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府曲子之历史演变

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府曲子之历史演变作者：王莹刘进锁来源：《新西部下半月》2011年第08期【摘要】本文阐述了西府曲子的人文历史文化背景，概述了西府曲子的萌生与发展轨迹，分析了清朝前期、后期二十世纪以来的发展概况、发展脉络及历史演变：西府曲子作为关中民间的一种俗曲，其最早萌芽可追溯至上古时期流传的神话故事，产生于先秦时期，形成于汉唐时期，盛行于元明时期，发展于明清时期。

最早是由单一的民歌小调形式，在形成与发展的流传过程中，不断地吸收和综合其它民间音乐艺术形式最终形成一种坐唱曲艺形式。

西府曲子是一种以曲牌体为主体的坐唱艺术。

其曲牌结构主要包括平弦曲子、月弦曲子和曲牌三个部分。

【关键词】西府曲子；音乐人类学；历史演变；发展轨迹宝鸡，古称陈仓，据《史记·秦本记·正义》记载，陈仓以古陈仓山（今鸡峰山）得名。

自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始，因鸡峰山有“陈宝鸣鸡”、“鸡鸣之端”、“石鸡啼鸣”之祥兆而改称宝鸡，故名沿用至今［1］。

宝鸡位于陕西关中平原“八百里秦川”的西端，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的故里，周秦文化的发祥地。

素有“炎帝故里”，“佛骨圣地”，“青铜器之乡”，“民间艺术之乡”的美誉。

在浓厚的文化积淀，独特的地域特色，淳朴的民风民俗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孕育出宝鸡地区丰富多彩而又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间音乐文化，其中包含了具有鲜明民族地域风格的西府曲子。

音乐人类学是运用当代文化人类学学科理论及方法对音乐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

这门学科目前有两种名称，其一为“民族音乐学（ethmomusicology）”，系荷兰学者孔斯特（Jaap Kunst，1950）所杜撰。

其二为“音乐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music），由美国学者梅里亚姆（Allan Merriam，1964）所提出。

由于其内涵不断扩展和充实，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又将这门学科主流倾向定义为:“在地方性、区域性、或全球性的背景中，研究音乐的社会和文化方面。

另一方面，传统倾向仍然存在，即在相关的文化背景中研究音乐本体。

”［2］因此，音乐人类学作为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是运用一般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观念研究人类音乐文化，把音乐学与人类学结合起来，研究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音乐，主要是音乐概念、音乐文化、音乐行为和音乐价值观的研究。

西府曲子是宝鸡民间传统文化艺术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音乐种类之一。

西府曲子作为关中曲子的一个分支，主要流传在陕西宝鸡及其周边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

春秋时期该地区就有民歌民谣流传，如《诗经》里《秦风》、《豳风》中的民歌；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等叙事诗。

这些作为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一部分，孕育产生了华夏数千年的辉煌文化。

西府曲子是陕西传统民间音乐文化乃至中国音乐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用音乐人类学的视野去关注宝鸡地区西府曲子，不但要探讨西府曲子音乐本身的问题，更要探讨其音乐与西府地区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劳动方式、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等各种关系。

本文试图从音乐人类学的视角分析阐述宝鸡地区的西府曲子，即将其植入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中，以音乐人类学的时空观（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层面，主位和客位两个角度）去俯视宝鸡地区西府曲子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演化的特征。

一、西府曲子的人文历史文化背景陕西宝鸡地区，人们习称西府，它位于陕西关中西部，地处陕、甘、宁、川四省（区）结合部。

宝鸡在推进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发挥了极其辉煌的作用。

著名学者文怀沙先生认为宝鸡“是华夏文明根系中重大的一脉，渊源中宏大的一支”［3］。

确实是很有见地之论。

宝鸡的文化发展史，若追溯到关桃园、北首岭仰韶人，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宝鸡文化渊源于源远流长的姜炎文化（仰韶文化）、博大精深的岐周文化和大气磅礴的雍秦文化等多种“子文化”［3］。

因而，作为“母文化”的宝鸡文化的发展经过了孕育和形成、发展和繁荣、延伸和继续发展三个阶段，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产生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和文明。

总之，宝鸡文化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成为中国文化之一的重要组成部分。

辉煌的历史和特定的生存环境，在宝鸡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积淀，也使宝鸡民间音乐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宝鸡民间音乐文化的内容、风格、形式、特点等都是由本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生活和历史传统所铸成，尤其与西府地区民间传统习俗和民间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从历史的角度追溯宝鸡文化的三个源头，正如前所述，它们分别是姜炎文化、岐周文化和雍秦文化。

源远流长的姜炎文化（仰韶文化），它起源于宝鸡姜水，是以炎帝为首的姜炎族创造的一种地域文化。

姜炎文化以农耕为主，并包含有医药、陶器、音乐、伦理、日市、祭祀、姓氏、傩舞等物质和精神文化。

其农耕文化奠定了华夏文明之基，陶器是华夏传统文化的渊源，医药奠定了中华医药的基础，日市是市场经济的发端，音乐开原始乐舞之先河，其建筑艺术开创了中国古典建筑体系的基础，伦理维系着古老的母系血缘链，姓氏是同一血缘关系人群的标记，作为原始祭祀礼仪遗痕的“社稷”，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国家的代名词。

由此可见，姜炎文化作为炎黄文化渊源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距今3000年前，周人迁入宝鸡，以周原为都城，开拓发展将近百年，便成为西方诸侯大国，一举灭掉殷商，建立西周。

周人以绝顶的聪明才智，不断吸收姜炎文化、夏商文化的遗传因子，创造出博大精深的岐周文化，包括瑰丽雄伟的建筑，精巧深邃的甲骨文，璀璨绝伦的青铜器，创新领先的科学技术，尤其是“精义大法”的礼乐文化，开儒家文化之先河，将中华文明推向新的历史时期，影响中华文化数千年，至今灿烂辉煌。

秦人由今甘肃天水进入宝鸡，先后在汧、汧渭之会、平阳、雍城立国，历时近400年，秦人以恢弘的气度，博大的胸襟，通过吸收姜炎文化、夏商周诸文化，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创造了大气磅礴的秦雍文化，包括务实而霸气的政治，“大”的建筑，繁荣的手工业，独特的葬俗和奇特的祭祀，还有被誉为“天下第一文物”的石鼓文以及粗犷豪放的文学艺术。

西府地区，地处渭水流域，关中西部，东邻咸阳，南接汉中，北通平凉，西连天水。

宝鸡自古以来，就占有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南有巍巍秦岭屏障，北有千、岐山岭横亘，西有关、陇山脉阻隘，是中国西部的咽喉之地和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和重要驿站，故有“秦蜀咽喉”、“关陇锁钥”之称。

宝鸡因而成为军事重镇，兵家必争之地。

西府地区，自古以来属于雍州之城。

自商代以来就是岐周之地，后为周之旧都，先秦之治所。

公元前677年，秦国迁都于雍城（今宝鸡市凤翔县），此后，秦国先后有十九位国君以雍城为国都，共历时294年。

特别是秦穆公（前659～前621年）在位期间，“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因而，西府地区固有“成周兴王之地，赢秦创邑之区”之说。

故西府地区曾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之地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西府地区悠久的历史，孕育和产生了丰富的民间传统文化，其流传久远的传统习俗和各种民俗事象，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这些古老的民俗文化，有的随着岁月流逝而灭失，有些至今还渗透于社会、家庭的生活之中，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不断得到更新和充实。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艺术背景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府曲子作为民间传统音乐文化的种类之一，在宝鸡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蕴藏着很高的审美韵味。

西府曲子早期以散乐坐唱为主要形式，后发展为现在流行的曲子座唱、社火曲子演唱、曲子戏三种。

它独特的表演形式，丰富的曲调、曲牌，繁多而传承久远的曲目，系统地反映了西府地区民间传统习俗和民间文化，是关中西部民间音乐的缩影，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西府民间音乐史稿。

它的曲目曲词，是一座丰富珍贵的民间文学、民间诗词的宝库。

特别是各种艺人的交流和文人阶层的传播，都对西府曲子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西府曲子就是在这丰富的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土地上，成为宝鸡传统文化园地中的一朵奇葩，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发展。

二、西府曲子的萌生与发展轨迹1、清代以前的西府曲子历史西府曲子究竟源自什么，因无确切的历史文字记载，难以做出精确的考究。

笔者在实地调查中就这个问题曾多次询问当地文化工作者和一些民间高龄老艺人，根据他们的回忆和讲述，结合西府曲子的文字记载资料分析、推断，西府曲子的最早萌芽时期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流传的神话故事乃至先秦时期的宫廷音乐形式的出现。

对此，我们应特别注意以下这些史实资料：第一，宝鸡地区作为姜炎文化的发源地，曾广泛流传下来关于炎帝的神话传说故事，例如远古时期，黄帝和炎帝的“阪泉之战”在《列子·黄帝篇》中就有生动细致的情节描绘：“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狼、豹、虎为前驱，雕、鹰、鸯为旗帜。

”［4］第二，春秋战国时期陕西关中西部地区就有民歌民谣流传，如《诗经》里《秦风》、《豳风》中的民歌；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等叙事歌曲，都与西府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

《生民》所叙唱的是周的始祖后稷出生的故事，描写姜嫄踏神的足迹后，怀孕生后稷，又对他三弃三收。

由于他是天神的后代，所以天生就会种庄稼。

《公刘》是叙唱周人的远祖公刘率部从郜城迁徙到豳城，开发土地，营造宫殿的事迹。

另外又据《吕氏春秋·音初》记载：“殷整甲徙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周之音）。

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秦穆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

故清徐养元《律吕臆说·俗乐论》云：“西音即秦音，周都镐京鼓缶而歌，乃其旧俗。

”根据原宝鸡市文化馆馆长刘建洲老师提供的这些史料记载和讲述可知，殷周时期，古代民歌乐舞早已在雍州（以凤翔为中心的陕甘宁一带）地区兴盛起来，始作“西音”。

后秦穆公继殷周而“取西音为秦国之乐音”，故称“秦音”。

不论是“西音”还是“秦音”，其发源之地皆是西府这个古老的地区。

第三，西府曲子，又称“雍城秦曲”，最早源于先秦时期的秦穆公在雍城（今凤翔）建宫时，宫中的歌舞女因故不能留在宫中演艺而流落于民间，并将宫中音乐带出后与本地的民歌俗曲、外来曲调相结合历经了两千多年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故明清以后改称为“西府曲子”，至今沿用此称。

据凤翔曲子世家清末举人郑筱斋（1847—1928）（今“西府曲子之王”郑文显之祖父）在编写的《西府名胜录》（现已失传）谈到，先秦时期的秦穆公在雍城（今凤翔）建宫时，将民间能歌善舞者纳入宫廷。

“雍城秦曲”是秦穆公宫廷中的一种“宫曲词”。

分“正宫调”和“小宫调”两种形式。

正宫调由乐工、词工演唱；小宫调由歌童、舞女演唱。

秦宪公迁都平阳（今陈仓区阳平镇杨家沟一带），众多雍籍歌童舞女思恋乡土不愿东迁，自杀或被杀者甚多。

无奈，发还雍藉部分歌童舞女还乡，使“小宫调”流入雍地民间。

后秦孝公由栎阳（今临潼一带）迁都咸阳后，又将雍藉部分词工、乐工赦还回雍地，使“正宫调”流入雍地民间，自此，民间乐舞更加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