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中西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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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打服饰审美诟病的文化观照正如卡西尔所言,“人是符号的动物,人的种种形态,如宗教、与科技等,都是符号功能的集中表现”L1],服饰是一种符号,这一点无可争议。
郭沫若先生曾言:“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意即服饰在进入文明时代后,除了满足调节体温、保护身体的基本生理需要外,还应该具备区别身份、表达信仰的需要与遮蔽弱点、突出个性的审美意趣需要。
如此,得体的散打服饰作为民族体育服饰,除了满足项目运动的基本需求外,还应具有承载文化、打造特色,舒适视觉的功用,成为传统审美符号。
诚如奥古斯汀所言:“符号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想到在这个东西加诸感觉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
”就是说,散打服饰设计要实现尽善尽美还须其映入眼帘便能引起观众对武术文化的无限遐想;内涵的民族文化元素意味隽永,越品味越能产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使人产生一种审美的移情。
可综观现有的散打服饰,远未达到如此效果,尤其是其对西方身体文化的张扬、对民族服饰文化彰显的缺位、对时尚文化的表达乏力等诸因素使得其审美效果与传统审美诉求产生了抵牾。
因此,文化回归、民族自觉之际,基于散打服饰的现状,深度挖掘其产生审美诟病的文化基础,为散打服饰的改进提供智力支持是发展视野中的理性选择。
1 停滞不前的散打服饰发展1.1散打服饰的发展历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转型,使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思想的氤氲与实践成为可能,在此背景下,武术对自身学科发展规律的回归与恢复被提上了日程。
1979年国家体委有关部门在组织老中青三代武术人、大量动用物力和财力的基础上开始了对散打的全面实验与摸索。
时至今日,散打服饰由最初的五颜六色、形制迥异、面料不一、图案随意,到1 982年比赛规则对红、黑两种颜色的确定;从1989年散打快速发展阶段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对散打比赛服装的重视,到1997年中国武术管理中心对散打服饰的设计与制作的公开招标;从中标公司对域外武技,如拳击、自由搏击、泰拳运动服饰的无意借鉴到形成今天运动员的散打背心短裤。
论梁实秋对中西文化的沟通高旭东提 要 梁实秋在现代中国不同于鲁迅、梁漱溟等将中西文化看成是异质性的文化,而是与胡适、郭沫若等人一样,认为中西文化可以相互认同。
他以西方的古典的与浪漫的概念,来沟通中国的儒家与道家的文化与文学,并且认为应该以古典的与儒家的文化来抵制浪漫的与道家的文化。
尽管梁实秋在许多方面以西方的观念为价值准绳,但他终究是穿着西装的孔夫子。
关键词 梁实秋 古典的 浪漫的 中西文化 沟通在现代中国有两类不同的文化人,一类是鲁迅、梁漱溟等,将中西文化看成异质性的不同的文化,鲁迅与梁漱溟都认为中国文化是早熟的自我满足的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异质的,梁漱溟甚至还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一一排列,并指出其实质性的差异。
一类是胡适、郭沫若、吴宓、钱锺书等,认为中西文化根本上就没有本质的差异,而是大同小异,胡适认为文化作为人类生活的样法是一致的,中西的不同仅仅在于当年鞭策西方的情境与力量又来鞭策中国了,钱锺书认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郭沫若则在孔子身上发现了康德和歌德,在庄子身上发现了泛神论,在“三个叛逆的女性”身上发现了现代的个性解放。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观的差异,与他们是那个阶级、那个集团乃至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及其文化选择统统无关。
譬如,按照我们传统的说法,鲁迅、郭沫若是“无产阶级”的,胡适、钱锺书是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吴宓、梁漱溟是属于“封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笔者也搞不清楚,总之是出现了“一个阶级说两样话”的怪现象;在文化选择上,鲁迅与胡适都具有浓重的西化倾向,而梁漱溟、吴宓则对传统文化特别有感情。
梁实秋很少谈文化,他谈的更多的是人性,但是学贯中西的梁实秋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中西文化观,更不可能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语境下,避开在中西文化之间的选择。
比较而言,梁实秋的文化观与鲁迅、梁漱溟等人的相悖,而更接近吴宓与钱锺书等人,就是并不将中西文化看成是什么异质的文化,而是认为中西文化是类似的,是可以相互印证的。