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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的特点和意义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是一个重要的艺术构成，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对这个形象的描绘和刻画，作家们表达了许多深刻的意义和思考。
这篇文章将以揭示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特点和意义为主线，通过举例分析，探讨多余人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表达的内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多余人形象的特点。
多余人形象常常指的是社会中边缘化的群体，他们在社会中无法找到自己的地位和意义。
他们可能是生活在贫困中的底层人民，也可能是受到排挤的知识分子，亦或是身份不明的流浪汉等等。
他们通常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生活状态困顿、孤独寂寞。
他们的存在常常被社会所遗忘，他们的命运往往是孤独和无望的。
在《罪与罚》这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现了一个典型的多余人形象：主人公罗迪昂·罗斯托夫。
罗迪昂原本是一个有前途的学生，但因为贫困和所谓的“多疑症”，孤立自闭，最终陷入了犯罪的漩涡。
他在社会中既不被接纳，也无法接触到像样的工作机会，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物。
罗迪昂的命运代表了社会对于多余人的冷漠和漠视，也揭示了社会对于弱势群体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帮助。
多余人形象在《钦差大臣》这部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描绘。
作品中的多余人形象是主人公切尔里科夫，他是一个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地位的人，整日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
切尔里科夫经常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成为社会中不被重视的存在。
切尔里科夫的形象让人们看到了社会中许多被边缘化的人们，他们没有奋斗的目标，没有充实的生活，他们只是一个多余的存在。
多余人形象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社会中的不公平和边缘化现象，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样的形象的刻画，提醒人们对于社会中边缘群体的关注和关怀。
多余人形象是作家们对社会中虚弱群体的关怀和呼唤，是对人们共情和同理心的唤起。
通过揭示多余人的命运，作家们希望唤起社会对于这些人的关注，改变社会对于边缘群体的态度和偏见，使他们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帮助。
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形象在文学理论中指语言形象，即以语言为手段而形成的艺术形象，亦称文学形象。
它是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特殊形态。
下面是店铺整理的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欢迎大家分享。
“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主要产生于二十至五十年代的俄国贵族革命时期。
在当时，一些受过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具有较高天赋和才华的贵族知识分子，既不满上流社会的腐败，愤世嫉俗，又无力与资产阶级决裂；既有朦胧的追求，希望有所作为，又脱离人民，远离革命。
结果，在碌碌无为中，虚度一生，成为“多余人”。
这些“多余人”形象不仅是十九世纪前半期俄国文学的中心主人公，而且是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主要角色，是世界文学画廊中的珍品。
奥涅金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
在普希金的文学作品中，他是一个“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也“永远不能站在人民方面”。
他的灵魂空虚，缺乏毅力和恒心，也没有实际工作能力，认为是贵族生活养成了他的恶习。
腐朽黑暗的社会使他找不到生活的方向。
简言之，相对于俄国社会的环境而言，他是“多余”的'。
然而，我们谁都不敢对我们的生存环境大声宣布“本人必不可少呢”历史的脉搏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或缺而停止跳动。
奥涅金的形象是俄国贵族革命时期开始觉醒又找不到出路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一方面，他受到欧洲民主思想的启蒙，具有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品格和气质都高于周围的贵族子弟，同时，他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现实社会看不到出路和希望，所以，他不会与社会反抗，苦闷，彷徨、忧郁、痛苦对生活极端的冷漠。
另一方面，他希望可以改变现状，但又不可能与社会决裂，所以，他不会与社会反抗，对生活态度是消极的逃避。
总之，他既不愿意与贵族同流合污又不能站在农民这一边，成了一事无成的“多余人”，脱离了人民群众。
奥涅金之所以是奥涅金，在于他所产生的“多余感”。
多余人“多余人”的精神个性“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主要产生于二十至五十年代的俄国贵族革命时期。
当时，一些受过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具有较高天赋和才华的贵族知识分子，既不满上流社会的腐败，愤世嫉俗，又无力与本阶级决裂；既有朦胧的追求，希望有所作为，又脱离人民，远离革命，结果，在碌碌无为中虚度一生，成为“既非孔雀，又非乌鸦”的“多余人”。
“多余人”形象主要有普希金《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皮却林、屠格涅夫《罗亭》、《贵族之家》中的罗亭和拉夫列斯基、赫尔岑《谁之罪》中的别尔托夫、涅克拉索夫《萨沙》中的阿加林、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
这些“多余人”形象不仅是十九世纪前半期俄国文学的中心主人公，而且是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重要角色，是世界文学画廊中的珍品。
苦闷忧郁、愤世嫉俗的奥涅金奥涅金患上了不治之症，到如今这种病原因不明，跟英国的Spleen(忧郁症)有点相象，正是所说的俄国式忧郁病。
现在总该查一查病源，不过，他没有自杀倒算万幸。
他不想尝尝子弹的滋味，但是对人生早已是心灰意冷。
跟哈罗德一样忧郁苦闷，无精打采，出入于客厅。
无论是社交界的流言蜚语，还是波士顿或是秋波送情，以及有失礼貌的高声叹息，这一切他都是无动于衷。
……于是，他又无所事事了，内心里感到无限空虚，坐下来汲取别人的智慧，俗话说得好:展卷有益。
架上摆满一排排图书，他读了又读，了无头绪:有的枯燥乏味，有的谎话连篇，有的昧着良心，有的毫无意义，本本都带着受束缚的烙印，古书陈腐，新书更加陈迹。
就象抛弃那些女人一样，从此搁下书，如行丧礼，用黑色塔夫绸蒙上书架，连同上面那些尘封的书籍。
我跟他一样，远离闹市，抛开社交界的缛礼繁文，彼此情投意合，结为至交，我喜欢他的性格超群:常常于无意中陷入幻想，头脑冷静，智慧过人，连他的怪癖也不可模仿。
……我们倾吐积愫，置腹推心，谈得投机，津津有味。
世界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选修）一.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多余人”一词源于19世纪的俄罗斯文坛，自多余人鼻祖奥涅金之后，出现了毕巧林、罗亭、奥勃洛莫夫等形象系列。
赫尔岑将此类形象称为“多余人”。
1、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奥涅金愤世嫉俗又远离人民，厌恶贵族社会又无力与本阶级决裂，自视清高，不愿虚度一生，又无明确的生活目标。
2、莱蒙托夫《当代英雄》：毕巧林的悲剧是俄国19世纪30年代贵族青年的悲剧，正如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序言》中指出：“决不是某一个人的肖像，这是一幅由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构成的肖像。
”3、屠格涅夫《罗亭》：罗亭是19世纪40年代贵族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罗亭自称：“我生来就像一根风滚草——一种茎梗容易折断，籽实被风一吹就像球似的滚得很远的植物。
”4、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奥勃洛摩夫生活在俄国农奴制死气沉沉的年代里，终日无所事事，躺卧成了他唯一的姿势。
这一形象暗示着贵族革命时期的结束，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时期的开始。
5、俄国文学的“多余人”：虽然是病态的畸形人，但在思想上却是“报晓的先觉者”，他们精神上的富有和思想上的敏锐，语言批判的锋利足可以使他们成为“英雄”，但意志上的怯懦和行动上的懒散，又使他们成了没有希望的精神叛逆者，或者说“失败的英雄”。
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从20年代开始，我国文坛陆续地出现一批中国式的“零余者”，不仅无法否认俄国文学对他们的深刻影响，更无法否认这批“零余者”与“多余人”的血缘关系。
1、鲁迅《孤独者》：魏连殳曾经认同西方进化论和个性解放，从而成为反封建的战士，但贫困迫使魏连殳违弃初衷，“躬行我先前所憎恨、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敬仰、所主张的一切”，并以一种愤懑无奈的心情与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人生，在一片赞扬声中，独自咀嚼着失败的悲哀死去。
2、柔石《二月》：萧涧秋是一个游离、彷徨于大革命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典型。
他是个极想有所为的青年，但时代的忧伤、身世的零落、气质的敏感构成的多情、孤独、软弱，却使他无所为，是彷徨中典型的“零余者”。
简述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现象“多余人”出现在俄国历史舞台上不是刹那间的现象，它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
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到莱蒙托夫塑造的“当代英雄”毕巧林，再到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再到冈察洛夫作品中的“睡神”奥勃洛摩夫，“多余人”的形象逐渐充实鲜明起来。
（1）聪明的废物——奥涅金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是19世纪20年代俄国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
奥涅金具有所有“多余人”的共性，即聪明，博学有才华；生活在上流社会过着奢侈空虚的生活；厌恶自己的生活圈子却不得不依赖于它；有理想却缺乏实干精神、坚强的毅力；精神苦闷不知所措，最终迷失自我。
他也具有自己的个性，即他对新生活充满了憧憬，厌恶旧有的社会体制，表现出了强烈的叛*逆精神。
但他没有任何实际工作能力，没有毅力，事事不能坚持到底，内心非常痛苦，性格也更加阴郁、孤僻，被称为“聪明的废*物”。
（2）当代英雄——毕巧林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是俄国19世纪30年代的“多余人”形象。
此时的俄国正处在农奴制最黑暗最反*动的年代，统治者的残*暴让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的前途黑暗渺茫。
与第一代的代表奥涅金相比，除了拥有“多余人”的共性，毕巧林更狂热，更玩世不恭，更损人利已，更具有破坏性，表现得更加孤独、更加忧郁。
“狂热好动”与“人格分裂”是毕巧林的两大个性。
他是一个极端的冷热矛盾结合体。
一方面渴望生活，具有丰富的感情与奔放的激情，另一方面又对生活和人类丧失信心，往往激情与冷漠并存，显得喜怒无常。
他年轻聪明富有激情，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也因此对社会看的更透彻，心灰意冷的更彻底，可又止不住幻想，幻想过后又是更大的失望。
所以毕巧林的玩世不恭、碌碌无为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已是一个拥有高度自觉的自我意识的个体，一个冷静地怀疑着、分析着、求索着的个体。
浅议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多余人”形象是俄国文学十分重要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现象。
从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到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中的恰茨基，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一直到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罗莫夫，“多余人”形象几乎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俄国文学。
本文结合十九世纪时代背景和社会现状对这一形象加以探讨。
标签：“多余人”；普希金；格里鲍耶多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时代背景。
“多余人”形象是俄国文学中十分重要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现象，其主要特征是：出身上流社会并受到良好教育，却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持怀疑主义世界观。
他们一面明显感受到自己在受教育程度和道德上的优越性，一面持有社会消极心理，言行不一。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这些怀疑论者是社会进步的潜在推动者，他们对时代的觉察，使其具有领导社会改革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变革。
这一类人生活不幸，是处于与之成长的社会制度及生活方式的冲突中的矛盾体。
俄国历史发展也证明了，“多余人”的存在并非偶然，而是与社会现状紧密联系。
“多余人”不幸的原因在于：首先，他们要么完全不自知其生活的社会现状及改革的急迫性，要么不愿或根本无法接受现状或改革；其次，他们对周围的一切变化过于敏感，自我保护的本能导致其无力果断采取行动以改变现状。
他们专注于自我剖析，擅长在日记、自白、书信中体现自我；然而他们不幸的根源就在于自知身处泥淖却心怀理想，内心在理想与现实中斗争。
他们是一个独特复杂的群体，并非天之骄子，却本性自私，质疑一切，内向而偏激，因此注定成为陈腐旧制度的牺牲品。
一言以蔽之，“多余人”貌似与社会水火不容，实则离不开这样的社会。
（一）俄国自彼得一世改革之后，从西欧国家引进上流教育，然而这与俄国当时的社会现状严重不相符，矛盾日益激化。
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尼古拉集团的残暴统治更是愈演愈烈。
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就是诞生于这一时期。
奥涅金“多余人”人格形象分析刘雨天津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09501262内容提要：以叶普盖尼·奥涅金为代表，“多余人”之所以被称为“多余人”，是因为连他们自己都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自认为是“多余”的。
受特定社会环境影响，其人格中，本我和超我强烈冲突，自我渐渐迷失了，只能被动选择各种各样的逃避行为。
关键词：奥涅金多余人精神分析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在他的长篇诗体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中塑造了一个文学史上的典型形象——“多余人”。
这一形象不仅多次出现在俄罗斯文学中，如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里的别里托夫;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里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里的罗亭;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里的奥勃洛莫夫等，对其他国家的文学创作亦有一定影响。
日本文学家夏目漱石笔下《后来的事》主人公长井代助、鲁迅《伤逝》的主人公涓生，甚至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都能看到“多余人”的影子。
作为文学史上的典型形象，我们可以从诸多人物形象中总结出“多余人”的共同的特征：出身于没落的名门望族，素受文化教养，不为官职钱财所利诱；也能看出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弊病和缺陷，在反动专制下深感窒息。
他们虽有变革现实的抱负，但缺少实践。
他们生活空虚，性格软弱，没有向贵族社会抗争的勇气，只是用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在社会上无所作为。
“多余人”形象诞生于现实主义文学，必然是对现实社会生活中“多余人”生存状况的真实记录。
“多余人”大多是悲剧的，可是“多余人”的悲剧是如何诞生的？贵族知识分子们的“多余人”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关于这个问题，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依德提出的人格结构分析理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弗洛伊德在其著作《自我与本我》一书中将人格的结构概括为三个方面：本我、自我和超我。
本我（id）是在潜意识型态下的思想，代表思绪的原始程序——人最为原始的、属满足本能冲动的欲望，如饥饿、生气、性欲等；本我为与生俱来的，亦为人格结构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