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蔡文姬》郭沫若的《蔡文姬》建国后，郭沫若写有著名的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
郭沫若写《蔡文姬》(1959)的主要动机是“要替《胡笳十八拍》呼吁一下”，“替曹操翻案”(郭沫若：《蔡文姬·序》)。
剧本主要是借助“文姬归汉”的历史故事，成功地塑造出蔡文姬这一艺术形象。
蔡文姬是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形象，也是一个饱受风霜、一生坎坷的伟大母亲的形象。
她是汉代名儒蔡邕的女儿，流落匈奴十二年，嫁给左贤王，有了一儿一女，虽然生活富贵荣华，但她怀念故土。
曹操赎她归汉继承父业纂修《续汉书》，使她又经历了“生离”之苦。
他感情丰富，善于自责，又博学多才，愿“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归回长安继父之遗业。
当她得知董祀蒙受了不白之冤时，敢于直谏曹操，据理说明真象。
纠正了曹操的偏听谗言，显示出文姬的坦荡胸怀。
剧本选取“文姬归汉”的故事，通过“别子”、“释念”和“进谏”等情节，不仅描写了文姬的变化，更深的意图是想通过这些情节来刻画曹操。
剧中的曹操不仅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充满诗人气质的人物，对诗有特殊的爱好和独到的见解。
他为蔡文姬的诗拍案叫绝，喜形于色。
特别是在剧中最后一幕，着重表现了曹操做为政治家的坦荡胸襟。
他知过必改，勇于承认错误，并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箴言鞭策自己。
在第五幕里曹操充当月下老人，撮合董祀、蔡文姬姻缘，尤显曹操的亲切热情、通情达理和平易近人。
蔡文姬归汉八年后写成的《重睹芳华》，是对曹操的功德和为人的写照。
剧中通过这些描写达到了给曹操翻案的目的。
《蔡文姬》是一首感人肺腑的抒情长诗。
无论是人物塑造，剧情发展，人物对话都有着浓郁的诗的意境。
把《胡笳十八拍》作为贯穿全剧的一条线索，使剧本显得气势雄浑，诗意盎然。
尤其是长安郊外一章，蔡文姬抚琴弹唱《胡笳第十四拍》，尽抒心中的不平，使舞台氛围与人感情完全融为一体，有着强烈的艺术效果。
郭沫若历史剧三个女人在郭沫若的作品里，有3个著名的女人。
关于郭沫若历史剧三个女人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郭沫若历史剧三个女人，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郭沫若历史剧“三个(叛逆的)女人”是指：卓文君、王昭君、聂莹在二十年代中期,郭就写了《三个叛逆的女性》,已经写了《卓文君》和《王昭君》,郭一直想写《蔡文姬》,由于阴差阳错没有写出来,就写了一部《聂莹》。
也就是说，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
一九二三年，郭沫若曾计划写蔡文姬，未果。
三十六年后的一九五九年二月九日，郭沫若在广州仅用了一周时间便完成了五幕历史剧《蔡文姬》。
四月八日至二十日，《羊城晚报》予以连载。
这事立即在文化界、学术界荡起阵阵涟漪。
许多人不解其中之意：为什么36年后郭沫若还要写《蔡文姬》? 三十多年前是什么缘故促使郭沫若要写《蔡文姬》呢?郭沫若对此有过明确的表述。
那时的郭沫若是愤于南宋理学家朱熹之流对蔡文姬的人品的诽谤攻击(朱熹称蔡文姬“失身陷胡而不能死节”)，而且，自朱熹后的七百多年来，这种诽谤攻击不绝如缕。
因此，郭沫若觉得有必要站出来“替蔡文姬辩护”。
于是他根据《胡笳十八拍》，认定蔡文姬同胡人结合“是没有爱情”的。
正是从这点出发，试图通过文姬归汉的故事，塑造出一个符合历史真实，即符合《胡笳十八拍》所揭示的历史真实的蔡文姬。
她不应是一个哀怨的人物，而“完全是一个古代的‘诺拉’，一个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式的人物。
显然，原来作家是把对爱情自由的追求，作为全剧的主旨的，这同《王昭君》、《卓文君》中反封建的个性解放思想是一致的。
那么，三十多年后，郭沫若要写《蔡文姬》的想法，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那还得从五九年初说起。
有次，当郭沫若徜徉在南国明媚的早春阳光之下，徘徊在广州花市那“金桔满街春满市，牡丹含艳桂含香”的气象之中，开启了具体构思剧本的思绪，他意识到：自已虽然在了却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塑造一个萦绕心头三十多年的形象，但这三十多年来沧海人生的变化，与对人生的观察和体味，却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
郭沫若创作的话剧《蔡文姬》本名
答：郭沫若创作的话剧《蔡文姬》，是取材于东汉末年诗人蔡文姬，本名是琰，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
蔡文姬名琰，字文姬，是东汉末年的女文学家，文学家蔡邕之女。
蔡文姬最初嫁给卫仲道，丈夫死后归家。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原本归降汉朝的南匈奴趁机叛乱，蔡文姬被匈奴掳走，生育了两个孩子。
曹操统一北方后，花重金赎回蔡文姬，嫁给董祀。
郭沫若创作的话剧《蔡文姬》，就取材于广为流传的文姬归汉的故事。
据载，蔡文姬有《蔡文姬集》一卷，已失传，只留下了《悲愤诗》二首和《胡笳十八拍》。
作者： 吕家乡
出版物刊名： 文史哲
页码： 90-93页
主题词： 武则天;曹操;蔡文姬;政治家;历史剧;郭沫若;裴炎;意旨;匈奴;知识分子
摘要： <正> 1959年和1960年,郭沫若接连发表了两部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
那正是大搞阶级斗争(反右派)和路线斗争(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并以此为纲推进狂热的“大跃进”的年代。
文坛上泛起了为错误路线呐喊助阵的“假大空”风气。
这两部历史剧却发出了另一种热切的声音:珍惜人才,抓紧文化建设!“以道德化天下”,让人民“安居乐业”!这是非同一般的。
由于各种原因,郭沫若本人和研究者对这两部历史剧的意旨都没有如实地阐发。
现在有必要做一番揣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