决裂;既有朦胧的`追求,希望有所作为,又脱离人民,远离革命。
结果,在碌碌无为中,虚度一生,成为“多余人”。
这些“多余人”形象不仅是十九世纪前半期俄国文学的中心主人公,而且是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主要角色,是世界文学画廊中的珍品。
奥涅金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
在普希金的文学作品中,他是一个“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也“永远不能站在人民方面”。
他的灵魂空虚,缺乏毅力和恒心,也没有实际工作能力,认为是贵族生活养成了他的恶习。
腐朽黑暗的社会使他找不到生活的方向。
简言之,相对于俄国社会的环境而言,他是“多余”的。
然而,我们谁都不敢对我们的生存环境大声宣布“本人必不可少呢”历史的脉搏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或缺而停止跳动。
奥涅金的形象是俄国贵族革命时期开始觉醒又找不到出路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一方面,他受到欧洲民主思想的启蒙,具有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品格和气质都高于周围的贵族子弟,同时,他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现实社会看不到出路和希望,所以,他不会与社会反抗,苦闷,彷徨、忧郁、痛苦对生活极端的冷漠。
另一方面,他希望可以改变现状,但又不可能与社会决裂,所以,他不会与社会反抗,对生活态度是消极的逃避。
总之,他既不愿意与贵族同流合污又不能站在农民这一边,成了一事无成的“多余人”,脱离了人民群众。
奥涅金之所以是奥涅金,在于他所产生的“多余感”。
高度发展的智力找不到自己生存于世的理由,上流社会穷奢极欲,又俗不可耐,爱情不过是虚情假意,书本上写满了无聊与欺骗,生活所显示ide虚幻进而使他超越了本身生活,去思索生命的意义,但他找不到答案,他成为了一个怀疑主义者,奥涅金的“多余感”正是根植于其内心深处的怀疑主义,他失去了生命的热情和生存的勇气。
文艺理论55摘要:“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典型的人物形象,每一个“多余人”都有其特殊性,研究多余人形象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多余人;俄国文学;特殊性一、“多余人”形象及典型特征“多余人”一词源自于俄罗斯19世纪文学,是对当时一种文学形象的命名,它代表的是俄罗斯19世纪文学中典型的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
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奥勃洛摩夫是俄罗斯文学史上典型的“多余人”形象,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俄罗斯社会不断地变化,使他们每一个人都变得独一无二。
二、“多余人”的特殊性1.人生观不同叶甫盖尼•奥涅金对身边的事情无动于衷,什么也提不起他的兴趣,因为厌恶上流社会而来到乡下,但是不久后又对身边的一切产生了厌倦。
他患上了一种叫作忧郁的病、,内心空虚,他读书、写字,汲取别人的知识,试图过一种新的人生。
面对人生的选择,奥涅金选择的是逃避,而不是勇敢地面对事实,从城市逃到乡村,从乡村逃到国外,他一生都在追求可以让自己奉献一生的事业,可终其一生都没有找到。
相比于奥涅金生活的年代,19世纪30年代尼古拉的统治更加残酷,在残酷的环境下毕巧林审视自己,毕巧林人生价值的主要取向是利己主义,其他人的存在对于毕巧林来说没有多大意义,为了得到贝拉不惜使用卑劣的手段,因此让阿扎马特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对待自己的好朋友马克西姆也特别冷淡,在与马克西姆分别时头也不回地离开,他总是在不知不觉中伤害着身边的人。
但是与奥涅金、罗亭等不同的是,毕巧林一生都在自我批评,他的行为恶劣,但是思索却深刻,他的内心存在着两个自我,一个是“作恶”的自我,一个是对“作恶”的自我审视的“除恶”的自我,他的一生都在与命运做抗争,这支撑着他活下去。
而在罗亭的语言中,更多地是对民族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命运的关注,他将自己人生价值的体现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绑在一起。
罗亭曾经创办农业、水利、教育等二十多项事业,虽然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是罗亭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罗亭可以为人民的利益放弃自己的利益,这与奥涅金追求自身的价值,甚至毕巧林的利己主义是完全不同的。
摘要:19世纪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
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和奥勃洛摩夫是这一系列形象的典型代表。
作为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
“多余人”作为一个人物系列,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环境,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
然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共性。
本文着重分析“多余人”形象共同特征以及他们的发展变化规律。
关键词:多余人共同特征发展与演化现实意义正文:19世纪上半叶,西欧各先进国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而俄国封建农奴制内部,新的资本主义已经萌生,同时,农民起义、暴动风起云涌,专制的危机已渐露倪端,农奴制度的崩溃已不可逆转,1812年反抗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民族意识普遍觉醒,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对专职农奴制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日益高涨。
在这种情势下,贵族青年中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分化:一部分人渴望为祖国做一番事业,要求改变现存制度,这些人就是十二月党人;另一部分人仍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企图永久保持贵族特权地位;而第三种人则是贵族青年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感到时代的风暴即将来临,不甘心和贵族阶级一道灭亡,但阶级的局限又使他们没有勇气与能力去参加革命斗争,也看不见社会发展的前景,因此终日彷徨苦闷、焦躁不安,即染上了当时人们所说的“时代的忧郁病”,这一类人也即我们所谓的“多余人”。
“多余人”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中,后来被俄罗斯文学界和批评界用来称谓具有类似奥涅金的性格气质和历史命运的那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
“多余人”之多余是指贵族知识分子相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而言,他们具有思考能力,智慧过人,但却无法脱离他们委身于其中的社会现实并采取行动,或者,按照赫尔岑所说,他在其安身立命的环境中时“多余的人”,他并不具有从这种环境中脱身出来的一种坚毅的性格的必要力量,他们收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善于独立思考,对社会、生活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都试图发现生活的真理和寻找内心的和谐与自由,但是屡屡受挫,以至于无法适应现实生活而被现实生活拒之门外。
一.普希金作品中“多余人”形象研究俄罗斯19世纪的伟大作家普希金创作了很多优秀作品,而他的作品中关于“多余人”形象特征的概括也被诸多研究者所接受。
文章将从普希金的几部作品中去分析,探讨“多余人”形象是怎样产生的,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
关键词:多余人;普希金;俘虏;阿乐哥;奥涅金一、“多余人”的出现及其特征(一)“多余人”的出现普希金开创了“多余人”的先河,最为典型的“多余人”形象就是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叶普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
此外,在奥涅金这一成熟形象诞生前,普希金在自己浪漫主义长诗《高加索的俘虏》及《茨冈》中也出现了“多余人” 形象。
1850年,屠格涅夫发表了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小说中的细腻描写使得“多余人” 这一形象真正的广为流传。
还有赫尔岑《谁的罪过》中“别尔托夫”,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等等。
总之,“多余人”那种暴躁和不安,又无法挣脱这个社会,长期处于苦闷中所形成的性格就成了俄国一代青年精神的写照。
(二)“多余人”的特征“多余人”这种人物类型,他们产生背景大致是相似的,在新旧文化撞击下,人们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命运,寻求出路却不得。
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不满足于社会现实,渴望有所作为又找不到正确的方向,没有行动的勇气,长期在苦闷中生活,因此就成为了“多余人”。
所谓的“多余人”面临的困难就是“对异质文化或完全认同,或是完全抗衡,或是认同后复归,完成两种文化的融合,而多余人就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找不到位置的人物形象表达。
”他们虽然出身于贵族,却厌恶上流社会,他们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个社会,尽管感受到空虚,又无法摆脱自身所处的困境,很少采取行动。
“多余人”感受到周围环境的压抑,他们渴望自由,积极地寻找出路,但是又缺乏理想和追求,个人愿望也就无法满足,因此陷入苦闷之中。
他们渴望有所作为,也实行过某些改良和变革,但是遇到困难就泄气了,开始疏远人民,最终一事无成。
二、《高加索的俘虏》中的“俘虏” 19世纪初,俄国社会动荡不安。
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的共同特征和发展演变摘要:文学与时代密切相联, 这是俄罗斯文学的传统。
这一传统到了十九世纪俄国作家手中更推向了高潮。
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学真实地记载了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全过程, 并且塑造出了不同时期的典型形象系列。
其中“多余人”的形象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独特的形象系列, 他充分体现了贵族革命阶段贵族知识分子的特点。
这组形象的出现, 是世界文学中特有的现象, 也是俄国社会生活的必然反映。
关键词: 俄国文学“多余人”贵族知识分子“多余人”是俄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一类特有的文学典型。
从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开始, 以后又有莱蒙托夫长篇小说《当代英雄》里的主人公毕巧林,赫尔岑的长篇小说《谁之罪?》里的别尔托夫,屠格涅夫著名小说《罗亭》里的主人公罗亭及冈察洛夫的小说名篇《奥勃洛摩夫》里的主人公奥勃洛摩夫等等, 这些著名的文学人物全是“多余人”形象的代表。
作为19 世纪俄国贵族革命时期的产物, 在“多余人”系列画廊中, 这些人物形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与连续的发展轨迹。
一、“多余人”“多余人”诞生于19 世纪前半期的俄国。
当时, 西欧各先进国家, 已进入资本主义胜利确立的时代, 而俄国封建农奴制内部, 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生。
同时, 农民暴动风起云涌, 农奴制度的崩溃在所难免, 专制政体的危机已渐露端倪。
1812 年反抗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 大大促进了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 有文化、有头脑的人开始放眼世界、反省自身。
同时, 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启蒙主义思想以及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影响和推动下, 俄国解放运动的贵族革命形势出现了, 由此引发了贵族青年深刻的阶级分化: 极少数最先进的爱国的仁人志士, 迫切要求彻底改革农奴制度, 强烈渴望改变祖国和民族的落后状况; 他们开展秘密的革命活动, 甚至公开站出来同强大的沙皇专制政权进行英勇的斗争, 其最杰出的代表就是著名的“十二月党人”, 以及被列宁称为“革命家”的赫尔岑等。
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1.所谓“多余人”指的是什么?2.刻画“多余人”形象的主要作品。
3.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意义。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
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
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
他们很是心仪西方的自由思想,他们也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又是大贵族和权势者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与底层人民相结合以改变俄国的现状。
在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1850年屠格涅夫的作品《多余人日记》中,作品写的是主人公丘尔卡图林生活中一事无成,爱情失意,疾病缠身,到了死亡临近的时候,他只能沉湎于对着日记自我倾诉自己的苦恼(即他只是生活在自己内心世界的人,一个脱离实际生活的人,所以他成为实际生活里的“多余人”)屠格涅夫是一个对现实生活观察非常敏锐的现实主义作家,俄国社会中这种“多余人”的现象是早已存在的,文学创作里也有所反映。
(多余人的形象有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罗亭》中的的罗亭等。
),但是在屠格涅夫之前,文学界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社会典型,屠格涅夫小说发表后的第二年,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赫尔岑在《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这篇文章中第一次使用“多余人”这个概念来评价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这个形象:奥涅金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因为他从来没有什么事要去忙,这是一个在他所安身立命的环境中多余的人,他并不具有从这种环境中脱身出来的一种坚毅性格的必要力量。
从这之后“多余人”就成为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个经典型的形象了。
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这部诗体小说写是当时的现实的社会生活。
简述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现象“多余人”出现在俄国历史舞台上不是刹那间的现象,它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
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到莱蒙托夫塑造的“当代英雄”毕巧林,再到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再到冈察洛夫作品中的“睡神”奥勃洛摩夫,“多余人”的形象逐渐充实鲜明起来。
(1)聪明的废物——奥涅金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是19世纪20年代俄国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
奥涅金具有所有“多余人”的共性,即聪明,博学有才华;生活在上流社会过着奢侈空虚的生活;厌恶自己的生活圈子却不得不依赖于它;有理想却缺乏实干精神、坚强的毅力;精神苦闷不知所措,最终迷失自我。
他也具有自己的个性,即他对新生活充满了憧憬,厌恶旧有的社会体制,表现出了强烈的叛*逆精神。
但他没有任何实际工作能力,没有毅力,事事不能坚持到底,内心非常痛苦,性格也更加阴郁、孤僻,被称为“聪明的废*物”。
(2)当代英雄——毕巧林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是俄国19世纪30年代的“多余人”形象。
此时的俄国正处在农奴制最黑暗最反*动的年代,统治者的残*暴让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的前途黑暗渺茫。
与第一代的代表奥涅金相比,除了拥有“多余人”的共性,毕巧林更狂热,更玩世不恭,更损人利已,更具有破坏性,表现得更加孤独、更加忧郁。
“狂热好动”与“人格分裂”是毕巧林的两大个性。
他是一个极端的冷热矛盾结合体。
一方面渴望生活,具有丰富的感情与奔放的激情,另一方面又对生活和人类丧失信心,往往激情与冷漠并存,显得喜怒无常。
他年轻聪明富有激情,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也因此对社会看的更透彻,心灰意冷的更彻底,可又止不住幻想,幻想过后又是更大的失望。
所以毕巧林的玩世不恭、碌碌无为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已是一个拥有高度自觉的自我意识的个体,一个冷静地怀疑着、分析着、求索着的个体。
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纵谈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形象杨婉莹 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摘 要:“多余人”这一崭新的名词,无疑是俄罗斯19世纪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新发现”,因为有了它,使得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不再孤单、平凡。
伟大的俄国诗人——普希金可谓是“多余人”的鼻祖,在他的笔下,读者似乎可以看到一个活脱脱的“多余人。
”当然,深入了解“多余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俄罗斯19世纪文学史和漫长悠久的具有深厚底蕴的俄罗斯文化。
关键词:多余人;主要典型;现实意义作者简介:杨婉莹(1993-),女,内蒙古呼伦贝尔人,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语言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2-136-01一、“多余人”的诞生在19世纪、在普希金之前,俄罗斯文学史从未出现过“多余人”——这一文学现象,而它的诞生也推动了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蓬勃发展。
最初“多余人”的形象源自于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的著名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而这部长篇诗体小说也是作者最重要的作品,被称之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石”。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写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出身于贵族之家,从小就生活在富庶的家庭环境里,自幼便开始接受良好的教育。
他们拥有崇高的理想,却远离于人民;他们对当时的现实社会都有极大的不满,但缺乏行动。
因此有这样一句话是对他们的最好概括——那便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所以,这样一群多余人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他们异于常人的才华和禀赋。
二、“多余人”形象的主要典型最早是在普希金的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身上体现的,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普希金是“多余人”的鼻祖,但这一形象真正的广为流传,却是在屠格涅夫185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之后才更加深入人心的。
在普希金之后,先后有四位作家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描绘了“多余人”的形象。
俄国“多余人”形象系列的发展演变19世纪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诞生了一系列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
他们出身于贵族阶级,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受到过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熏陶,在19世纪西欧各先进国家资本主义均已胜利确立而俄国专制体制弊端严重的大环境下,隐约察觉到时代的变动。
他们不满贵族社会的腐朽专制,但又因阶级局限无法真正的同底层民众站在一起;他们不甘沉沦又远离革命,无法找到自身存在的真正价值。
生活中的沉闷压抑精神上的迷惘困顿使他们一生沉浸在无所事事空虚无聊的漩涡之中无法自拔。
正因如此,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
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1]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
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以及冈察洛夫《奥博洛摩夫》中的“奥博洛摩夫”是“多余人”这一形象系列的典型代表。
如果置身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看待,文学作品往往都是作者对其所接触到的现实生活的反馈,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随着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断深入,我们可以发现,作家在革命大环境的不同阶段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看似统一但必然蕴含着微妙的不同。
我们纵观“多余人”这一形象的历史画卷就会发现,从早期的奥涅金、毕巧林,到中期的罗亭再到最后一个“多余人”奥博洛摩夫,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的产生及其形象脉络逐渐变得丰满清晰。
而他们也都在各自所处的不同时代中绽放出了不一样的烟火,留存下了属于他们独特的时代印记。
一、觉醒中的奥涅金和毕巧林被视为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的是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塑造的主人公“奥涅金”。
奥涅金与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毕巧林”一同被视为早期“多余人”的典型形象代表。
论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人物形象文学院播音主持12090510 卢亚光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
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
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
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
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
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
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
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
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
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
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试析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与中国现代文学“零余者俄国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他们生活在贵族阶级趋向没落的时期,在反动的专制政体和农奴制下感到窒息,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因为远离人民,无法摆脱贵族立场,缺乏生活目的,不能有所作为。
正如赫而岑所说的:“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同时也“永远不能站到人民方面”,只能作为一个社会的“多余人”。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奥涅金;赫而岑《谁的罪过》里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当代英雄》里的毕乔林;屠格涅夫《罗亭》里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等,都是“多余人”的代表。
普希金的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小说是用诗体写成的,是一个重大的创新。
它的发表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确立的标志。
奥涅金的形象是俄国封建社会贵族青年的一种典型,他虽然受过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不满于贵族社会的庸碌,自视清高,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但贵族的生活方式又使他灵魂空虚,毫无能力,无所作为,成了社会的“多余人”。
这样,奥涅金就成为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人”的形象。
小说通过这一形象,塑造了二十年代贵族青年的典型,反映了当时贵族青年的苦闷、彷徨和追求。
在揭露和批判贵族社会的腐败和丑恶方面具有相当的力量。
奥涅金也因此在俄国多余人形象系列中成为最重要的,最具色彩的,最有代表性的多余人形象。
在其他多余人形象中,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乔林,在二三十年代曾是贵族社会里的佼佼者,是一个对上流社会强烈不满的贵族青年。
可是他摆脱不了贵族生活,没有理想,玩世不恭,感到苦闷绝望;他时时进行自我心理分析,既否定一切,也蔑视自己,因而也成为社会的“多余人”。
还有屠格涅夫《罗亭》里的罗亭,也是多余人形象,他能言善辩,热情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四十年代黑暗统治时,起过进步作用。
但到五十年代需要行动的时候,“多余人”只是一些语言多于行动的人,已经担负不起改革现实的任务了。
如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尽管他“有黄金般的心灵”,但他只不过是一个剥削阶级寄生虫的典型。
奥涅金“多余人”人格形象分析刘雨天津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09501262内容提要:以叶普盖尼·奥涅金为代表,“多余人”之所以被称为“多余人”,是因为连他们自己都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自认为是“多余”的。
受特定社会环境影响,其人格中,本我和超我强烈冲突,自我渐渐迷失了,只能被动选择各种各样的逃避行为。
关键词:奥涅金多余人精神分析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在他的长篇诗体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中塑造了一个文学史上的典型形象——“多余人”。
这一形象不仅多次出现在俄罗斯文学中,如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里的别里托夫;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里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里的罗亭;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里的奥勃洛莫夫等,对其他国家的文学创作亦有一定影响。
日本文学家夏目漱石笔下《后来的事》主人公长井代助、鲁迅《伤逝》的主人公涓生,甚至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都能看到“多余人”的影子。
作为文学史上的典型形象,我们可以从诸多人物形象中总结出“多余人”的共同的特征:出身于没落的名门望族,素受文化教养,不为官职钱财所利诱;也能看出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弊病和缺陷,在反动专制下深感窒息。
他们虽有变革现实的抱负,但缺少实践。
他们生活空虚,性格软弱,没有向贵族社会抗争的勇气,只是用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在社会上无所作为。
“多余人”形象诞生于现实主义文学,必然是对现实社会生活中“多余人”生存状况的真实记录。
“多余人”大多是悲剧的,可是“多余人”的悲剧是如何诞生的?贵族知识分子们的“多余人”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关于这个问题,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依德提出的人格结构分析理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弗洛伊德在其著作《自我与本我》一书中将人格的结构概括为三个方面:本我、自我和超我。
本我(id)是在潜意识型态下的思想,代表思绪的原始程序——人最为原始的、属满足本能冲动的欲望,如饥饿、生气、性欲等;本我为与生俱来的,亦为人格结构的基础。
“多余人”艺术形象分析与研究“多余人”是文学、艺术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特殊形象之一。
他们通常出现在俄罗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文学作品中,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大师的作品中。
这些人物通常被描绘为聪明、敏感、有才华,但却饱受内心的痛苦和挣扎。
本文将从“多余人”艺术形象入手,深入分析这些角色的个性、内心世界、特点等,同时探讨其艺术价值和产生背景。
矛盾性格:他们通常具有复杂的内心世界,既敏感又脆弱,既富有激情又充满痛苦。
他们的行为和决定常常受到内心矛盾的困扰,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性格。
知识分子形象:这些人物通常是有文化、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追求真理、美和正义,但却往往在现实面前感到无助和困惑。
社会边缘人:他们不属于社会的主流群体,常常被视为局外人或边缘人。
他们与社会格格不入,却又无法彻底脱离社会。
悲剧命运:这些人物的命运通常以悲剧收场,他们的矛盾性格和无助感导致他们无法与周围的人建立和谐的关系,最终常常陷入孤独和绝望。
“多余人”艺术形象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
他们通常被描绘为具有强烈的内心活动和复杂的情感世界。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罪与罚》中,主角拉斯科尔尼科夫便是一个典型的“多余人”形象。
他具有极高的聪明才智,但却陷入了罪恶与良心的挣扎之中。
作者通过细腻的心理描绘和激烈的情感冲突,展现了一个复杂而真实的“多余人”形象。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主人公列文也是一个典型的“多余人”形象。
他身处上流社会,却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感到困惑和不安。
他追求真爱,却陷入伦理与情感的矛盾之中。
作者通过列文的视角,展示了19世纪俄罗斯社会的矛盾和复杂性。
“多余人”艺术形象的产生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在俄罗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现实感到困惑和无助。
这一时期,俄罗斯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多余人”形象,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等。
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的共同特征和发展演变摘要:文学与时代密切相联, 这是俄罗斯文学的传统。
这一传统到了十九世纪俄国作家手中更推向了高潮。
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学真实地记载了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全过程, 并且塑造出了不同时期的典型形象系列。
其中“多余人”的形象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独特的形象系列, 他充分体现了贵族革命阶段贵族知识分子的特点。
这组形象的出现, 是世界文学中特有的现象, 也是俄国社会生活的必然反映。
关键词: 俄国文学“多余人”贵族知识分子“多余人”是俄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一类特有的文学典型。
从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开始, 以后又有莱蒙托夫长篇小说《当代英雄》里的主人公毕巧林,赫尔岑的长篇小说《谁之罪?》里的别尔托夫,屠格涅夫著名小说《罗亭》里的主人公罗亭及冈察洛夫的小说名篇《奥勃洛摩夫》里的主人公奥勃洛摩夫等等, 这些著名的文学人物全是“多余人”形象的代表。
作为19 世纪俄国贵族革命时期的产物, 在“多余人”系列画廊中, 这些人物形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与连续的发展轨迹。
一、“多余人”“多余人”诞生于19 世纪前半期的俄国。
当时, 西欧各先进国家, 已进入资本主义胜利确立的时代, 而俄国封建农奴制内部, 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生。
同时, 农民暴动风起云涌, 农奴制度的崩溃在所难免, 专制政体的危机已渐露端倪。
1812 年反抗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 大大促进了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 有文化、有头脑的人开始放眼世界、反省自身。
同时, 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启蒙主义思想以及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影响和推动下, 俄国解放运动的贵族革命形势出现了, 由此引发了贵族青年深刻的阶级分化: 极少数最先进的爱国的仁人志士, 迫切要求彻底改革农奴制度, 强烈渴望改变祖国和民族的落后状况; 他们开展秘密的革命活动, 甚至公开站出来同强大的沙皇专制政权进行英勇的斗争, 其最杰出的代表就是著名的“十二月党人”, 以及被列宁称为“革命家”的赫尔岑等。
他们虽然有着孤军奋战、脱离群众的致命弱点, 但仍不愧为贵族阶级的精华、“用纯钢铸成的英雄”。
另一部分人, 追随沙皇反动当局,竭力维护腐朽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 敌视和反对任何革命和进步的活动。
他们代表了阻碍历史前进的贵族阶级的右翼。
第三类贵族青年为数最多, 他们隐约感觉到时代的潮涌、社会的变动, 既不满现实、厌恶当局, 又脱离大众, 远离革命;既不甘心沉沦到底, 又无力与本阶级决裂, 因而在生活中找不到适当的位置, 在现实社会中感到沉闷压抑, 精神上焦躁不安又忧郁彷徨, 注定一生过着无所事事, 毫无作为的空虚而无聊的生活。
这类人反映在文学作品中, 就被称为“多余人”。
“多余人”, 是俄国专制农奴制度崩溃过程中的社会产物, 是俄国解放运动贵族革命时期大量产生的特定社会现象, 是贵族阶级走向没落衰败过程中分化出来的“既非孔雀,又非乌鸦”的中间人物。
然而, 正因为这类人占着人群中的多数, 所以足以代表贵族知识分子的发展趋势。
二、“多余人”的共同特征“多余人”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具有一些相似与相近的特点: 他们出身于贵族阶级, 有着良好的教养和聪明的头脑, 大多数人接受过西欧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
最初活跃在上流社会, 很快便厌倦了那种空虚乏味的生活, 想寻求有意义的新生活。
然而, 他们脱离人民大众, 又不了解俄国的社会实际情况, 陈腐的贵族教育没有使他们获得有用的知识和培养他们克服困难的毅力, 几经挣扎, 最终还是一事无成, 成为毫无用处的“多余人”。
同时,激烈的内心矛盾与冲突、沉重的精神痛苦与郁闷也是这类人的一个显著特点。
三、多余人的发展演变作为一种文学典型, 而不是类型, “多余人”的每个具体形象又有着鲜明的个性与丰富的内蕴。
普希金塑造的主人公奥涅金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人”形象。
奥涅金受的是脱离人民和民族文化传统的教育,成年后沉缅于舞会、剧院、饮宴和美女, 处在完全与人民大众隔绝的环境里。
后来他接触了西欧启蒙主义思想, 开始用怀疑批判的目光看待周围的一切, 对现实生活感到不满和厌恶, 但又找不到出路, 内心十分痛苦, 性格变得阴郁孤僻。
他曾试图改变生活方式, 研究学问或写作, 甚至在乡下进行改革, 但又缺乏毅力, 浅尝辄止, 结果一事无成。
达吉亚娜纯洁真挚的爱情也无法唤起他的热情, 改变他对生活的冷漠态度。
在决斗中他将朋友连斯基杀死更暴露了他作为贵族青年偏狭、虚荣的利己主义恶习。
奥涅金既不愿意与一般的公子哥儿同流合污、自甘堕落, 又无法与贵族生活彻底决裂, 在思想上没有达到以“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革命青年的水平,成了一位不满现实, 看不到出路, 彷徨苦闷的”多余人”。
奥涅金这一悲剧形象包涵着丰富而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 实际上不仅批判了万恶的沙俄农奴制专制制度, 而且揭示了贵族革命脱离人民大众的根本性弱点。
《当代英雄》是一部卓越的社会心理小说, 作者成功地塑造了毕巧林这个19 世纪30 年代俄国贵族青年的典型形象。
毕巧林天资聪颖, 从小享受了一切可以用金钱买到的欢乐, 可是灯红酒绿的无聊生活无法填补他心灵的空虚。
他清醒地看到, 现实中最走运的人胸无点墨, 他们成功的关键在于要手腕。
于是毕巧林感到苦闷失望, 思想纷乱不安。
他想爱整个世界, 可是没有一个人理解他, 于是他便学会了恨。
他说实话, 别人不相信, 他便开始欺骗, 变成了灵魂畸形的精神残废。
他不知道活着为了什么, 因而迷茫彷徨。
他认为自己负有崇高的使命, 但他不知道使命之所在;。
他身上蕴藏着无穷的精力需要发泄, 他渴望行动, 于是便玩世不恭, 到处寻找刺激, 惹是生非, 玩弄女性。
他在塔曼与走私贩子发生冲突, 与格鲁什尼茨基决斗, 与梅丽小姐调情, 将少女贝拉占为己有, 跟维拉关系暖昧又不愿结婚, 无不说明他这种复杂而矛盾的性格。
他的所作所为给他造成了巨大的不幸, 可是并没有改变他痛苦的心情, 反而加深了他的痛苦和绝望。
痛苦—行动—更大的痛苦, 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毕巧林这种矛盾复杂的性格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当时“十二月党人”起义已被血腥镇压下去, 革命运动处于低潮, 反动势力十分猖獗。
一批贵族青年有所觉醒, 但看不到前途, 渴望有所作为,却又找不到出路, 因而苦闷绝望。
毕巧林集中体现了这部分贵族青年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特征。
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当代英雄”并不是某一个人的肖像, 而是由“我们这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展了的缺点构成的”。
毕巧林这样的“多余人”是19 世纪30 年代俄国社会的产物和牺牲品。
通过这一形象, 作者鞭挞和诅咒了产生毕巧林之类人物的那个时代和社会。
《谁之罪?》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一部优秀作品。
主人公贵族青年别尔托夫是一个性格极为矛盾的人物。
他禀赋良好, 志向崇高, 渴望摆脱庸俗的环境, 找到新的生活目标。
然而, 在别尔托夫身上带有贵族阶级好逸恶劳的深深烙印, 不切实际的教育又使他丧失了实际的生活能力。
他与人民大众, 与周围的现实世界极为隔膜, 因此, 他虽有满腔热情, 但每每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胆怯起来。
在他面前始终只有无聊的生活和渺茫的前途: “以后到底还有什么呢? 不是只有灰色的暗影么?”显然, 别尔托夫与20年代至30 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多余人”有着血缘的联系, 他是奥涅金、毕巧林形象的发展, 是俄国文学中又一个既不满现实又无力补天的“聪明的废物”。
别尔托夫的遭遇集中反映了“多余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探索、苦闷和悲剧命运。
高尔基指出: “别尔托夫们太孤独了, 在处处跟他们作对的人生的泥洼里, 他们无力挣……”。
小说借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尖锐地提出了一“谁之罪”的问题。
虽然, 本来可以有所作为的青年成为那个黑暗的农奴制度和畸形社会的牺牲品, 正是那个社会扼杀了所有禀赋良好, 不甘堕落的人们,摧残了一切对美好生活理想的追求。
1856 年, 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问世, 主人公罗亭成为俄国文学”多余人”系列形象中比较优秀的一个,他比奥涅金、毕巧林、别尔托夫更光彩夺目。
奥涅金能用怀疑的目光批判环境, 但他更注重个人的享乐。
他与人相处的态度或逢场作戏, 或超然傲视, 在他身上有许多纨绔子弟的特点。
毕巧林倒不乏行动的勇气, 但他的冒险和恋爱仅仅是为发泄过剩的精力, 而且他的快乐常常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实际上, 毕巧林在毁灭别人的同时, 也毁灭了自己。
他们这些人, 有才华、有精力, 却在做无谓的消耗。
罗亭与他们有许多不同。
罗亭为理想而生活。
他追求真理、相信科学, 他与玩弄权术、贪图安逸是无缘的。
从大学时代起, 罗亭就在思考和讨论社会、人生、哲学种种问题, 为此热血沸腾。
人们一时可能指责他陶醉于自我表现, 卖弄口才, 但是当罗亭走完他一生的道路时, 人们会看到,寻求真理、力图改革的宏图是支持罗亭生活的主要信念。
尽管他最终一事无成, 但也孜孜不倦想为社会谋福利的献身精神和永不满足于现状的追求精神是极其可贵的。
罗亭热情地宣传真理和理想, 口若悬河, 从人类的幸福、人生的意义直到自由与正义, 每一个字都好象径直地从他灵魂深处喷涌出来, 燃烧着全部信仰的火焰, 极富有感染力与号召力。
在当时, 他的演讲是行动的前奏, 具有唤醒人们认识现实、思考生活的作用。
高尔基曾说, 假如注意到当时的一切条件——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智慧贫乏以及农民大众还没有认识自己的任务,我们便应该承认: 在那个时代, 理想家罗亭比实行家和行动者更是有用处的人物。
同时, 罗亭的长处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又是他的短处: 他的理想过于空泛, 脱离俄国现实的土壤; 思辩的思维方式使他思考问题往往从抽象的观念出发, 用逻辑推理的方法作出论证或反证,这在辩论中不失为绝招, 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行不通。
他向娜达丽亚论证爱情和行动的必要性, 讲得头头是道, 可当爱情真的来临, 他的空话却钉死了活生生的感情。
尤其他那懦弱的性格, 缺乏真正行动的能力等弱点使他面对阻力束手无策, 只会退缩妥协, 更谈不上理解这个姑娘、把她作为志同道合的伴侣了。
因此, 罗亭只能引起崇拜她的姑娘的鄙视和愤怒。
也许, 勇敢的男子在爱情面前也会有胆怯的时候, 但罗亭的懦弱无能还表面在: 他以后所试行的种种改革, 也都是由于他一下子就屈从于阻力而告失败的。
这样看来, 性格上的弱点使他无论在爱情上还是在事业上都半途而废。
这是他的致命弱点。
同时还要看到, 罗亭的不幸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 也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剧: 社会条件限制了人的个性的发展和才能的发挥, 在愚昧黑暗的现实生活中英雄无用武之地。
更何况罗亭所受的教育和生活的环境是远离人民大众的, 他的理想即使不脱离现实, 也因缺乏有力的支持而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