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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学刊2019年第2期（总第128期）生平研究郭沫若归国抗战真相廖久明（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四川乐山614000）摘要:发表在《同舟共进＞2018年第1期的《郭沫若归国抗战始末》尽管写得有鼻子有眼，实际上却从头错到尾。
由于该文错误实在太多，一一指出太费事，本文仅就“郭沫若归国抗战始末”本身的以下内容提供一d材料和看法：一、郁达夫1936年底到日本去的原因和情况，二、郁达夫1937年为郭沫若归国事所做的努力及所起的作用，三、王苴生在郭沫若归国问题上所起的作用。
就本文所写的三件事情而言，第一件基本可为定论，因为有档案材料为证，第二、三件缺乏核心问题的档案材料，所以仅具可能性。
关键词：郭沫若；归国抗战；真相中国分类号:K825.6文献标识符:A文章编号：1003-7225（2019）02-0013-08《同舟共进＞2018年第1期发表的《郭沫若归国抗战始末》①尽管写得有鼻子有眼，实际上却从头错到尾：郭沫若不是1927年3月20日而是30日到朱德家并于次日写作《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郭沫若1937年7月27日回到上海后,8月2日岀席中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举行的欢迎会是郭沫若归国后第一,8月7日院看《保卫卢沟桥》专场演岀最第日中上海日同学救亡会会举行的欢迎会是，的文却：月文之家文，有4篇同的文：《郭沫若归国抗战始末》明，《文》2004年第2期）、《郭沫若归国抗日始末》，《文》2004年第7期）《郭沫若归国抗日始末》之，《》2004年第12期）《郭沫若抗日归国始末》秀,《＞2008年第2期）。
看，歹的言继续下去,2008年便始研究郭沫若归国抗战的笔者确实有必要写作文指岀其错误。
由于文的错误实在太-一指岀太费事，现在仅就“郭沫若归国抗战始末”的以下容提供一点材料和看法:一、郁达夫1936年底到日去的原因和情况，郁达夫1937年郭沫若归国事所做的努及所起的作用，三、抗战爆发王P生的情况及在郭沫若归国上所起的作用。
郭沫若的家国情怀作者：周兴飞来源：《新作文·金牌读写初中生适读》2015年第12期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全面战争。
带上武器，在枪林弹雨中打击敌人是最重要的反侵略方式，而运用文字和艺术的力量，鼓舞人民斗志，增强人民自信力、自豪感，也是不可或缺的抗战力量。
在抗日战争中，众多学者、文学家、音乐家、戏剧家、画家积极用手中的笔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很多人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国著名的诗人、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便是这支笔部队的重要组织者，也是坚守时间最长，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富的著名战士之一。
那时，有许多人都去日本留过学，许多人在留学期间逐渐被“日化”，忘记了祖国——中国。
没有被日化的除鲁迅外，还有郭沫若。
留学期间，郭沫若从实践中不断加深了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由此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
他在日本的心情就像当年的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异地，但始终不忘自己的祖国。
1915年4月，留学日本的郭沫若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内容是：欧亚战争，尚未解决，中日交涉现亦在胶葛，想不出今夏当必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也。
现在国家软弱到如此地步，生为男子，何能事不学无术，无一筹以报国也。
这封信生动地表现了一个青年爱国者的胸襟气概和壮志豪情，一旦涉及到国家的利害和民族的安危，郭沫若的感触总是十分敏锐，情绪总是十分激昂。
1915年5月7日，当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逼迫承认“二十一条”的时候，郭沫若再也不能忍耐，立即邀请几位留日同学一同回国，决心投笔从戎，为保卫祖国献出自己的一切。
当他们回到中国的时候，袁世凯政府已向日本军国主义屈服了，郭沫若等热血青年的爱国行动得不到任何支持。
他们十分无奈，只好返回日本继续学习。
留学期间，郭沫若不断了解到日本的居心叵测，更激发了他的爱国情怀。
1920年3月，郭沫若同田汉参加福冈的工业博览会，他在博览会上看到了几个恼人的别馆，沿海而立。
第一是“朝鲜馆”，其次是“台湾馆”，最可恨的是，还设立了一个“满蒙馆”。
Politics & Economy / 政经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郭沫若旧居天官府8号抗战文化的缩影文化界的战斗堡垒Tianguanfu No. & Guo Moruo 5s former residenceEpitom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battle fortress of cultural circle□文/本刊记者杨艳 图/本刊记者唐安冰近年来，重庆市通过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让老建筑讲 述更加鲜活、立体的党史故事，一批批承载红色记忆的旧址 “新”装面世。
今年，郭沫若旧居、中法学校旧址、中共重庆地委旧址、沈钧儒旧居等陆续对外开放。
依托这些革命遗址开设的主题展览，给广大市民接受党史教育、汲取奋进 力量提供了重要的载体。
经过整体保护修复的郭沫若旧居天官府8号，现作为新的陈列馆已试开馆。
记者第一时间前去打探这座见证过重庆历史风云的旧址。
顺着渝中区七星岗伏牛巷缓坡向上，青色墙面、绿苔点缀的石板散发着旧时光的味道。
在小巷深处，一扇砖石结构的朱红大门格外显眼。
走进这扇雕花红门，豁然开朗。
粗壮的黄葛树下，红色柱子、白墙灰顶的两栋三层小楼静静 矗立，这便是赫赫有名的“天官府8号” o这里曾是国民政府重庆市第一任市长潘文华内弟的私宅，后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暨文化工作委 员会办公处所。
郭沫若自1938年起在此办公及生活，直到1946年5月离渝赴沪。
因此，这里也是抗战时期众多在渝30 The World andChongqing《文化洪波一抗战中的郭沫若与文工会》展。
文化名人的重要聚会场地，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沈雁冰、老舍、陶行知等都曾是这栋小楼的常客。
当地人称它为"郭沫若旧居”或"天官府8号”o该组建筑建于20世纪30年代，原名“天庐”,由主副两栋三层中西式砖木结构建筑组成。
两栋楼房建筑面积共有600平方米，砖木结构、歇山式大屋顶，为外廊式中西合璧建筑装饰风格。
郭沫若的名言名句导言郭沫若，字东山，湖南浏阳县人，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郭沫若的作品内容广泛，包括诗歌、散文、戏剧等多种文学形式；他的名言名句深受人们的喜爱和传颂。
他的思想和艺术观点，对于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和中国的革命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下将就郭沫若的名言名句进行全面、详细、完整且深入地探讨。
二级标题1. “世界之所以美，就是因为在各种事物之中存在着美。
”这句话出自郭沫若的《文艺复兴的哲学基础》一文。
这句话表达了郭沫若对美的理解和对世界的感悟。
他认为美不仅仅存在于艺术作品中，而是广泛存在于世界的各种事物之中。
郭沫若并不认同那种认为美只存在于精美绝伦的艺术作品中的观点，他认为美可以是简单的生活琐事中的一瞬间，可以是自然界中的一朵花朵，可以是一段美妙的音乐旋律。
他的这种观点使我们重新审视世界，发现了美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的存在。
这也激励着我们在生活中去发现美，去创造美。
2. “诗是一个民族魂魄的镜子。
”这句话出自郭沫若的《论诗》，它揭示了郭沫若对诗歌的理解和对诗歌的社会意义的思考。
郭沫若认为诗是表现一个民族精神风貌的重要形式。
诗歌能够通过各种表达方式，真实地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道德风貌和历史沿革。
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我们看到了他描绘出的中国人的苦难、斗争和希望。
他在自己的诗歌中呈现出中国人民的爱国心、民族气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句话也意味着诗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传承的重要文化遗产，它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和文化的血脉。
3. “我自觉自己是一个战士。
”这句话出自郭沫若的《我是一个志愿兵的日记》一文，是郭沫若自述自己作为志愿兵参加抗日战争的心路历程。
这句话表达了郭沫若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和对战争的坚定信念。
他把自己视为一个战士，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参军参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在文化战线上斗争的战士。
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期间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原则，积极投身于文艺创作和文化事业，为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论郭沫若晚年佚作中的日本情结
逯艳
【期刊名称】《淄博师专学报》
【年(卷),期】2012(000)004
【摘要】在郭沫若晚年佚作中，提及日本的地方达到十二处。
郭沫若晚年的日本情结并不是兀自出现的，而是对早年日本情结的一种自觉或无意识的顺承。
从这一角度，我们也能更好地撇开以往某些秉持“政治先行”思维去误读存在特定政治背景下的郭沫若的论断，能用更客观更坦诚的眼光去看待那个首先作为生命个体的郭沫若。
【总页数】5页(P30-34)
【作者】逯艳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7
【相关文献】
1.记郭沫若佚作《讨论〈马克斯进文庙〉》 [J], 逯艳;
2.试论郭沫若晚年民族主义情结 [J], 逯艳
3.关于晚年郭沫若佚作中“大寨”的几点看法 [J], 逯艳
4.建国后郭沫若两篇佚作笔名考释 [J], 张勇
5.郭沫若佚作《敝帚集》见证辛亥革命历史 [J], 秦川;郭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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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郭沫若抗战史剧中的信念之美摘要：郭沫若所创作的一系列历史话剧，始终有一种为国而忧，吊民伐罪的使命感。
剧中人物为这种使命所驱使，与命运相抗争，不畏强敌，不受利诱。
不惜以命相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了自己心中的信念牺牲一切。
真正达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境界，给人以强大的感染力。
主题词：郭沫若历史剧抗战信念郭沫若是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文豪，被誉为鲁迅之后左派文化运动的新旗手。
他在考古学方面造诣颇深，专注于历史研究和考据之学。
这些扎实的学术功底，为郭沫若在历史剧的创作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他如鱼得水，将历史典故重新编排，借古喻今，为现实政治服务，并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成为文学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笔。
为中国的文学宝库又增加一笔宝藏。
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中，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抗战戏剧，这些戏剧为他带来了戏剧创作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这些抗战戏剧，借着中国古代英雄志士的故事，宣扬抗战到底的决心，鼓舞民众同仇敌忾，和投降派，分裂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与日本帝国主义奋战到底。
这些历史剧的出版和上演为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许多热血青年就是看了史剧之后奔赴前线的。
郭沫若历史剧的感染力可见一斑。
自1937年七月从日本归国，郭沫若博古怀今，从戎不能，便像鲁迅那样“用笔当作枪，书写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南冠草》，《高渐离》等几部抗战历史剧作品。
这几部作品讲的都是英雄志士在国破家亡之际如何同爆敌相抗争的故事。
《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发生在强秦扫灭六国之际，而《南冠草》则是发生在清灭南明的时候。
郭沫若借历史上的外敌入侵，来比喻日寇入侵中国，古人怎么做，当今的人又怎么做。
郭沫若的立意就是以古人为榜样：一心为国，知晓大义与大气节，虽身死而不惧。
郭沫若的这几部历史剧，其结局都是主角或主角之一慷慨赴死，无一例外。
郭沫若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目的又是什么？他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五部历史剧中，有忧国的士大夫，国之干城，有屠狗为业的刺客，更有身遭摧残矢志不移的琴师和刚烈的女子。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同步练习一、论述类文本阅读阅读下文，完成各题。
青春心态：“五四”文学审美心理素描①这个概括来源于徐志摩，《默境》中他写道：但见玫瑰丛中，青春的舞蹈与欢容，只闻歌颂青春的谐乐与欢踪。
轻捷的步履，你永向前领；欢乐的光明，你永向前引，我是个崇拜青春、欢乐与光明的灵魂。
②这里青春、欢乐、光明是三位一体的，“五四”作家的宗教就是青春与欢乐、光明三位一体的“青春教”。
“五四”作家不是将欢乐当成是一种消费和闲暇来对待的，“五四”作家不是简单地将光明当作外在于个人的目标来认识的，他们是将欢乐、光明融合在个体的人的生命形态——“青春”之中，“五四”作家的青春教又是光明教和欢乐教。
正因如此，“五四”文学开辟出一条以欢乐、光明、青春心态为宗旨的审美战线以反对封建文学的自虐、黑暗、老年心态。
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是以青年为突破口来建设“五四”青春型文化的。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在其发刊词《敬告青年》中竭力赞美青年。
《新青年》杂志将“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作为自己的天职；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2卷1号上发表《青春》一文，认为中国以前之历史为白首之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成为“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
“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场青年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长老型文化的终结和中国现代青春型文化的诞生。
由此“五四”文学运动在这一背景中是与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青春型转向相应和的。
④“五四”新文学作家主体是青年，从新文学的创作主体这一角度来说，将“五四”文学说成是青年的文学是完全不过分的。
以1918年时“五四”作家的年龄为例，陈独秀、鲁迅两人算是比较大一些，其余李大钊29岁，周作人33岁，钱玄同31岁，刘半农28岁，沈伊默35岁，胡适27岁，都是很年轻的，至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陶晶孙、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冰心、丁玲等冲上“五四”文坛时许多人只20出头。
民族团结的文化支撑：中国局部抗战对文化领域的推动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中国面临着空前的危机。
多次抗日战争的爆发，为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同抵御外敌提供了机会和必要条件。
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成为民族团结的一大文化支撑，在这里我们重点介绍中国局部抗战对文化领域的推动。
一、中国传统文化在抗战中的表现1.爱国主义的传播在抗战期间，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爱国主义，强调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因此在新闻出版、广播、电影、戏剧等各种文化领域均有相应的表现。
例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鸳鸯刀》等武侠小说将抗战情节融入其中，表达了对祖国的不屈不挠的爱与忠诚。
同时，还有很多抗日题材的戏剧、电影、广播剧等，如郭沫若的话剧《领袖》和电影《飞虎队》等，都以爱国主义为主题，鼓舞和号召人民加强团结和抗日斗争。
2. 中国传统文化的激励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来都被认为具有激励人民斗志的力量，在抗战期间也不例外。
在经济疲软、民众情绪低落的情形下，金庸的武侠小说和郭沫若的话剧、戏剧等，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激励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和勇气。
此外，抗战中民间文化的形成和流行也使传统文化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如各地民间剧种，如豫剧、山西梆子、秦腔等，都以抗敌情结为主题，如豫剧《红旗渠》、山西梆子《刘蓝溪》等，这些剧目依靠真实的战斗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激励了广大群众的斗志。
3. 民族精神的弘扬在抗战期间，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强调了民族精神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是指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忠诚和奉献，是一种孝道、忠诚、诚信、勇敢等品德。
而在抗战期间，这种民族精神得到了更加深入、广泛的展示和宣扬。
如飞虎队成功完成任务，红军长征成功，都包含了巨大的民族精神成分。
多年的动荡和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的团结意识、紧迫感、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奉献精神，形成了民族集体意识。
二、中国局部抗战的文化推动1. 文化领袖的振兴在中国局部抗战中，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振兴得到了全民支持。
论郭沫若文化抗战论与中日文化启蒙的话语关联(一)
论文关键词郭沫若；文化抗战；日本文化；启蒙思想
论文摘要郭沫若借助于日本和中国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共同形成的“进化论”和“改造国民性”
两大启蒙话语方式，延续着“毁灭一创造”的思维模式，构建了“文化抗战”思想体系，将战争
中救亡图存与改造国民性的两大任务有机联系起来，将对外反侵略战争和对内反封建的两重
任务与文化创造联系起来。在特殊形势下对民族现代文化进行了艰难的重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日本蛰伏了十年的郭沫若放弃了纯文学和学术的研究，回到祖国，
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战争宣传组织工作中。在犬牙交错的政治军事的复杂局势中，众多矛盾
赋予了他多重的角色，他以通权达变的政治智慧开始了他的人生角色穿梭。郭沫若在与世界
和国内各党各派各阶层之间的对话中，其大量言论构成一种“活”的话语系统，充满着意向性、
指向性、无不具有“在场”感。
在抗战宣传的艰难对话中，郭沫若首先面临着中日两国历史和文化关系问题。中日两国的关
系，长期以来“剪不断，理还乱”。近代以来，日本作为中西文化之桥，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
的形成，起到过很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中国近现代许多重要的思想家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
日本现代启蒙思想的熏染。特别是进化论和国民性问题，已经成为中日两国在现代化启蒙中
共有的话语方式。
郭沫若对日本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他曾在日本居住近二十年，对日本侵华战争发动的文
化心理和国民基础，有着深刻的体验。另一方面，日本是郭沫若的妻国，也可以说是他的第
二故乡，日本的自然风物及人情，带给他创作的许多灵感。这里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也催
生了他的许多学术研究成果。应该说，郭沫若在文学创作、文艺思想乃至思维方式上，自觉
或不自觉地吸收了大量日本文化的要素，这从郭沫若与日本现代著名史学家内藤湖南关系可
见一斑。
内藤湖南是日本京都大学史学教授，是日本中国学领域内两大学派之一“京都学派”的领军人
物，有非常深厚的汉学造诣，曾十次来华考察，并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问题专着，并长期地
保留着与中国学者直接的学术交流，是著名的“支那通”。由于他的著作在日本学术文化界影
响很大，被称为“内藤史学”。辛亥革命后，内藤积极筹划，安排了王国维、罗振玉避居京都。
这两位学者的到来及学术交流，直接将二重证据法(即地下实物与文献资料的相互印证)。注
入京都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之中。郭沫若1928年避难日本后，转向历史考古研究时，曾将
关注目光投射到京都学派身上。1932年，在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的推介下，郭沫若前往
京都拜会了该学派盟主内藤，并在其书斋“恭仁山庄”进行了学术交流，郭沫若谈及甲骨文研
究的见解，第二天还以诗词《访恭仁山庄》表达对内藤的敬重，内藤也向郭沫若提供了所需
的拓本资料。内藤去世后，郭沫若从报上得到这一消息，“为之抚然者长之”。1955年，郭
沫若到日本访问时，还特意凭吊了内藤的墓。可以说，郭沫若在辨证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具
体运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在日本期间成功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与京都
学派的学术滋养是有一定联系的。
从上述个人交往事实中，也可以看到郭沫若与内藤之间应该是有一定的学术情谊的。但是在
抗日战争特定的语境下，郭沫若没有记载这些交往事实，反而在文章中公开批判了内藤和日
本学者对中国历史及现状的价值判断。这是由郭沫若回国后，作为民族文化代言人的身份所
决定的，是由维护民族尊严和根本利益的政治立场所决定的，当中日间成为交战的敌对国时，
卿卿我我去奢谈两国学者间个人的学术友谊是不可能的。纵观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大量的对日
言论，可以看到他主要着眼于在日本受歧视，受欺凌的生存体验，直面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关
注的国民性问题和进化论思想，从文化的根基上去揭露日本侵略的国民“根”性和文化心理逻
辑。
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首先是以民族优越感作为心理基础。在东方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中，
日本的崛起和发展是不容抹杀的事实，但这种民族优越感却成为他们蔑视中国，侵略中国的
口实。早在19世纪末，被称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曾发表文章，将
西方用武力进行领土扩张和资源占有视为文明开化。在他的眼中，由于日本向西方学习，已
经脱亚入欧，成为先进文明的代表。而中国则处在野蛮的阶段，其政治腐败、人心涣散、目
无法纪、溃不成军，而且敢干蔑视西方列强及日本帝国。因此，他称“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
蛮的战争”，在一篇《直冲北京可也》的文章中，公然说“今天的战争虽是日清两国之争，实
际上却是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战，其胜败如何关系到文明革新的命运。应该意识到我
国是东亚先进文明的代表，非国与国之战，而是为着世界文明而战”。福泽谕吉的日本文化
优越论，在某种程度上构成日本上层对华侵略的基调，抗战爆发后，文学博士井上哲次郎也
着文阐述“日本文化比支那文化高得多。低级文化国家要打败高级文化国家，在今天是不可
能的”。
在上述中日文化关系的解构下，日本主流意识形态进一步在中、日国民性的对比中，最大限
度地夸张、美化日本国民性的优越，如同德国将所谓的日耳曼民族纯正血统与犹太民族的优
劣对比，为疯狂的法西斯战争寻求种族依据一样，日本文人学者以古典著作《古事记》中的
神话作依据，将天皇看成是神的子孙，日本民族则是天然的“天孙民族”。当前文化中心移向
日本后，日本即成为亚洲领导者，亚洲文化的代表，天然地担负着统一亚洲，建立大东亚秩
序的使命。因此，在日本的国民性研究中，粉饰夸大民族优势，刺激培养日本国民的亚洲意
识，成为他们在这一领域的主导趋势。日本所谓的支那文化研究专家冈仓天心吹嘘说：
我们这个民族身上流淌着印度、鞑靼的血，我们从这两方面汲取源泉。我们能够把亚洲的意
识完整地体现出来，这是我们的与这种使命相适应的一种有着未曾被征服过的民族所具有的
自豪，我们有着这样一种岛国的独立性，我们就能够使日本成为保存亚洲思想和文化的真正
储藏库。
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为什么强大》一文中，认为：
日本的强大是天生的。日本人名誉心强，性格要强，吃苦耐劳。关键时刻敢于牺牲。我认为，
决不苟且偷生的性格，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赞颂了本民族性、国民性的优越后，日本学者在中、日两国国民性的比较中，肆意夸张中
国国民弱点。著名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在中国上海游览之后，大肆渲染丑陋、肮脏的支那形象，
他描绘上海的湖心亭说
近处竖立着的中国风格的亭子，泛着病态的绿色的水池，以及哗哗地朝这倾泻的小便——这
不是一幅可爱的忧郁的风景画，同时又是我们面前这个老大帝国的可怕的象征。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日本的学者文人在“国民性”话语框架下提出的上述观点，是与20世纪
初大量留日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文化的互动中提出的启蒙思想掺杂在一起。明治维新后，
对“进化论”、“民族性”、“国民性”等问题的探讨，成为日本文化界和关注的热点。而严复、
梁启超、鲁迅等启蒙思想家在日本文化语境的影响下，对改造国民性的思考和呼吁，也成为
中华民族现代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对民族吃人历史和国人“精神胜利法”、“狼羊
性格”的刻划，都有日本学者对中国国民性的描绘作提示。留亡日本的中国革命者和留学日
本的知识分子，在日本的生存体验中，在日本现代文化语境中，有感于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
野心，有感于日本民族在东方的崛起，才引发了我国仁人志士强烈的民族危机感，才迫不及
待地接受了优胜劣汰的进化理论，并引申出“改造国民性”的重要话题，从而奏响救亡图存、
改造中国的文化启蒙主旋律。
关于国民劣根性的种种表现，使从日本回国后的郭沫若同样忧心如焚，比如，日本学者眼睛
中看到的湖心亭景象，郭沫若在他的小说《湖心亭》中也有类似的描写，他看见湖心亭的之
字曲桥，成了“一个宏大的露天便所”!湖水更是“混浊得无言可喻的了”，面对这种情景，作者
愤慨地评论道：
“——哎，颓废了的中国，堕落了的中国人，这儿不就是你的一张写照吗?古人鸿大的基业，
美好的结构，被今人沦化成为混浊之场。这儿汹涌着的无限的罪恶，无限的病毒，无限的奇
丑，无限的耻辱哟!”
虽然在芥川龙之介和郭沫若眼中，同时将湖心亭的脏、乱、差，看成是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形
象反映，但他们反映表现的立场却有根本的不同。郭沫若对自己民族国民劣根性的愤慨，是
基于恨铁不成钢的痛心疾首。而日本学者将我国的国民弱点进行夸张，归之于“支那恶”，大
造“支那”民族退化的舆论，实际上是为日本侵略我国，制造了冠冕堂皇的借口。他们对中日
两国的国民性进行对比之后，就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认为日本对华战争是以“日本善”打倒
“支那恶”，甚至是日本对中国报恩的圣战。
抗战爆发后，中日两国在政治、军事上的对立，和文化渊源上的缠绕，造成中国好些知识分
子复杂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是民族、国家的生存危亡，另一方面是对日本强大的实力羡慕和
日本文化在情趣上的共鸣。因此，在抗战宣传中，既要揭露日本侵华的文化心理基础，又要
从日本现代启蒙文化中剥离出对中国抗战有用的文化要素，在延续五四思想启蒙传统的前提
下，建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这对郭沫若而言，无疑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