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立法听证与公众参与

浅论立法听证制度之完善摘要：立法听证作为听证形式的一种，已经在我国国内立法实践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但由于现实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其实践发展出现了较为混乱无序的现象，影响了应有功能的发挥。

立法听证制度的完善可以有效促进我国立法技术的改进，有利于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本文旨在分析现存立法听证制度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的改进意见。

关键词：立法听证；现状；对策一、立法听证制度的渊源及在我国的发展立法听证是指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收集、获取与立法有关的资料信息并邀请有关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和与相关法律有利害关系的公民到特定地点来陈述意见为审议法律法规而提供依据与参考的一种制度。

听证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任何人不能不经审问就受处罚，法官必须听取双方意见才能作出判决。

立法听证最早见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1946年美国制定《联邦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听证程序为行政程序的核心，第一次把听证作为一项重要制度写入法律。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该制度开始为广大亚欧地区和殖民地地区所接受。

[1]（p161）我国最早对立法听证制度的实际运用是1993年深圳实行的”价格审价制度”，听证制度得到法律形式的确立是由199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实现的。

1999年9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就《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进行了听证，这是地方人大系统的第一次立法听证会，被誉为立法改革的创举。

2000年颁布的《立法法》第三十四条正式把听证制度纳入立法领域，之后于2002年1月1日施行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关于在法律、法规和规章起草过程中采取听证会形式听取意见的规定，标志着我国行政立法听证制度的正式确立。

然而，由于我国的立法听证制度起步较西方国家为晚，在制度建立的基础方面也与西方国家存在巨大的差异，无论是从经验上还是从制度文化背景上来看，都使得这一移植于西方的民主参与、监督制度出现一些”水土不服”。

立法听证评估报告1. 引言本文档是针对立法听证的评估报告，旨在探讨立法听证的效果、问题和改进方向。

立法听证作为一种民主决策机制，具有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政府更好地了解公众意见并制定更合理的法律政策。

本报告通过分析立法听证的执行过程和结果，提供了对立法听证效果的评估和反馈。

2. 背景立法听证是一种使公众参与立法过程的机制，通过征集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帮助政府制定更符合公众期待的法律政策。

立法听证通常包括公开听证会、专家咨询、征求意见等形式。

立法听证作为一种反映民众声音的平台，具有突出的优势和潜在的问题。

3. 立法听证的效果评估3.1 公众参与程度评估在评估立法听证的效果时，首先需要考察公众参与的程度。

通过分析听证会的参与人数、提交意见的数量和质量，可以评估公众对立法听证的关注度和参与程度。

此外，还可以了解代表性问题的提出情况以及公众的满意度。

3.2 决策质量评估立法听证的目的之一是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评估决策的质量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可以通过对立法听证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的采纳情况进行评估。

其次，还可以分析决策结果与公众意见的关联性，以评估立法听证对决策结果的影响。

3.3 公众满意度评估公众满意度是衡量立法听证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

通过对听证会参与者和提交意见者的满意度进行调查，可以了解公众对立法听证过程的评价。

此外，还可以通过媒体报道和社交媒体反馈等方式获取更多公众意见。

4. 立法听证存在的问题在评估立法听证效果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存在的问题。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问题：4.1 缺乏广泛参与立法听证往往只能吸引少数公众参与，导致公众意见的偏颇。

需要采取措施鼓励更多人参与，包括加强宣传和提供方便的参与途径。

4.2 信息传递不畅立法听证的信息传递环节存在问题，导致公众难以理解立法议题和表达自己的意见。

可以通过改进信息公开途径、提供更清晰的参与指南等方式改善信息传递。

4.3 决策结果难以反馈立法听证的决策结果反馈不及时、不透明，导致公众对听证的参与意义产生怀疑。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中的行政听证制度分析《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是我国首部地方性政府的行政程序规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辐射推动功能，填补了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空白。

但这部规定并非完美无缺，其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凸显出问题与不足。

为此，着重分析《规定》中的行政听证制度及其问题，并提出合理性建议。

标签：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行政听证制度湖南首创的这部《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简称《规定》）转变了中国长期以来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落实了“程序限权”这一民主政治精神，严格规范了政府正确行使行政权力，加快了建设“法治湖南”和“服务型政府”的步伐，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

1《规定》简概在《规定》的制定过程中，“以民为本”是贯穿始终的思想，遵循着“执法为民、更好地为百姓服务”的原则，其直接目的是规范行政行为与保障合法权益，根本目的在于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

《规定》立足解决实际中存在的问题，呈现功能主义立法风格，对于行政权力的使用有着明确的规定和限制。

《规定》是在我国法制建设的大背景之下翻开的新篇章，开辟了“先地方，后中央”的立法大道，在宏观层面，是对国家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积极探索、回应和落实。

在微观层面，《规定》树立了公务人员的程序意识，增强了公众的程序意识，提高了湖南行政执法水平，推进了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2《规定》中行政听证制度的问题《规定》第六章行政听证共15条，内容涵盖行政听证的一般规定、行政决策听证会、行政执法听证会三部分。

行政听证制度是公民有效表达自己意见的途径，可以最直接的将意见当面表达给行政机关，同时可以向行政机关询问相关疑问。

“立法容易实施难”，对于涉及公众参与和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行政听证制度，亟待各种配套法规的配合和不断完善。

2.1听证主持人的任职资格和选任方式不明确，地位不独立听证主持人是整个听证程序中的核心和灵魂，负责听证活动组织工作的调节和控制，保证听证活动能按法定程序合法完成。

引言2019年，国务院《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出台，提出了“健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的目标，要求“重大行政决策应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保障人民群众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参与决策”①。

公众参与制度已然成为影响行政决策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

由此可见，公众已经成为多元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元。

在我国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体系中，公众参与也成为一项基本原则，在环境立法、环境行政执法以及环境司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对公众参与的制度要求和程序要求逐步提升，现有的公众参与制度不足以支撑多元社会治理体系形成，在实践活动中仍有一些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

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着眼于对公众参与理论的研究，中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注重公众参与问题[1]，国内早期对公众参与研究较多的是宪法和行政法学者，在环境法学界开始较为注重公众参与的研究则是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

环境公众参与在产生之初，无论是理论还是法律制度均与行政法学的研究密切相关。

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法治实践的丰富，在21世纪初，2002年环境公众参与制度最先在环境影响评价领域正式得到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首次确立了公众参与原则和具体规范，201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在第五章明确规定了环境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②。

随后在2015年《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中对其适用范围、参与原则、参与方式、配套制度等做出了更加详细的规定③。

有关环境公众参与问题的研究在21世纪初达到高潮，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积累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有学者认为环境法领域的公众参与是行政公众参与的延伸与拓展[2]，另有学者认为环境公众参与的特殊性表现在环境影响评价行政正当程序视角下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规范与完善于晶晶（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江苏苏州 215006）【摘 要】行政正当程序理论是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