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悠久的发展历史

第三章悠久的发展历史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

通常仅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

早在24 万多年前，就有人类活动在贵州高原这片土地上，创建了贵州的史前文化。

春秋以前，今贵州大部分地区属于“荆楚”或“南蛮”的一部分。

战国后期，夜郎国逐步发展成为西南夷地区的大国。

秦汉以后，郡县制在今贵州地区逐步建立。

宋代，“贵州”名称始见于文献。

明代，贵州行省建立，贵州成为全国13 个行省之一。

清代，贵州的疆域基本形成。

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20 世纪20 年代到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长期在贵州活动，使贵州成为革命老区。

1949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贵州省省会贵阳。

贵州的历史从此掀开崭新的一页。

第一节从古夜郎到贵州一、以“观音洞文化”为代表的史前文化贵州高原纬度偏低，海拔较高，气候温和，不仅有利于各种生物的繁衍生长，也适宜古人类的生存和繁衍。

大量的天然溶洞，为古人类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场所；多种动植物资源，为古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大面积的碳酸盐岩出露，有利于古人类打制各种石器。

所以，贵州高原是中国古人类的发祥地和中国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观音洞位于黔西县西南30 千米处的沙井乡。

20 世纪60 年代中期至70 年代中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贵州省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察组，对观音洞进行发掘，共出土石制品4000 余件，动物化石23 种。

由于观音洞出土的石器加工特殊，文化特点突出，因而被命名为“观音洞文化”。

“观音洞文化”充分证明，很早就有人类活动在贵州高原，其历史可追溯到24 万年以前。

有关专家认为，“观音洞文化”既是“与欧洲大陆的旧石器文化不同的一种新文化系统”，又“与中国已知的‘北京猿人’文化也很少有相同之处”，对探索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地区特征，文化的多样性，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渊源问题、打制石器的技术传统问题，都不同程度地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实物证据或可供思考的线索。

白寿彝编的《中国通史》称，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南方“首推贵州黔西观音洞”。

2001年，国务院批准观音洞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继“观音洞文化”以后，从20 世纪70 年代初至80 年代初，又对桐梓岩灰洞进行发掘，发现了古人类人牙化石7 枚。

岩灰洞的人牙化石被命名为“桐梓人”。

有关专家认为，“桐梓人”属于晚期直立人。

也有人认为，“桐梓人”处在晚期直立人向早期智人的过渡阶段，距今约20.6 万年。

此外，还在“桐梓人”生活的岩灰洞堆积层中发现炭屑和几块烧过的碎骨化石，这是华南地区已知的古人类最早用火证据。

此外，还在贵州高原先后发现了属于早期智人阶段的“水城人”和“大洞人”，发现若干晚期智人化石，已定名的有“兴义人”、“穿洞人”等。

考古学家认为，北京周口店、山西西侯度和贵州黔西观音洞，分别代表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三种文化类型。

盘县大洞遗址是一个规模巨大、文化内涵丰富的古文化遗址，被列为1993 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水城人”开创的打制石器方法，被称为“锐棱砸击法”，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贵州出土的骨角器特别丰富，仅普定穿洞一处就出土骨角器近千件，在国内外占有重要地位。

二、古夜郎的兴起春秋时期，西南夷地区存在着若干地方割地政权，或称“国”或称“邑”。

这些“国”和“邑”都是由古老的原始部落逐步发展而成的。

其中，牂牁国是西南地区的大国之一。

牂牁国的疆域大体包括今贵州中部和西南部地区以及广西、云南的一部分地区。

春秋后期，牂牁国逐渐衰落，牂牁江（北盘江）上游另一支濮人部落兴起，取代牂牁国，以夜郎邑为其政治中心，称夜郎国。

夜郎国取代牂牁国以后，迅速向外扩张，在东南面征服了漏卧国，在西南面征服了莫与同竝等诸小国，北面越过乌江，征服了鼈国、鳛国、蜀国东南的僰国以及巴国南境。

其疆域大体包括今沿河—印江—石阡—镇远—剑河—榕江一线以西广大地区以及今广西西部、云南东部和四川南部的部分地区。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计数，夜郎最大”。

夜郎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已发展成为“耕田，有邑聚”的农耕部落。

在威宁中水大河湾发现了碳化谷物堆积层，在赫章可乐出土了青铜锄、铁犁、铁刀爪镰，在普安铜鼓山出土了青铜钅婴，大量陶器的出土证明了人们已经定居。

赫章可乐的“套头葬”显示出夜郎文化的独特风貌。

许多青铜器不同于中原或巴蜀，在普安铜鼓山还出土了窑、灶、坩锅及大量古模、石范，说明青铜器为本地制造。

铜鼓起源很早，史料显示，由铜釜演变为铜鼓的脉络十分清楚。

陶纺轮的发现，证明当时已有了纺织。

威宁中水出土了两件刻划符号陶觚，说明已有文字的萌芽。

秦统一中国以后，派常頞“略通五尺道”（修筑 5 尺宽的栈道），在夜郎地区发展交通，在部分地区设置郡县，派遣官吏治理，加强对夜郎国的控制。

同时，将大量人口迁入夜郎地区。

随着人口的迁入，生产技术也带入夜郎地。

三、郡县制在夜郎地区的建立夜郎国的强大，引起了中央封建王朝的重视。

西汉时期，豫章郡番阳令唐蒙曾向汉武帝提出通夜郎的建议。

汉武帝同意后，建元六年（前135）唐蒙为中郎将出使夜郎。

唐蒙见到夜郎侯多同，“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令其子为令。

”夜郎侯同意，郡县制逐步在夜郎地区推行。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置牂牁郡，郡治设在且兰，夜郎地区逐步纳入全国统一的行政建置。

但是，由于社会基础不同，当时所设的边郡与内地的郡县不同，既有郡守都尉、县令等官，又封部落首领为王、侯、邑长等，实行“土流并治”。

到河平年间（前28～25），夜郎王兴与鉤町王禹、漏卧侯俞举兵相攻，朝廷派兵征讨，杀了夜郎王兴，夜郎国灭。

夜郎国灭后，其他诸小邑纷纷降服，郡县制在夜郎地区最终确立。

汉朝军队进入牂牁郡后，在军事要地实行屯田，把中原及巴蜀文明带进牂牁地区，促进了牂牁地区的开发。

牂牁地区与外地的交往日渐增多，继楚国庄蹻入滇和秦开“五尺道”之后，汉代开辟了“南夷道”，使牂牁地区与巴蜀联系起来，牂牁江成为通往南越（今两广）的重要水道。

汉王朝还积极寻找经夜郎和滇国通往天竺（今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

这一时期，在今贵州地区出了舍人、盛览、尹珍等牂牁名士。

四、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驻守牂牁郡的三蜀大姓与当地土著夷长结合起来，形成所谓“牂牁大姓”，共同统治牂牁地区。

大姓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因时局而变，尽管存在大姓相互割据的状况，行政区划时有变迁，但郡县制度并未废除。

牂牁大姓在关键时期维护中央王朝对牂牁地区的统治，一是龙、傅、董、尹与功曹谢暹“保境为汉”；二是三国时期彝族首领济火（又称火济）为诸葛亮南征“纳粮通道”；三是牂牁谢恕“保境为晋”。

这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苗瑶、百越、氐羌几大族系先后进入今贵州地区，与古老的濮人错杂而居，在经济、文化上进行广泛交流。

隋唐时期，中央王朝对今贵州地区的统治又逐渐加强。

唐代，今贵州之地属黔中道，并设黔州都督府统领各州。

朝廷对边疆地区实行“土流并治”，表现为“经制州、羁縻州与藩国并存”。

所谓经制州，即由朝廷直接派遣官吏治理，直接控制人口、田亩，政治、军事、经济、司法等受中央王朝的控制；所谓羁縻州，即由朝廷指派归附的地方土著首领统治，子孙世袭，在其统治范围内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与朝廷保持比较松散的羁縻关系。

乌江以北多为“经制州”（即正州），乌江以南多为“羁縻州”（即边州），而西部“昆明”各部所建立的地方政权则接受中央王朝的封号。

在唐朝与南诏的斗争中，今贵州地区处于中间地带，唐朝势力强大时统治中心向西南移动，将黔州都督府（治今彭水）改为播州都督府（治今贵州遵义）和庄州都督府（治今贵阳一带），以后兵力收缩，又北撤至播州、黔州。

大体说来，靠近川、湘的黔东和黔北地区发展较快，而南部和西部地区较为落后。

宋代基本沿袭唐代的统治方法，以贵州之地属夔州路（治今奉节），其羁縻州属绍庆府，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羁縻”政策。

在这形势下，羁縻州大体不变，经制州大为缩减，而隶属关系松驰的“藩国”却大有发展，形成了自杞国、罗殿国、罗氏鬼国、毗那、西南七姓蕃等地方政权。

宋王朝对少数民族首领多有封赐，入京朝贡者络绎不绝，主要是贡马和朱砂。

开宝七年（974），土著首领普贵从所领矩州归顺，土语“矩”与“贵”同音，朝廷敕书就其所语称“惟尔贵州，远在要荒”，“贵州”名称自此见于文献。

当时的“贵州”，相当于今贵阳地区，因州南有水方如矩，故名矩州。

宣和元年（1119），朝廷为奉宁军承宣使、知思州军事土著田佑恭加授“贵州防御使”衔，“贵州”开始成为行政区划名称，区域也相应扩大。

元朝统一中国，采取大迂回的战术，由陕西南下四川、云南，在南宋灭亡前元军即进入贵州。

元朝势力达于边疆，在西南设立四川、云南、湖广三行省，今贵州为三省毗连之地。

为了加强统治，在西南开设驿道，从湖广至云南、四川至广西的驿道均经过贵州，使之呈开放态势。

元朝在贵州之地遍行土司制度。

顺元城（今贵阳）是驿道交汇之地，设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节制思州、播州及亦溪不薛（水西）。

鉴于贵州民族众多，在设置路、府、州、县的同时，又设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及三百余处蛮夷长官司，形成了“府州县与土司并存”的局面。

第二节从贵州建省到贵州解放明代是贵州历史上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其主要标志，一是在贵州建立了行省，使贵州正式成为省一级行政单位；二是在贵州大规模地推行屯田，加快了贵州的开发，使贵州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一、行省的建立朱元璋统一中国以后，为了保持局势的稳定，仍沿用元代的行省权力，集权于中央。

改原来的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掌管地方行政；设都指挥司掌管军事；设提刑按察司掌管刑法。

在地方，以上“三司”互不统属，分别直属中央。

明初，云南仍在元朝所封梁王匝刺瓦尔密的统治下。

梁王自恃地险路遥，负隅顽抗。

针对这种情况，在全国形势稳定后，朱元璋便决定用武力平定云南。

要平定云南，无论取道湖广或巴蜀都必须经过贵州，于是贵州的战略地位突显出来。

洪武十四年（1381），明朝大军自湖广入普定（今安顺），分据要塞，进兵曲靖，偏师则从永宁（今四川叙永）趋乌撒（今贵州威宁），逼梁王在曲靖决战，从而一举攻下云南。

从整个西南形势着眼，朱元璋认为，若是不能稳定贵州，一旦后援不继，“虽有云南，亦难守也”，于是在贵州沿驿道建立卫所，实行军事控制。

贵州地处四川、湖广、云南之间，是西南交通、军事的要冲之地。

为了加强对西南的统治和巩固边防，洪武十五年（1382），朝廷在贵州设置都指挥司，统一指挥今贵州地区的军事，这是贵州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的省一级的军事机构。

明永乐十一年（1413），思南宣慰司与思州宣慰司因争夺领地而发生武力争端，朝廷派兵讨伐，将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和思州宣慰使田琛执拿送京问罪。

随后，乃分其地为8 府4 州，设贵州布政使司统辖，贵州正式成为全国的一个行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